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纳·罗贝尔·雅克·杜尔哥,洛讷男爵(1727年5月10日—1781年3月18日),是法国行政官、经济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他于1761年至1774年担任利摩日行政区总监,1774年至1776年在路易十六治下担任财政总监,致力于改善王室行政、放宽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并使公共负担的分配更加公平。他执掌财政不到两年便遭免职,使其任期成为法国大革命前法国君主制改革未果历程中的重要一幕。
杜尔哥在思想上的重要性并不限于其大臣生涯。他与重农主义关系密切,却并非只是其创始人弗朗索瓦·魁奈的追随者;他对资本积累、农业生产、企业经营、交换和利息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解释。他于1766年撰写的《论财富的形成和分配》,是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之前的重要经济学著作之一。他早期关于历史进步的著述,也有助于阐明启蒙时代的一种认识:知识与制度是人类不断积累的成就。
杜尔哥的生涯将理论探究与施政实践结合在一起。他在地方任职的经验为其经济论述提供了依据,而将这些主张付诸实施的尝试,则揭示出法国君主制内部管辖权、特权及各方诉求之间的冲突。要理解他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就必须区分他的理论著述、行政实践,以及他任职期间实际推行的政策。
家庭、教育与进入王室任职
杜尔哥出生于巴黎,家族素有担任公职的传统。他的父亲米歇尔·艾蒂安·杜尔哥于1729年至1740年间担任巴黎商人总长,这是一项重要的市政职务。凭借家族的地位,年轻的杜尔哥得以接受高等教育,并接触君主制下的行政事务。由于并非长子,他最初被安排走上教会道路,先后就读于路易大帝学院、普莱西学院和索邦学院。他所受的教育涵盖古典学问、神学和哲学,但他的兴趣逐渐扩展到语言、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
1750年,尚在索邦学院求学的杜尔哥发表了几篇演说,其中已显露出远超狭义教职范畴的兴趣。一篇讨论基督教为人类带来的益处,另一篇则考察人类心智的历次进步。这些作品虽然出自宗教机构之内,但尤其是后一篇,已着眼于知识、传播和社会组织条件的变化来理解历史。1751年,杜尔哥放弃教会道路,进入司法界。1753年,他成为一名呈请审查官(maître des requêtes),这一职务将司法工作与御前会议的行政事务联系在一起。
巴黎的思想界生活使他结识了启蒙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他与伏尔泰、达朗贝尔以及其他参与《百科全书》编纂的作家相识,也为这部著作撰写了词条,包括词源学、集市和基金会等条目。这些主题体现了他研究视野的广度:语言的历史演变、支撑交换活动的制度,以及慈善安排带来的非预期后果,都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的经济思想源于这种对社会制度运作方式的广泛探究,而非某个狭窄、专门的学术领域。
对他影响尤为重要的是商务督办樊尚·德·古尔奈,后者批评了限制性的商业管理。杜尔哥曾陪同古尔奈赴外省考察,亲眼观察各项管制对制造业和贸易造成的实际影响。古尔奈于1759年去世后,杜尔哥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阐释并捍卫他的经济观点。这段交往促使杜尔哥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研究经济自由问题:官员是否掌握足够的信息,能够有效指导生产?授予既有生产者的特权,是否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并将潜在竞争者拒之门外?这些问题始终是他整个仕途关注的核心。
历史进步、宗教宽容与制度批判
杜尔哥于1750年发表的关于人类心智不断进步的演说,是历史进步理论早期的重要论述。他将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过程与人类历史区分开来:在人类历史中,知识能够代代积累。个人虽会死亡,但语言、文字及其他传播手段保存了已有发现,使后人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因此,进步并不只是杰出人物相继涌现的结果,还取决于保存和传递经验的社会机制。
这一论述并不要求每个社会或每个历史时期都以相同的速度进步。杜尔哥承认,发展会中断,会遭受破坏,也会出现不平衡。他的要点在于,人类保存知识的能力,使历史即便历经此类倒退,仍有可能成为不断积累的过程。职业的发展、交换范围的扩大,以及社会活动分化程度的提高,为思想变革提供了物质条件。他在对历史的概述中,将经济组织与制度和信仰联系起来,预示了后来依据生计方式的演变和社会复杂程度来研究社会的尝试。
杜尔哥也参与了启蒙时代倡导宗教宽容的论辩。在有关宽容的书信等著述中,他反对在良心事务上施加强制,并探讨世俗权力的合理界限。他的立场体现了对个人判断与公共权力之间关系的更广泛关切。尽管受过神学教育,他并不认为沿袭下来的制度可以免受审视。制度的正当性,部分取决于其实际作用,以及其安排是否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势。
他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关于捐资设立公益机构的条目,尤为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制度批判。即使最初使捐赠有其必要的需求早已改变,永久性捐赠仍可能使捐赠者的指令长期延续。管理者可能形成与预定受益者不同的利益,而僵化的规则则会阻碍资源转向更迫切的用途。杜尔哥并未否认慈善宗旨的价值;他质疑的是,永久存续就必然有助于实现这些宗旨的假定。这一论证将历史变迁与长久性制度的设计联系起来。
这些著述既揭示了杜尔哥改革思想所及的广度,也显示了其局限。总体而言,杜尔哥期望通过更完善的法律、更广泛的知识传播和开明的行政管理,而非民众革命,来实现社会改善。他效力于君主专制政体,并试图使之更加理性、公正。因此,他对自由的重视,与他对推行改革的王权的信心并存。这种结合后来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旨在废除特权的措施,往往通过既有制度推行,而这些制度在协调反对意见或赢得持久认同方面,所能提供的途径十分有限。
利摩日行政区总督任期,1761—1774年
1761年,杜尔哥出任利摩日行政区总督,该行政区位于法国中西部。总督代表王室处理司法、治安和财政事务,但其实际权力取决于众多地方机构与官员的配合。当地条件十分艰难:农业大多贫弱,交通不便,许多家庭难以承受歉收和赋税征缴的冲击。在此任职的十三年,使杜尔哥得以长期亲历农村生产、贫困与政府治理之间的相互作用。
他的主要关切之一是分摊人头税(taille),这是一种直接税,其核定方式造成了税负不均。免税特权和地方惯例可能使耕作者承担与其支付能力很不相称的税额。杜尔哥力求更充分地掌握土地和地方资源的情况,并努力减少核税过程中的随意性。这些努力并不等于建立现代地籍税制,却体现了他的信念:有效的税收必须建立在对实际经济状况的了解之上。这些努力也揭示了改革的一大障碍:王室所依赖的财政体制,使纳税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身份和特权。
道路修建为行政改革提供了另一个契机。*徭役(corvée)*制度要求居民为公共工程提供强制劳役,主要承担者是农村居民。其负担并不限于正式规定的服役天数:服役者可能还须长途跋涉,自备牲畜或工具,并在有碍农事的时节出工。杜尔哥在其辖区内以缴纳款项和雇用劳工取代强制劳役。这样,工程便可通过工资和合同来组织,而不必临时征调不情愿的农民。这一试验成为他后来尝试在全国推行改革的实践先例。
1770至1771年的歉收与生计危机,考验了他关于经济自由的理念。他支持将粮食运入受灾地区,同时组织救济,包括为有劳动能力者提供有偿工作,为无劳动能力者提供援助。他的做法既体现了对贸易的信心,也承认仅仅在市场上有粮可买,并不足以保障没有购买力的家庭。因此,应对危机的行政措施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公共责任。
杜尔哥还鼓励改良农业,并通过与地方官员、土地所有者以及熟悉当地情况的观察者通信来收集信息。不应将他的施政成效视为对利穆赞地区的彻底改造:贫困、税负不均和制度约束依然存在。其重要性更在于他逐步形成的工作方法——调查、试验、以雇工方式开展公共工程,以及努力减少任意加诸民众的负担。这些方法既为他后来担任大臣时尝试推行的更为宏大的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也增强了他在行政实践上的信心。
农业剩余与生产组织
杜尔哥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论财富的形成和分配》写于1766年,1769至1770年间在《公民日志》上连载发表。全书由简短的编号段落组成,从对农业社会的简化描述出发,逐步阐释职业分化、交换、货币、资本和收入。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奈穆尔在刊发过程中对文本作了编辑修改,因此,区分杜尔哥本人的文字与重农学派的阐述方式,是理解这部著作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
与重农学派一样,杜尔哥认为农业在创造净剩余方面具有独特地位。农业生产的产出可以超过补足种子、维持劳动者生计及支付其他生产费用所需的数量。这部分剩余构成了土地所有者收入的基础;按照重农学派的解释,它也是最终支撑公共开支的收入来源。制造业和商业仍然是必要且有用的,但被归入不同类别,因为人们认为它们的收入只是补偿成本,并不能创造类似的纯产品。
杜尔哥解释了土地所有权如何与耕作相分离。土地所有者不必亲自耕种,可以通过多种安排让土地得到耕作,包括租佃、分成制,以及由垫付必要资源的农业经营者组织生产。因此,他的分析超越了土地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简单对立。农业生产的成效取决于生产的组织方式、预付资源是否充足,以及负责耕作的人所面临的激励。资源充裕的农业经营者能够实施生产改良,而那些为维持生计而苦撑到下一次收获的农户则无力做到这一点。
他对农业产出的讨论也包含了对收益递减的重要表述,这一点在他1767年对圣佩拉维一篇获奖论文的评论中尤为清晰。对一定面积的土地追加投入,并不一定会使产出按固定比例增加。最初的改良或许能大幅提高收益,但继续增加投入,最终可能只带来越来越小的增量。这尚不是完全形式化的现代生产函数,却已认识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会随耕作强度和具体条件而变化。
农业剩余学说体现了杜尔哥与后世经济学之间的一项重要差异。现代分析并不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剩余。然而,他提出的问题始终处于经济学的核心:生产如何补偿其投入,不同社会群体如何获得收入,以及制度如何影响投资能力。他对农业经营者的预付投入、契约安排和收益变化的关注,使其论述比单纯描述社会等级的分类更具动态视角。
资本、创业与企业家精神及利息
杜尔哥对资本的论述是他最重要的分析性贡献之一。生产在产出可供出售的产品之前,就需要投入资源。农民需要种子、牲畜、工具以及维持工人生计的生活资料;制造商需要原料、设备和工资资金;商人则需要存货,以及在商品购入到售出期间周转的资金。这些“预付”说明,不能仅仅把生产活动理解为土地与当期劳动的结合。必须有人拥有并投入积累起来的资源,同时等待收入实现。
他将资本形成与储蓄联系起来:必须将一部分收入留存下来,不用于即时消费,而是加以积累。不过,储蓄下来的资源并不必然以某一种形式存在。资源所有者可以用它们购买土地、将其借出,或投入农业、制造业和商业企业。杜尔哥将这些用途视为财富持有者可以选择的不同方案,并加以比较。一种用途所能带来的收益,会影响其他用途的吸引力;但由于所费心力、安全性和风险各不相同,各种用途的收益并不会简单地趋于相等。
因此,在他看来,企业家并不只是被动的财产所有者。企业家筹集预付所需的资源,组织生产,并面对成本与售价的不确定性。表面上属于企业家的总收益,实际上必须涵盖几个部分:补回预付款项、所用资本的回报、劳动与管理的报酬,以及承担潜在损失的补偿。这还称不上是一套充分发展的现代创业与企业家精神理论,但它已明确区分了提供资本、经营企业和从事普通雇佣劳动这几种职能。
杜尔哥对利息的辩护,建立在资源具有其他用途以及借款人从借贷中获得益处这两点之上。1770年,他针对昂古莱姆的一场争论撰写了一份货币借贷备忘录,反对将一切借贷报酬都视为本质上不正当的观点。借款人获得了对资金的即时支配权,而贷款人则在一段时间内放弃了资金的使用权,并承担相关风险。贷款人原本也可以购买土地,或从事其他能够带来收入的活动。用现代术语来说,这一论证包含了机会成本的思想,尽管杜尔哥本人并未使用这一术语。
在他的论述中,利率还发挥着协调作用。它将对收益性财产的估值与投资、借贷决策联系起来。借贷成本降低,可以使更多经营项目变得可行;可用资金短缺则会制约企业经营。杜尔哥并不认为,政府只要将法定利率定在较低水平,就能创造出充裕的实际资源。相反,他着重讨论的是积累资本的供给、对资本使用的需求,以及缔约双方的自由。后来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些论述在重要方面预示了资本理论的发展;但对于它们与后来的时间偏好及利息理论究竟有多相近,学者们仍有分歧。
交换、价值与商业自由
杜尔哥于1769年撰写的未竟论文《价值与货币》,从交换参与者的角度考察了交换。一件物品的重要性取决于考虑获取它的人的需求与处境,而不只是物品本身的物理特性。需要、用处、稀缺程度,以及与其他可能获取的物品之间的比较,都会影响对它的估价。杜尔哥从个人在不同物品之间作出选择这一点出发,探讨了后来与效用和消费者选择相关的问题,但并未提出十九世纪才发展起来的数学工具或完整理论。
交换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两个人对同样的物品可能有不同的偏好排序。双方都可能认为,对方拥有的物品比自己必须交出的物品更值得拥有。随后,双方通过协商确定彼此都能接受的交换比例。杜尔哥区分了个人估价与通过议价及更广泛的商业活动形成的交换价值。这一思路赋予主观评价相当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他在更广泛的经济论述中,仍然承认生产费用以及供应者维持经营所需条件的重要性。
货币减轻了直接易货贸易的困难,从而扩大了交换。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商品,使人们能够将出售自身产品与购买所需物品分开进行。杜尔哥从耐久性、可分割性和广泛接受程度等特性出发,讨论了贵金属作为货币的适宜性。因此,货币是植根于交换的一种制度,而不是财富的根本来源。持有货币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能够换取商品并支配生产资源。
他对商业自由的辩护,也建立在行政管理者所掌握知识的局限性之上。生产者和商人会根据当地条件、成本和需求等具体信息作出反应。保护某一群体的管制,可能阻止其他人进入某一行业,妨碍调整,或使买方面临更高的价格。他在评述古尔奈时强调,官方试图规定生产细节,往往是以官僚规章取代直接参与者的判断。在他看来,约束生产者的应当是竞争,而非独占特权。
这些论点对粮食贸易尤为重要。杜尔哥认为,更自由的流通会吸引粮食流向因短缺而价格较高的地区,并鼓励生产者扩大耕种。然而,这一机制的运作需要时间、运输条件、购买力,以及人们对规则能够长期维持的信心。当地价格上涨,或许会吸引未来的供应,却会立即损害那些依赖每日购买面包维生的家庭。这些不同时间尺度之间的矛盾并不只是理论问题:它后来成为杜尔哥任职期间面临的核心政治难题之一。
财政总监与粮食危机,1774—1775年
1774年7月,路易十六任命杜尔哥为海军国务大臣,同年8月又任命他为财政总监。后一职务使他处于王室经济管理的核心。他接手时,法国王室债务缠身,各项开支承诺耗资巨大,而税制又因免税特权、地区差异以及与税收征收者之间的各种安排而支离破碎。因此,改革并不只是另觅财源的问题,还涉及政府的组织方式及其财政负担的分配。
杜尔哥在上任初期呈给国王的一份陈述中明确表示,不能以国家破产、增税或进一步举债作为其施政方案的基础,必须从节约开支入手。这一立场反映出他的担忧:持续举债只会推迟财政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加征赋税则可能削弱生产活动。他采取的实际措施包括审查开支、约束恩赐和补助,以及改善政务管理。这些目标不仅使他与经济自由化的反对者发生冲突,也触动了既有开支安排中受益者的利益。
1774年9月颁布的一项敕令恢复了国内粮食贸易自由,扭转了上届政府实行的限制性政策。但这项敕令并未确立不受限制的国际粮食自由贸易。杜尔哥当时最关心的是王国内部的粮食流通:商人需要确信,粮食能够自由运输和销售,不再受到那些曾使市场割裂的频繁禁令与干预。他预期,更稳定可靠的贸易能够减轻局部粮食短缺造成的破坏,并增强农民耕种的积极性。
这项政策很快便遭遇困境。1774年歉收,推动了粮食和面包价格上涨。1775年4月至5月,被称为面粉战争的骚乱蔓延至巴黎盆地部分地区及邻近地带。民众拦截运粮队伍、涌入市场,有时还强迫商贩按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出售粮食。这些行动源于一种由来已久的观念:公共当局应当保障民众生计,防止牟取暴利。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对抽象的自由贸易学说的拒斥。
杜尔哥顶住了要求放弃自由化政策的压力。政府动用军队并采取司法镇压手段恢复秩序,同时继续采取措施保障粮食供应。这场风波暴露出改革方案在政治上的一大弱点:旨在长期改善粮食供应的改革推出之时,许多消费者却是依据眼前的面包价格来评判政策的。风波也揭示了人们对于政府责任的不同理解。在杜尔哥看来,任意施加限制会打击供给意愿,从而加剧短缺;而在许多抗议者看来,放任价格上涨,便是王室未能履行保障民众生计的义务。
六项敕令与1776年的免职
杜尔哥的改革纲领在1776年初颁布的六项敕令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项措施,分别涉及强制性筑路劳役和行业组织。两者都针对那些强加不平等义务或限制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制度,也都延续了他在早年仕途中形成的主张。同时,这些措施触及了既有权利和权势来源,使反对者有了切实的抵制理由。
筑路劳役敕令旨在废除用于修筑公路的王家徭役,改为对地产征收货币税款。其依据是,道路使土地所有者和商业普遍受益,强制劳役的沉重负担却落在时间和资源本已有限的乡村民众身上。因此,这一提议既改变了基础设施的筹资方式,也重新分配了负担。享有特权的地产所有者将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免于承担这项开支。抵制不仅源于眼前的经济利益,也关乎不同等级各自享有不同赋税权利的原则。
关于行业的敕令旨在取缔大多数行会,并废除限制从业准入的师傅资格制度。在行会体制下,许多行业中独立从业的权利,取决于官方认可的团体所掌管的准入程序、收费和规章。杜尔哥认为,劳动自由不应被视为一种须向垄断性团体购买的特权。然而,既有的行会师傅拥有在王权认可下取得的职位和权利,行会组织也承担着监管和社会职能。因此,废除这些组织也引出了补偿、监管以及如何取代现有安排等问题。
巴黎高等法院反对这些措施。作为负责登记王室法令的最高审判机关,它可以通过谏诤拖延敕令的登记,并对其提出异议,但它并非民选立法机构。1776年3月12日,路易十六在御临法庭上强制登记了这些敕令。此举确保了改革在法律上正式生效,却未能为改革建立稳固的政治支持联盟。反对阵营汇集了利益各异的群体:特权的捍卫者、官职持有者、行会团体、宫廷派系,以及不赞同这位大臣的行事方式或经济假设的批评者。
1776年5月12日,杜尔哥被免职。他的下台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项敕令或某场个人争执。宫廷政治、对开支管控的不满、近期的民生危机,以及对制度改革的抵制,都起了作用;最终,国王也收回了这位大臣赖以施政的支持。继任者撤销或大幅修改了改革纲领中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强制性筑路劳役和行业制度方面的安排。
这一事件揭示了君主制内部改革所面临的结构性难题。王权可以压服个别机构,但对于那些特权已与政府本身交织在一起的机构,反复动用强制手段并不能替代争取其合作。杜尔哥的措施挑战了这些特权,却未能建立一个能够就替代安排展开协商的代议框架。因此,他的免职既是经济自由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旧制度晚期制度史的一部分。
晚年、著作出版与思想界的接受
离任后,杜尔哥没有再度入阁。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并与各方通信,直至1781年3月18日在巴黎去世。他与孔多塞侯爵、杜邦·德·奈穆尔以及英国改革者等人的交流,使他的影响得以延续。他的兴趣始终十分广泛,除经济学外,还涉及科学问题、政治制度以及对美国独立斗争的解读。
在1778年致理查德·普赖斯的一封信中,杜尔哥讨论了美国新建立的宪制安排。他质疑,将欧洲那种等级分立、权力制衡的模式移植到不具备相同历史条件的社会是否妥当。这封信表明,他的政治思想并不局限于为王室行政体制辩护。他依据制度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评价制度,并对以政治平等为基础的制度安排表现出兴趣,不过,他并未留下在规模上足以与其经济学著述相比的完整宪制方案。
他的著述散见于文章、备忘录、书信和行政文书,而不是集中在一部由他亲自主持出版的大型论著中。因此,他去世后对其作品的结集出版,对其声誉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孔多塞于1786年出版的《杜尔哥传》,对这位改革者的生平与思想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叙述。杜邦·德·奈穆尔后来编订了他的文集,此后又陆续出现了其他学术整理版本。由于他的朋友及改革同道塑造了早期对其生平的叙述,他们的记述既是宝贵的史料,本身也构成了杜尔哥声誉史的一部分。
杜尔哥与斯密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两人在斯密旅居法国期间曾经见面,但他们论点的相似,本身并不能证明其中一人曾直接借用另一人的某项具体主张。两人都吸收了18世纪围绕商业、农业改良以及管制限度展开的广泛讨论。杜尔哥的《考察》早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但两部著作在结构和论述范围上有显著差异。杜尔哥保留了重农学派对农业剩余与其他生产的区分,而斯密则对生产性劳动与国民财富提出了涵盖面更广的论述。
后世经济学家重视杜尔哥著述中的不同内容。古典经济学史家强调他对积累与分配的论述;关注主观价值的作者着重研究《价值与货币》;企业理论研究者则考察他如何将企业家活动与一般劳动、被动持有财产区分开来。这些回溯性的联系,只有在不抹去18世纪论述与后世形式化理论之间差异的前提下,才有意义。杜尔哥并未建立一套完整的现代边际主义体系,但他指出了这类体系后来要处理的若干问题。
他的行政生涯同样引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有些论述强调,君主制错失了一次改革的机会;另一些则着重指出其改革方案的社会代价、政治前提和实施难题。现存史料所支持的评价,比单纯的成功叙事或失败不可避免的说法都更为具体:他在地方的试验表明,一些既有做法存在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而他的执政经历则显示,民生保障的不稳定、行会权利、财政特权以及王权的组织方式,如何可能阻碍这些方案向整个王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