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美国的一部联邦成文法,于1890年7月2日颁布,禁止某些限制州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行为,以及某些形式的垄断行为。该法以其主要发起人、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谢尔曼的名字命名,是美国竞争法(通常称为反托拉斯法)的奠基性立法。其两项核心条款针对不同的问题:第1条规制独立经济主体之间的反竞争协议,第2条则规制垄断行为、垄断企图和垄断共谋。
该法并非禁止商业协议中的一切限制,也不禁止所有大型企业,更不禁止单纯拥有垄断力量。美国最高法院及其他联邦法院的判决,逐步赋予了该法宽泛的措辞以更具体的含义。这些判决区分了非法合谋与正当合作,也区分了排他性行为与依靠效率、创新或优质产品开展的竞争。
尽管该法确立了核心的实体性禁令,其实施仍依赖于更广泛的法律框架。司法部提起民事和刑事执法诉讼;私人主体和州政府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其他诉讼;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则依据自身的法定职权,处理与该法管辖范围有所重叠的行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诉讼实践,已将该法适用于铁路、制造业托拉斯、专业协会、电信网络、支付系统和软件平台等领域。
产业集中与1890年立法
《谢尔曼法》诞生于美国内战后的经济转型时期。不断扩展的铁路网络、全国性分销体系和大规模工业生产,使企业得以跨州经营。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工厂规模和协调运营显著提高效率,但企业合并也引发了围绕歧视性运价、排挤竞争对手,以及限制产量或维持价格的协议等问题的争议。农民、小企业、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未必一致,但这些群体都对经济权力集中抱有担忧。
“托拉斯”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组织安排,而不只是规模庞大的公司。以1882年成立的标准石油托拉斯为例,在这类安排下,股东将参与公司的控制权移交给受托人,换取信托凭证。这便于对依据不同州法律组建的企业实行统一控制。其他企业则通过联营组织、契约式联合体或控股公司协调经营。因此,“反托拉斯”逐渐成为一个含义更广的称谓,泛指对合谋和垄断行为的法律限制,即使相关行为并不涉及正式的托拉斯组织。
1890年以前,各州已采取反垄断措施,普通法法院也已形成有关限制贸易行为的法律原则。但这些机制存在局限。一州的管辖权通常止于本州边界,而普通法规则往往只是通过拒绝执行不当协议来发挥作用,并未建立全面的公共执法体系。1887年的《州际商业法》涉及铁路监管,但当时尚无一部普遍适用的联邦法律,规定后来成为全国反托拉斯执法核心的各项禁令。
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谢尔曼法》:参议院以5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众议院则以242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最终法案。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于1890年7月2日签署该法。尽管谢尔曼是该法的主要发起人,但最终法律条文是国会审议的结果,其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获颁布的文本采用了“限制贸易”和“垄断”等既有法律用语,却未对其作出全面界定。
该法的立法目的始终是历史阐释的重要议题。其立法背景既包括对价格和产量的关切,也包括对独立企业经营机会的重视,以及对私人权力集中所带来的政治影响的担忧。这些关切并未形成一套单一且规定完备的经济判断标准。最终制定的法律确立了原则性禁令,并将重大责任留给法院,由其确定这些禁令如何适用于不断变化的企业组织形式。
法律结构与宪法权限范围
《谢尔曼法》作为第51届国会法律第647章颁布,载于《美国法律大全》第26卷第209页,其条文现主要编入《美国法典》第15编第1至7条。第1条规定,“任何限制各州之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的合同、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组成的联合,或共谋”均属违法。其关键构成要件包括协同行为、法律上可认定的竞争限制,以及与州际或对外商业的充分联系。法院并不将“任何”一词解释为使所有限制某一方行动自由的商业协议一概无效。
第2条规定,对相关商业实施“垄断、企图垄断,或与任何其他一人或多人联合或共谋垄断”均属违法。与第1条不同,第2条中关于垄断和企图垄断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单方行为。因此,单个企业独自行动通常不会违反第1条,但如果具备必要的构成要件,则可能违反第2条。反过来说,相互竞争的小企业之间达成的协议,即使参与者均不具有垄断力量,也可能违反第1条。
其他条款规定了该法实施的若干方面。第3条将禁止限制贸易的规定扩展至涉及美国属地及哥伦比亚特区的特定商业活动。第4条授权联邦法院在美国政府提起的诉讼中预防和制止违法行为。原第7条规定了私人请求三倍损害赔偿的救济;现代主要的私人救济则规定于1914年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在《谢尔曼法》中,“人”的定义不仅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公司和社团。
国会依据《美国宪法》授予的规制州际及对外商业的权力制定了这部法律。早期的法律解释将制造活动与商业活动区分开来,从而限制了联邦管辖范围。后来的判决则确认,发生在一州境内的行为,只要对州际商业产生足够影响,也可能受该法管辖。判断时所要考察的,并不只是合同在何处签订或企业在何处注册成立。地方性行为也可能因其与更广泛商业市场的联系而纳入该法的适用范围。
这种联邦管辖与各州的反托拉斯法并行,而非取而代之。由此形成的制度安排体现了美国的联邦制:联邦和州主管机关可以依据不同的法律条款处理相互重叠的行为。同时,《谢尔曼法》并非一项允许纠正一切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概括性授权。原告必须证明法定构成要件成立,仅有商业上的损害并不足以证明存在反托拉斯违法行为。
第1条:协议与不合理限制
第1条首先区分协同行为与独立行为。协议不一定要采取正式书面合同的形式;通信往来、行为及间接证据均可用于证明协议的存在。不过,竞争者也可能各自独立地对相同的成本、需求状况或可公开观察到的价格作出反应。如果没有充分的其他证据,仅凭平行行为本身并不足以认定存在违法协议。在“贝尔大西洋公司诉特温布利案”(2007年)中,最高法院裁定,起诉状必须包含足够的事实内容,使所指称的协议具有可信性,而不能仅仅描述同样可能源于独立行动的行为。
协议要件的认定也取决于经济实质,而不只是公司在形式上的身份。在“科珀韦尔德公司诉独立钢管公司案”(1984年)中,最高法院裁定,就第1条而言,母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之间不能构成共谋。然而,在“美国针业公司诉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案”(2010年)中,最高法院认定,所有权相互独立的橄榄球队可以通过共同控制的许可授权机构实施协同行为。审查的关键在于,被质疑的安排是否将原本独立的经济决策中心联合起来。
一旦确认存在协同行为,法院便会确定适用的分析标准。某些限制被视为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因为经验表明,这类限制通常会压制竞争,而又缺乏足以使其正当化的理由。主要例子包括竞争者之间赤裸裸的固定价格、串通投标和市场划分。“赤裸裸”一词用于区分两类限制:一类纯粹是为了限制竞争而施加的限制,另一类则可能与正当的生产性合作存在合理联系。本身违法原则通常免除了详细证明某项具体安排实际提高了价格或减少了产量的必要。
其他大多数限制则依据合理原则进行分析。法院会结合市场背景,审查限制对竞争的影响。原告通常必须证明存在实质性的反竞争效果;被告可以提出促进竞争的正当理由;分析还可能考察,是否存在合理可行且限制性更小的替代方案,能够实现所主张的益处。具体的举证顺序和所需的详细程度,取决于限制的性质及适用的判例。市场界定往往十分重要,但有时也可以凭借竞争损害的直接证据认定相关效果,而无须进行繁复的市场界定。
横向限制与纵向限制的区分具有重要影响,但其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横向限制将实际或潜在的竞争者联系起来;纵向限制则连接分销链中的不同层级,例如制造商与零售商。“大陆电视公司诉GTE西尔韦尼亚公司案”(1977年)将非价格纵向限制纳入合理原则的审查范围。“利金创意皮革制品公司诉PSKS公司案”(2007年)则对联邦法下的最低转售价格维持作出了同样处理。这两项判决都没有使所有纵向限制一概合法化,而且州法可以施加不同的限制。
第2条:垄断力量与排他性行为
构成第2条所指的垄断化,仅仅是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还不够。根据“美国诉格林内尔公司案”(1966年)确立的通常表述,必须在相关市场拥有垄断力量,并且蓄意获取或维持这种力量;这有别于凭借优质产品、经营才干或历史偶然因素实现的增长。垄断力量通常指控制价格或排除竞争的能力。高市场份额可以作为推定存在这种力量的依据,但其证明意义取决于市场进入条件、竞争对手的能力及其他市场特征。
因此,界定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往往是关键。如果产品之间的竞争性替代关系使它们能够对彼此形成实质性制约,就应将其划入同一市场;地域市场的边界则界定了需要考察竞争条件的地理范围。市场份额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量化判定标准。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仍可能面临新竞争者迅速进入或被新技术取代的压力;反之,对瓶颈环节的持久控制或重大的市场进入壁垒,则可能加强对垄断力量的推定。实际定价能力或排除竞争的证据也可能十分重要。
第二个要件涉及排他性行为。第2条区分损害竞争的行为与仅仅击败某个竞争对手的行为。独家交易、搭售、掠夺性定价或限制互操作性的措施,都可能引发垄断化问题,但如何认定取决于具体情境及适用的法律标准。基于效率的降价,不会仅仅因为实力较弱的竞争对手无法跟进就变成违法行为。同样,合法拥有一项专利,也不自动意味着在反托拉斯法所界定的相关市场上拥有垄断力量。
掠夺性定价规则体现了某些排他性行为认定路径所适用的严格要求。在“布鲁克集团有限公司诉布朗与威廉姆森烟草公司案”(1993年)中,最高法院要求证明,定价低于适当的成本衡量标准,而且存在日后通过高于竞争水平的定价弥补由此造成损失的危险可能性。拒绝交易规则的适用范围同样有限。“阿斯彭滑雪公司诉阿斯彭高地滑雪公司案”(1985年)根据该案的特定事实维持了被告承担责任的认定;而“威瑞森通信公司诉柯蒂斯·V.特林科律师事务所案”(2004年)则强调,企业通常不承担反托拉斯法上的协助竞争对手的义务。
正如“光谱体育公司诉麦奎兰案”(1993年)所阐明的,企图垄断化要求存在反竞争行为、实现垄断化的特定意图,以及取得垄断力量的危险可能性。共谋垄断化则要求存在以实现垄断化为目标的协议,以及相应的必要意图。这些彼此有别的违法类型,使第2条既不至于被简化为对企业规模庞大的禁止,也不至于被理解为只有排除竞争已经成功才可适用。
执法机构、诉讼与救济
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通过民事诉讼和刑事起诉执行《谢尔曼法》。民事案件可以请求法院下令制止特定行为,或调整企业经营安排。刑事执法主要针对明确的串通行为,尤其是不附带任何正当合作目的的价格固定、串通投标和市场分割,不过该法第2条也规定了刑事处罚。刑事指控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并遵守刑法所要求的程序保障;民事责任的认定则通常适用优势证据标准。
该法规定的处罚自1890年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初,违法行为属于轻罪,最高可处5,000美元罚款和一年监禁。1974年,国会将违法行为改定为重罪。根据2004年通过的修正案,违反第1条和第2条的法定最高罚款,对公司为1亿美元,对个人为100万美元,最高监禁刑期为十年。依照关于替代罚金的一般性法律规定,在符合相关要求的情况下,罚金最高可达犯罪所得总额或犯罪所致损失总额的两倍。
私人执法是美国制度的另一大特色。《克莱顿法》第4条授权符合条件的受害方请求相当于实际损失三倍的损害赔偿,以及诉讼费用和合理的律师费。第16条则允许私人当事人在符合规定条件时寻求禁令救济。这些救济并非只要被告违反《谢尔曼法》就能获得:请求损害赔偿的原告必须证明损害、因果关系,以及损害与该行为反竞争性质之间所必需的关联。
1977年的“布伦瑞克公司诉普韦布洛保龄球馆公司案”阐明了反托拉斯损害原则:所受损害必须属于反托拉斯法旨在防止的类型,并且源于使该行为构成违法的因素。其他规则则限制哪些主体有权获得赔偿。1977年的“伊利诺伊砖业公司诉伊利诺伊州案”确立的一般规则是,对于价格过高造成的损失,联邦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仅限于直接购买者,但相关例外及各州不同的法律制度也会影响这一规则的适用。各州总检察长也可以提起执法诉讼,包括根据《克莱顿法》代表本州居民提起的某些诉讼。
救济措施既包括禁止实施特定行为的禁令,也包括在违法情形及恢复竞争的需要足以构成理由时,要求剥离业务或解散企业。刑事罚金和监禁的作用不同于损害补偿或结构性救济。企业宽大处理计划可以鼓励卡特尔参与者举报违法行为并配合调查,但须满足详细的资格条件。联邦贸易委员会依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对不公平竞争方法采取执法行动,从而补充这一执法体系;该委员会并不直接就《谢尔曼法》所规定的犯罪提起公诉。
重大案件与司法解释的发展
早期有关《谢尔曼法》的判决,显露出联邦权力范围和限制竞争含义这两方面的不确定性。在“美国诉 E. C. 奈特公司案”(1895年)中,最高法院将制造业与州际商业区分开来,因此驳回了政府对制糖业合并提出的挑战。在“美国诉跨密苏里货运协会案”(1897年)中,最高法院将该法适用于一项铁路运价协议,并否定了仅凭声称运价合理就可使协议免受禁止的主张。这些案件表明,该法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解释。
联邦政府对铁路控股公司北方证券公司提起的诉讼,标志着执法范围的一次重大扩展。在“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案”(1904年)中,最高法院维持了针对一项将相互竞争的铁路公司置于共同控制之下的安排所采取的救济措施。最著名的早期拆分案件随后于1911年出现。“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诉美国案”裁定拆分标准石油公司,“美国诉美国烟草公司案”则要求解散另一个大型联合体。标准石油案的判决还确立了合理原则,作为解释限制贸易禁令的主导准则。
在20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间,法院针对多种企业协同行为形成了较为严格的规则。“美国诉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1940年)否定了为一项旨在抬高并稳定汽油价格的安排所提出的正当化理由,并成为依据本身违法原则禁止横向固定价格行为的核心判例。“美国诉美国铝业公司案”(1945年)则成为一项影响深远的垄断行为判决。由于最高法院未达到法定出席人数,该案由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依据特别法定授权审理。
另一类涉及产业结构的案件,最终以联邦政府针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提起的诉讼于1982年达成和解而告一段落。该和解于1984年实施,将贝尔地方电话运营公司与AT&T的长途电话及设备业务分离。此案源于依据《谢尔曼法》提起的垄断诉讼,但由此形成的电信体系也受到行业专门监管和后续立法的塑造。该案说明,反托拉斯救济措施能够重组一个行业,而不必取代其他一切形式的公共监管。
在“美国诉微软公司案”(2001年)中,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认定微软非法维持其操作系统垄断地位的重要结论,同时推翻了其他部分裁决,并撤销了拆分这一救济措施。后续诉讼程序最终促成了针对行为的救济措施。该判决审查了影响浏览器、计算机制造商及软件开发者的种种限制,因此对于理解相互关联的技术市场中的排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案件中,法律先例将该法简短的禁止性规定逐步发展为一套庞大的规则、例外和证据标准体系。
豁免及与其他法律制度的界限
《谢尔曼法》的措辞虽然宽泛,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影响商业活动的协同行为都适用一般反托拉斯规则。有些限制源自立法,有些则源于宪法层面的考量或司法解释。这些保护的范围各不相同:某种行为可能完全获得豁免,也可能适用特殊标准,或仅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才受到保护。因此,确定一项豁免的依据和界限,与判断某项协议在第1条下是否合理,是不同的问题。
劳工领域就是一个重要例子。早期执法有时将工人的集体行动视为受禁止的限制行为,1908年的“洛韦诉劳勒案”(即丹伯里制帽工人案)便是如此。国会随后通过《克莱顿法》第6条及1932年《诺里斯—拉瓜迪亚法》,对劳工的法律地位作出规定。如今,法定和非法定劳工豁免保护着工会的重要活动,以及集体谈判的某些方面。但这些豁免并不意味着凡有雇主或劳工组织参与的协议,都可获得不受限制的豁免;参与方、协议事项及其与谈判过程的关系,仍然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州行为豁免原则源于1943年的“帕克诉布朗案”。该案裁定,受到质疑的州主导农业计划并不为《谢尔曼法》所禁止。后续判例区分了州行使主权的行为与市级政府、专业委员会及私人主体的行为。根据1980年“加利福尼亚州酒类零售商协会诉米德卡尔铝业公司案”,私人行为通常须同时满足两项条件:州已明确阐明以管制取代竞争的政策,并且州对该行为实施积极监督。2015年的“北卡罗来纳州牙科执业审查委员会诉联邦贸易委员会案”强调,对于由活跃市场参与者控制的州委员会,必须满足监督要求。
诺尔—彭宁顿原则通常保护向政府提出请愿的真实努力,即使所寻求的政府行动会限制竞争。该原则源于1961年的“东部铁路总裁联席会议诉诺尔汽车货运公司案”和1965年的“美国联合矿工工会诉彭宁顿案”。这一原则的适用界限包括一项针对虚假请愿行为的有限例外。对请愿行为的保护,并不自动延伸至独立于政府行动而限制竞争的另一项私人协议。
其他界限则针对特定行业。职业棒球至今仍享有一项历史上较为特殊、范围有限的反托拉斯豁免。该豁免源于1922年的“联邦棒球俱乐部诉全国联盟案”,其范围后来经立法和司法解释而有所收窄。保险业和某些受监管行业也适用过专门的法定制度。相比之下,拥有知识产权并不能带来普遍的反托拉斯法豁免。如果许可、维权和解及其他行使专有权的方式,被指控在这些权利的合法范围或合法行使之外限制竞争,就可能受到反托拉斯审查。
经济分析与对该法宗旨的不同解释
经济分析已成为《谢尔曼法》诉讼的核心,因为法律结论往往取决于企业、购买者和市场如何对特定行为作出反应。限制措施可能削弱竞争,但也可能使原本难以组织的活动得以开展。合资企业可能需要制定规则,规范出资、分配或共有资产的使用。分析的任务在于区分两类限制:一类是支持生产性合作的限制,另一类则是借合作之名压制竞争的限制。
以阿伦·戴雷克特、罗伯特·博克和理查德·波斯纳等学者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反托拉斯分析的发展,挑战了以往关于纵向限制和产业集中度的许多假设。与芝加哥大学相关的研究强调价格理论、效率,以及看似具有排他性的做法也可能有促进竞争的解释。博克的《反托拉斯悖论》(1978年)主张采用更统一的经济分析方法,影响尤为深远。法院也越来越要求提供竞争受到损害的证据,而不再认为仅凭竞争对手受损就足以作出认定。
后来的经济学研究表明,无论是倾向于宽松还是倾向于严格的推定,都面临更复杂的情况。博弈论和产业组织研究考察了策略性行为、提高竞争对手成本、信息不对称或网络效应能够维持市场力量的各种情形。这些分析方法并不能为所有做法提供一条统一的规则。例如,独家交易可能鼓励投资、保障供应,但也可能封锁足够多的分销渠道或投入品来源,从而削弱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其后果取决于持续时间、覆盖范围、可用的替代选择以及市场状况。
“消费者福利”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统摄性概念,但其含义并不完全一致。反托拉斯争议可能涉及价格、产量、质量、多样性、创新,以及向供应商或劳动者提供的交易条件。《谢尔曼法》也规制买方的限制竞争行为:相互竞争的购买者可以压制对投入品的竞争,正如相互竞争的销售者可以压制争夺客户的竞争一样。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中,相互竞争的雇主之间固定薪酬或约定不招揽员工的协议,可能引发反托拉斯问题;具体仍需考察协议的性质,以及它与正当合作是否存在关联。
司法原则并不要求每一项具体商业安排内部都实现最大程度的竞争。在“全国大学体育协会诉阿尔斯顿案”(2021年)中,最高法院针对所审理的具体限制措施和案卷材料,维持了依据合理原则作出的判决,认定对大学运动员教育相关福利施加的某些限制违法。这一判决说明,对于所声称的益处,必须加以审查,而不能自动认定某个行业偏好的安排就是必要的。从更广的角度看,关于错误成本的争论,既涉及错误认定有益行为违法的代价,也涉及错误放行有害行为的代价;这些考量影响着证明标准、推定规则以及法律责任的范围。
对外贸易与国际协调
《谢尔曼法》明确适用于涉及“与外国”开展贸易的限制行为,但这一表述并不意味着该法是一部全球性的竞争法典。其适用取决于相关行为、受影响的贸易、法定限制以及有关法院权限的规则。在境外组建的卡特尔,如果其行为属于该法的适用范围,并影响了该法所涵盖的美国贸易,就可能受到起诉。反之,完全发生在外国市场的损害,并不会仅仅因为类似行为也影响了美国购买者,就成为可依据该法提起诉讼的损害。
“效果原则”的早期表述见于1945年的“美国诉美国铝业公司案”。该案涉及意图影响美国进口贸易并实际产生此类影响的境外行为。后续判例和立法进一步细化了判断标准。1982年《对外贸易反托拉斯改进法》(通常简称为FTAIA)原则上将某些不涉及进口的对外贸易排除在《谢尔曼法》的适用范围之外,除非其满足法定的效果要求。该法对进口贸易作了不同处理,因此,区分进口贸易与其他对外贸易十分重要。
对于拟纳入适用范围的不涉及进口的行为,FTAIA要求其对特定的美国贸易产生直接、重大且可合理预见的影响,而且诉讼请求必须由该影响引起。在2004年的“霍夫曼—拉罗氏有限公司诉恩帕格兰公司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外国购买者不能以行为在美国国内产生的影响为依据,就独立成因所致的境外损害请求赔偿。该案限制了通过美国反托拉斯诉讼,寻求救济国际卡特尔在全球造成的损害。此后,法院仍不断处理这些法定要求如何适用于全球生产链和分销链的问题。
国际礼让是一个相关但独立的考量因素。它涉及对其他主权国家法律和利益的尊重,在法律要求可能相互冲突时尤其如此。在1993年的“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最高法院审理了涉及外国保险公司的《谢尔曼法》诉讼请求,并认定所主张的情形不足以构成被告所称的真正法律冲突。对人管辖权、位于境外的证据、诉讼文书送达以及判决承认等问题,也可能独立于反托拉斯实体法的适用范围而影响诉讼。
由于卡特尔、并购活动和平台企业往往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执法机构会开展跨境合作。合作并不会消除各法律体系之间的差异。例如,欧洲联盟依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01条和第102条规制限制性协议及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在一个法律体系下合法的行为,在另一个法律体系下未必合法。即使调查涉及外国企业、国际证据以及其他地区的平行程序,《谢尔曼法》仍然是一部美国法律。
数字市场与当代应用
数字市场使人们重新关注《谢尔曼法》早已涉及的问题:持久的市场力量、对竞争对手的排斥、竞争者之间的协调,以及有益整合与反竞争限制之间的区别。软件和在线服务可能具有网络效应、规模经济和较低的边际分发成本。随着参与者增多,一项服务可能变得更有用,而能否获取数据或互补产品也可能影响市场进入。这些特征可以促进高效增长,但在评估竞争约束是否薄弱、排他效应是否持久时,也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当用户无须支付货币价格时,市场界定可能面临困难。零价格服务仍会在质量、广告量、功能、隐私条款或创新等方面展开竞争。不同用户群体可能通过平台互动,因此,平台一侧受到的影响可能与另一侧的状况有关。在“俄亥俄州诉美国运通公司案”(2018年)中,最高法院要求同时考虑涉案特定双边交易平台的两侧情况。该判决并未确立所有数字服务都必须作为单一双边市场进行分析的原则。
平台限制在该法的两项主要条款下可能引发不同问题。与分销商或商业伙伴达成的协议可能依据第1条进行评估,而垄断者实施的一系列排他行为则可能属于第2条的适用范围。自我优待、搭售、排他性合同和互操作性限制,并不能自动作为可相互替代的法律主张依据。每种主张都需要考察受质疑的行为、市场力量、竞争影响、可能的正当理由,以及相关法律规则的要求。微软诉讼案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该案分析了利用合同和技术限制来维护既有平台地位的行为。
定价技术同样要求谨慎区分自动化与协议。企业独立使用算法定价,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存在第1条所指的共谋。不过,算法可以被用于执行明确的卡特尔协议,而共同中介的介入,也可能引发有关相互竞争的用户之间是否存在协调的事实问题。法律审查的重点仍在于,是否存在法律所要求的协议及非法限制,而不是计算机是否参与了价格计算。
救济措施的设计还面临另外的技术问题。要求提供接入、实现互操作性或改变默认设置安排的命令,必须明确规定切实可行的义务,并考虑执行、产品变更以及对安全或投资的潜在影响。结构性救济则涉及哪些资产和职能能够独立运作的问题。这些困难使《谢尔曼法》针对具体案件的诉讼模式有别于更广泛的监管制度,例如欧盟的《数字市场法》;后者对其适用范围内的守门人施加特定义务,而无须证明其违反了《谢尔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