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卡特尔

卡特尔是独立市场参与者之间限制竞争的安排,通常涉及协调价格、产量、客户、地域或投标行为。

40 个关键词11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5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市场势力经济学竞争法垄断价格固定串通投标拍卖理论劳动力市场卡特尔

卡特尔是原本相互独立的企业或其他市场参与者为限制彼此竞争而达成的安排。其成员可能协调价格、限制产量、划分客户或地域,或操纵竞争性投标。卡特尔以集体决策取代独立竞争,力图行使市场势力,获得各成员单独行动时无法维持的更有利条件。卡特尔通常与卖方联系在一起,但买方也可能串通压低采购价格,包括投入品的采购价或劳动报酬。

卡特尔在经济学和竞争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表明,企业无须合并为单一企业,也能产生垄断的某些效果。卡特尔的运作还面临一个根本性的组织难题:每个成员都能从集体约束中受益,却也可能通过违反约定而获得私利。现代法律体系通常禁止严重的企业卡特尔行为,但针对公共机构、出口安排和国际商品组织的规则有所不同。

这一术语也衍生出了更广泛的含义,最突出的是用于指称从事非法毒品活动的犯罪组织。这些组织未必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卡特尔:仅凭这一名称,并不能认定独立供应者之间已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经济学上的卡特尔概念关注的是对竞争行为的协调,而不只是一个组织的规模、犯罪性质或对分销渠道的控制。

定义、界限与主要形式

卡特尔的核心特征,是在经济上仍保持独立的参与者之间进行协调。合并以共同所有权或控制权取代彼此独立的决策中心;卡特尔则保留这些决策中心,同时限制某些方面的竞争。成员之间可能继续在服务、产品设计或协议范围以外的交易中展开竞争。反过来,名为协会、委员会或合作项目的安排,如果实质目的是压制竞争,也可能构成卡特尔。

最常见的形式是固定价格。这不一定意味着就某个统一的公开价格达成协议。竞争者可以协调最低价格、折扣、信贷条件、附加费、佣金,或提价的时间和幅度。即使标价不变,取消折扣的协议也能提高实际成交价格。同样,关于定价公式的协议,即便没有为每笔销售规定相同的金额,也能限制企业自主决策。

限制产量可以通过生产配额、产能上限、商定停产或限制销售来实现。市场划分则是分配地域、客户、产品或业务类别。成员可以约定不接洽彼此的现有客户,或不进入指定地区。这些安排无须反复讨论每笔交易,就能维持较高的价格。一个综合性的卡特尔可能同时采用配额、客户分配和价格协调。

串通投标是将这些手段运用于采购活动。参与者可能故意提交不具竞争力的陪标报价、放弃投标、撤回报价,或轮流安排指定的中标者。作为补偿,中标者可以向让出机会的企业授予分包合同。由于采购机构仍可能收到数份形式上彼此独立的投标,即便真正的竞争已经被消除,竞争的表象仍可存在。因此,采购机制设计和拍卖理论与投标卡特尔的分析密切相关。

买方卡特尔协调成员采购商品或服务的条件。如果一项采购安排的核心目的是压低投入品价格,而非真正提高采购效率,就可能具有反竞争性。雇主之间约定不招募彼此的员工,或协调薪酬,同样可能限制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这类行为必须与劳动者依法进行的集体谈判以及正当的联合采购相区分;后两者的法律待遇取决于所在司法管辖区和具体情形。

并非所有平行行为都能证明卡特尔的存在。面对相同成本或需求条件的企业,可能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同时调整价格。在寡头垄断市场中,每家企业也可能意识到自身与少数竞争对手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经济学家有时将由此产生的竞争克制称为默契协调。认定卡特尔的法律责任,通常需要证明存在协议或具有法律意义的协同行为,而不能仅凭价格相似。

经济影响与联合利润基准

基本经济模型将成功的卖方卡特尔视为一个力求实现合计利润最大化的集团。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单个供应商通常将市场价格视为既定条件。卡特尔则会考虑其总产量如何影响价格。通过减少总销量,卡特尔可以沿需求曲线向上移动,牺牲部分交易,以在其余交易中获得更高的利润空间。

对于同质产品,设卡特尔的总产量为 QQ,反需求函数为 P(Q)P(Q),生产该产量的最低成本为 C(Q)C(Q)。联合利润为

Π(Q)=P(Q)Q−C(Q).\Pi(Q)=P(Q)Q-C(Q).

联合利润在内点达到最大值时,满足

P(Q)+QP′(Q)=C′(Q).P(Q)+QP'(Q)=C'(Q).

等式左侧为边际收益,右侧为边际成本。由于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边际收益低于价格。因此,卡特尔通常会选择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以及低于竞争基准水平的产量。

潜在加价幅度的大小,部分取决于需求的价格弹性。在最简单的单一产品模型中,使利润最大化的加价幅度满足勒纳关系式:

P−MCP=−1ε,\frac{P-MC}{P}=-\frac{1}{\varepsilon},

其中,ε<0\varepsilon<0 为采取协调行动的集团所面对的需求弹性。这只是一个基准,而非普遍适用的实证公式。外围供应商、产品差异化、产能约束以及策略性反应,都可能显著改变现实中卡特尔所面对的需求。

价格上涨会在仍然发生的交易中将收入从购买者转移给卖方,从而减少消费者剩余。同时,它也会阻止一些互利交易。由此产生的无谓损失不同于收入转移:它代表的是消失了的交易收益,而非仅仅转手的收益。成员之间生产分配效率低下、为维持或隐瞒这一安排而耗费资源,或促使企业提高质量的竞争压力减弱,都可能造成额外损失。对创新的影响则更取决于具体情境,因为盈利能力、技术机会以及取代竞争对手的激励会相互作用。

卡特尔总产量如何分配,与总产量本身同样重要。在产能约束下,成本最小化通常要求各实际生产者的边际成本相等。然而,按照过去销量确定的历史配额,可能使效率相对较低的工厂继续维持生产。围绕此类配额的谈判,凸显了集团收益最大化与维护各成员既有地位之间的冲突。

对于买方卡特尔,上述分析中的部分关系会发生逆转。通过减少采购量,买方卡特尔可以压低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格,产生类似于买方垄断的影响。投入品价格降低,并不必然意味着最终产品价格下降或社会总福利增加。结果取决于采购量是否收缩、供应商如何应对,以及下游市场还保留多少竞争。

组织、监督与内部补偿

卡特尔不能仅仅宣布一个共同目标,还需要以某种方式作出决策、分配义务、监督履约情况并处理争议。其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既可能是几名高管之间的非正式默契,也可能设立常设秘书处、集中销售机构,以及详尽的报告与补偿制度。在法律允许组建卡特尔的情况下,这些机构有时会公开运作。被法律禁止的卡特尔还面临另一重困难:明确的书面记录可能成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配额分配是争议的常见来源。成员可能要求依据历史销量、生产能力、投资规模、地区影响力或预期增长来分配份额。成熟企业往往倾向于按以往销量分配,而正在扩张的企业则可能要求为新增产能预留份额。成本差异也很重要:增加产量通常能给低成本生产者带来比高成本生产者更大的收益。一项协议在达成之初或许能被各方接受,却可能随着这些差异的变化而变得不稳定。

监督必须区分蓄意违约与经营状况的正常波动。某个成员销量上升,可能是因为它暗中降价,也可能是因为某位客户出于无关原因更换了供应商。如果交易中涉及返利、运费优惠、赊销、捆绑产品或质量差异,上报的价格就可能具有误导性。详细交换销售数据,可以使偏离协议的行为更容易被发现,这也是竞争法关注具有竞争敏感性的信息交换的原因之一。

有些安排通过补偿机制,使实际销量与约定份额相协调。超出分配额度的企业,可能向销量未达配额的成员购买商品,或支付其他平衡款项。集中销售机构则可以汇集订单、确定价格、分配生产任务并分配销售收入。这类机构减少了成员自行决定的空间,但也带来了自身的会计与治理问题。在商业上显得异常的转移支付,也可能留下书面记录。

中介机构即使本身并非生产者,也能促进协调。行业协会可以提供会面机会或收集信息;顾问或服务提供商则可能在竞争对手之间传递消息。这些活动本身并不违法。汇总的行业统计数据和正当的技术合作都可能发挥有益作用。它们对竞争有何影响,取决于信息的详细程度、时效、可获得性和用途,以及是否伴有任何限制独立行为的承诺。

一种有用的区分,是将内部约束与外部保护分开来看。内部约束旨在应对成员偏离协议的动机;外部保护则是防止外部企业填补卡特尔压制竞争后留下的空缺。控制稀缺投入品、采取限制性分销安排,以及设置进入壁垒和关税,都可能帮助成员抵御竞争对手。没有这种保护,卡特尔维持的较高价格就会吸引非成员企业进入市场或扩大经营,即使现有参与者仍忠于协议,这一安排也会逐步受到削弱。

稳定性、背约与重复互动

卡特尔面临的核心策略问题是,对个体有利的行为可能与集体盈利相冲突。如果所有成员都限制产量并提高价格,单个生产商就可能通过增加销量或暗中提供折扣来赚取更多利润。如果许多成员都这样做,产量就会扩大,协调维持的价格也会崩溃。这种矛盾使卡特尔分析与博弈论联系起来,尤其是与重复互动模型密切相关。

一个简单的无限重复博弈模型可以说明其中的逻辑。假设一家企业通过合作每期获得的利润为 πC\pi_C,若背离协议,则可在一期内获得 πD>πC\pi_D>\pi_C 的利润,但此后在持续的竞争性惩罚下,每期只能获得 πN<πC\pi_N<\pi_C 的利润。若贴现因子为 δ\delta,则当以下条件成立时,合作便可以维持:

πC1−δ≥πD+δπN1−δ.\frac{\pi_C}{1-\delta} \geq \pi_D+\frac{\delta\pi_N}{1-\delta}.

等价地,

δ≥πD−πCπD−πN.\delta\geq\frac{\pi_D-\pi_C}{\pi_D-\pi_N}.

这一结果比较了背离协议所带来的即时收益与未来合作收益的贴现值。它并不意味着,只要该不等式成立,卡特尔就必然形成。

频繁的交易以及对持续互动的预期,可以强化成员对协议的遵守,因为惩罚会迅速到来,而且未来利润也相当重要。交易不频繁但金额特别巨大的合同则可能产生相反效果:赢得一笔订单的收益,或许就足以让成员放弃协议。预期将退出市场、陷入财务困境,或即将面临颠覆性技术变革,也同样可能降低参与者对未来集体收益的重视程度。

监督难题使惩罚的实施更加复杂。当需求不确定时,销售疲软可能是市场低迷所致,而不一定是竞争对手暗中打折的结果。乔治·斯蒂格勒在1964年的论文《寡头垄断理论》中强调了识别秘密降价行为的重要性。后来的重复博弈研究探讨了企业在无法完全观察彼此行动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协调。因此,价格战既可能反映合作破裂,也可能是维持合作的一种手段;仅凭价格下跌这一现象,无法确定究竟是哪种机制在起作用。

市场结构会影响这些激励,但不会机械地决定结果。企业数量较少时,可能更容易协商并监督协议。成本与产能相近,可以简化配额分配;反之,成员之间的差异则可能使某些参与者承担更重的限产负担。产品同质化有利于比较价格,但生产差异化产品的企业仍然可以进行协调。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等指标反映的是市场集中度,而非卡特尔是否存在。

市场进入和替代选择进一步限制了卡特尔的持久性。高价会促使客户改用其他材料、重新设计产品、进行后向一体化,或扶持其他供应商。因此,卡特尔可能倾向于将价格定在低于短期联合利润最大化水平的位置,以阻止新企业进入。卡特尔能维持多久,不仅取决于成员的耐心,还取决于技术、客户行为、法律风险,以及外部企业扩大供给的能力。

历史发展与产业实例

商人和生产者之间的合作,远早于现代工业卡特尔的出现。中世纪的行会限制和早期贸易特权对市场准入与商业行为加以控制,但它们所依托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与规范现代企业的制度不同。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项著名的观察:同行之间的聚会可能导致“损害公众利益的共谋”。现代卡特尔组织的发展,尤其得益于十九世纪大规模工业的兴起、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和通信条件的改善。

德国的煤炭、铁、钢、化工等行业尤其以工业卡特尔著称。1893年成立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炭辛迪加通过集中销售来协调煤炭生产者。德国法律最初对卡特尔的态度,比美国后来形成的做法更为宽容。卡特尔可被视为稳定行业的契约工具,尤其是在高昂的固定成本和产能过剩导致价格竞争激烈的行业。卡特尔的普遍程度因行业和时期而有很大差异。

在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法》为打击限制贸易的协议和垄断行为提供了联邦法律依据。不过,卡特尔仍应与托拉斯和企业合并加以区分。托拉斯通过特定的法律安排,将对多家企业的控制权集中起来;卡特尔则协调仍保持独立的企业。产业集中、共同所有权和共谋是相互关联的历史发展现象,但它们并非可以相互替代的机制。

国际卡特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均有所扩张。在需求波动剧烈、面临国际竞争的行业中,生产者试图划分出口市场并调控产能。1924年成立的菲比斯灯泡卡特尔,通过涉及市场划分、技术标准和灯泡寿命的安排,协调各大制造商的行动。它的历史说明,真正的标准化与服务于生产者商业利益的限制措施往往难以区分;评估技术性能时,必须结合能源消耗及其他工程上的权衡因素,而不能只看使用寿命。

大萧条推动了旨在稳定价格和生产的政策。在美国,1933年的《全国工业复兴法》授权各行业制定规章,其中包含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最高法院于1935年裁定该法的行业规章制度无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和日本推行以竞争为导向的改革,削弱了大范围私人卡特尔化的正当性,但豁免规定和特定行业的安排仍然存在。

二十世纪后期的一系列起诉案件表明,尽管法律已普遍禁止卡特尔,国际卡特尔活动仍广泛存在。1996年,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因参与赖氨酸和柠檬酸共谋,在美国同意支付1亿美元的刑事罚款。国际维生素卡特尔系列案件在美国和欧洲招致巨额处罚,其中包括1999年对霍夫曼—罗氏公司处以的5亿美元罚款。这些案件所记录的,是通过会议、销售目标、价格协议和监督实施的跨境协调,而不只是根据平行定价行为推断出的共谋。

国际大宗商品协调与国家参与

国际大宗商品安排不同于一般的私人卡特尔,因为政府可能充当谈判方、监管者、所有者或直接生产者。有些协定明确以提高生产者收入为目标;另一些则兼顾稳定收入、保障供应以及管理波动较大的出口收益。“卡特尔”一词有助于揭示这些安排对竞争的影响,但仅凭这一称谓,并不能判定其法律地位或制度宗旨。

最突出的例子是石油输出国组织,该组织于1960年由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在巴格达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协调成员国的石油政策,并通过设定产量目标来影响市场供应。其成员是主权国家,而不仅仅是独立的私营企业。石油生产决策与国家预算、资源管理、投资计划和外交政策相互关联,因此其目标比单一的联合利润函数所能体现的更为复杂。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影响力始终取决于组织外部的条件。非成员国的产量、可用的剩余产能、全球需求、库存以及消费者的反应程度,都会产生影响。石油需求和供应在短期内的调整幅度可能较小,因此,实物供需平衡的微小变化也可能伴随价格的大幅波动。从较长时期来看,替代品的使用、效率提升和新增产量会制约限制供应的效果。1986年的油价下跌,体现了维持市场份额、遵守产量约束与沙特生产政策变化之间的矛盾。

理解1973—1974年石油危机时,也需要区分不同机构的作用。阿拉伯石油禁运涉及阿拉伯石油出口国通过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采取的行动及相关国家决策,并非石油输出国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实施的禁运。危机期间的价格变化反映了多种政治和市场因素的相互作用。把石油出口国的每一项行动都视为同一个统一卡特尔的决策,会掩盖这些差异。

其他大宗商品领域也曾出现不同形式的协调。1962年的《国际咖啡协定》确立了一个国际框架,随后通过出口配额来调节供应;其中有关经济配额的条款于1989年停止实施。历次国际锡协定利用缓冲库存等机制支撑价格,但国际锡理事会的缓冲库存运作于1985年崩溃。这些经历表明,替代品的使用、产量扩张、所需承担的资金义务以及围绕负担分摊的分歧,都可能破坏价格管理体系。

有国家支持的安排会引出主权、国家豁免以及国内法域外适用范围等问题。私人出口卡特尔可能在本国司法管辖下获得豁免或受到区别对待,却损害外国购买者的利益。政府参与并不意味着参与企业的法律责任问题会自动得到解决,而且各法律体系所适用的规则也不尽相同。因此,国际大宗商品协调处于竞争政策、国际法与资源出口政治经济学的交汇处。

法律规制与不同法域之间的差异

现代竞争法通常将竞争者之间就价格、产量、市场分配或投标达成的协议视为特别严重的竞争限制。这些协议的共同特征,是以集体控制取代独立的竞争决策。不过,各法律体系在协议的认定、对个人的法律处理、可用的抗辩理由、证明标准以及公共机关授权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等方面,仍存在差异。

在美国,《谢尔曼法》第1条禁止限制贸易的合同、联合及共谋。对于已经确立的几类不附随于正当商业安排的横向固定价格、串通投标和市场分配行为,法院形成了本身违法规则。按照这一规则,控方或原告无须证明具体限制行为在一个经过完整界定的市场中产生了有害影响,但仍须证明协议的存在、范围及其参与者。对于附随于正当业务整合的行为,则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

联邦层面的卡特尔刑事案件由司法部提起公诉。个人可能面临监禁,公司则可能面临巨额罚款。民事诉讼提供了另一条救济途径:符合条件的私人原告可以依据联邦反垄断法请求三倍损害赔偿。涉及直接购买者与间接购买者、原告资格以及境外交易如何处理等法律问题,使赔偿的确定远比将每一项被指控的涨价金额简单乘以三更为复杂。

在欧洲联盟,《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01条禁止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反竞争协议、企业协会决定以及协同行为。固定价格和市场分割通常属于“以目的限制竞争”的行为,这意味着,只要满足相关法律认定标准,就无须证明其实际市场影响。第101条第3款规定了豁免条件,包括提高效率以及让消费者公平分享所产生的利益,但一般的核心卡特尔几乎不可能符合这些条件。

欧洲委员会可以处以最高相当于企业上一营业年度总营业额10%的罚款。这是法定上限,而不是每起案件一律适用的罚款标准。各国竞争主管机关也负责执行欧洲层面及本国的规则,而各国制度在个人刑事责任方面有所不同。在英国,竞争立法既规定了针对企业的执法机制,也设有独立的卡特尔刑事罪名。

中国《反垄断法》于2008年施行,并于2022年修订,禁止特定类型的垄断协议,其中包括横向协调的主要形式。其他法域则形成了各自结合行政、民事和刑事执法的制度。国际合作网络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动打击核心卡特尔的合作,但全球并不存在统一的卡特尔检控机关。因此,影响多个市场的行为可能引发依据不同法律开展的平行调查。

调查、宽大处理、制裁与赔偿

卡特尔调查综合运用书面证据、证人陈述、商业数据和经济分析。直接证据可包括通信信息、会议记录、录音、配额表或有关投标的指示。间接证据可包括竞争对手之间先有沟通、随后出现协调行为,无法解释的款项转移,或不符合通常独立决策方式的行为。仅凭价格走势通常不足以认定卡特尔:调查人员必须区分,相关行为究竟出于协调,还是各方对成本、监管或需求变化作出的共同反应。

搜查和检查通常被称为“黎明突袭”,可在参与者销毁或篡改材料之前将其保全。执法机关可在法定权限内检查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记录、日程表和设备。有关搜查令、法律特权、调阅记录及程序性权利的规则因司法管辖区而异。国际案件可能需要同时采取行动,因为证据和决策者分布在多个国家。

一项核心执法工具是宽大处理制度。这类制度向符合条件、主动报告卡特尔并配合调查的参与者提供处罚豁免或减轻处罚。其经济逻辑在于动摇成员之间的信任:任何成员都无法确定其他参与者不会抢先披露协议。美国司法部于1993年修订了企业宽大处理政策,欧盟委员会则于1996年发布了首份宽大处理公告。

申请者并非自动具备资格。这类制度通常要求申请者披露情况、保存并提交证据、按规定条件停止参与卡特尔,并持续配合调查。企业及其员工能够获得何种优惠待遇,取决于所在司法管辖区及申请者的具体情况。顺位保留制度可在申请者收集必要信息期间,为其保留申请顺位。和解程序则是另一种机制:申请者可通过承认违法事实并在程序上予以配合来换取减轻处罚,但无法获得与处罚豁免同等的保护。

制裁既旨在惩罚已查实的行为,也旨在遏制今后的违法行为。如果违法行为必定会被查获,追缴违法所得或许就能消除其经济收益;但在查获与否并不确定的情况下,仅靠追缴仍会留下串通的动机。实际设计处罚时,还必须考虑法律限制、比例原则、企业偿付能力、个人责任,以及对竞争持续开展的影响。在某些制度中,除对企业罚款外,还会辅以监禁、取消董事任职资格、禁止参与采购及合规义务等措施。

确定赔偿需要估算购买者在不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况下本应支付的价格。这一反事实价格可根据未受影响的市场、卡特尔形成之前或终止之后的时期、成本信息或计量经济模型推算。一个简单的超额收费计算式为:

Overcharge=(Pactual−Pcounterfactual)×Q.\text{Overcharge}=(P_{\text{actual}}-P_{\text{counterfactual}})\times Q.

这一表达式并未涵盖所有可能的损失。购买量减少、利润损失、质量变化,以及成本上涨沿供应链向下游转嫁,都可能需要考虑。法院既要处理反事实估算中的不确定性,也要处理损失在直接购买者、下游买方及其他受影响方之间的分配问题。

识别、数字市场与实证认知的局限

经济筛查旨在找出值得进一步调查的市场或交易。在采购领域,潜在指标包括反复出现的轮流中标、异常稳定的市场份额、声称独立提交的投标文件中出现相同错误,以及中标者与分包商之间存在可预测的关系。价格筛查可能考察价格的同步变动、结构性突变、利润率或离散程度的变化。这些指标单独来看都不足以得出确凿结论:标准化产品、通用软件以及共同面临的成本冲击,都可能产生表面上可疑的模式。

统计调查有赖于可信的比较。某次会议后价格上涨,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因果关系,因为需求或投入成本可能也在同时发生了变化。双重差分法等方法可以比较受影响群体与未受影响群体,但其有效性取决于对未受该事件影响时本会出现何种情形的假设。界定相关市场和确定适当的比较时期,都是实质性的经济分析工作,而非仅仅是前期数据处理步骤。

数字工具既改变了卡特尔的组织方式,也改变了识别卡特尔的手段。算法可以执行参与者商定的价格、迅速监测竞争对手,或标记偏离共同规则的行为。在这些情况下,技术可能只是实施传统协议的工具,而非一种新的行为类别。反过来,即使价格变得更加趋同,各方独立使用类似的定价软件,也并不自动证明存在协议。

另一个独立的研究问题是:算法能否在没有明确串通指令、运营者之间也没有沟通的情况下,学会协调行为。实验和模拟研究表明,某些强化学习环境能够产生持续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这些发现取决于学习规则、可用信息、市场设计和实验条件,并不能证明自主串通在现实市场中普遍存在。如果现行规则要求存在可归责于企业的协议,法律上如何处理此类行为便成为一个难题。

数据共享平台也引出了有关间接协调的问题。共同的中介机构可能在竞争者之间传递敏感信息,或协助推行共同的商业规则。轴辐式协调是指参与者通过中介机构进行协调,而非仅在彼此之间直接沟通的安排。仅仅存在共同的供应商、平台或顾问并不足以证明此类协调;必须有证据证实相关合意及各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

对卡特尔的实证认知受到样本选择的影响。已查获的案件并非所有协调行为的随机样本:其中可能有较高比例的案件涉及举报人、格外有力的书面证据、大型市场或执法重点。因此,对卡特尔持续时间和超额收费的估计,会随数据集和方法的不同而变化。有些安排很快就会失败,另一些则能持续多年;有些能够实现大幅提价,另一些却连自身约定的条款都无法落实。研究必须区分协议是否存在、协议在实践中的成效,以及影响协议效果的更广泛市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