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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law-and-economics

法律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运用经济理论和实证方法,研究法律规则如何塑造激励、配置资源并影响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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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经济学是一门跨学科学科,将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应用于法律规则、制度和行为的研究。它考察法律如何改变不同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个人和组织如何作出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如何影响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其研究对象涵盖财产、合同、犯罪、公司组织、环境监管和司法运作等领域。这一学科的一个核心认识是:法律规则不仅在损害或分歧发生后决定处理结果,也会在纠纷发生前影响人们的行为。

法律经济学既包括实证研究,也包括规范研究。实证分析旨在解释或预测法律相关行为和制度运行结果,例如,某项责任规则是否会促使人们采取预防措施,或者诉讼成本是否会影响和解。规范分析则探讨,应当如何依据效率、福利、公平或行政可行性等既定目标,评价不同的规则方案。这两类研究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证明某项规则会改变行为的证据,本身并不足以说明这种改变是可取的。

现代法律经济学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发展尤为蓬勃,但其探讨的问题涉及各类法律体系。它采用的方法包括形式化建模、制度比较、统计分析和实验。尽管效率一直是统领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概念,法律经济学也考察信息问题、策略性行为、有限理性、分配,以及市场和政府的局限。

历史发展与思想传统

早在法经济学成为一门正式命名的学科之前,人们就已运用经济学思路探讨法律。切萨雷·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于1764年问世,将刑罚与威慑、罪刑相称和预防损害联系起来。杰里米·边沁随后从功利主义出发,系统论述了立法与制裁。亚当·斯密考察了正义、交换和政治制度,19世纪的经济学家则探讨了税收、垄断和所有权等问题。这些贡献提出了研究问题和分析思路,但尚未构成统一、有组织的研究纲领。

围绕法律赋予的权利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一种更直接着眼于制度的研究进路逐渐形成。约翰·R.康芒斯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年)中,将交易以及由法律确立的关系视为基本的经济分析单位。其他制度经济学家同样强调,市场依赖于可强制执行的规则,而非独立于法律而存在。这一传统不同于后来从个人选择模型出发的研究进路,但二者都考察了法律安排如何塑造经济活动。

法经济学在现代的拓展,通常与1960年前后发表的几篇著作联系在一起。罗纳德·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考察了围绕有害影响产生的冲突,以及组织交易的成本为何重要。圭多·卡拉布雷西的《关于风险分配与侵权法的若干思考》(1961年)分析了事故损失及其分配。加里·贝克尔的《犯罪与刑罚:一种经济学分析》(1968年)将以选择为基础的分析拓展至犯罪行为和执法。这些著作推动经济分析超越了税收、反垄断等原本就与市场密切相关的领域。

芝加哥大学成为这一领域重要的学术中心。《法律与经济学杂志》于1958年在该校创刊,理查德·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于1973年首次出版,运用经济学推理对法律学说进行了广泛探讨。与芝加哥学派相关的研究往往强调激励、市场过程,以及法官创制的规则可能具有的效率。其他学者则更重视事故预防、分配、制度设计,或市场解决方案的局限。这些分歧从未形成内部完全一致的学派。

此后,该领域吸收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实证方法。有关谈判、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研究,使早期那些假定信息易于获取、交换过程简单直接的模型变得更加复杂。相关研究逐渐传播到普通法和大陆法系的各个法域,不过,不同的制度环境影响了这些研究被接受的程度。由此形成的领域并非单一的法律理论,而是一系列分析进路的集合;它们的假设、评价标准和实证发现可能各不相同。

激励、福利与法律规则的评价

一个基本的经济模型将法律规则视为改变可选行动预期后果的因素。无论是选择采取何种程度预防措施的驾驶员、决定是否披露信息的公司,还是考虑和解的诉讼当事人,都面临不同的行动选择,而各选项的成本部分取决于法律。分析通常比较不同规则下的行为,而不只是追问某起具体纠纷应由谁胜诉。这一区分将事后问题——如何处理已经发生的损失——与事前问题——对处理结果的预期如何影响未来行为——区别开来。

考虑一项活动,其收益为 B(a)B(a),私人成本为 C(a)C(a),对他人造成的损害为 H(a)H(a),其中 aa 表示活动水平。一个简化的社会目标是

max⁡a[B(a)−C(a)−H(a)].\max_a \bigl[B(a)-C(a)-H(a)\bigr].

如果行为人只考虑 B(a)−C(a)B(a)-C(a),其选择的活动水平就可能超过社会最优水平。法律责任、税收、监管或协商都有可能使行为人在决策时将部分外部损害纳入考虑。这个例子说明了何为外部性:对他人产生的、未在决策者自身所受激励中得到充分体现的影响。但这个例子并未确定哪种干预方式最有效,因为每种方式都有信息成本和管理成本。

效率有多种含义。按照帕累托效率的标准,如果不存在任何可行的调整,能够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差的同时使至少一人的境况变好,那么该配置就是有效率的。用这一标准检验法律改革,要求相当严格,因为大多数重大改革都会同时带来收益和损失。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则考察受益者原则上能否在补偿受损者之后,境况仍比原来更好。这一检验并不要求实际支付补偿,这也是它不能等同于所有人境况都得到改善的原因之一。

以货币衡量时,还需作出进一步区分。支付意愿部分取决于收入和财富,而对于同一项权利,接受补偿的意愿可能不同于为取得该权利而支付的意愿。因此,将货币收益加总,并不能得出不受分配状况影响的福利指标。有些模型转而采用社会福利函数,对不同个人的福祉赋予不同权重。此时,结论取决于设定的权重、福利的衡量方式,以及有关资源如何影响不同人群的假设。

法律评价还要考虑实施问题。成本收益分析可以比较事故减少带来的收益、合规费用、行政负担及其他后果,但对健康、环境质量或非市场利益进行估值,则需要额外的方法和假设。如果有关机关无法获取适用规则所需的信息,一项理论上颇具吸引力的规则,在实践中也可能表现不佳。因此,经济分析往往是在可行但不完善的制度之间进行比较,而不是以一种无需付出任何成本的理想状态来衡量现实中的法律。

产权、谈判与交易成本

产权决定谁可以使用某项资源、排除他人使用、转让权益,或就权益受到的侵害请求赔偿。产权的经济意义并不限于形式上的所有权。权利的界定与执行会影响投资、资源保护、交换以及使用者之间的冲突。土地边界、使用权、担保权益和信息所有权,都会影响哪些决策可以通过协议协调,哪些则需要通过集体决策或法律途径解决。

科斯的分析突出了许多冲突的相互性。禁止工厂排放烟尘可以保护附近居民,却可能限制生产;允许排放烟尘可以维持生产,却会使居民蒙受损失。认定某一方是损害的物理来源,本身并不能确定哪种安排的成本最低。可考虑的替代方案包括安装设备、调整生产、迁移活动地点,或向受影响者支付补偿。要做的是比较各种可行安排的后果,包括达成和执行这些安排的成本。

科斯定理通常表述为:在权利界定清晰、可以转让且谈判不产生成本等条件下,无论最初将权利赋予谁,各方都能通过谈判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对这一定理的精确表述需要谨慎:财富效应以及偏好或需求的变化,可能使“最终会形成完全相同的配置”这一主张变得复杂。即使在简化版本中,权利的初始归属也会影响收益的分配。科斯更广泛的论点强调,现实中的谈判是有成本的,比较不同制度时必须认真考虑这些成本。

交易成本包括寻找交易对象、获取信息、协商条款、监督履约以及执行协议的成本。涉及众多当事方时,谈判尤其困难。污染者面对数千名受影响居民时,可能遇到协调问题;而需要取得多块土地的项目,则可能遭遇某些业主以拒绝同意来索取更高条件,因为他们的同意不可或缺。反过来,有些当事方可能从协议中受益,却拒绝分担其成本。这些困难使产权分析不仅涉及双边交换,也与集体行动相联系。

圭多·卡拉布雷西与 A. 道格拉斯·梅拉梅德于1972年发表的《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不可让与性》一文,区分了几种重要的权利保护方式。在财产规则下,通常未经权利人同意,不得剥夺其权利;禁令可以帮助落实这种保护。在责任规则下,允许对权利进行侵害,但须支付依法确定的损害赔偿。不可让与规则则限制权利转让,即使各方均同意也不例外。在这些安排之间作出选择,需要考虑司法估价的可靠性、谈判的可行性、对第三方的影响,以及策略性行为的后果。

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知识产权领域。专有权可能鼓励投入高昂成本的创作与发明,但也可能限制获取和后续创新。因此,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并不只是排他性是否产生激励,还包括如何通过权利的范围、期限、例外规定和执行机制,在这些激励与排他性及权利归属碎片化所带来的成本之间取得平衡。

合同、信息与组织边界

合同法的经济分析研究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承诺如何支撑跨期交换。许多交易要求一方先履行义务,随后才能获得另一方承诺的回报。如果缺乏可信的承诺,互利的交换可能无法发生,当事人也可能不愿进行那些价值取决于持续合作的投资。合同救济和执行制度可以降低这些风险,不过,合同起草和诉讼本身也会耗费资源。

一种影响深远的基准是期待利益损害赔偿:在法律限制范围内,通过赔偿使受损方处于合同如获履行时本应处于的境况。在简化模型中,这种赔偿可以在履行的价值高于成本时鼓励履行,而在履行会造成价值损失时允许违约。与此相关的“效率违约”理念有其适用条件,并非笼统地认为违约在法律上或道德上值得提倡。其面临的难题包括估值的不确定性、未获补偿的损失、诉讼成本,以及救济方式对违约发生前的预防措施和投资所产生的影响。

不同的救济方式对风险和议价能力的分配各不相同。实际履行要求履行承诺的义务,而非仅仅支付金钱赔偿,在替代品难以获得的情况下尤其具有意义。事先约定的约定损害赔偿金可以减少未来损失的不确定性,但各法律体系对被认定具有惩罚性质的条款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关可预见性、减损义务和损失确定性的规则也会影响激励:不受限制的赔偿可能会促使受损方放任本可避免的损失不断扩大。

信息经济学解释了为什么即使交换能够创造价值,当事人仍可能无法达成协议。当未被对方掌握的特征影响交易参与或合同条款时,就会出现逆向选择,例如卖方比买方更了解产品质量的情形。道德风险则涉及达成协议后另一方难以观察或核实的行为。质量担保、免赔额、筛选、监督和披露义务可以应对这些问题,但每种措施都会带来成本,也可能产生新的激励。例如,如果信息接收者无法理解或利用信息,强制披露的效果就会有限。

许多长期安排都是不完全契约,因为当事人无法预见、描述每一种未来情形,也无法使每一种情形都能得到法律上的核实。奥利弗·威廉姆森分析了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重复交易如何影响通过市场订约还是通过组织内部安排来开展交易的选择。专为某一合作关系进行的投资,一旦完成,就可能使投资者面临对方借机重新谈判的风险。这种“敲竹杠”的可能性会在事前抑制投资,即使持续合作本可使双方受益。

所有权和控制权可以通过分配合同未予明确规定的事项的决策权限,部分解决这些问题。桑福德·格罗斯曼、奥利弗·哈特和约翰·穆尔等人提出的产权理论,分析了剩余控制权如何影响投资激励。这些理论有助于解释企业边界、纵向一体化和治理安排,同时也承认,将交易纳入企业内部,只是以内部的激励和信息问题替代了市场交换中的部分困难。

事故法、预防措施与保险

对侵权法的经济分析,考察法律责任如何影响事故预防、活动水平以及损失分配。其核心在于区分损害的发生与预防损害的成本。消除一切事故所需的资源,可能超过由此减少的损失的价值。因此,经济模型通常会确定一个预防水平,使预防成本与损害的预期成本之和最小,同时在分析上将赔偿和矫正正义问题分开处理。

设 xx 代表预防支出,p(x)p(x) 代表事故发生的概率,LL 代表事故发生时的损失。一个基本模型旨在最小化:

SC(x)=x+p(x)L.SC(x)=x+p(x)L.

如果增加预防支出能够降低事故概率,则内点最优解满足:

1=−p′(x)L.1=-p'(x)L.

这一方程表明,只要增加一单位预防投入的边际成本尚未达到其带来的预期事故损失减少额,这项投入就是值得的。现实中的事故涉及多方行为主体、不同的伤害严重程度、信息不完全以及不确定性,但这一模型为识别责任规则如何改变激励提供了基准。

勒尼德·汉德法官在1947年“美国诉卡罗尔拖船公司案”的判决意见中,对类似推理作出了著名的法律表述。该意见将采取预防措施的负担 BB,与损害发生概率 PP 乘以损失严重程度 LL 所得的数值进行比较。不等式 B<PLB<PL 通常被称为汉德公式。它是将成本因素纳入过失分析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例证,不过,过失法理不能简化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数值计算。

在严格责任规则下,预期须承担全部损失的加害人,在这一简化模型中有动力将事故成本纳入考量。在过失责任规则下,是否承担责任取决于行为人是否未达到法定注意标准。如果这一标准设定得当且得到可靠执行,行为人便可通过采取规定的预防措施来免于承担责任。不过,两种规则仍可能导致不同的活动水平:达到过失责任规则所要求的注意标准的行为人,可能无须承担增加活动所产生的剩余事故成本。当受害人也能采取预防措施时,共同过失或比较过失规则会改变上述分析。

保险进一步引入了风险分配及额外的激励效应。与其面对发生巨额损失的小概率风险,风险厌恶者可能更愿意支付保费。即使不改变预期货币损失,保险保障也能增进福利;但如果保费和承保范围未能反映行为差异,保险也可能削弱谨慎行事的动力。免赔额、经验费率、除外责任以及保险人的监督,可以部分抵消这种效应。资产有限、因果关系证明不充分以及赔偿不足,也可能削弱威慑作用,使法律责任、安全监管与保险成为相互补充而非彼此替代的制度。

犯罪、制裁与执法过程

对刑法的经济分析研究制裁、查获概率和执法资源如何影响被禁止的行为。在简化的威慑模型中,个人会将实施违法行为的预期收益与预期后果进行比较。如果被查获并定罪的概率为 pp,而制裁的主观成本为 SS,则预期惩罚可表示为 pSpS。这是一种分析上的简化:主观感知的概率、冲动性、社会关系以及非金钱动机都可能影响行为。

贝克尔于1968年提出的模型,将执法政策视为一个涉及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查获违法者并使其定罪所耗费的资源,以及惩罚成本的问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受罚概率能够威慑违法行为,但提高查获概率通常需要耗费资源。与监禁相比,提高罚金可能耗用较少的资源,但罚金受到违法者资产状况以及有关制裁的法律原则的约束。监禁还会给相关机构、被监禁者、家庭和劳动力市场带来成本,这些成本并非金钱转移所能涵盖。

简单的预期惩罚模型会引出一些重要的复杂问题。如果不同违法行为受到的惩罚同样严厉,违法者避免实施危害更大行为的激励就可能减弱;这就是边际威慑问题。极为严厉的制裁还可能改变执法行为、报案行为、认罪决定或隐匿证据的努力。剥夺犯罪能力不同于威慑,因为它通过限制行为机会来防止某些行为,而不是改变某个可实施行为的预期收益。矫治则涉及通过其他机制改变日后的行为。

错误与程序是这一分析的核心。错误定罪会造成直接损害,也可能扭曲激励,而错误宣告无罪则可能削弱威慑。举证责任、证据规则、获得律师帮助的机会以及正当程序,既影响错误率,也影响执法成本。经济模型可以考察这些影响,但程序保障也体现了法律所坚守的原则,不能将其归结为总成本最小化。尤其是,无罪推定除了可能产生激励效应之外,还具有规范和制度层面的作用。

诉讼过程本身涉及不确定条件下的协商。与成本高昂的审判相比,被告人与检察官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协商结案,但他们的激励、信息和目标未必与社会福利相一致。民事案件中也存在类似的协商问题:和解取决于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估计、诉讼费用、风险偏好以及私人信息。即使和解能够为双方节省成本,双方判断的分歧或策略性地隐瞒信息,仍可解释纠纷为何进入审判。因此,不能直接将观察到的审判结果视为全部潜在纠纷的代表性样本。

企业、竞争与创新

经济分析与竞争法有着长期而密切的联系。在这一领域,法律判断往往取决于市场力量、市场进入条件、策略互动,以及对消费者或交易伙伴的影响。关键问题并不只是企业规模是否庞大,而在于企业行为或市场结构是否使其能够对竞争施加有害限制,以及所主张的效率提升或其他影响是否会改变适用法律标准下的评估结论。不同法域对这些考量因素赋予的权重有所不同。

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的《克莱顿法》为联邦反托拉斯执法奠定了重要的成文法基础。对这些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了变化。结构—行为—绩效分析强调行业集中度与市场结果之间的关系。芝加哥学派的相关研究则强调价格理论、市场进入,以及某些被视为限制竞争的做法可能降低成本。此后,基于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模型表明,在特定条件下,策略性行为有时能够排挤竞争对手或维持市场力量。

经营者集中审查体现了理论与证据之间的互动。竞争者之间的合并可能消除竞争压力的一个来源,使协调定价成为可能,或增强议价能力;也可能降低生产或分销成本。因此,评估需要考察产品之间的替代关系、竞争对手可能作出的反应、进入壁垒,以及所主张的效率提升是否可以验证、是否为该合并所特有。集中度指标可以为初步筛查提供信息,但仅凭这些指标,无法确定某项具体交易的影响。

对公司治理的经济分析关注的是另一类组织问题。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可能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管理者掌握信息和控制权,却可能追求与投资者不同的目标。董事会、薪酬合同、信息披露、表决权和收购机制都可以约束这种目标偏离。股权集中可能改善监督,但也可能引发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债务会带来更多冲突,包括企业濒临财务困境时将风险转嫁给债权人的动机。

创新将企业与竞争分析同知识产权联系起来。专利可以帮助发明人从发明中获得回报,但其排他性保护范围也可能影响竞争对手、许可安排和后续研究。著作权同样涉及创作和传播作品的激励,以及限制再利用所产生的成本。由于信息通常可以以很低的边际成本供更多人使用,支持赋予信息专有权的经济理由不同于支持稀缺实物资源专有权的理由。在数字市场中,网络效应、互操作性和数据优势又带来了更多问题;这些市场中的竞争可能取决于接入条件、转换成本,以及多个用户群体之间的关系。

公共制度、监管与法律发展

法律经济学也研究公共机构如何制定和执行规则。立法者、监管者、法官和行政机关都面临信息约束,其行为也会受到制度激励的影响。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推理应用于政治决策,而不假定政府会自动实现各方认可的公共利益。它考察投票、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官僚行为,以及收益与成本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

其中一个重要机制,是收益集中而成本分散所造成的不对称。一个规模较小的群体,可能有强烈动机争取一项能让每位成员获得可观收益的规则;但对广大公众中的任何个人而言,所承担的成本却太小,不值得为此组织起来反对。这一推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政治影响力未必与一项政策带来的社会总收益或总损失相对应。但这并不能证明所有监管都受到俘获,也不能证明公职人员只追求私人目标。

监管设计需要在信息有限的条件下比较不同工具。污染税、排放标准和可交易排污许可制度,对减少排放和开发更清洁技术所产生的激励可能各不相同。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的相对效果,部分取决于污染治理成本和环境损害的不确定性。马丁·魏茨曼于1974年发表的《价格与数量》对此作了形式化分析。执法能力、测量困难、市场势力和分配后果,可能与工具本身的抽象特性同样重要。

法院和法律程序的设计也涉及类似问题。专门审判机构可能积累专业知识,但也面临服务对象范围狭窄,或与受监管主体反复互动所带来的风险。明确的规则可以提高可预测性、降低决策成本,而概括性的标准则能更灵活地适应具体情形,却也可能带来不确定性。在集权与分权之间作何选择,会影响地方信息的利用、一致性、问责以及试验的机会。脱离具体问题及其所处的法律体系,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安排始终优于其他安排。

有关法律发展的研究,考察执行机制、所有权、契约安排和政治制度如何与投资及经济增长相联系。稳定可靠的预期有助于支持长期交易,但因果解释并不容易,因为富裕社会也可能有财力建立更有效的制度。历史条件、行政能力和非正式惯例都会影响正式规则的运作。道格拉斯·诺斯等人的研究强调制度和可信承诺,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则记录了治理共享资源的多种安排。这些研究路径提醒人们,不应将正式的私人所有权和国家集中控制视为仅有的两种选择。

对不同法系进行比较时,也需要同样谨慎。普通法国家与大陆法国家之间的差异,可能与金融或监管结果存在相关性,但法律起源与历史、政治及发展状况交织在一起。即使法条在形式上完全相同,当执行资源、专业实践或政治约束不同时,也可能产生不同结果。因此,对改革的经济分析会考察相互配套的制度,而不是假定移植法律文本就能复制同样的结果。

实证方法与行为研究进路

实证法律经济学探究模型所预测的行为效应是否确实发生。研究者利用法院案卷、行政数据、调查、市场结果和实验,研究损害赔偿上限、警力部署调整、合同执行或监管性信息披露等措施的影响。计量经济学提供了估计变量间关系的工具,但规则与结果之间存在统计关联,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识别出因果效应。

选择问题反复出现。某些趋势本来就会影响结果,而各司法管辖区可能正是为了应对这些趋势才修改法律。人们会自行选择订立何种合同、购买何种保险、居住在哪个社区,以及是否提起诉讼。进入庭审的案件,又是从已经发生且未能和解的纠纷中进一步筛选出来的。因此,即使发现原告在庭审中的胜诉比例为某个数值,也不能直接据此判断所有潜在诉求的理据是否充分,或适用法律的整体成效如何。

研究者采用多种研究设计来应对这些困难。在随机分配切实可行且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随机对照试验可以比较被随机分配接受不同干预的群体。双重差分法将受影响群体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与对照群体的变化进行比较;能否对其结果作出因果解释,取决于对未实施干预时本会出现何种趋势的假设。断点回归设计利用临界值开展研究,而工具变量法则寻找能够影响干预的分配或接受情况、却不独立影响结果的变异。每种方法都依赖一些假设,这些假设需要结合制度背景加以论证,而不能仅靠统计技术来支持。

行为经济学修正了这样一类模型:人们总能以一致的方式评估概率、处理信息,并依照稳定的偏好行事。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相关研究,包括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考察了人们系统性偏离预期效用基准的现象。损失厌恶、参照依赖、现时偏误和注意力有限等因素,对合同、保险、和解及消费者决策均有重要影响。框架效应表明,即使相关结果等同,呈现选择的方式不同,也可能影响人们的反应。

行为法律经济学将这些发现应用于法律制度,但从实验室结果推导政策时需要谨慎。专业知识、反复积累的经验、竞争和组织程序,可能减少某些错误,却使另一些错误依然存在。官员同样可能表现出偏误,而企业既可能帮助消费者克服决策困难,也可能从这些困难中获利。行为解释若能明确指出具体机制,并预测效应应在何种情境下出现或减弱,其说服力就最强。

信息披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信息接收者面临信息过载、读写能力不足或激励相互冲突等问题,一项规则即使增加了可获取的信息,也未必能改善决策。简化告知文本可能改变人们使用它的方式,但其效果取决于所涉决策、受众以及相关交易的具体情境。因此,实证分析会区分是否遵守信息披露要求、接收者是否理解信息,以及最终结果是否发生可衡量的变化。

分配、权利与经济分析的限度

效率与正义的关系是法律经济学的核心争论之一。有效率的配置可能与严重的不平等并存,提高效率的变革也可能使某些人蒙受重大损失。由于支付意愿取决于所拥有的资源,以货币衡量价值,实际上可能赋予财富较多者的偏好更大的权重。这些观察并不意味着所有经济比较都失去效力,但它们限制了我们能够从货币收益总量的增加中推导出的结论。

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分配目标通常应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实现,而非通过改变私法规则来实现。其理由是,可以通过设计法律规则来减少浪费,同时由财政制度更直接地应对不平等。这一论点的说服力取决于若干假设,涉及再分配能否实施及其运行方式、法律变革的影响由谁承担、行政成本以及政治约束。如果补偿或再分配并未发生,将效率与分配分开讨论,可能会掩盖改革的实际后果。

权利构成了另一重界限。在法律上,人权、尊严、平等以及免受法律所禁止的对待的自由,通常并不被视为只要总体收益足够大,就可以随时牺牲的利益。经济推理能够估算保护或限制某项权利的部分后果,却无法独立判定哪些权利属于基本权利,也无法独立判定何种权衡在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些问题还涉及宪法解释、政治道德以及法律义务的结构。

批评者对这样一种主张提出了质疑:法律先例或普通法的发展会系统性地筛选出有效率的规则。诉讼的分布可能并不均衡,当事人拥有的资源可能不平等,而法官追求的也可能是法律教义、制度或道德目标,而非财富最大化。法律变迁还可能具有路径依赖性:沿袭下来的规则可能塑造某些利益、组织和预期,而这些因素日后又会支持该规则延续。因此,法律演化模型需要有关筛选机制的证据,而不能假定规则能够存续就证明其具有效率。

经济分析也面临衡量上的局限。环境损失、文化情感、隐私和家庭关系可能难以用金钱估值,而偏好也可能随着法律赋予的权利或社会情境而改变。分歧并不总能归结为缺少成本信息。不同的评价框架可能对相同的结果作出不同排序,因为它们承认的价值形式不同,或对何种行为可以被允许设定了不同的约束。

这些问题在司法可及性方面尤为突出。诉讼费用、法律援助、程序复杂性、审理迟延以及能否提起集体诉讼,都会影响一项得到正式承认的权利能否得到行使。减少诉讼支出可能降低行政成本,却也可能阻碍正当请求的提出、削弱威慑作用,或将损失转嫁给无力维护自身权利的人。评估此类变化,需要关注哪些诉求不再提出、哪些行为发生了改变,以及成本和法律保护各自如何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