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集中审查是竞争法的一个分支,旨在评估合并、收购、设立合营企业或其他形式的企业结合是否会损害竞争。此类审查通常在交易完成前进行,使主管机关能够调查交易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在必要时禁止交易或要求作出调整。有些制度还允许对已经完成的交易,以及未达到强制申报门槛的收购展开调查。
其核心关注点是原本相互独立的企业结合后所引起的竞争状况变化。一项交易可能消除一个关系密切的竞争对手,使剩余供应商更容易协调行为,限制其他企业获取重要投入品,或削弱企业在争取劳动者和供应商方面的竞争。反过来,企业结合也可能降低成本、整合互补性资产,或促进投资。因此,经营者集中审查需要进行前瞻性评估:比较交易实施与不实施两种情形下,竞争可能如何发展。
尽管各国制度在管辖权、程序和实体标准上有所不同,其分析方法却有很大共通之处。现代并购审查将法律规则与企业业务记录、客户、行业参与者所提供的证据以及经济分析相结合。其特有的难点在于,主管机关必须在尚无法直接观察交易后果时,就对市场未来的发展作出评估。
历史发展与法律基础
经营者集中审查源于防止私人经济权力破坏市场竞争的广泛努力。在美国,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规制了垄断行为和反竞争协议,但并未确立现代收购审查框架。1914年《克莱顿法》第7条专门针对可能产生实质性削弱竞争或趋于形成垄断效果的收购。1950年《塞勒—凯福维尔法》填补了涉及资产收购的重要漏洞,从而强化了这一条款。
美国早期的并购执法注重市场结构,着力防止市场集中度上升。在1962年的“布朗鞋业公司诉美国案”中,最高法院审查了一起制鞋业并购的横向和纵向影响。在1963年的“美国诉费城国民银行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一项影响深远的结构性推定:如果一项并购使合并后的企业拥有过高的市场份额,并显著提高市场集中度,则可推定该并购违法,但允许当事方提出反证。此后的判决和执法指南则更加重视经济机制、市场进入、竞争影响和效率。
1976年《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确立了美国主要的并购事先申报制度。在这项改革之前,执法机关往往只能对已经完成的合并提出异议,而此时资产、人员和业务运营可能已经整合。事先申报和等待期使预防性执法更具可操作性。联邦层面的执法职责主要由司法部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分担;交易引发争议时,法院发挥核心作用。
欧洲较晚才建立起全面的超国家并购审查制度。理事会第4064/89号条例于1989年通过,并于1990年开始适用。取而代之的第139/2004号条例确立了现代欧盟审查框架,采用的判断标准是经营者集中是否会显著妨碍有效竞争,尤其是否会通过形成或强化支配地位而产生这种影响。欧洲委员会负责审查具有欧盟层面影响的经营者集中,而各国竞争主管机关依据国内法和案件移送安排,仍承担重要职责。
此后,经营者集中审查逐渐推广至具有不同制度传统的各个法域。中国《反垄断法》于2008年生效;2018年,全国经营者集中审查职责划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度的经营者集中申报制度于2011年开始实施,巴西则于2012年依据修订后的竞争法引入了交割前强制审查制度。这些发展促成了各法域普遍采用预防性审查方式,但并未形成全球统一的法律标准。
适用交易与管辖门槛
经营者集中审查适用于法律界定的一类商业交易,而不只是商业上被称为“合并”的交易。通常纳入审查范围的交易包括购买股份或资产、企业合并、取得控制权,以及某些合营企业的设立。商业意义上范围更广的并购,还包括不属于经营者集中审查管辖范围的交易:有些交易未能形成对企业达到法定程度的影响力,有些则未达到适用的门槛。
在许多制度中,控制权是确定管辖范围的核心概念。根据欧盟法,控制权是指通过所有权、合同权利或其他方式,对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性。少数股东如果能够凭借表决格局或公司治理权利决定企业的战略决策,也可能取得控制权。如果预算、商业计划或重大投资等事项必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股东一致同意,就可能形成共同控制。仅为保障财务投资而设置的保护性权利,并不必然赋予控制权。
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审查范围则涵盖不同形式的影响力。英国可以审查赋予“实质性影响力”的收购,这一标准能够将尚未达到完全控制程度的持股纳入审查。美国的企业合并法律即使在不存在控制权的情况下,也可能适用于少数股权收购,但申报豁免与实体法上的法律责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鉴于这些差异,有必要区分法律规定的审查范围与一般会计准则或公司法对子公司的定义。
申报门槛通常旨在识别具有足够经济重要性、且与本国存在充分联系的交易。常用指标包括全球及境内营业额、资产价值、交易金额,以及交易各方在该司法管辖区内的经营活动。营业额门槛便于行政管理,却可能遗漏对当前收入不高、但拥有高价值技术、数据或研究成果的企业的收购。德国和奥地利于2017年引入交易金额门槛,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应对此类情况。印度2023年的竞争法修正案也引入了交易金额门槛,并同时要求相关企业在印度开展实质性经营活动。
门槛决定的是交易是否需要申报,而不是交易是否具有反竞争性。一项大型收购可能因为交易双方从事互不相关的业务,而不引发竞争疑虑。一项规模较小的收购则可能消除一个重要的本地竞争对手或新兴竞争者。因此,一些执法机构有权要求未达到门槛的交易接受审查,另一些则必须依据明确规定的管辖途径介入。相关规则还对连续收购、集团营业额的归属以及投资基金的处理作出规定,以防交易的形式安排掩盖其背后的经济整合。
实体标准、市场界定与证据
主要的实体审查标准考察交易是否会实质性减少竞争、严重妨碍有效竞争,或形成、强化市场支配地位。这些表述并不完全相同,但都要求解释交易可能如何改变竞争约束。审查的核心是市场势力:即在提高价格、减少产量、降低质量、削弱创新或恶化其他竞争条件时,不至于因流失过多业务而使这种行为无利可图的能力。规模大本身并不等于拥有市场势力。
执法机构通常首先界定相关市场,确定哪些产品和地理区域能够形成足够紧密的竞争约束。产品市场分析考察客户是否会在不同选择之间进行替代;地理市场分析则考虑运输成本、监管规定、采购模式,以及供应商跨地区服务客户的能力等因素。超市合并可能需要对多个本地市场分别进行评估,而某些工业产品的竞争范围则横跨多个大洲。同一家企业销售的不同产品,可能分属不同的市场。
假定垄断者测试为市场界定提供了概念框架。它考察的是:假定某个供应商是一组候选产品的唯一供应商,该供应商能否通过小幅但显著且非暂时性的提价获利。如果有足够多的客户转向该组产品之外的替代品,导致提价无利可图,那么候选市场的范围可能过窄。这种方法并非在所有情形下都能机械套用:对于零价格服务、受管制价格、创新竞争,以及定价已经高于竞争水平的产品,尤其需要谨慎。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比较基准是反事实情景,即不发生合并时可能出现的竞争状况。企业继续独立经营是常见情景,但并非必然。证据可能表明,某家企业将会退出市场、扩张、改变战略,或被另一买方收购。执法机构必须区分交易引起的变化与无论是否发生交易都可能出现的变化。这要求关注商业计划和财务状况,而不能简单地将当前市场视为永远不变。
证据包括日常经营文件、战略演示材料、投标记录、客户转向其他供应商的情况、逐笔交易价格、利润率、产能数据,以及市场参与者的证言。经济分析方法可以包括转移分析、自然实验、合并模拟,以及对以往市场进入或扩张的考察。每种方法都有局限:历史上存在的关系可能在技术变革后不再成立,而内部文件也可能不完整,或采用带有策略性的措辞。适用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取决于法律制度及程序所处阶段。指南为分析提供框架,但不能取代适用的成文法或具有约束力的司法判决。
横向合并与竞争的消除
横向合并是指处于供应链同一层级、相互竞争以提供可替代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之间的合并。其最直接的潜在危害,是消除合并双方之间的竞争。交易前,一家供应商提价可能导致客户转向另一家供应商。双方归于同一所有权之下后,部分原本流失的业务仍会留在合并后的企业内部,从而可能使提价变得有利可图。这一机制通常称为单边效应。
双方竞争的紧密程度,可能比其按销售额计算的排名更为重要。即使市场上存在众多其他产品,两种差异化产品之间仍可能形成很强的相互约束。转移率用于估算一种产品流失的销量中有多大比例会转向另一种产品。结合利润率及其他证据,转移率有助于评估提价动机。在招投标市场中,执法机构可能会考察双方直接交锋的频率、是否分别为客户的第一和第二选择,以及双方参与投标会如何影响报价。
市场集中度提供了一项结构性指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为各企业以百分数表示的市场份额。如果市场上有四家规模相同的供应商,其 HHI 为 2,500。如果市场份额分别为 和 的两家企业合并,该指数按公式计算的增量为 。集中度阈值可以作为推定或初步筛查规则的依据,但其法律意义因法域而异。美国《2023年合并指南》规定,合并后 HHI 超过 1,800 且增量超过 100 点时,可适用结构性推定;但这些规定属于执法机构的指南,并非独立的法定禁止规则。
另一项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协调效应。合并可能使剩余企业更容易在价格、产量、销售区域或其他行为方面形成并维持默契,而无须达成明确的固定价格协议。当企业能够确定协调的具体条件、监测偏离行为,并对削价竞争作出有效回应时,协调就更有可能发生。合并还可能消除一家具有扰动作用的竞争者;该企业此前的定价、产能扩张或商业模式,可能一直在破坏供应商之间的默契。
如果一方尚未成为市场上站稳脚跟的供应商,潜在竞争就很重要。收购可能消除一个很可能进入市场的经营者,或消除其进入前景所施加的竞争压力。反之,如果其他企业能够及时、很可能且充分地进入市场,就可能对合并后的企业形成约束。执法机构会考察监管审批、沉没成本、分销渠道的获取、客户转换供应商的难易程度,以及现有企业的应对措施。仅有理论上的进入可能性并不足够:进入的规模和时机必须能够应对已识别出的具体竞争损害。
纵向合并与混合合并
纵向合并是指处于供应链不同层级的企业之间的合并,例如制造商与经销商的合并。这类合并不一定会消除直接竞争对手,但可能改变合并后企业的行为动机及其影响竞争对手的能力。核心问题通常是封锁效应:合并后的企业是否能够限制竞争对手获取重要投入品或接触客户,从而削弱相关市场的竞争。
投入品封锁是指上游供应商使下游竞争对手获取产品或服务的条件变得更为不利。其形式可能包括直接拒绝供应、提高价格、降低质量、延迟交付或限制技术互操作性。执法机构会考察实施封锁的能力、动机及其可能产生的竞争影响。供应商即使有能力使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也可能缺乏这样做的动机,因为上游销售损失可能超过下游收益。反之,如果下游业务具有较高价值,牺牲部分投入品收入在商业上就可能具有吸引力。
客户封锁涉及限制竞争对手接触买方。如果一家大型经销商收购了制造商,并将采购转向自有生产业务,其他制造商就可能失去维持有效竞争所需的规模。但不能仅因部分销售发生转移,就认定竞争受到损害。分析必须考虑被封锁客户的重要性、进入市场的其他渠道、进入壁垒,以及这种变化是否会削弱竞争约束,而不只是使个别企业处于不利地位。
纵向一体化还可能通过消除双重加价来提高效率。如果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分别加价以获取利润,最终价格可能高于使双方合计利润最大化的水平。共同所有权可以使双方在定价时将这种相互影响纳入考量,从而产生降低下游价格的动机。一体化还可能改善产品设计、物流和投资方面的协调。这些效益并非必然实现:现有合同可能已经解决了有关问题,而且不同客户和产品所受到的影响也可能不同。
混合合并是指企业之间的合并,其产品既不构成直接替代关系,也不处于简单的供应商与客户关系之中。如果互补产品能够通过捆绑销售、搭售,或以不利于竞争对手的条件实现互操作,就可能引发竞争担忧。拥有广泛的产品组合还可能影响谈判或对分销渠道的控制。此类损害理论必须有具体的作用机制作为支撑;持有大量互不相关的资产,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竞争损害。2001年,欧盟委员会以横向业务重叠及混合合并方面的竞争担忧等为由,禁止了通用电气拟议收购霍尼韦尔的交易,而美国执法机构此前已附条件批准该交易。这一事件成为不同法域对非横向效应作出不同评估的重要案例。
创新、数字市场与投入要素竞争
并购审查并不局限于消费者价格的即时变化。企业还通过研发、产品质量、隐私保护、可靠性、服务以及开发新品类展开竞争。因此,即使现有价格保持不变,一项交易仍可能损害竞争。创新分析关注的是:合并后的企业不再面临同等竞争压力,是否会因此放弃、放缓、缩减独立开展的研发活动,或改变其方向。
制药行业的交易体现了这一问题。两家公司可能各有处于临床开发阶段、彼此竞争的产品,但在所涉治疗领域目前几乎没有销售额,甚至完全没有。执法机构会考察开发阶段、技术差异、知识产权、试验结果以及相互竞争的在研产品管线。研发成功的可能性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分析时不能将每一个研发项目都视为未来必将上市的产品。不过,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独立创新活动在竞争层面无关紧要。
数字市场带来了更多复杂因素。当一项服务的价值取决于其用户的数量或构成时,就会产生网络效应。网络效应与转换成本、规模优势和数据获取能力相结合,可能支撑持久的竞争地位。收购一家小企业,可能会消除一个新兴替代选择、加强对生态系统的控制,或整合竞争对手难以复制的资产。反过来,整合也可能改善功能,让一款新产品触达更多用户。关键在于交易会如何影响竞争的发展,而不是目标企业是否仅仅规模较小或具有技术特色。
货币价格为零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竞争。依靠广告收入的服务可能一边争夺用户的注意力、数据或参与度,一边向广告主出售触达用户的机会。因此,审查可以同时考察广告价格、服务质量和数据隐私。竞争法并不能取代隐私监管:必须从竞争选择的角度说明两者之间的联系,例如,收购是否会消除一项以较少收集信息作为差异化特色的服务。数字市场法规定的义务可以提供有关被指定为守门人的企业所实施的某些收购的信息,但这些义务本身并不构成一般性的并购审批制度。
执法机构还会考察购买劳动力及其他投入要素方面的竞争。合并可能增强买方垄断力量,使雇主或买方能够压低工资、削减福利、降低采购价格,或使合同条款变得更为不利。相关劳动力市场的界定可能取决于职业、任职资格、通勤距离以及劳动者实际可行的替代选择。这类损害在概念上有别于下游消费者受到的损害:通过削弱竞争而压低工资,并不当然构成效率增益。对供应商市场,同样需要考察卖方的替代选择、转换成本,以及回报降低是否可能损害产出、质量或投资。
效率、市场进入与濒危企业抗辩
评估竞争损害时,通常也会考虑可能抵消这种损害的因素。交易方主张的效率包括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物流、整合互补技术以及加快研发。各法域对这些效率的法律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但通常都要求效率具有可信性、与合并有足够关联,并且能够回应相关竞争疑虑。笼统承诺规模更大的公司会更成功,与提供证据说明某项具体的经营调整将如何惠及客户或维护竞争,是两回事。
合并特有性考察的是,不实施该项具有反竞争效果的合并,是否也能通过合理方式获得相关收益。如果许可安排、供货合同或限制竞争程度较低的收购能够产生相当的收益,所主张的效率就可能不那么具有说服力。效率能否得到核实也很重要:交易筹划期间形成的整合计划和工程研究,通常比专为应对审查而编制、又缺乏依据的预测更为可靠。通过减少产出或削弱竞争实现的成本节约,与生产效率的真正提升,并不受到同等看待。
成本类别也会影响分析。边际成本下降可以直接改变企业的定价激励,而固定成本下降可能影响投资、市场进入或长期生存能力,却未必会降低短期价格。在工厂或网络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规模经济可能提高效率,但这些收益的重要性取决于需求、产能以及可行的替代方案。不同法律制度对于收益是否必须在受影响的市场内实现,以及应如何权衡消费者收益与竞争损害,也有不同规定。
市场进入和业务扩张也是可能形成制约的因素。如果竞争对手能够迅速扩大业务并从中获利,那么即使一项合并从当前市场份额来看似乎存在问题,其影响也可能有限。主管机关会审查以往市场进入的实际证据、监管要求、知识产权壁垒、融资渠道以及必要投入品的可获得性。买方力量也可能发挥作用,尤其是在客户能够支持新企业进入市场,或确实能够将大量采购转向其他供应商的情况下。不过,仅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并不能证明所有受影响的客户都能得到保护。
濒危企业抗辩针对的是一种更为有限的情形:即使不实施拟议交易,某家企业也即将退出市场,因而竞争状况仍可能恶化。按照美国已经确立的认定标准,提出这一抗辩,需要提供企业濒临倒闭、无法成功重组,以及曾尝试寻找对竞争损害较小的买家但未能成功等方面的证据。欧盟的分析同样考察:如果不实施该项集中,竞争是否也会至少恶化到相同程度。仅仅陷入财务困境并不足以成立这一抗辩。某个买家愿意支付比其他竞购者更高的价格,并不能证明必须实施对竞争损害最大的收购;某一业务部门业绩不佳,也不自动等同于其不可避免地将退出市场。
申报、调查与程序保障
多数实行强制申报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要求交易方申报符合条件的交易,并在等待期届满或获得批准之前不得完成交易。这一暂停实施义务旨在确保主管机关能够在整合变得难以逆转之前阻止损害发生。签署收购协议通常不同于完成收购,但如果协议条款或交易方的行为导致控制权提前转移,也可能引发问题。
申报前沟通通常涉及申报要求、市场信息、文件提交以及可能存在的管辖权问题。随后,正式审查可能先进入初步审查阶段;如果仍存在疑虑,则转入更深入的调查。根据《欧盟并购条例》,通常的初步审查期限为25个工作日,在某些情况下可按规定延长。深入调查的通常期限为90个工作日,同样适用有关延长和中止计时的规则。理解这些期限时,必须结合申报材料完整性要求以及法定的中止计时机制。
美国制度采用不同的程序结构。符合条件的申报通常会触发法定等待期,一般为30天,但存在例外,并须遵守期限计算规则。要求提供补充信息的程序通常称为“第二次请求”,会延长审查进程,并可能要求提交大量文件和数据。等待期届满并不等于正式宣告交易合法;主管机关仍保留实体法上的执法权,包括针对已完成交易采取执法行动的权力。
调查既依靠合并方提交的材料,也会向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及其他知情参与者收集信息。主管机关可以要求提供内部文件、交易数据库、组织架构记录以及对经营战略的说明。这些材料可能涉及商业敏感信息,因此,保密规则与案卷查阅安排必须在保护商业秘密和保障正当程序之间取得平衡。第三方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证据,但其商业利益动机也可能影响其提交的材料。
提前实施交易通常称为“抢跑”。这可能包括在获得批准前完成应申报的交易,或在等待期内转移决定性影响力。尚保持独立的交易方之间如果过度协调,还可能另行触及禁止反竞争协议的规则。主管机关可以处以罚款、要求采取纠正措施,或调查保密信息的交换是否必要、是否受到适当限制。不利决定通常可接受司法审查,但具体制度路径有所不同:有些制度要求主管机关取得法院命令才能阻止交易交割,另一些制度则允许主管机关作出禁止交易的行政决定,交易方随后可以对此提起上诉。
禁止、剥离与行为性救济措施
主管机关可以无条件批准交易、附加救济措施后批准交易,或寻求阻止交易。救济措施必须针对已查明的竞争问题,而不能仅仅补偿竞争减弱所造成的损失。措施的设计取决于损害产生的机制、涉及的资产以及主管机关的权限。如果没有有效的救济措施,交易最终可能被禁止或放弃。
结构性救济措施通过改变所有权或控制权发挥作用。最常见的做法是将一项业务、生产设施、产品线或一组资产剥离给独立买方。其目的通常是保留或重建一支能够持续经营的竞争力量。成功的剥离可能不仅需要转让实体设备,还需要配套人员、客户合同、知识产权、营运资金以及设施使用权。若救济措施只转让零散资产,却未提供开展竞争所需的能力,即使形式上满足各项条款,也可能失败。
因此,买方是否适格至关重要。主管机关会考察买方的独立性、财务资源、专业能力、激励因素,以及取得监管批准的能力。“预先确定买方”要求将合适买方获得批准作为主体交易交割的前提条件。“先行解决”安排则更进一步,要求在交易获批之前解决资产出售的关键事项。在出售完成前,保持业务独立运营的义务和监督受托人制度有助于维持该业务的正常经营;如果交易各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剥离,剥离受托人则可获授权完成出售。
行为性救济措施规范未来行为,而不要求改变所有权。这类措施可能包括开放接入承诺、非歧视义务、互操作性要求、信息使用限制,或对特定合同做法的禁止。当竞争问题源于获取某种投入品或使用某个平台的条件时,有时会采用这类措施。其局限在于,难以预先规定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发现隐蔽的歧视行为,以及根据技术变化调整义务。要有效落实这些措施,可能需要报告、审计、争议解决和持续监督机制。
救济措施的失败表明,落实过程至关重要。在2015年艾伯森与西夫韦的交易中,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剥离大量门店,其中许多出售给了超市运营商哈根。哈根随后进入破产程序,引发了人们对该救济措施是否真正造就了一个能够长期参与竞争的企业的审视。这一事件说明,找到一个名义上的买方,并不等于维护了竞争。已经完成的合并也可能需要撤销或进行资产分拆,但整合过程可能已经改变了品牌、人员、信息系统和客户关系。这种实际困难,是实行事前审查以及审慎对待依赖长期监督的救济措施的主要理由。
跨境协调与趋同的局限
一项跨国交易可能需要在多个司法辖区接受审查,因为各地都会依据自身规则,评估交易对本地商业活动的影响。一国的批准通常不对另一国的主管机关产生约束力。因此,同一项交易可能面临不同的申报期限、信息提供要求、实质性竞争损害理论和救济要求。主管机关必须确立充分的管辖联系,但其决定可能影响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安排。
合作有助于减少重复工作,避免出现不一致的结果。在各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主管机关可以协调调查时间安排、讨论市场证据,并协调救济方案的设计。保密信息的交流通常受到限制;合并各方有时会出具保密豁免授权,允许执法机构之间进行特定的信息交换。成立于2001年的国际竞争网络制定建议性实践准则,并促进专业合作。它并非超国家监管机构,不能强制任何国家批准或阻止一项合并。
审查结果的差异可能源于市场条件不同,而不一定是原则相互冲突。某家供应商可能在一国面临激烈竞争,但在其他地方,客户可选择的替代供应商却很少。法律标准和制度安排也存在差异。2023年,欧盟委员会附条件批准了微软收购动视暴雪,而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则禁止了最初提出的交易方案。此后,英国主管机关批准了一项经过重组的交易,其中包括将特定云游戏串流权利转让给育碧。这一过程表明,交易设计和救济措施如何改变不同司法辖区的审查结果。
经营者集中审查还必须与外资审查、特定行业的许可审批及其他公共利益审查区分开来。一项交易可能获得竞争审查批准,却仍因国家安全理由而被禁止;也可能满足投资审查要求,却未能通过竞争审查。一些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本身也纳入了其他公共利益标准。例如,南非法律要求考虑就业和所有权分散程度等特定事项。这类法定要求有别于那些更专注于竞争影响的制度。
围绕制度的持续争论,既关注执法不足,也关注过度执法。阻止一项有益的交易,可能妨碍具有生产效益的企业结合;放行一项有害的交易,则可能永久消除某些竞争,而事后执法难以轻易恢复这些竞争。并购回溯研究考察交易后的价格、质量、投资及其他结果,但要识别因果关系,就必须可信地比较实际结果与交易未发生时本会出现的情况。有关数字领域收购、连续收购、劳动力市场和创新的研究,仍在持续影响执法方法。尽管未来竞争存在不确定性,法院和主管机关仍须将这些证据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法律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