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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bid-rigging

串通投标

串通投标是潜在投标人通过合谋操纵竞争性招标,通常以预定中标人或抑制实质竞争为目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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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通投标是指实际或潜在投标人达成协议,操纵竞争性投标程序,而非独立参与竞争。参与者可能预定中标人、协调报价、放弃投标,或在彼此之间分配合同。这种行为既可能影响私人采购,也可能影响公共采购,涉及工程建设、物资供应和专业服务等合同。串通投标通常为竞争法所禁止,在某些司法管辖区还构成刑事犯罪。

性质与范围

竞争性招标使采购方能够就价格、质量、交付及其他要求,比较各方独立编制的投标方案。串通投标以协调一致的行动取代独立的商业决策,从而破坏这一程序。即使只有一份投标旨在真正中标,多份投标的提交仍可能使招标看起来具有竞争性。

串通投标通常属于卡特尔行为,即相互竞争的企业通过协调来限制竞争。与在整个市场上维持价格的一般性协议不同,串通投标涉及对特定投标机会或一系列招标的操纵。不过,它仍可能与固定价格和市场划分行为相重叠。

串通投标的决定性特征在于协调行为,而不只是价格偏高或结果异常。投标人可能因成本或产能发生变化,独立决定不参与投标、提交高价报价或撤回投标。这些行为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合谋。反之,根据适用的法律规则,即使协议未能使参与者获得预期合同,也可能违反竞争法。

主要形式

以下几种形式经常同时出现。

陪标

陪标也称补充性投标或礼貌性投标,是指参与者提交一份有意不中标的投标。其报价可能被刻意设定为高于指定中标人的报价,也可能附带无法接受的条件,或以其他方式不满足采购方的要求。其目的是制造存在真实竞争的表象。

投标抑制

在投标抑制中,一个或多个潜在竞争者同意不投标,或撤回已经提交的投标,以使另一参与者中标。因此,原本预期会参与的投标人缺席,可能是串通安排的一部分,但不参与投标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协议。

轮流中标

在轮流中标中,参与者轮流获得合同。合同分配可能遵循某种顺序,也可能依据合同规模、地域范围或商定的业务份额进行。轮流中标不一定意味着各方份额相等,也不一定呈现明显而有规律的模式。

市场划分

参与者可能划分客户、地域、产品类别或工作类型。各方同意不争取分配给其他参与者的业务机会,或不为此展开实质性竞争。这种安排无须就每份合同单独协商,也能抑制众多招标中的竞争。

补偿安排

合谋企业可能通过付款、分包合同、供货协议或后续合同分配来分享收益。未中标的投标人随后被指定为分包商,可能与调查有关,但分包也是正常的商业惯例,本身并不违法。

经济机制与影响

串通投标削弱了原本能够约束价格、促进更好履约表现的竞争压力。在采购招标中,参与者通常意图抬高中标价格、使合同条款对采购方更为不利,或维护商定的业务分配格局。在竞买资产的拍卖中,合谋则可能旨在压低支付给卖方的价格。

其经济逻辑可以通过拍卖理论和博弈论来分析。合谋安排必须解决几个问题:选定中标人、分配利益、发现偏离约定的行为,以及维持各方参与。反复互动可能使协调更容易,因为企业预期会在今后的招标中再次相遇。不过,参与者也可能有动机背离协议,以更低报价争取中标,或向执法机关披露合谋行为。

潜在后果包括:

  • 采购成本上升,或资产出售收益下降。
  • 质量、创新水平或服务水平降低。
  • 独立竞争者受到排斥。
  • 合同被不当分配给效率较低的供应商。
  • 用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资金购买力下降。

估算经济损失需要与反事实情形进行比较,即假如没有合谋,可能出现什么结果。仅凭中标价格,无法可靠地推断实际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之间的差额。

与合谋相关的条件

某些市场特征可能为串通投标提供便利,但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证明串通投标确实存在。这些特征包括供应商数量较少、进入壁垒较高、重复采购、需求可预测,以及产品或服务相对容易比较。

采购安排也会影响协调的机会。广泛披露投标人身份和详细报价,有助于供应商相互监督。与此同时,透明度也有助于落实问责和监督公共支出。因此,采购政策需要区分公共监督所必需的信息,以及可能不必要地为协调行为提供便利的信息。

电子采购能够扩大参与范围并改善记录管理,但并不能消除合谋。数字化投标系统仍可能收到经过协调的投标,而投标数据既可能呈现可疑模式,也可能呈现由共同成本造成的合理相似性。

发现与证据

调查可能综合运用书面证据、证人陈述、通信内容、财务记录,以及对投标行为的分析。可能的警示信号包括:

  • 某些企业持续获得特定客户或地域合同的模式。
  • 无法解释的撤标,或本来具备能力的供应商反复不参与投标。
  • 据称独立编制的投标文件中出现相同的异常错误、措辞或格式。
  • 反复出现难以用成本或招标要求解释的价格关系。
  • 暗示竞争者已就谁应中标达成一致的通信内容。
  • 看似用于补偿企业不参与竞争的付款或分包安排。

这些迹象是进一步审查的依据,并不自动构成证明。相似的投标可能源于相同的投入品价格、标准化的技术规格,或使用相同的估价软件。反复中标则可能反映企业在产能或专业能力上的差异。

统计筛查和机器学习可以识别值得进一步调查的模式,但其结论取决于数据质量、市场背景和模型假设。法律认定必须满足适用的举证责任要求;异常模式不能替代对违法行为各项构成要件的证明。

法律规制

不同司法管辖区对串通投标的法律规制有所不同。在美国,竞争者之间串通投标的协议通常依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1条被认定为本身违法,并可能受到刑事起诉。归为本身违法,意味着此类限制竞争行为无须就其所声称的竞争益处进行个案权衡,即被视为违法。

在欧洲联盟,串通投标可能落入《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01条的适用范围,该条禁止特定的反竞争协议。各国的竞争规则和采购规则也可能适用。欧盟成员国对于刑事责任的规定并不一致。

依法律制度的不同,法律后果可能包括对企业处以罚款、对个人施加刑事处罚、禁止参与未来采购,以及要求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一些主管机关设有宽大制度,符合条件的参与者若披露卡特尔行为并配合调查,可能获得处罚豁免或减轻。资格条件、申请时机以及保护范围因司法管辖区而异。

与相关行为的区别

腐败与串通投标可能重叠,但两者并不相同。串通投标通常涉及相互竞争的供应商之间的协调。腐败则可能表现为采购方的官员收受利益,以偏袒某个投标人,即使供应商之间并未达成协议。某项采购中的不法安排可能同时涉及两者。

联合投标本身并不等于串通投标。企业可以合法整合互补的资源或能力,以履行合同。对联合投标的法律评价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参与者是否确实能够独立竞争,以及相关限制是否超出合作所必需的范围。

单方行为也不同于合谋。供应商独立制定高价或拒绝承接合同,在没有其他事实的情况下,并不构成串通投标。核心问题在于,表面上独立作出的竞争决策,是否已被协议或其他法律禁止的协调行为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