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选择研究个人和家庭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从可行的备选方案中作出选择。在微观经济学中,它是解释购买行为、时间分配、储蓄以及人们如何应对价格和收入变化的主要框架。其核心问题是描述偏好与约束如何相互作用,进而形成可观察的决策。
标准理论将消费者的行为刻画为:在负担得起的选项中,选择自己最偏好的选项。这一分析方法将个人决策与供给与需求、市场价格和经济福利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拓展的研究涉及不确定性、跨期决策、家庭内部的互动,以及信息不完全和注意力有限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消费者选择既是一套关于资源配置的数学理论,也是一个关注现实决策如何形成的实证研究领域。
偏好、效用与理论的发展
现代消费者理论起源于十九世纪通过消费所带来的益处解释价值的尝试。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莱昂·瓦尔拉斯各自独立提出了边际分析方法。随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需求分析纳入其于1890年首次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早期论述往往把效用视为一种可以计量的满足程度,认为购买决策取决于价格与额外满足之间的比较。
后来的序数效用方法所需的条件更少。消费者只须对备选方案进行排序,而不必衡量各个方案带来的满足有多少。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推动了这一观点的发展,而约翰·希克斯与R. G. D. 艾伦在1934年的研究中,以排序和替代为核心重新构建了需求理论。因此,效用函数是偏好的数值表示,并不一定是心理感受的度量。如果一个消费组合的效用数值高于另一个,就表示前者的偏好排序高于后者;数值之差本身并无内在意义。
形式上,消费组合是一个向量 ,其中每个分量表示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数量。符号 表示消费者对组合 的偏好至少不低于对组合 的偏好。标准模型假定偏好具有完备性,即任意两个可行组合都可以比较;同时具有传递性,即偏好排序不会形成循环。通常还会加入连续性假设,以排除任意微小变化引发偏好突然逆转的情况,并使标准商品空间中的偏好能够用连续效用函数表示。
无差异曲线连接偏好排序相同的消费组合。当商品都是消费者想要的,且偏好具有凸性时,这些曲线通常向右下方倾斜,反映出消费者更偏好混合搭配,而非极端配置。凸性是关于权衡取舍的假设,并不要求每种商品单独带来的满足都随其数量增加而递减。边际替代率衡量的是:在保持无差异的前提下,消费者为额外获得少量某种商品而愿意放弃的另一种商品的数量。当效用函数可微时,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效用之比。
对序数效用进行任何严格递增变换,都不会改变其经济含义。因此,在有定义的范围内, 和 会产生相同的偏好排序和选择。正因如此,不能将通常的效用数值理解为可以直接进行人际比较的量。标准消费者理论可以确定一个人更偏好某个组合而非另一个组合,但仅凭该理论,无法确定一个人获得的幸福感是另一个人的两倍。人际比较需要额外的伦理假设或经验假设。
预算集、初始禀赋与其他约束
最简单的消费者问题将偏好与预算约束结合起来。设价格为正,记为 ,数量为 ,可用于支出的资金为 ,则消费者负担得起的商品组合满足
预算集包含所有这样的商品组合。在只有两种商品的情况下,预算集的边界是一条斜率为 的直线。这一斜率表示以另一种商品衡量的、获取某种商品的市场机会成本。收入增加会使预算边界向外平移,而不改变其斜率;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则会使预算边界绕另一种商品所在坐标轴上的截距点旋转。
收入的含义取决于模型。在短期支出问题中, 可以表示可用于某一类购买活动的资金。在更广泛的模型中,收入可以包括劳动所得、转移支付和资产收益。当消费者在初始状态下拥有商品或生产性资源时,其购买力取决于所拥有的捐赠基金的市场价值。此时,价格上涨既可能增加财富,也会提高购买成本。例如,一个家庭如果某种农产品的卖出量大于买入量,就可能从该产品的价格上涨中受益;而购买同种产品的家庭,其购买力却会下降。
现实中可供选择的消费机会,往往不能用单一的线性预算约束来描述。批量折扣、订阅费、阶梯递增电价以及须经经济状况审查的福利,都会造成预算边界的折点或不连续。交通通票可能需要先支付一笔费用,但之后每次出行的费用较低。随着劳动收入增加而逐步取消的福利,可能改变额外工作的实际回报。这类安排可能使多个选择各自在局部范围内具有吸引力,因此,仅凭相切条件未必能确定最优的可行方案。
时间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家庭必须将有限的时间分配给有偿工作、无偿劳动、出行、照护、休闲和睡眠。有些商品看似价格低廉,却可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因此,用基本食材做饭与购买现成饭菜,可以看作货币支出和家庭劳动以不同方式组合而成的替代方案。加里·贝克尔在1965年对时间分配的分析,将这样一种观点形式化:家庭把购买的投入品与时间结合起来,产出自身重视的活动或结果。
法律限制、产品是否有售、能否获得信贷以及信息状况,也会影响可行的选择。一个家庭从整个使用寿命来看,可能更青睐节能电器,却无力筹措首次购买所需的资金。农村消费者可能只有一家能够前往购物的零售商。这些例子说明,偏好与选择机会并不相同:选择一个可获得但较差的选项,并不能证明消费者更偏好它,而不是某个无法获得的选项。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准确描述可行集,与明确消费者看重什么同样重要。
最优选择与需求的构建
标准的最优化问题为
该问题的解是使效用最大化的消费组合。如果偏好连续,且预算集非空、紧致,那么解就存在。在凸预算集上,严格凸偏好通常能保证解的唯一性。局部非饱和性是指:对于任意给定的消费组合,在任意接近它的位置,总存在一个更受偏好的组合。在这一模型中,局部非饱和性意味着最优选择会用尽预算。如果没有这一假设,消费者的最优选择可能是保留部分购买力,不予支出。
当效用函数可微且最优解为内点解时,一阶条件意味着
此时,消费者在边际上愿意交换商品的比率,等于市场提供的交换比率。等价地,对于消费量为正的各类商品,每单位支出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在适当的正则性假设下,这一条件是必要条件;要使其成为充分条件,还需要凹性或相关条件。它并不能普遍描述每一次购买行为。
角点解说明了这一条件的局限。如果两种商品完全替代,而其中一种商品每单位支出带来的效用更高,消费者就可能只购买这种商品。对于完全互补品,例如只有按固定比例搭配才能发挥作用的投入品,无差异曲线存在折点,通常的相切条件未必适用。冰箱、汽车或住房等不可分割商品的购买,也需要比较离散的备选方案,而不是进行无穷小的调整。
由此得到的选择作为价格和收入的函数,称为马歇尔需求,记作 。对于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
最优需求为
消费者将收入按固定比例用于这两种商品。如果 、、,且 ,则所选数量分别为20和30。这种函数形式便于分析,但其支出份额固定的特征是一项需要经验检验的限制,而非普遍规律。
这一框架可以推导出若干性质。需求关于价格和收入具有零次齐次性:将所有价格和收入乘以同一个正数,预算集保持不变。在预算用尽的情况下,。将最优选择代入效用函数,即可得到间接效用 ,它表示在每一种价格与收入组合下能够达到的最高偏好水平。将各消费者的个体需求加总,可以得到市场需求,不过,加总后的需求未必表现得像某个单一代表性消费者的需求。
价格变化、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价格变化会同时产生两种影响:改变各种选择的相对吸引力,以及改变既定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消费者理论将这两条作用渠道区分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衡量的是,在适当意义上保持消费者福利不变时,消费者转向相对更便宜商品的调整。收入效应则衡量实际购买力变化所引起的进一步调整。
相应的对偶问题是,将达到给定效用水平所需的支出最小化:
其解就是希克斯需求,记作 。与普通需求不同,它保持不变的是效用,而非货币收入。支出函数 表示,在不同价格下达到给定福利水平需要多少货币。在可微条件下,它对某种商品价格的导数等于该商品的补偿需求。
斯勒茨基方程将普通需求与补偿需求对价格变化的反应联系起来:
其中,补偿需求按消费者最初的效用水平计算。在标准假设下,当商品自身价格上涨时,补偿替代效应非正。如果该商品是正常品,即需求随收入增加而上升,那么购买力下降就会进一步加剧需求的减少。如果该商品是劣等品,收入效应则朝相反方向起作用。
吉芬商品是一种劣等品,其反向的收入效应足够强,以至于自身价格上涨时,普通需求反而增加。这需要特定的偏好模式和支出依赖关系,并不意味着消费者不考虑价格。罗伯特·詹森和诺兰·米勒于2008年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主食补贴的研究,为湖南部分贫困家庭的大米消费存在吉芬行为提供了实验证据。这一结果针对的是特定家庭和特定情境,而不是说各地的大米都固有地具有这种性质。
交叉价格反应描述了替代品与互补品之间的关系。补偿意义上的替代品具有正的补偿交叉价格效应,而补偿意义上的互补品则具有负的补偿交叉价格效应。普通交叉价格效应可能有所不同,因为其中包含收入效应。在判断两种产品是相互竞争,还是通常搭配使用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实证研究中的需求反应通常用需求价格弹性表示,它衡量数量变化的百分比与价格变化的百分比之比。弹性会随收入、可用的替代品、调整时间以及某种产品的支出占比而变化。恩格尔曲线则描述价格不变时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它允许支出份额随着家庭变得富裕而变化,而不是像柯布—道格拉斯模型那样假定支出份额固定不变。
显示偏好与实证识别
偏好无法直接观察。经济学家通常观察购买行为、价格、收入及相关特征,再探究这些观察结果对背后的选择意味着什么。显示偏好理论将通常的推理方向倒转过来:它不是从效用函数出发推导需求,而是考察观察到的决策是否可能源于稳定偏好下的效用最大化行为。
保罗·萨缪尔森于1938年提出了显示偏好方法。其核心直觉是:在相关选项和情境均得到恰当界定的前提下,如果消费者在买得起消费组合 时选择了消费组合 ,就表明消费者对 的偏好至少不低于 。如果后来的选择显示出与之矛盾的严格偏好排序,那么这些观察结果可能违背所提出的模型。此类检验关注的是不同选择之间的一致性,而不是某次购买在旁观者看来是否合理。
广义显示偏好公理(GARP)将这一逻辑扩展到一连串选择。大致而言,如果一系列观察结果显示,对 的偏好至少不低于 ,那么在 严格便宜于 时,就不能选择 。西德尼·阿弗里亚特于1967年提出的定理证明,在标准条件下,满足相关一致性约束的有限数据集,可以由一个连续、单调、凹的效用函数加以合理化。这一结果十分有力,因为进行检验时,无须事先为效用选定某种具体的代数形式。
实证需求估计也使用明确设定的模型。家庭支出调查和零售扫描数据可以揭示,支出如何随价格、收入群体、产品和时间而变化。安格斯·迪顿与约翰·米尔鲍尔于1980年提出的近乎理想需求系统,为估计支出份额提供了一种灵活方法,同时施加了由消费者理论推导出的约束。这类系统可用于分析食品需求、税收变动以及不同家庭之间消费模式的差异。
离散选择方法研究汽车型号、交通方式或手机套餐等备选项。在随机效用模型中,一个选项的效用包含一个可观测部分,以及一个分析者无法观测的部分。在对后者作出特定假设的条件下,选择概率呈现多项逻辑斯蒂形式:
其中, 是模型中个人 从选项 获得的效用。当某些备选项之间的替代关系远比其他选项更紧密时,这一简单模型所要求的无关选项独立性可能不符合现实;嵌套模型和混合模型则放宽了这一结构的部分限制。
要识别价格对需求的因果效应,仅考察价格与销量的相关性还不够。价格可能恰恰在未被观测到的需求旺盛时上涨,而零售商也可能对预期需求疲弱的产品打折。实验、工具变量和自然实验有助于将价格效应与这些混杂因素区分开来。即使拥有大规模数据集,产品的可获得性、测量误差、质量变化以及未被观测到的家庭差异,仍然是重要的局限。
跨期选择与不确定性下的选择
许多决策都是以当前消费换取不确定的未来收益。储蓄、教育、耐用品购买和退休规划,都无法充分描述为仅受当期预算约束的孤立购买行为。跨期模型则将不同日期的消费视为不同的选择,并通过借贷、储蓄、资产收益和预期将它们联系起来。
在一个简单的两期模型中,假设借入和贷出均不受限制,且适用相同的实际利率 ,则终身预算约束为
当期消费 和未来消费 由当期资源 和未来资源 提供资金。一种常见的偏好表示形式是 ,其中 衡量赋予未来效用的权重。在内点最优解处,
消费者在当前消费的边际价值与通过储蓄获得的未来消费的贴现边际价值之间进行权衡。
这一框架是解释储蓄和消费平滑的基础。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1957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中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将持久性资源与暂时性收入变动区分开来。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和理查德·布伦伯格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则强调在工作期和退休期之间配置资源。这两种理论都不意味着每个家庭都能自由地平滑消费:借贷约束、就业不确定性以及流动资产不足,都可能使当期支出对当期收入高度敏感。
在不确定性下,各种备选方案可以表示为具有不同结果的概率组合。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于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为期望效用理论奠定了公理化基础。若结果 以概率 出现,则期望效用为
与确定性商品组合的效用表示不同,这种表示仅在正仿射变换下保持不变,而非在所有严格递增变换下都保持不变。效用数值之间的间距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它会影响对概率和风险的评价。
财富或消费的效用函数具有凹性,意味着风险厌恶:与具有相同货币期望值的公平赌局相比,消费者更偏好一笔确定的金额。这有助于解释对保险的需求以及分散投资行为。风险方案的确定性等价,是指被认为与该方案同样可取的一笔确定金额;货币期望值与该确定性等价之差,就是风险溢价。不过,保险选择还取决于保费、免赔额、除外责任和信贷约束。
将时间与不确定性结合起来,可以得到如下模型:
其约束条件包括不断变化的资源和信息。当不确定的未来收入与具有审慎性的偏好相互作用时,就可能产生预防性储蓄;这种审慎性通常用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为正来表示。预期、生存概率以及调整决策的可能性,都会影响最终形成的消费路径。
家庭、社会关系与加总的局限
消费者并不总是独立行动的个人。许多购买决策由家庭作出,而家庭成员的偏好、资源和影响力各不相同。将家庭视为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单位,可以是一种有用的简化,但它掩盖了个人利益如何整合的问题。
单一家庭模型假定,家庭行为可以用单一的偏好排序和共同的预算来表示。这一模型的一个重要推论是收入汇集:如果家庭总收入和相关价格保持不变,在成员之间重新分配收入就不应影响购买行为。这一推论可以通过实证检验,但其限制往往过于严格。有证据表明,收入的来源或领取者会影响支出,这推动了将决策权纳入考虑的模型的发展。
集体家庭模型则以个人偏好以及显性或隐性的分配过程为出发点。一种常见的模型设定是在家庭资源约束下,使各成员效用的加权组合最大化。权重可能取决于议价能力、财产所有权、家庭之外的机会或制度规则。一些模型假定,由此产生的家庭内部分配具有帕累托效率,也就是说,不存在一种可行的重新分配,能够在不损害其他成员福利的情况下改善某个成员的福利。有效率并不意味着议价能力平等或分配公平。
不同商品的共享方式也不同。分配给个人的食物和个人衣物通常由个人消费,而居住空间、供暖和某些耐用品则能使多名成员受益。共同消费会带来家庭规模经济。等价尺度通过调整家庭收入或支出来考虑家庭构成,但其构建需要对需求、共享方式和生活水平作出假设。两个支出相同的家庭,不一定能为各自的每位成员提供相同的福利。
偏好也可能取决于他人的行为。地位性商品之所以受到重视,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它们能够彰显相对地位。随着更多熟人使用某项通信服务,对该服务的需求可能增加,从而产生网络效应。社会规范会影响服装、食品、礼物和礼仪活动方面的支出。这些相互依存关系并不必然意味着选择是不理性的,但它们意味着,在建立个人效用模型时,不能总是假定效用只取决于其自身对实物商品的消费。
加总还带来了另一个分析问题。个人需求总可以在算术上相加,但所得的总需求通常不仅取决于总收入,也取决于收入的分配方式。要使市场需求的表现与单个代表性消费者的选择完全一致,需要满足严格的条件。因此,即使总收入保持不变,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也会改变需求结构。因此,总消费模型必须区分两种情况:将代表性主体作为一种便于分析的近似处理,以及认为它确实描述了所有家庭的偏好。
对标准模型的行为偏离
标准消费者理论提供的是一个基准,并不是说所有观察到的决策都符合其全部假设。行为经济学研究系统性的偏离,并构建仍具有明确机制的替代模型。这些机制包括注意力与计算能力的局限、随情境变化的估值、前后不一致的计划,以及与客观概率不符的信念。
赫伯特·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强调了有限理性。寻找最优选项可能需要付出高昂的信息获取和计算成本,甚至所需的信息和计算能力根本无法获得。人们可能采用满意化策略,即选择达到可接受门槛的选项,而不是穷尽所有备选项并逐一排序。搜寻本身也可以被建模为一种有成本的活动:当再进行一次搜寻的预期收益低于其成本时,消费者可能就会停止比价。因此,有限搜寻并不一定与最优化框架相矛盾。
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于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以相对于参照点的收益和损失来描述风险选择,而非仅考察最终财富。其机制包括损失厌恶和非线性的概率加权。这些机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经济上等价的不同表述会引发不同的选择,以及为什么小概率有时会获得不成比例的权重。参照依赖也有助于解释禀赋效应,即拥有某件物品会改变人们对它的估值,不过这一效应的大小会随情境和实验程序而变化。
现时偏差指人们对即时回报的偏好远远超过对延迟回报的偏好。消费者可能计划下个月开始储蓄,却在下个月到来时推翻这一决定。准双曲贴现通过对所有未来时期施加额外贴现来表示这一点:
当 时,即时效用会获得特殊权重。这与标准的指数贴现不同;在指数贴现中,不同日期之间的相对权重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
心理账户描述了人们倾向于将资源划分为房租、度假储蓄或意外收入等不同类别。这种分类有助于预算管理,但也可能导致消费者区别对待在经济上可以相互替代的资金。默认选项、展示顺序以及某些收费项目的醒目程度,同样会影响选择。选择架构研究备选项的呈现方式如何在不一定改变选项本身的情况下影响决策。
行为研究的发现带来了福利识别问题。如果选择会随表述框架而改变,那么可能就不存在一个能直接视为个人福利排序的、唯一的可观测排序。因此,研究者会区分两类判断:一类是证明某种行为机制存在的证据,另一类是关于何种干预能够改善福利的结论。评估默认选项或某项助推措施时,可以考虑知情选择、陈述偏好、事后满意度以及退出成本。尊重观察到的决策与承认决策可能存在错误之间存在张力,而上述任何单一指标都无法在所有情况下化解这种张力。
福利衡量与政策应用
消费者选择理论为评估价格变动、税收、新产品推出以及获取商品和服务的机会变化提供了工具。在福利经济学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当消费者面临的机会集变得更不利时,需要给予多少货币才能补偿其损失;或者,在机会集改善后,最多可以拿走多少货币,而不使其处境比改善前更差。这些是在特定假设下对偏好满足程度的货币衡量,而非对幸福感的直接衡量。
当价格从 变为 ,初始和最终效用水平分别为 和 时,价格上涨的补偿变差可写为
它衡量的是在新价格下恢复初始效用所需的额外支出。等价变差则按原价格衡量相应的福利损失:
两者通常不同,因为消费者用货币换取商品的意愿会随购买力而变化。在名义收入不变且预算按通常假设全部用尽的情况下, 和 都等于该收入。
消费者剩余通常用需求曲线下方、价格线上方的面积表示,是一种更简便的近似衡量方法。对于某些偏好结构,这一衡量是精确的,尤其是在所考察的范围内,相关商品不存在收入效应的准线性效用情形下。当收入效应显著或变动幅度较大时,基于支出函数的衡量方法更为精确。对于占低收入家庭预算很大比重的必需品,这一区别尤为重要。
税收分析将这些福利衡量工具与行为反应相结合。特种消费税会改变相对价格,并可能使消费偏离未征税时的最优选择。在一个原本不存在其他扭曲的市场中,由此产生的无谓损失取决于补偿后的行为反应,而不能仅由税收收入来判断。不过,当存在外部性时,矫正性税收可以使私人选择与社会成本相一致,从而增进社会福利。此时,福利评估还必须纳入对购买者以外其他人的影响。
消费者模型也为竞争分析提供依据。对产品之间替代关系的估计,有助于界定市场、评估市场势力,以及预测企业合并或产品退出市场的影响。当消费者重视地理位置、可靠性、品牌和服务质量等特征时,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尤为重要。即使新产品既不改变消费者的名义收入,也不改变现有产品的价格,它仍可通过扩大选择范围使消费者受益。
价格指数的编制也涉及类似问题。生活成本指数比较的是在不同价格体系下维持某一给定效用水平所需的最低支出。消费者价格指数利用支出数据和统计方法近似反映消费价格的变化,但并不等同于完整的福利衡量指标。替代行为、质量变化、新商品以及家庭支出模式的差异,都使这种比较变得复杂。例如,能源价格上涨对各家庭的影响,会因取暖技术、气候、交通需求和收入而异;一个平均指数无法充分反映每个家庭可行消费范围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