生产函数是对生产投入与利用这些投入所能获得的产出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述。按照通常的理解,它描述的是在特定技术水平下,每一种投入组合在技术上所能实现的最大产出。一个简单的表达式是 ,其中, 表示产出, 表示资本服务, 表示劳动服务。更详细的表达式还会纳入原材料、能源、土地、劳动者技能、组织能力和时间等因素。
生产函数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都占据核心地位:在前者中,它描述企业在技术上可行的生产选择;在后者中,它有助于解释全国产出、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生产函数将工程技术约束与经济选择联系起来:技术决定能够生产什么,而价格、制度和目标则影响最终选择哪一种可行的生产方案。其表面上的简洁掩盖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如何衡量投入、投入之间如何替代、如何评价技术效率,以及从单个生产单位观察到的关系能否有意义地用于描述整个经济。
技术、投入与生产前沿
生产函数表示可行生产的边界,并不一定代表每个生产者实际实现的产出。设 为非负投入向量。单一产出技术可以写为
等式所描述的是生产前沿;位于前沿下方的观测值,可能反映产能闲置、协调不善、设备故障或其他形式的技术无效率。不过,在实证研究中,估计得到的“生产函数”有时描述的是实际产出的平均水平,而不是生产前沿。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观测到的产出增长,既可能源于技术进步,也可能源于对现有技术更有效的利用。
一种更一般的表示方式是生产可能性集合,它包含所有可行的投入与产出组合。这一框架能够容纳多种产品、联合生产以及非期望产出。例如,奶牛养殖场在生产牛奶的同时,也产出犊牛和粪便;发电厂在生产电力的同时,也产生废热,并且可能因所用技术的不同而产生排放物。要将这样的生产过程简化为单一标量产出,就必须选定一种主要产品,或构建一个产出指数。这些选择会改变所得函数的含义。
投入也必须用具有经济意义的单位来界定。一台机器在一个月内提供的服务不同于它的购置价值,工作时数也不同于雇员人数。劳动可以按职业、经验或人力资本加以区分。资本可以包括建筑物、车辆、软件及其他无形资产。当产出按总产出计量时,投入通常包括材料和外购服务。当产出按增加值计量时,中间投入已在核算中扣除,但要将增加值视为资本和劳动的技术函数,还需要额外的假设。
许多理论模型假定存在自由处置:多一份可用投入不会降低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因为生产者可以将其闲置不用。因此, 对每一种可自由处置的投入都是弱递增的。这一假设涉及可供选择的生产机会,而不是强制使用投入;施肥过量可能损害作物,但有额外肥料可用,并不一定会减少可行产出。其他常见假设包括连续性、可微性以及生产集合的凸性。这些假设都不具有普遍适用性。高炉运行有最低投入要求,运输网络包含不可分割的基础设施,而实验室可能只有在若干互补部件组装到位后,才能取得有用的成果。
因此,生产函数是一种有条件的描述。它通常将产品质量、制度安排和特定环境视为不变。即使记录中的劳动和资本没有变化,供电可靠性、管理方式或外购部件质量的变化,也可能使测得的产出发生变化。
边际产量、等产量曲线与替代
一种投入的边际产量,是指在其他投入保持不变时,小幅增加该投入所获得的额外产出。对于可微函数 ,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分别为
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量。只有结合关于企业目标和市场条件的假设,才能据此对工资或资本收入作出判断。
收益递减原理指出,在超过某一临界点后,保持其他投入不变而增加一种投入,所带来的产出增量会逐渐缩小。在光滑的两投入模型中,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对应于 。在机器数量固定的情况下增加工人,起初可能有助于提高专业化程度,但最终工人会争用设备和工作空间。边际收益递减不一定在所有生产规模或所有投入组合下都成立,也不意味着总产出会下降。边际产量为正但不断下降,意味着产出仍在增加,只是增速放缓。
等产量曲线是能够生产相同数量产出的所有投入组合构成的集合。对于给定的 ,有
以劳动为横轴、资本为纵轴时,其斜率为
按照这一约定,正比值 就是劳动替代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它衡量的是,在产出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小幅增加时可以减少多少资本。凸向原点的等产量曲线通常表示,随着一种投入变得相对充裕,进一步用它替代另一种投入的余地会逐渐缩小。装配线可以用设备取代一部分人工搬运,但若要省去几乎所有工人,可能就需要投入不成比例的大量资本。
替代弹性衡量投入比例对边际技术替代率变化的反应程度。对于两种投入,一种定义是沿等产量曲线取
较大的替代弹性表明,相关边际产量比值只需发生较小变化,投入比例就可以出现较大变化。较小的替代弹性则表明,投入之间在技术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不应将替代关系与一种投入对另一种投入边际产量的影响混为一谈。交叉偏导数为正,即 ,意味着增加资本会提高劳动的边际产量。但仅凭这一点,无法确定替代弹性的具体大小。在投入超过两种的技术中,替代关系更为复杂:能源与劳动是否表现为可以相互替代,可能取决于资本是固定不变、可以自由调整,还是可以通过成本最小化选择作出相应调整。
规模报酬与时间跨度
规模报酬描述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时,产出如何变化。如果对于任意正的缩放因子 ,都有
则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如果投入按比例扩大带来的产出增幅超过投入增幅,则为规模报酬递增;如果产出增幅低于投入增幅,则为规模报酬递减。更一般地,如果一个函数满足
则称其为 次齐次函数。、 和 分别对应规模报酬不变、递增和递减。
规模报酬与边际报酬递减有着根本区别。一种技术可能对每一项投入都表现出边际产量递减,但在所有投入同时扩大时,仍表现为规模报酬不变。例如, 中,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都递减,但两种投入同时翻倍时,产出也恰好翻倍。混淆这两个概念,会掩盖改变投入比例与改变整体经营规模之间的区别。
规模报酬递增可能源于不可分割性、专业化或几何关系。规模较大的工厂可以将控制系统和维护设施的成本分摊到更多产出上。规模较大的团队能够支持小作坊无力设置的专业化岗位。有些表面上的规模报酬来自单个企业外部:随着行业扩张,密集的供应商网络或当地熟练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可以提高生产率。这类集聚经济应与单个生产单位在技术层面的规模伸缩特性区分开来。
生产函数也因短期与长期而异。在短期内,至少有一种投入是固定的。餐馆可以调整食材采购量和员工工时,而厨房面积保持不变。因此,其短期生产函数可以写为
其中, 表示固定资本, 表示原材料。在长期内,餐馆可以重新设计厨房、搬迁或增设营业场所,因此相应的可行集合更大。“长期”指的是足以完成调整的时间,而不是固定的几个月或几年。
规模报酬与规模经济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前者描述实物生产关系,后者描述平均成本如何随产出变化。在投入价格不变且满足通常的成本最小化假设时,规模报酬递增一般会带来平均成本下降。但是,采购折扣、融资条件、税收和组织成本都可能改变平均成本,而实物生产技术并不发生相应变化。反过来,即使底层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增,扩大生产也可能面临投入价格上涨。因此,技术层面的规模特性与平均成本之间的联系取决于经济环境。
主要函数形式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应用最广泛的函数形式之一:
其中,,各指数表示产出弹性。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加 1%,产出约增加 %。规模报酬取决于 。当两个指数均为正时,这一双投入函数的替代弹性等于 1。其对数形式为
这一形式便于估计,但取对数并不能解决识别技术效应时涉及的统计问题。
一个涵盖范围更广的函数族是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简称 CES 函数。其一种参数化形式为
其中,、,且 。该函数的齐次次数为 ,两种投入之间的替代弹性为
在 处,该表达式通过极限来定义,所得结果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当 时, 趋近于 1 的极限对应线性技术,而 趋于负无穷的极限则对应固定比例技术。不同文献采用的参数约定有所不同,因此,解释估计得到的替代参数时,必须以其所在的方程为依据。
列昂惕夫生产函数描述投入比例固定的情形:
生产一单位产出需要 单位的资本服务和 单位的劳动。一旦劳动成为约束产出的瓶颈,单独增加资本就无法带来任何新增产出。这一形式适用于工艺要求严格固定的生产过程,并与投入产出分析密切相关。其替代弹性为零是一种建模上的近似:即使某些行业的操作规程十分固定,在较长时期内也可能采用不同的设备或工艺。
另一个极端是线性函数:
它将各项投入视为完全替代品。任一种投入都能以恒定的技术替代比率替代另一种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最小化通常会产生角点解,即仅使用按有效投入量计算成本较低的那一种投入。
更灵活的实证函数形式包括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作为对数形式的二阶近似,它允许产出弹性和替代关系随投入水平而变化。这种灵活性也有代价:系数数量会迅速增加,而且在数据覆盖范围之外,单调性或曲率条件可能不再成立。因此,函数形式不仅影响统计拟合效果,也影响对规模报酬、投入替代和技术变迁的预测。
成本最小化、要素需求与收入分配
生产函数描述了可行的生产方式,但并未指明企业会选择哪种投入组合。这种选择可以通过数学优化来建模。在投入价格为 时,生产目标产量 的企业求解如下问题:
由此得到的成本函数概括了达到目标产量所需的最低支出。在适当的正则条件下,生产函数与成本函数是对同一技术的两种对偶表述。因此,研究者可以利用支出和投入需求数据来研究技术,而不必直接估计产出。
对于满足光滑性条件的内点解,若劳动价格为 ,资本服务价格为 ,则成本最小化要求:
企业使投入之间的技术替代比率等于其价格比率。如果劳动相对于资本变得更昂贵,在投入可相互替代的技术条件下,企业通常会转向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投入组合。这种反应的幅度取决于替代的可能性、调整成本,以及其他投入是否也能改变。在投入比例固定或约束具有约束力的情况下,常见的相切条件可能不适用。
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且产出市场和投入市场均为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内点解满足:
企业使用每种投入,直到其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其价格。如果企业在产出市场上拥有市场势力,相应条件就要用边际收益代替产出价格。如果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买方势力,增加劳动投入所需的边际支出就不一定等于工资。因此,不能自动将观测到的要素报酬解读为边际产品。
对于可微的一次齐次生产函数,由欧拉定理可得:
结合竞争性要素定价,这意味着在理想化的两投入模型中,资本和劳动的报酬恰好耗尽全部收益。对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资本的收益份额等于 ,劳动的收益份额等于 。这些都是有条件的理论结论,而非适用于所有经济体的恒等关系。
资本价格 是生产性服务的租赁价格或使用者成本,而不只是利率或机器设备的购买价格。它可能取决于融资成本、预期资产价格变动、税收和折旧。地租、企业家收入、固定成本和经济利润也使实证研究中的收入份额更加复杂。生产理论阐明了技术如何影响分配,但分配还取决于所有权、制度、议价和市场结构。
技术变迁与增长核算
当可用技术发生变化时,生产函数也会移动。在希克斯中性的表示形式中,
的增加会使每一种投入组合下的产出同比例提高,而不改变给定投入组合下的边际技术替代率。这一参数通常称为全要素生产率,但其在实证测度中对应的指标所反映的内容可能不止技术。管理改进、遗漏的投入、利用率变化以及测量误差,都可能计入测得的生产率残差。
其他形式的技术变迁则会增强特定投入的效能。劳动增进型技术变迁,又称哈罗德中性技术变迁,表示为
而资本增进型技术变迁的形式为 。这些分类关注的是技术变迁以何种方式进入生产函数,而不只是是否涉及新机器或新的工作方式。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中,重新定义生产率项后,几种中性技术变迁的表示形式在代数上可能等价。而对于更一般的函数,它们对投入需求和收入份额有着不同的影响。
增长核算将产出增长分解为已测量投入的贡献和一个残差项。对于 ,取对数后微分可得
其中, 表示比例增长率, 和 为产出弹性。在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按竞争性市场定价的条件下,可以使用观测到的要素收入份额作为权重:
这一计算得到的是产出增长中无法由已测量投入的加权增长解释的部分。要将这一残差称为“技术进步”,还需要对投入质量、利用率、市场结构以及国民经济统计的准确性作出假设。
索洛—斯旺模型利用生产函数解释资本积累与长期增长。在规模报酬不变、每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报酬递减的标准设定下,增加储蓄会提高人均产出水平,但如果没有持续的技术进步,就无法永久提高其增长率。资本深化,即每名劳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增加,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其作用会逐渐减弱。
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则从经济体系内部解释生产率持续提高的某些来源。知识积累、研究与开发以及干中学所带来的收益,可以惠及开展这些活动的企业之外的主体。即使单个企业的私人生产函数表现出报酬递减,整个经济层面的生产关系仍可能存在报酬递增,因为知识具有部分非竞争性,或者会产生知识溢出。因此,在利用生产函数研究创新时,必须区分私人生产可能性与社会生产可能性。
估计、识别与生产率测度
估计生产函数,需要将技术因素与企业的决策及未观测到的条件区分开来。一个典型的企业层面模型设定为
其中, 表示企业至少部分知晓的生产率, 则表示未预期到的冲击或测量误差。核心难点在于,企业会在观察到有关自身生产率的信息后选择投入。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可能雇用更多工人、购买更多原材料。这样一来,普通回归就可能将实际上由未观测到的生产率所造成的产出差异归因于投入。
早在雅各布·马尔沙克和威廉·安德鲁斯于1944年开展的研究中,这一联立性问题就已是核心议题。后来的方法采用了工具变量、面板数据约束,或能够揭示原本不可观测的生产率的可观测决策。史蒂文·奥利和阿里尔·佩克斯于1996年提出的方法,在特定的单调性和动态假设下以投资作为代理变量,并明确处理了企业退出问题。詹姆斯·莱文索恩和阿米尔·佩特林于2003年提出的方法,则使用中间投入作为生产率的代理变量。这些方法影响深远,但其有效性取决于决策时序、信息和识别假设,而非某种普遍适用的统计修正。
测量本身还面临另一类挑战。资本通常依据过去的投资,以及有关资产退役和折旧的假设来构建。工作时长未必能够反映技能或努力程度的差异。原材料支出同时包含数量和价格因素。如果只能通过营业收入观测产出,那么定价较高的企业即使实物生产效率未变,也可能显得生产率更高。用全行业价格指数对营业收入进行平减,并不能消除企业特有的价格差异。因此,产品质量、需求状况和加价率都可能干扰本意在于衡量技术的估计结果。
前沿方法明确区分实际观测产出与代表最佳实践的边界。随机前沿分析通常采用如下设定:
其中, 是可正可负的噪声项, 表示技术无效率。在统计上识别这两个组成部分,需要依赖分布假设和其他约束。数据包络分析则利用数学规划,并依据特定的规模报酬假设来构建前沿。在标准的确定性形式下,该方法不区分测量噪声与无效率。
没有任何单一估计方法能够解决生产测度中的所有问题。灵活的函数形式可能需要数据中并不存在的变异;代理变量方法可能难以识别可自由选择的投入;前沿方法则可能对异常值或分布选择较为敏感。因此,要对实证结果作出可信的解释,就必须立足于具体的生产环境、决策时序、数量与价格数据的质量,并明确区分实物生产率与营收表现。
从企业到整个经济的加总
总量生产函数将全国或某一部门的产出表示为总投入的函数,通常写作
这种形式便于分析,但其解释比单一生产过程的生产函数更为复杂。各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同,采用的技术不同,面临的投入品价格不同,运营效率也各不相同。将它们的产出与投入分别相加,通常并不能保留一个共同的技术关系。要实现精确加总,技术、构成和配置都必须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
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假设两家工厂使用的劳动和设备总量相同,但生产率不同。总产出不仅取决于投入总量,还取决于投入如何在两家工厂之间分配。将工人重新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工厂,即使劳动或资本总量不变,也能提高产出。因此,估算出的总量生产率提高,可能反映的是资源配置的改善,而不是任何一家生产单位的技术前沿发生了外移。企业进入、退出以及产业构成的变化,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
资本的加总尤其困难,因为资本品具有异质性。卡车、半导体制造厂和软件系统无法按自然实物单位相加。货币估值使加总成为可能,但价值取决于价格,而且往往还取决于预期的未来收益。剑桥资本争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论辩,探讨了能否独立于收入分配来定义资本总量。技术再转换等现象表明,一种生产技术可能在低利润率和高利润率下都能实现成本最小化,却在中间利润率水平下不能做到。这动摇了利润率与以单一标量衡量的资本密集度之间存在简单普遍关系的观点。
全国产出本身也是通过国民经济核算构建出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加总的是各类经济活动的增加值,而不是将每一笔中间交易都计作最终生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计量需要价格指数、质量调整,以及针对产出难以观测的服务所采用的核算约定。因此,总量生产函数所联系的往往是统计指数,而非同质的实物数量。
另一个问题是,会计关系可能呈现出技术方程的形式。在要素份额及其变化符合某些特定模式时,以对数变化表示的收入恒等式可以生成与柯布—道格拉斯形式高度吻合的关系。因此,统计拟合度很高,并不足以证明总量生产函数已经识别出背后的技术关系。
总量生产函数仍可作为一种具有严格约束的近似工具,用于增长模型、预测和政策分析。不过,其系数除了可能反映工程技术层面的替代关系,也可能综合反映构成、利用率、配置和定价等因素。在将估算出的全国层面关系用于分析会显著改变生产结构的政策时,这一区别尤为重要。
多种产出、自然资源与组织边界
许多重要的生产过程无法用单一产出和两种投入充分表示。多产出技术通常通过转换函数来表述:
该函数描述多种产品在技术上可行的产出组合。炼油厂同时生产汽油、柴油及其他石油产品;医院提供多种服务,各项服务所需的资源和取得的效果各不相同。这些情形涉及产品组合和范围经济等问题,而单一产出函数无法直接回答这些问题。由于可以共享设施、信息或专业人员,联合生产两种产品的成本可能低于分别生产的成本。
自然资源带来的约束很容易在资本—劳动框架中被掩盖。农业产出不仅取决于机械和劳动,也取决于土壤质量、降雨量、水和温度。资源开采取决于矿石品位、储层压力和剩余资源储量。即使设备和作业方法有所改进,矿山观测到的生产率仍可能因优质矿藏耗尽而下降。因此,必须区分资源存量与资源流量:地下矿藏与一年内的开采量并不是同一种投入。
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应用经常使用嵌套生产函数。例如,模型可以先将资本和劳动组合成一种复合投入,再将其与能量相结合。不同嵌套层可以具有不同的替代弹性。嵌套结构具有实质性意义,而不只是计算上的安排:它决定了哪些投入较容易相互替代。长期替代可能涉及全新的生产工艺,而短期替代则受现有已安装设备的制约。
生产也会产生二氧化碳和废水等非期望产出。将这些产出视为可自由处置往往并不恰当,因为减少它们可能需要使用减排设备、更换燃料,或降低产出。环境生产模型可以施加弱可处置性假设,用来表示同时减少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需要付出成本。即使某种便于处理的数学设定允许投入之间相互替代,碳约束、资源可得性和物理守恒关系仍可能限制这种替代。
组织边界带来了另一个计量问题。企业将清洁、运输或软件开发业务外包后,其账面雇员人数可能减少,而购买的中间服务则增多。企业的人均产出可能因此上升,但整个生产链的效率未必获得相应改善。因此,外包、纵向一体化以及供应链的变化都会影响对企业层面生产数据的解读。
知识和数字系统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软件和数据通常可以以较低的边际成本服务更多用户,但要有效利用它们,仍然需要计算基础设施、维护、熟练劳动力和组织调整。生产函数必须区分创建可重复使用的投入品所需的成本与其在一段时间内提供的服务,也必须区分企业自身的生产率收益与可能存在的更广泛的信息外部性。
历史发展与方法论争论
生产函数背后的思想早于其现代数学形式。亚当·斯密在1776年强调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重要性,而19世纪有关农业与分配的讨论则考察了土地和劳动的报酬递减现象。大卫·李嘉图将较劣等土地的耕种与地租和分配联系起来。这些分析探讨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但未必明确提出一般性的多变量函数。
19世纪,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用数学形式表示生产,并发展了边际分析。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研究了边际生产力和要素配置,后来的经济学家则将生产纳入形式化的均衡与分配理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区分了不同的调整时期,并分析了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这些进展有助于在概念上区分技术可能性、投入替代与市场估值。
查尔斯·W. 柯布和保罗·H. 道格拉斯于1928年发表的《生产理论》是实证研究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他们利用1899—1922年美国制造业数据拟合了一个幂函数关系。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兼具数学上易于处理和产出弹性含义明确的优点,因此后来成为一种标准工具。拉格纳·弗里施在20世纪早期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理论及生产函数术语的系统化。
战后的增长研究赋予了总量生产函数重要地位。罗伯特·索洛1956年的增长模型,以及特雷弗·斯旺独立提出的模型,都使用可相互替代的投入来分析资本积累。索洛1957年关于技术变迁与总量生产函数的研究表明,在扣除测得的资本和劳动贡献后,可以计算出一个余项。这一方法使增长核算成为一种重要的实证研究方法,同时也使如何解释未被说明的产出增长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方法论问题。
函数形式的发展仍在继续。1961年,肯尼思·阿罗、霍利斯·钱纳里、巴吉查·明哈斯和罗伯特·索洛在《资本—劳动替代与经济效率》中提出了不变替代弹性(CES)函数形式。1973年,劳里茨·克里斯滕森、戴尔·乔根森和刘遵义提出了超越对数生产前沿,为限制较强的常弹性函数形式提供了一种灵活的替代方案。这些贡献拓宽了实证模型所能刻画的技术反应范围。
若干争论贯穿了这段发展历程。其一是,生产函数究竟是对工程技术关系的描述、行为关系,还是对诸多潜在选择的简约式概括。其二是,要素份额究竟揭示了技术弹性,还是反映了议价能力和市场势力。资本加总、非恒定规模报酬、企业异质性,以及发明与扩散之间的区别,始终关系到如何解释生产函数。现代生产单位层面的数据集和计量经济方法的改进,使一些问题更易于研究,但仍不能免除研究者的责任:必须明确界定在所研究的生产情境中,产出、投入、技术和效率各自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