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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贝克尔

加里·贝克尔是美国经济学家,将经济分析拓展至歧视、教育、犯罪、家庭生活、成瘾及社会行为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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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斯坦利·贝克尔(1930年12月2日—2014年5月3日)是美国经济学家,其研究拓宽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他将选择、激励与资源配置模型应用于种族歧视、学校教育、犯罪行为、生育、婚姻和成瘾等问题。1992年,他因将微观经济分析拓展至广泛的人类行为与互动,包括传统市场之外的行为,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贝克尔的核心主张是,只要人们面临资源稀缺和目标相互冲突的问题,经济学推理就能帮助理解他们的决策。金钱只是约束条件之一,时间、信息、技能和机会同样会影响行为。他的研究帮助确立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学核心概念的地位,并推动了家庭经济学、犯罪经济学以及有关歧视的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贝克尔的学术生涯主要与芝加哥大学相联系,他以一以贯之的分析方法,开展了范围极为广泛的研究。他的影响延伸至社会学、人口学、法学研究和公共政策领域。他的研究也引发了持续至今的争论,涉及理性、偏好的衡量、家庭的组织方式,以及通过个人选择来解释社会生活的局限。

教育、学术生涯与思想背景

贝克尔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波茨维尔,主要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他于195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学位,195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弗里德曼在教学中鼓励运用价格理论解释可观察到的行为,而不是主要把经济学当作对商业和金融机构进行分类的学问。贝克尔关于歧视的博士研究,已经展现了这一方法在更广泛领域中的应用。

20世纪50年代,贝克尔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随后于1957年转赴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他置身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周围的学术环境之中,当时有关收入、教育和劳动力行为的研究正在迅速发展。他与雅各布·明瑟的合作和交流,对人力资本研究尤为重要。明瑟对收入变化轨迹的实证分析,与贝克尔的技能投资理论相辅相成,共同奠定了现代劳动经济学的基础。

贝克尔于1969年重返芝加哥大学,此后的学术生涯一直在此度过。他的教学与研究跨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商学等学科的界限。芝加哥大学使他得以密切接触一批经济学家和法学学者,他们致力于将价格理论拓展至制度与社会组织研究。乔治·斯蒂格勒是他重要的学术合作者;后来,他又与凯文·M. 墨菲合作,探讨了成瘾、社会互动以及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贝克尔几部主要著作的出版历程,展现了其研究计划的广度与连贯性。《歧视经济学》于1957年出版,《人力资本》于1964年出版,《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于1976年出版,《家庭论》于1981年出版,后者又于1991年推出增订版。这些著作并非对互不相关的主题所作的零散探索。每一部都将某种看似不属于经济范畴的活动,重新界定为涉及约束、权衡取舍以及对激励变化作出反应的问题。

贝克尔于1967年获颁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1987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7年,他获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这些荣誉既表彰了他的具体贡献,也肯定了他在拓展经济学学科边界方面发挥的作用。

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方法

在贝克尔看来,经济学的独特之处,与其说在于研究对象,不如说在于研究方法。有关求学、结婚或花多少时间陪伴子女的决定,都可以用分析商品购买决策的同一套基本逻辑来研究。这种方法假定,个人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目标;当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时,他们的选择也会呈现有规律的变化。这些目标不一定只涉及金钱,也可以包括感情、声望、闲暇或他人的福祉。

这种方法高度依赖机会成本的概念。一项活动的成本,包括投入其中的资源若用于其他用途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例如,上大学的成本不仅包括学费,还包括因此放弃的收入。照料亲属所占用的时间,本来也可以用于有酬工作或休闲。通过识别这些隐性成本,贝克尔试图解释:即使一项活动本身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人的行为为何仍会发生变化。

贝克尔对理性行为的解释,并不要求人们有意识地求解数学问题,也不要求他们用经济学语言描述自己的决策。不过,他通常仍将行为建模为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某一目标最大化的过程。在1962年的论文《非理性行为与经济理论》中,他还表明,即便放宽对个人理性的假定,一些常见的总需求模式仍然可能出现。由此得到的更普遍启示是:即使不再从严格的心理学意义上将行为理解为最优化,经济模型有时仍能保有预测能力。

贝克尔与斯蒂格勒于1977年发表的论文《偏好无可争辩》提出了一个相关的方法论观点:经济学家不应把所有尚未得到解释的行为差异都归因于偏好不同。他们主张,首先应考察价格、知识、积累的经验及其他约束条件的差异。在他们的框架中,表面上的偏好变化,有时可以表述为从某项活动中获得乐趣的能力发生了变化。例如,音乐经验可以改变听音乐所带来的满足感,而无须假定深层偏好发生了某种无法解释的转变。

这种方法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部分原因在于它能够将原本彼此分离的领域放在一起比较。它之所以备受争议,则是因为对偏好和不可观测的约束条件作出灵活假定,可能使其解释难以检验。后来,行为经济学,包括有关有限理性和现时偏差的研究,为系统性偏离标准选择模型的行为提供了其他解释。贝克尔的研究仍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基准,但存在一种基于激励的解释,本身并不能证明它就是对某种特定行为的最佳解释。

歧视、竞争与不平等的结果

在《歧视经济学》中,贝克尔认为,偏见能够以系统性的方式影响经济决策。抱有歧视的雇主可能会认为,雇用自己厌恶的群体中的劳动者会带来额外成本,即便这名劳动者的生产率与其他劳动者完全相同。贝克尔用“歧视系数”来表示这种厌恶。这一分析工具将社会态度转化为一个能够影响雇用、工资和利润的参数。

一个简化的雇主模型可以说明这一机制。假设一名劳动者的工资为 ww,但雇主在雇用这名劳动者时感受到额外的主观成本 dd。于是,雇主会将相关的雇用成本视为 w+dw+d 并据此行事。因此,即便不属于受歧视群体的劳动者要求更高的货币工资,只要生产率相同,雇主仍可能更愿意雇用他们。这种意义上的歧视并不只是对生产率的错误估计,而是为了避免与某些人接触或交往,宁愿付出经济代价。

贝克尔区分了来自雇主、同事和顾客的歧视。这些情形有着不同的影响。雇主的偏见可能因排斥有生产能力的劳动者而降低利润。员工的偏见可能使工资调整成为必要,也可能促成工作场所的群体隔离。顾客的偏见则会影响企业收入,因此,即使雇主本人没有偏见,也可能面临实施歧视的激励。因此,歧视性偏好来自何方,既关系到成本如何分配,也关系到劳动力市场中竞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一模型最具影响力的推论之一是,竞争压力可能使抱有偏见的雇主处于不利地位。愿意以较低工资雇用同等生产率劳动者的企业,可以获得更高利润并扩大经营。但这并不构成歧视会迅速消失的一般性证明。结果取决于偏见在人群中的分布、进入市场的机会、市场的组织形式,以及歧视究竟源于所有者、劳动者还是顾客。群体隔离也可能使歧视性偏好得以延续,而不一定在所有情境中都产生相同的工资效应。

贝克尔的贡献必须与后来出现的统计性歧视理论区分开来。后者认为,当个体生产率无法被充分观察时,决策者会依据群体信息作出决定,由此产生差别待遇。相比之下,贝克尔的主要模型关注的是对特定群体的偏好或排斥。这两种思路后来都成为分析差别待遇的重要经济学方法,但任何一种都不意味着可以用观察到的工资差异直接衡量歧视。就业、岗位分配、工作经验、培训机会以及不可观测特征等方面的差异,都会使实证识别变得复杂。贝克尔的持久贡献在于,他将偏见的作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阐明到了足以进行分析和检验的程度。

人力资本、教育与收入

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将教育、培训及相关活动视为能够提高未来生产能力的投资。这一基本思想早有先驱,亚当·斯密便是其中之一,但贝克尔推动建立了一个系统性框架,用以分析此类投资的成本、回报与融资。他与西奥多·W. 舒尔茨、雅各布·明瑟的研究一道,使技能和知识成为解释收入与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将教育类比为投资,就把当下的牺牲与未来的收益联系起来。学生可能需要支付学费,并放弃当下的收入,以换取未来更高的预期收入。在一个简化的计算中,当以下条件成立时,这项投资的净值为正:

−C0+∑t=1TΔyt(1+r)t>0,-C_0+\sum_{t=1}^{T}\frac{\Delta y_t}{(1+r)^t}>0,

其中,C0C_0 为初始成本,Δyt\Delta y_t 为第 tt 期增加的收入,rr 为贴现率。实际的教育决策还涉及不确定性、非货币收益和融资约束。这个公式所刻画的是跨期权衡,而非对每一项求学决策的完整解释。

其中一项影响尤为深远的区分,是将培训分为一般培训与企业专用培训。一般培训能够提高劳动者在不同雇主处的生产率。在竞争环境中,劳动者可以通过未来更高的工资获得这类培训的大部分回报,因此最初提供培训的雇主很难收回培训支出。企业专用培训在当前雇佣关系之外的价值则较低。由于雇主和雇员双方都可能从维持这种关系中受益,培训的成本与回报可以由双方分担。这些区分有助于解释工资增长、员工流动以及雇佣关系的结构。

人力资本理论也为典型的年龄—收入曲线提供了解释。年轻劳动者往往投入大量时间学习技能,为了未来的收益而接受当下较低的收入。随着技能积累提高生产率,收入通常也会增加。到了职业生涯后期,可供投资产生回报的剩余时间缩短,因而削弱了接受某些形式培训的动力。技能折旧与工作强度的变化也可能影响这条曲线。因此,该理论在生命周期框架下将学校教育与在职学习联系了起来。

教育收入溢价的实证解释,仍然比单凭投资模型所呈现的情况更为复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可能在接受教育之前,就已在能力、资源或机会方面有所不同。教育也可能像信号传递(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向雇主传递信息,而不是按观测到的工资差异所暗示的幅度提高生产率。信贷约束可能阻碍有价值的投资,社会收益也可能不同于私人回报。贝克尔的框架确立了需要探讨的问题及相应的分析术语,却并未消除这些识别难题。

时间配置与住户生产

贝克尔于1965年发表的论文《时间配置理论》,对将消费者简单视为通过购买商品直接获得满足的买方这一处理方式提出了挑战。住户还会将商品与自身的时间结合起来,创造各种体验并开展各项活动。做一顿饭需要食材、设备和准备时间;休闲娱乐可能需要设备、出行和参与活动的时间;儿童的成长既需要购买的服务,也需要父母的关心与陪伴。在这一框架下,市场商品往往是投入品,而非最终的消费对象。

因此,可以将住户视为生产者,其生产的消费品是成员偏好所指向的对象。用一个简化的形式表示,

Zj=fj(xj,tj),Z_j=f_j(x_j,t_j),

其中,ZjZ_j 是住户生产的消费品,xjx_j 表示购买的投入品,tjt_j 表示时间。住户在货币预算和时间约束下,选择商品与时间的组合。这将生产理论引入了对日常活动的分析,而不必假定这些活动的产出会在市场上出售。

这一理论的一个关键含义是,一项活动的价格包含了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耗费时间的价值。对于能够在边际上调整有偿工作时间的人来说,工资有助于衡量时间的机会成本。因此,工资上涨不仅会提高购买力,也会使时间密集型活动变得相对更加昂贵。住户可能会通过购买现成饭菜、使用付费交通服务,或以设备和外部服务替代自身劳动来应对。

这些变化最终如何影响行为,并无定论。即使时间的机会成本上升,收入增加仍可能提高人们对闲暇或时间密集型体验的需求。就业方面的限制、无偿承担的责任,以及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之间的差异,都使时间价值的衡量更加复杂。该模型的贡献在于识别出这些不同的作用渠道,而不是声称每次工资上涨都必然会减少闲暇或无偿劳动。

住户生产也揭示了国内生产总值等传统指标的局限性:这些指标通常不计入无偿的住户服务。如果一个住户从在家做饭转为到餐馆用餐,统计中的市场产出就会上升,尽管这种变化有一部分只是原有活动转移了场所。贝克尔的分析为研究此类替代提供了工具,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仅凭支出无法全面描述消费或生活水平。它还推动了时间利用数据成为支出与就业统计的重要补充。

生育、婚姻与家庭组织

贝克尔的研究使家庭成为经济分析的核心议题。他在1960年的论文《生育的经济分析》中,将生育决策视为涉及收入、时间以及希望投入每个孩子的资源量的选择。此后,他建立了关于婚姻、家庭内部分工、离婚和代际转移的模型。这些研究在《家庭论》中得到整合,该书也成为家庭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其中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机制,是子女数量与每个子女所获投入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称为“数量—质量权衡”。这里的“质量”是一个技术术语,指投入每个孩子的资源,如教育、医疗保健和父母的时间,而非对孩子内在价值的评判。增加对每个孩子的投入,会提高多生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增加子女数量,则会提高改善所有孩子生活条件的总成本。贝克尔与H.格雷格·刘易斯于1973年将这一相互作用形式化。

这一框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收入增长未必会使家庭规模扩大。父母可能将新增资源投入每个孩子,而工资上涨则会提高照料孩子的机会成本。这些机制为人口学和生育率下降研究提供了经济学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收入是决定生育率的唯一因素:避孕、死亡率、制度、性别关系和社会规范同样会影响生育行为。这些模型所揭示的,是这一更广泛的影响因素体系中的特定激励机制。

贝克尔的婚姻模型将婚配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当人们预期结为伴侣的收益高于其他选择时,就会建立伴侣关系。这些收益可能来自感情、共同消费、家庭内部生产以及专业化分工。他对择偶匹配的分析探讨了:具有相似特征的人何时会结为伴侣,差异又在何时更为有利。答案取决于这些特征在创造结合所带来的收益时,是互补的还是相互替代的。因此,经济学匹配理论并不意味着所有理想特征都应以同一种方式匹配。

对家庭内部分工的这种分析引发了广泛争论。在模型中,工资和技能差异可能使专业化分工具有效率,但现实中观察到的工资差异本身也可能源于歧视或机会受限。专业化分工还可能造成长期依赖,并改变议价能力。后来的家庭议价模型,对那些实际上将家庭视为追求单一、一致目标的模型提出了挑战。贝克尔还分析了利他主义和转移支付,包括提出“坏孩子定理”。但该定理之所以能使个人激励与家庭整体福利保持一致,依赖于对转移支付和行为的严格假设,并非对家庭和谐作出的一般性论断。

犯罪、惩罚与执法

贝克尔于1968年发表的论文《犯罪与惩罚:一种经济学分析》推动了现代犯罪经济学的建立。该文将违法活动建模为受预期收益、被逮捕和定罪的可能性以及惩罚后果影响的行为。其创新之处不在于声称每一次违法都涉及明确的金钱计算,而在于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说明执法政策如何改变激励,进而对行为产生系统性影响。

在一个简化的预期效用模型中,当下式成立时,违法行为可能具有吸引力:

(1−p)U(W+g)+pU(W+g−f)>U(W),(1-p)U(W+g)+pU(W+g-f)>U(W),

其中,pp 是受到惩罚的概率,gg 是违法所得,ff 是以货币等值表示的制裁,WW 是初始财富。在这些假设下,对于风险中性的个人,这一比较可简化为判断 g>pfg>pf 是否成立。更一般的模型允许纳入罚款以外的制裁、不同的风险态度以及非金钱收益。其中的基本区分在于惩罚的严厉程度与惩罚发生的概率。

随后,贝克尔从社会角度考察执法问题。增加警务、侦查和起诉活动都需要消耗资源。违法行为会造成损害,而惩罚本身也可能带来成本。例如,监禁既耗费公共资源,也会造成超出资金转移范围的损失。因此,政策问题并非仅仅是将惩罚力度最大化,或杜绝一切违法行为,而是要综合考虑犯罪、预防、侦查与制裁的成本。

他的分析尤其关注罚款,因为在一个简化模型中,罚款可以转移资源,而非毁损资源。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提高制裁力度、同时降低查获概率,可以在维持威慑力的同时降低执法成本。这一结论高度依赖其假设条件。人们的财富有限,极其严厉的制裁可能无法实施,风险态度会产生影响,而违法者也可能错误估计执法概率。制裁还会影响不同边际上的激励:如果轻微违法与严重违法的处罚变得毫无区别,违法者避免造成额外损害的动力就可能减弱。

这篇论文成为法与经济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但并未解决有关威慑效果的实证问题。估计执法的影响十分困难,因为警务和惩罚措施往往也会随犯罪率变化而调整,由此造成因果关系推断上的困难。后续研究还区分了威慑效应与剥夺犯罪能力的效应,并考察了冲动性、社会环境以及不同群体受到执法干预的机会不均等问题。法律上的比例原则、程序保障和权利等因素,也带来了无法仅靠最小化犯罪与执法成本的货币总额来解决的考量。

成瘾、社会互动与偏好变化

贝克尔后期的研究将经济分析拓展至一些通常被认为与前瞻性选择不相容的行为。在1988年与凯文·M. 墨菲合著发表的《理性成瘾理论》中,成瘾被建模为一个跨期过程:过去的消费会改变当前消费所产生的后果。该模型旨在说明,持续且有害的消费可以与选择框架在内部逻辑上保持一致,而不是要证明所有成瘾行为在日常或临床意义上都是理性的。

其中一个核心机制是强化。过去的消费会形成一种存量,影响当前的满足感和进一步消费的欲望。一个简化的积累方程为:

St+1=(1−δ)St+ct,S_{t+1}=(1-\delta)S_t+c_t,

其中,StS_t 表示累积存量,ctc_t 表示当前消费,δ\delta 表示折旧率。在该模型的条件下,相邻时期的消费具有互补性:今天消费越多,明天的消费就越有吸引力。具有前瞻性的决策者会将这些未来后果纳入考虑,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所选择的路径不会带来严重伤害。

这一结构产生了一些独特的预测。永久性提价的长期影响可能大于短期影响,因为消费减少会逐渐削弱强化作用。对未来提价的预期,可能在价格实际上涨之前就使当前消费下降。贝克尔、迈克尔·格罗斯曼和墨菲利用香烟消费数据检验了该模型的推论。这类检验有助于推动成瘾研究超越一种看法,即习惯性需求必然对价格不敏感。

对于这些发现应如何解读,争论始终存在。具有前瞻性的反应并不能证明消费者充分理解依赖性、准确预见未来的偏好,或能始终如一地执行计划。即使某些观察到的需求反应相似,自我控制问题模型和当下偏误模型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福利结论。尤其是,征税的福利后果取决于消费减少究竟只是限制了充分知情者的选择,还是有助于化解当下冲动与长期意图之间的内在冲突。

贝克尔还探讨了偏好和选择如何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他在1974年发表的《社会互动理论》一文,分析了一个人的行为或福祉进入另一个人目标之中的情形。1996年的《偏好的解释》,以及与墨菲合著、于2000年出版的《社会经济学》,进一步探讨了涉及个人经验和社会影响的相关主题。这些著作使人们难以再将贝克尔笔下的个体简单理解为与社会隔绝的人:分析单位仍然是作出选择的个人,但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后果则涵盖家庭成员、同伴、积累的经验和周围的社会环境。

影响、公共参与与方法论争论

贝克尔的影响体现在,经济学家对本学科合理研究范围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劳动经济学日益将教育、培训和家庭决策纳入研究范围。经济模型成为犯罪、生育、婚姻和歧视研究中的常用工具。他的影响也延伸至社会学、人口学和法学研究,不过,这些领域的学者并不一定接受经济选择模型的假设,也未必认同这类模型在解释上的优先地位。

他的研究将个人决策与更广泛的不平等和发展格局联系起来。他与奈杰尔·托姆斯于1979年合著的一篇论文,从父母投资、遗传特征和家庭资源等方面分析了收入分配与代际流动。他与墨菲及罗伯特·田村于1990年合著的一篇论文,将人力资本、生育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为围绕内生增长理论展开的广泛研究作出了贡献。这些应用展示了家庭选择如何影响总体经济结果,而不是将一国的经济增长视为独立于家庭行为的过程。

贝克尔还将自己的方法用于政治研究。他在1983年的论文《压力集团争夺政治影响力的竞争理论》中,考察了有组织的群体如何围绕再分配资源的政策展开竞争。该文并未假定政府决策只是为了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将谋求政治影响力视为一种受激励和竞争塑造的活动。这项研究也是经济分析向更多制度领域拓展的一部分,而这些领域此前主要通过政治或行政层面的描述来研究。

在学术研究之外,贝克尔于1985年至2004年间为《商业周刊》定期撰写专栏。自2004年起,他与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共同撰写“贝克尔—波斯纳博客”,以双方各写短评的形式讨论时事。这些活动让专业期刊之外的读者也能了解他的分析方法。他的政策论述通常强调激励、竞争以及监管的意外后果,但他提出的各种模型并不都会自动导向某种特定的政策结论。

主要的方法论争议在于经济学解释的适用范围。支持者强调,明确的假设能够产生可检验的作用机制,并将不同领域的证据联系起来。批评者则质疑,对偏好和约束的设定是否有时过于灵活,以至于几乎任何观察到的结果都能得到合理化解释;他们也质疑,制度、权力、规范和心理过程是否得到了充分的独立关注。后续研究往往保留了贝克尔提出的问题,却改变了他的模型:以议价取代将家庭视为具有单一目标的设定,以行为模型修正跨期选择模型,并采用更严谨的实证研究设计,检验早期研究主要通过理论提出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