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单一市场是欧洲联盟借以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制度体系,旨在建立一个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可自由流动、不受内部边界阻碍的区域。这“四大自由”以共同立法、个人和企业可依法主张的权利、竞争规则以及各国主管机关之间的合作为支撑。单一市场于1993年1月1日正式启动,但其基础早在这一里程碑之前就已奠定,其发展至今仍是一个持续推进的立法与司法进程。
单一市场超越了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的范畴:自由贸易区主要消除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关税同盟则在此基础上实行共同对外关税。单一市场还致力于消除国内监管、专业资格、产品要求、金融监管、公共采购及其他诸多经济活动领域产生的障碍。其核心目标是使跨境交易能够在日益接近一国经济内部交易的条件下进行,而不要求所有参与国采用完全相同的制度或政策。
单一市场以欧盟成员国为核心。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通过欧洲经济区广泛参与其中,瑞士则依据双边协定,在较为有限的领域参与。单一市场既不同于欧元区,也不同于免除内部边境检查的申根区。这些安排在地理范围上有所重叠,但各自的成员构成、法律基础和目标并不相同。
历史基础与1992年计划
单一市场源于战后通过共同机构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构想。1951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将两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置于超国家机构的监管之下。1957年签署、1958年生效的《罗马条约》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并规定建立共同市场。其计划包括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制、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以及制定规则,防止政府或企业通过其他手段重新设置壁垒。
1968年7月1日,最初的六个成员国完成了彼此间贸易关税的取消,并建立了统一的对外关税。但这并未造就一个完全一体化的市场。商品流通仍面临边境手续、各不相同的技术法规,以及各国独立的审批程序。服务提供者受到许可和设立经营机构方面的限制;资本流动仍受管制;公共采购合同实际上也往往只向本国企业开放。因此,经济一体化在关税方面取得的进展,超过了在日常商业活动监管条件方面的进展。
司法判决有助于消除这些障碍。在1974年的“达松维尔案”判决中,欧洲法院对可能阻碍共同体内部贸易的国家措施作出了宽泛解释。1979年的“第戎黑醋栗酒案”涉及一种在德国销售的法国利口酒,法院在判决中确立了一项原则:在一个成员国合法销售的商品,原则上也应获准进入其他成员国市场,但可以受到有正当理由且符合比例原则的限制。这一相互承认原则提供了一条替代路径,使贸易不必等到各国所有产品规则都完成协调统一后才能开展。
20世纪80年代,政治层面的推动加快了这一进程。1985年6月,雅克·德洛尔领导的欧洲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由内部市场专员阿瑟·科克菲尔德牵头制定的白皮书。白皮书提出了约300项措施,旨在于1992年底前消除实体、技术和税收壁垒。1986年签署、1987年生效的《单一欧洲法案》加强了这一计划的法律基础,并将合格多数表决制扩大适用于众多内部市场措施,从而削弱了单个成员国政府阻挠立法的能力。
1993年1月1日单一市场的启动,标志着一项重大立法计划的落实,而非所有国家壁垒的消失。此后的扩员扩大了单一市场的地理范围,新立法则涵盖了电信、能源、金融服务、数字商务等领域。1993年11月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了欧洲联盟,并在既有共同市场计划的基础上,增添了涵盖公民身份和货币一体化的更广泛框架。
法律架构与执行
《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6条将内部市场界定为一个没有内部边界、保障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区域。条约中更为具体的条款则为各项自由确立了相应的权利和禁止性规定。第114条为协调各国法律提供了一项主要法律依据,前提是这种协调有助于建立内部市场或改善其运行。这些条款并未赋予欧盟机构对所有影响经济活动的政策享有无限权力:法律依据的选择、权限的划分以及条约规定的除外事项,仍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体化既通过消除各国限制来推进,也通过制定共同规则来实现。前者通常称为消极一体化,后者称为积极一体化。法院可能认定,某国的许可要求对跨境服务构成了不正当限制;与此同时,欧盟立法也可以为同一活动确立共同的许可标准。条例在成员国直接适用。指令就应达到的结果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但通常需要通过国内法予以落实。无论哪一种法律文书,若没有进一步的执行与合作,都不一定能使行政实践趋于一致。
欧洲联盟法院对欧盟法作出权威解释。该法院在1963年的“范亨德与洛斯案”(Van Gend en Loos)判决中确立,共同体法的某些条款可以赋予个人能够在国内法院主张的权利。其1964年的“科斯塔诉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案”(Costa v ENEL)判决则确立了共同体法优先于与之冲突的国内法的原则。这两项原则共同使一体化不再仅仅是政府之间相互作出的承诺:贸易商、劳动者、消费者和企业都可以在国内诉讼中援引符合相关条件的欧盟法权利。
欧盟法的执行既有分散在各国进行的一面,也有超国家层面的一面。各国法院适用欧盟法,并可请求欧洲联盟法院作出初步裁决。各国监管机构、海关、竞争主管机关和市场监督机构承担了大量实际行政工作。欧盟委员会可以调查成员国未履行义务的情况,并提起违约诉讼;持续不履行义务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处罚。SOLVIT等网络致力于为公共机关造成的某些跨境问题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但并不取代司法救济。
四项自由并非绝对。根据相关法律规则,公共卫生、公共安全、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及其他受到认可的利益,可以成为实施限制的正当理由。其中的核心约束是比例原则:措施必须适合实现其正当目标,且不得超出必要限度。因此,各国政府仍保有相当大的监管权限,但通常不能以公共利益为名,掩饰任意歧视或经济保护主义。具体如何权衡,取决于所涉及的自由、适用的条约例外规定,以及欧盟协调统一相关规则的程度。
商品、标准与边境手续
商品自由流动既依赖关税一体化,也依赖消除非关税壁垒的规则。在欧盟关税同盟内,成员国之间不得征收关税及具有同等效力的费用,对来自关税同盟以外的进口商品则适用共同对外关税。原产于欧盟以外的商品,在办妥相关进口手续并缴纳关税后,通常即可在关税区内流通。这使关税同盟有别于其他安排:在那些安排下,商品每次跨越参与国之间的边境时,都必须重新证明其符合优惠原产地规则。
《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34条和第35条禁止对进出口实施数量限制及具有同等效力的措施。实践中的难点在于,一项规则即使未提及外国产品,也可能妨碍贸易。有关成分、包装、尺寸或标签的要求,可能迫使进口商改动已在其他地方合法销售的产品。在欧盟尚未全面统一规则的领域,相互承认原则有助于消除其中一些障碍,但主管机关仍可依据适用的公共利益规则,提出实施限制的正当理由。
在产品安全或技术兼容性需要共同要求的领域,规则协调尤为重要。按照自1985年起发展形成的“新方法”,欧盟立法通常规定基本要求,而技术标准则提供更详细的合规方法。产品符合某项协调标准,即可推定其符合该标准所涵盖的法律要求。这样既减少了将每一项技术规范直接写入法律的必要,也使标准能够随着创新而演进。
CE标志制度适用于欧盟相关法律所涵盖的特定产品类别,包括许多玩具、电气产品和机械。该标志表明制造商对产品符合适用要求承担责任;它既不是通用的质量奖章,也不表示产品原产于欧盟,更不能证明每件产品都经过了独立检测。视产品及相关法律而定,合格评定可由制造商独立完成,也可由获授权的第三方机构参与。市场监管机关可以限制不安全或不合规产品的销售,或要求其退出市场。
1993年欧盟取消内部边境的常规海关检查,并不意味着所有税务或申报义务也随之取消。增值税和特种消费税仍受相应制度约束,这些制度旨在兼顾跨境流动与各国税收征管。企业还可能需要履行统计申报、环境保护及特定行业监管方面的义务。食品、动物、植物和药品受一套广泛的共同规则约束,但特定健康风险仍可构成采取针对性措施的正当理由。因此,一体化的商品市场不仅仅依靠边境检查站的撤除,还依赖持续监管、可追溯性、信息交流,以及各国对彼此执法工作的信任。
劳动者流动与居留权
劳动者自由流动赋予符合条件的欧盟成员国国民在另一成员国就业的权利,使其在就业机会、薪酬及其他工作条件方面不因国籍而受到歧视。它还在适用法律框架规定的条件下,保障相关的入境和居留权利。《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45条为此提供了主要的条约依据。“劳动者”的概念依照欧盟法律解释,通常要求从事真实且实质性的经济活动,而非纯属边缘性或辅助性的活动。
这些权利有助于将各国的劳动力市场连接起来。企业可以从更广泛的劳动者群体中招聘,个人则可以到更需要其技能的地方寻找工作。不过,人员流动不仅取决于法律上的许可。语言、住房供应、家庭责任、职位空缺信息以及专业资格差异,都会影响实际流动。欧盟的专业资格认可制度减少了部分障碍;对于最低培训要求已得到协调的某些职业,包括医生和建筑师,可实行资格自动认可。
欧盟公民身份将这一法律框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受雇劳动者之外。第2004/38号指令整合了有关欧盟公民及其家庭成员流动和居留的规则。在符合该指令所列条件的前提下,不超过三个月的居留通常只需持有有效身份证或护照。更长期的居留通常须基于特定事由,例如受雇、自雇、学习,或拥有充足的生活资金和全面的疾病保险。依照该指令连续合法居留五年后,通常可取得永久居留权。
跨境流动还需要协调社会保险制度。欧盟规则确定应适用哪一国的制度,帮助累计在不同国家完成的待遇资格计算期,并允许某些待遇向境外支付。这些规则旨在协调各国制度,而不是以统一的欧洲福利制度取而代之。待遇水平、缴费费率以及大部分资格政策仍由各国决定。个人可享有的待遇可能因其处于受雇、自雇、非经济活动、求职或领取养老金等不同状态而有所差异。
由雇主临时派往另一成员国提供服务的劳动者,具有不同于一般跨境劳动者的法律地位。他们仍与设立于其他国家的雇主保持雇佣关系,但特定的雇佣条件须适用东道国规则。2018年通过的修订版《劳动者派遣指令》强化了按照东道国规则支付薪酬的原则,并对较长期派遣提出了额外要求。自由流动也存在须作狭义解释的例外,包括某些公共部门职位,以及基于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理由而实施的限制。自由流动并不意味着个人一经抵达,就无条件享有获得一切形式公共救助的权利。
服务、设立与数字交易
单一市场区分设立自由与服务提供自由。设立是指稳定地参与另一成员国的经济活动,例如开设分支机构、专业执业机构或子公司。跨境提供服务通常是指在目的地国家不设立常设经营机构而提供服务的活动。这两项自由都旨在消除歧视性待遇及其他不合理限制,但适用规则因行业和活动性质而有很大差异。
与许多商品相比,服务的一体化更难实现,因为服务的生产与各国制度密切相关。建筑承包商必须遵守当地的规划和安全规则;律师在特定的法律体系内执业;医疗服务提供者则在各国的筹资制度和专业规范框架内开展工作。许可要求既可以保护消费者免受信息不对称之害,也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进入壁垒。因此,单一市场法律会审查许可程序、国籍或居住要求、对组织法律形式的限制,以及要求重复接受已在其他地方完成的检查等规定。
2006年的《服务指令》旨在简化程序,消除广泛服务活动中不合理的限制。该指令要求设立“单一联络点”,使服务提供者能够通过这些联络点获取信息并办理相关手续。它并未确立一项普遍规则,允许企业仅依据其母国法律便可在所有成员国经营。该指令的适用范围还排除了一些重要活动,包括金融服务、受行业专门立法规管的电子通信、交通运输、医疗卫生、视听服务和博彩。这些排除规定使行业专门法律成为服务市场实际运作的核心。
数字化又增添了一个维度,因为服务提供者或消费者无须实际跨境移动,服务便可跨境提供。欧盟的电子商务框架确立了重要的来源国规则和中介责任规则,但这些规则受到特定限制。自2018年5月起适用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统一了个人数据监管框架的大部分内容,并将市场一体化与数据隐私联系起来。此后,《数字服务法》为中介服务引入了共同义务,而《数字市场法》则对被指定的“守门人”施加了特定义务。
面向消费者的措施着重解决特定障碍,而非建立一个完全统一的网络市场。禁止某些不合理地域封锁形式的规则,限制了基于国籍、居住地或设立地的歧视,但并不要求每个商家都向欧盟全境配送商品,也不要求所有价格统一。跨境可携带性规则使符合条件的订阅用户在另一成员国短暂停留期间,仍可访问某些在线内容服务。合同法、版权许可、税收、语言和配送成本仍在影响电子商务,因此,法律上能否获取与商业上是否供应,依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资本流动与金融一体化
资本自由流动涵盖购买证券、直接投资、购置不动产和转移资金等交易。其条约框架有别于其他几项自由,因为原则上禁止限制资本流动的规定不仅适用于成员国之间,也适用于成员国与第三国之间,但存在例外。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税收执法、公共安全、金融监管以及其他条约条款,都可能影响特定管制措施的合法性。
1988年通过的资本自由化指令,是消除各国限制的重要一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则自1994年起在欧盟基本法中确立了范围更广的禁止限制规定。自由化使储蓄和投资能够在各经济体之间更自由地流动,有可能降低资本成本,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分散投资的机会。同时,防范欺诈、非法金融活动和金融不稳定的共同保障措施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因此,有关洗钱和信息披露的规则构成了金融开放制度基础的一部分。
金融服务的一体化依靠共同要求与通常称为“通行证制度”的授权安排相结合来推进。在一个成员国获得授权的企业,可以依据相关行业的制度框架,通过分支机构或跨境业务在其他成员国提供特定服务,而无须在每个市场重新取得一套独立授权。银行、保险、投资服务和投资基金等领域的适用范围与条件各不相同。通行证制度并不是允许任何金融企业在整个欧洲从事任何业务的普遍许可;其适用以遵守相关法律和监管安排为前提。
欧元消除了参与国货币之间的汇率风险,从而深化了这些国家的金融一体化,但货币联盟与单一市场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欧元区以外的欧盟成员国仍然参与单一市场。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银行业联盟为参与国增设了集中化的监管和处置安排。欧洲中央银行于2014年11月开始承担单一监管机制下的职责。这些机构旨在应对仅靠允许跨境银行业务无法化解的风险。
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仍未完成。证券可以跨境流通,但投资者仍面临破产程序、预提税征管、公司法和市场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家庭储蓄也仍然深受各国银行和养老金制度安排的影响。2015年启动的资本市场联盟相关举措,旨在减少这种分割,并改善非银行融资的可获得性。根本挑战在于拓宽融资渠道,同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形式上相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就会自动使每个成员国都拥有同样深厚或稳健的金融市场。
竞争、公共采购与共同保障
如果私营企业能够将市场分割为各自受到保护的地盘,那么消除政府设置的壁垒也无法形成一体化市场。因此,欧盟竞争法是对四大自由的补充。《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01条禁止限制竞争且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协议,但符合其豁免框架的协议除外。划分市场的安排和操纵价格的卡特尔是其中的典型例子。阻止经销商满足某些跨境客户需求的限制,也可能引发竞争法方面的疑虑,具体取决于相关法律和经济情形。
第102条禁止的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非市场支配地位本身。企业可能凭借优质产品、高效率或创新取得支配地位;法律关注的是其行为是否构成对该地位的滥用。并购审查则对符合适用条件的经营者集中进行前瞻性评估,包括判断其是否会显著妨碍有效竞争。执法由欧盟委员会、各国竞争主管机关和法院共同承担。在将这些规则应用于特定行业时,市场界定、竞争影响的证据以及提高效率的可能性,都是重要考量。
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是市场分割的另一个潜在来源。欧盟的国家援助管制针对的是通过国家资源给予的某些优惠:这些优惠选择性地惠及企业,扭曲或可能扭曲竞争,并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此类援助并非一概被禁止。相关条约和实施规则允许在特定条件下提供援助,包括支持区域发展、研究、环境保护,以及应对严重经济动荡。不同类别援助的处理方式由通报要求、类别豁免和欧盟委员会的决定确定。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补贴不一定符合欧盟国家援助规则,反之亦然。
公共采购规则旨在防止公共机构通过歧视性采购庇护本国供应商。对于属于适用范围且超过相应金额门槛的合同,欧盟指令规定了旨在促进透明、平等待遇和竞争的程序。统一的公告和审查机制使企业能够对违法的排除措施或招标条件提出异议。这些规则并不要求公共机构仅按最低价格采购:在法律框架内,授标标准可以考虑质量、全生命周期成本以及环境或社会特征。
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障也为市场一体化提供支持。统一的产品安全义务、禁止误导性商业行为的规则,以及某些消费者合同所附带的权利,都能降低跨境购物的风险。环境立法既能防止各国不同的要求阻碍贸易,也能应对市场定价未能充分反映的外部性。规则协调并不总意味着减少监管;它可以用一套共同的、有时更为严格的框架取代多套国家制度。制度设计的难题在于,既要确保共同的保护水平,又要避免不必要的合规成本,并为各国的正当选择保留空间。
地理范围及与周边经济体的关系
欧盟以外参与单一市场最为全面的安排,是通过1994年生效的欧洲经济区协定建立的。该协定将欧盟各国与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纳入一个涵盖四大自由及大量相关法律的框架。欧盟的相关法律通过联合程序纳入协定。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监督局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对参与该协定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履行监督和司法职能,欧盟一方则由其自身机构履行相应职能。
参与欧洲经济区并不等同于加入欧盟。欧洲经济区通常不涵盖欧盟关税同盟、共同商业政策、共同农业政策或共同渔业政策,不过协定及补充安排中包含有关农产品和渔业产品贸易的条款。因此,货物在欧盟与欧洲经济区内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之间流动时,仍可能需要办理海关手续并提供原产地证明。这些国家通过筹备和协商程序参与立法的制定,但不能像成员国那样在负责通过这些法律的欧盟机构中投票。列支敦士登还因其特殊的地理和人口状况,在居留方面享有特别安排。
瑞士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但不属于欧洲经济区。瑞士与欧盟的关系以各领域的双边协定为基础,其中包括有关人员自由流动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安排。因此,瑞士获得的市场准入不如参与欧洲经济区那样全面,制度安排也有所不同。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税同盟也是一种不同的安排:它便利了所涵盖货物的贸易,但并未将单一市场的全部自由延伸至土耳其,尤其不包括普遍适用的劳动者和服务自由流动。
英国于2020年1月31日退出欧盟,过渡期于2020年12月31日结束。《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规定,符合条件的货物可享受零关税、零配额贸易待遇,但这取决于是否符合原产地规则,也并未取消海关申报或许多监管检查。该协定没有沿用欧盟普遍适用的金融服务通行证制度,也没有保留人员自由流动。根据经2023年达成的《温莎框架》修订的《爱尔兰/北爱尔兰议定书》,北爱尔兰仍须遵守部分与货物有关的欧盟规则,同时仍属于英国关税领土的一部分。
申根区同样必须与单一市场区分开来。申根安排涉及取消内部边境对人员的例行检查,以及在外部边境、签证和安全方面开展合作。参与申根区本身并不赋予普遍的工作或提供服务的权利。反过来,即使仍有例行护照检查,也可能享有单一市场权利。这些相互交叠的安排表明,关税一体化、经济权利、货币安排和边境管制政策是欧洲一体化中彼此独立的维度。
经济作用机制与成效证据
单一市场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提高经济产出。取消边境手续和重复审批,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以及进入另一国市场的固定费用。生产者面向更广泛的客户群时,可以将开发和生产成本分摊到更大的销售量上,从而实现规模经济。竞争加剧可以缩小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推动质量提升,并削弱低效率企业依靠国家壁垒维持受保护地位的能力。消费者则可能获得更丰富的产品和供应商选择。
一体化也有助于专业化分工和跨境生产组织。企业可以将供应链的不同环节布局在不同国家,并从更广泛的供应商处采购中间投入品。贸易成本降低,有助于资源流向回报更高的经济活动,体现出比较优势和企业效率差异的作用。跨境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带来生产方法、管理实践和知识的转移。这些机制能够提高生产率,但收益的大小及其分布取决于当地的制度、技能水平、基础设施,以及企业采用新技术的能力。
衡量单一市场的总体影响,需要设定一个反事实情景:如果没有单一市场,欧洲各经济体会是什么样子?不能直接从实际观察到的增长中识别出单一市场带来的变化,因为一体化进程与欧盟扩大、技术变革、全球贸易扩张、德国统一、货币联盟的建立以及金融危机同期发生。相关研究采用贸易引力模型、企业层面数据、结构性经济模型,或比较受影响程度不同的行业和地区。它们估算的对象各不相同,例如对贸易量、价格、生产率或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影响,因此其数值结果不能相互替代。
1988年的《切基尼报告》对“欧洲未实现一体化的代价”作出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前瞻性评估,估算了消除剩余内部壁垒可能带来的收益。此后的研究普遍发现,欧洲市场一体化带来了显著收益,但估算结果会因基准情景、研究时期、对投资和竞争的处理方式,以及对长期生产率的假设而有所不同。相对于反事实情景,GDP水平的提高,并不等同于年度增长率同等幅度的永久性提高。同样,欧洲内部贸易增加是一体化的证据,但其本身并不能全面衡量福利。
收益和调整成本的分布并不均衡。生产率较高的出口企业以及国际联系密切的地区可能扩张,而此前受到保护的企业则可能收缩。集聚经济可能使高技能就业和投资集中于已有的经济中心,与此同时,收入较低的成员国也能从投资和进入更大市场的机会中获益。欧盟凝聚力资金和各国调整政策与单一市场并行实施,部分原因在于,仅靠自由流动并不能确保地区间的经济差距缩小。因此,分配分析必须区分消费者、劳动者、企业和地区各自获得的收益,而不能将总产出视为对全部影响的完整反映。
持续存在的壁垒与不断变化的一体化议程
法律上正式确立的权利并不能消除跨境活动中的所有实际障碍。各国的许可程序、执法不一致、复杂的税务管理以及不同的申报制度,都可能带来成本,对小企业而言尤其构成沉重负担。一项规则即使符合欧盟法律,与语言差异、不熟悉的争端解决程序或获取专业咨询的需要叠加后,仍可能使业务扩张在商业上失去吸引力。因此,尚存的壁垒部分源于法律,部分源于行政管理,还有一部分则是社会和国民经济之间差异所致。
服务业体现了形式上的开放与实际一体化之间的差距。职业监管、建筑要求、企业办事程序和地方审批制度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有些差异旨在保护正当利益,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应予消除的障碍;另一些则造成重复审查,或间接歧视外来经营者。要区分这两种情况,需要细致的行业分析和有效执法,而不能假定所有国家层面的监管都是保护主义,也不能认为一切监管差异在经济上都无害。
网络型行业还面临额外的物理限制。仅有交易权利,并不意味着电力就能自由流动;充足的互联输电能力、相互兼容的运行规则以及可靠的系统管理同样不可或缺。铁路运输、电信和数字基础设施也存在类似问题。共同规则可以开放市场,但企业和消费者能否利用这些市场,取决于投资和技术互操作性。能源市场一体化还必须应对供应安全问题,以及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上升带来的挑战:其发电量和地理分布会改变对电网的要求。
数字政策和产业政策拓展了一体化议程,使其不再局限于消除既有的国家壁垒。数据治理、网络安全、平台监管和人工智能带来了新的问题:共同规则应如何划分责任、保护用户?与此同时,关键供应环节的对外依赖和外国补贴,促使欧盟采用更多审查、采购和贸易政策工具。这些措施旨在应对仅靠开放无法化解的风险,但也需要协调,以免各国各自采取的干预措施取代共同市场。
危机凸显了自由流动对行政互信的依赖。新冠疫情期间,边境限制和各国采取的措施扰乱了出行、劳动力流动和货物交付。欧盟推出货运“绿色通道”等举措,力求在维持公共卫生管控的同时,保障必要的流动。同样,重大经济动荡期间实施的临时国家援助框架虽允许政府干预,却也引发了对各国财政能力差异的关切。制度建设仍需持续解决的任务是,确保应急行动、产业扶持和新的监管要求在共同规则内运行,而不是让临时例外演变为长期的国家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