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央银行(ECB)是负责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欧元区由使用欧元的欧洲联盟成员国组成。欧洲中央银行成立于1998年6月1日,总部位于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其制度地位颇为独特:它为一个货币联盟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而联盟各成员国仍保有各自的政府、预算和公共债务。它的首要目标是维护物价稳定,同时还履行银行监管职能,并参与支付系统运行、金融稳定维护以及官方储备管理等工作。
欧洲中央银行并非独自承担这些职责。它与欧元区各国的中央银行共同组成欧元体系,在整个欧元区实施货币政策并提供中央银行服务。范围更广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则由欧洲中央银行和欧盟所有成员国的中央银行组成,其中也包括尚未采用欧元的国家。区分这些机构至关重要:决策可能集中由欧洲中央银行作出,而贷款操作、纸币投放、证券交易及其他业务则往往通过各国中央银行执行。
自1999年1月1日接管货币政策职责以来,欧洲中央银行已从一家着力确立欧元信誉的新机构,发展为欧洲危机管理和银行监管的核心参与者。它先后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长期低通胀、新冠疫情,以及2021—2022年的通胀急剧上升。这些事件大幅拓展了其政策操作工具,但界定其权限的条约框架并未因此被取代。
货币联盟的起源与建立
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源于欧洲数十年来推动经济一体化、稳定汇率关系的努力。此前的安排,包括1979年建立的欧洲货币体系,试图在保留各国独立货币当局的同时,限制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类安排始终面临一个难题:维持汇率稳定、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和保留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者无法同时实现。这一约束通常被称为不可能三角。货币联盟以统一的货币政策取代各国货币政策,从而为参与国化解了这一矛盾。
由欧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主持的委员会在1989年发表报告,提出了分三个阶段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路线。1992年签署、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此奠定了法律基础。条约就通货膨胀、公共财政、汇率稳定和长期利率设定了趋同要求,同时规定设立独立的中央银行。欧洲货币局于1994年成立,由亚历山大·拉姆法卢西领导,负责协调筹备工作,但其本身并不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1998年6月1日,欧洲中央银行取代欧洲货币局,维姆·杜伊森贝赫出任首任行长。1999年1月1日,11个国家开始将欧元用于货币政策和非现金记账,各国货币与欧元之间的兑换率被不可撤销地固定下来,欧元体系开始承担货币政策职责。欧元纸币和硬币于2002年1月1日进入流通。这段过渡期使支付系统、会计安排、金融合同以及现钞生产的后勤工作得以在各国原有纸币和硬币退出流通之前准备就绪。此后,随着更多欧盟国家满足采用欧元的条件,货币联盟逐步扩大,共同货币政策的适用范围也随之扩展。
欧洲中央银行的制度设计既借鉴了欧洲货币合作的经验,也体现了对短期政治压力可能损害物价稳定的担忧。各国中央银行仍是政策执行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保留了其业务专长和地域覆盖能力,而共同货币政策的决策权则转移至一个超国家机构。与通常的国家中央银行不同,欧洲中央银行并没有一个与之配套、在整个货币区内拥有普遍征税和支出权限的统一财政部门。货币权力集中于欧元区层面,而财政政策主要仍由各国掌握,这种分工在后来的危机中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一职先后于2003年11月、2011年11月和2019年11月由让-克洛德·特里谢、马里奥·德拉吉和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接任。这几届行长任期所处的经济环境迥然不同,但该机构在法律上的延续性建立在欧盟条约以及《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和欧洲中央银行章程》之上,而非取决于个别行长的政策偏好。
法定职责与责任分工
《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27条规定,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在不影响这一目标的前提下,该体系应支持欧盟的总体经济政策,以促进欧盟各项目标的实现。这意味着各项目标有主次之分,而非可以任意取舍:对就业、均衡增长及其他欧盟目标的支持,必须与物价稳定相容。条约并未规定具体的通胀目标数值;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通过其货币政策战略,在操作层面对此作出界定。
中央银行的基本任务包括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在条约框架内开展外汇操作,持有和管理官方外汇储备,以及促进支付体系平稳运行。欧洲央行拥有批准发行欧元纸币的专属权力,但欧洲央行和各国中央银行在法律上均可发行欧元纸币。欧元硬币由成员国发行,发行量须经欧洲央行批准。这些安排将法律上的发行授权与现金的实际生产、分发和处理区分开来。
欧洲央行是具有法人资格的欧盟机构。其条例、决定及其他法律行为均须在条约授予的权限内实施,其行为亦须接受司法审查。对于欧盟及各国在其职权领域内拟议的立法,欧洲央行也会发表意见。无论是货币政策职责还是银行监管职责,都不赋予欧洲央行决定各国税收、公共支出、产业政策或私人投资配置的一般权限。这些事项仍由其他欧洲层面及各国机构负责,不过,货币政策决定可能对这些事项所处的经济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政府融资是一个重要的权限边界。第123条禁止中央银行向公共部门提供透支便利及其他信贷,也禁止直接购买其债务工具。这项货币融资禁令并未一概禁止在二级市场购买政府证券。不过,此类购买必须服务于正当的政策目的,并遵守旨在防止其规避条约禁令的保障措施。这一区别成为欧洲央行资产购买计划设计及相关法律审查的核心问题。
欧洲央行也不同于专门负责管理欧元对其他货币币值的机构。汇率会影响进口价格、竞争力和通胀,但欧洲央行并不为欧元设定一般性的汇率目标。条约条款将正式汇率安排的相关职责分配给欧盟理事会和欧洲央行。在日常货币政策实践中,主要依据汇率变动对通胀前景和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来加以评估。
决策机制与欧元体系
欧洲中央银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决策机构是管理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的六名成员和欧元区各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管理委员会确定货币政策立场、设定关键利率、通过货币政策战略,并制定实施指引。其成员应从欧元区整体利益出发履行职责,而不是作为各国代表,为本国货币政策讨价还价。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同一项政策在债务结构、银行体系和经济增长率不同的经济体中,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
执行委员会由行长、副行长及另外四名成员组成。其成员由欧洲理事会依照条约规定的程序任命,任期八年,不得连任。执行委员会负责欧洲中央银行的日常事务,筹备管理委员会会议,并根据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执行货币政策。为此,执行委员会可向各国中央银行发出指示。各国中央银行仍是独立的法律实体,但由于参与欧元体系,在该体系职责范围内须受共同决定的约束。
随着欧元区成员国增加,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1月引入了各国中央银行行长投票权轮换制度。执行委员会的六名成员保留永久投票权,各国央行行长则根据本国经济和金融规模指标分组,在组内轮流行使投票权。所有央行行长即使当期没有投票权,也仍出席会议并参与讨论。一般货币政策决定通常遵循有投票权成员一人一票的原则;某些财务决定则采用与认缴资本挂钩的投票安排。
总理事会由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副行长以及欧盟所有成员国的中央银行行长组成。其作用反映了欧盟内部仍有国家尚未加入欧元区这一现实。总理事会参与过渡性和协调性事务,包括与经济趋同及统计合作有关的工作,但不负责确定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立场。若将总理事会与管理委员会混为一谈,就会模糊欧盟范围内的央行合作与单一货币决策之间的区别。
欧元体系将集中决策与分散执行相结合。商业银行通常通过本国中央银行获得货币政策信贷,而准入条件、合格资产和利率均遵循共同规则。各委员会和工作组负责协调市场操作、风险管理、法律问题、支付和统计等方面的技术工作。这种结构使欧洲中央银行既能利用各国的专业知识,又能在地域分散的金融体系内力求做到一视同仁。要维持这种一致性,就需要详尽的共同框架,尤其是在各国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惯例存在差异的领域。
物价稳定、政策战略与经济分析
在1998年最初制定的战略中,欧洲央行将物价稳定定义为欧元区调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低于2%。2003年,欧洲央行进一步明确,其目标是在中期内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于但接近2%的水平。2021年7月完成的战略评估以对称的中期2%通货膨胀目标取代了上述表述。所谓对称,是指低于和高于目标的偏离同样不可取;这并不意味着每次暂时偏离都需要立即逆转政策。
这一目标针对的是消费价格的变动率,并不承诺在每次冲击后都使物价水平回到某条固定路径。调和指数是一种标准化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旨在便于欧盟各国之间进行比较。将各国的指数分项汇总后,即可衡量整个欧元区的通货膨胀。住房成本的计量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总体指数未能充分涵盖自有住房成本。2021年的评估支持更全面地纳入这些成本,同时也承认,完善相关统计工作需要时间。
着眼中期,是考虑到货币政策影响支出和价格存在时滞,而且时滞长短并不确定。能源价格上涨会直接推高总体通货膨胀率,同时削弱家庭购买力。提高利率无法增加天然气或电力供应,但可以抑制需求,并有助于防止暂时的价格冲击演变为持续性的工资和价格设定行为。因此,恰当的应对方式取决于冲击的来源、可能持续的时间及其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而不能仅依据最新的总体通货膨胀数据。
欧洲央行的分析框架一直在演变。其早期战略在开展广泛经济分析的同时,也赋予货币总量指标重要地位。2003年的战略将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称为两大支柱。2021年的战略将经济分析与货币和金融分析相结合,反映出对金融中介、政策传导和金融稳定的更加重视。相关依据包括产出、工资、就业、信贷、金融状况、调查、市场价格,以及欧洲央行和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编制的预测。任何单一指标都不会机械地决定政策决策。
政策通过多个相互作用的渠道传导。央行利率的变化会影响货币市场利率、银行贷款条件、债券收益率、资产价格和汇率。这些变化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并最终影响价格设定。当银行资本不足、金融市场分割或借款人无法再融资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能会减弱。反之,可信的沟通可以在任何交易发生之前,就对较长期的融资条件产生影响。欧洲央行使用预测和前瞻性指引,正是体现了预期的这一作用,不过,指引可能以经济表现为条件,而非对固定时间表作出承诺。
利率、再融资与资产负债表
欧洲央行传统上通过三项由其设定的利率来传达货币政策立场:主要再融资操作利率、边际贷款便利利率和存款便利利率。主要再融资操作向符合资格的交易对手提供短期担保融资。边际贷款便利以合格资产为担保,提供央行隔夜信贷;存款便利则允许银行将隔夜资金存放于欧元体系。这些工具共同影响银行获取和持有央行货币的条件。
操作框架取决于体系内银行准备金的规模。准备金稀缺时,再融资操作在引导隔夜利率方面尤为重要。超额准备金充裕时,存款便利利率则成为短期货币市场利率的主要锚。2024年3月,欧洲央行公布了一项操作框架,表示将继续通过存款便利利率引导货币政策立场。自2024年9月起,主要再融资利率与存款便利利率之间的利差收窄至15个基点,以便随着准备金状况的变化,支持银行使用再融资操作。
欧元体系提供的信贷通常以抵押品作担保。合格资产必须满足规定的要求,估值折扣则会降低以这些资产为担保可借入的金额。这些保障措施有助于欧元体系抵御交易对手违约和资产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同时,它们也会影响市场行为,因为某种证券是否符合资格,会影响其在银行融资中的用途。该框架涵盖可交易工具及某些不可交易的信贷债权,二者均须符合详细标准。以抵押品为担保提供流动性,并不等同于承担相关基础资产的全部损失。
在金融体系承受严重压力或通胀极低的时期,常规短期再融资操作被证明不足以应对形势。长期再融资操作提供了期限更长的资金。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将借款条件与银行的放贷表现挂钩,旨在鼓励银行向非金融私营部门提供信贷。通常被称为量化宽松的资产购买,增加了欧元体系持有的证券及其准备金负债,同时影响期限溢价和更广泛的金融环境。2014年6月引入、持续至2022年7月的负存款利率,也是应对通胀压力疲弱的措施之一。
这些操作会改变欧元体系的资产负债表。证券和贷款列于资产项下;纸币和商业银行存款则是重要的负债项目。当资产收益固定,而准备金付息利率迅速上升时,净利息收入可能下降,甚至转为负值。央行的会计亏损与普通商业银行亏损的含义并不相同,因为央行能够创造货币,而其主要国内负债正是以这种货币计价。不过,收入、拨备、资本和风险分担安排,仍然关系到财务独立性以及向各国国库分配收益的能力。货币政策决策始终以法定职责为依据,而非以年度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危机应对与金融碎片化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欧元体系在批发融资市场无法正常运转时向银行提供流动性的重要作用。2008年10月,欧洲央行在主要再融资操作中改用固定利率、全额配给的招标方式:符合条件的银行只要提供足额的合格抵押品,就能按公布的利率获得所申请的资金。延长融资期限、调整抵押品安排以及开展外币操作等措施,也为融资环境提供了支持。这些措施旨在应对市场失灵,而不只是调整固定额度央行信贷的价格。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了另一种货币政策传导难题。市场对政府偿债能力以及货币可能被重新计价的担忧,导致成员国之间的融资成本出现巨大差异。持有本国政府债务的银行因这些债务价值下跌而受到削弱,而政府也因可能需要向银行业提供支持而面临压力。这种相互影响通常被称为“主权—银行关联”。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个欧洲央行政策利率,可能会在不同国家转化为差异悬殊的企业和家庭借贷成本。
2010年5月,欧洲央行推出证券市场计划,在功能失调的市场中购买证券。2011年12月和2012年2月,欧洲央行先后开展了两次期限为三年的长期再融资操作。2012年7月26日,马里奥·德拉吉表示,欧洲央行已准备好在职责范围内“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欧元。9月,管理委员会宣布推出直接货币交易机制,为可能在二级市场购买短期主权债券建立框架,但须遵守与欧洲金融援助计划相关的严格条件。该框架并未启动,但其公布有助于缓解市场对货币重新计价的担忧。
此后,持续低迷的通胀使政策重心转向广泛的货币宽松。2015年1月公布的扩大资产购买计划,在私营部门资产购买计划之外,纳入了公共部门证券购买。新冠疫情暴发后,欧洲央行于2020年3月启动疫情紧急购买计划,初始规模为7500亿欧元,随后扩大至1.85万亿欧元。该计划在购买时间、资产类别和司法辖区之间具有灵活性,旨在应对疫情对货币政策传导造成的干扰,同时支持整体货币政策立场。
疫情之后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出现的通胀飙升,促使政策转向。2022年10月,欧元区同比通胀率达到10.6%;欧洲央行则将存款便利利率从2022年7月加息前的−0.5%,逐步上调至2023年9月的4%。2022年7月,欧洲央行还设立了传导保护工具,以应对缺乏合理依据、威胁货币政策传导的无序市场波动。这类工具将维护物价稳定所必需的政策收紧,与阻碍既定政策立场传导至整个货币区的金融碎片化区分开来。其使用受到资格标准、法律保障措施以及对基本经济状况评估的约束。
银行监管与金融稳定
欧洲央行通过单一监管机制承担了重要的监管职责。该机制依据欧盟于2013年通过的立法设立,并于2014年11月4日正式运行,将欧洲央行与参与国的国家主管机关纳入同一监管体系。它与银行处置安排共同构成欧洲银行业联盟的组成部分。银行业联盟的形成,部分源于危机期间暴露的一个问题:大型跨境银行的监管和支持,主要仍由按国家层面设置的机构承担。
欧洲央行直接监管被认定为具有重要性的银行,认定标准包括规模、经济重要性、跨境业务活动,以及是否接受某些形式的公共财政援助。重要性较低的机构通常由国家主管机关在欧洲央行监督下实施监管;必要时,欧洲央行可接手直接监管,以确保监管标准的一致性。监管职责的分配既涉及银行集团层面,也涉及单个法人实体层面。联合监管小组由欧洲央行和国家主管机关的工作人员组成,使针对具体机构的专业知识能够融入统一的监管方式。
银行监管评估银行是否具备充足的资本和流动性,以及健全的治理和风险管理机制。监管机构通过监管审查与评估程序,审查银行的业务模式、内部控制、资本风险,以及流动性和融资风险。审查结果可能导致额外资本要求、定性监管措施或其他监管行动。压力测试考察银行的财务状况在不利情景下可能如何变化;它是一种分析工具,并不保证银行不会倒闭。监管资本的相关概念以欧盟法律和国际标准为依据,其中包括巴塞尔协议。
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直接目标有所不同。货币政策着眼于总体货币环境和价格稳定,而银行监管则致力于保障信贷机构的安全与稳健,以及金融体系的稳定。相关制度安排将这两项职能分开,同时保留必要的协调。监管委员会负责拟订监管决定草案,这些草案通常通过由管理委员会参与的不反对程序获得通过。分别设置的会议安排、报告体系和信息保护措施,旨在减少利益冲突,包括防范货币政策决策为保护特定银行而受到扭曲的风险。
欧洲央行还参与宏观审慎政策,以应对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在适用的法律框架内,欧洲央行可以实施某些比国家层面所采取措施更为严格的资本类措施。不过,其职责并不涵盖所有金融活动,也不涉及银行法的所有方面。国家主管机关仍发挥重要作用,银行处置则涉及其他机构,尤其是单一处置委员会。审慎监管也有别于存款保险和紧急流动性援助的提供。紧急流动性援助通常由各国中央银行自行承担风险提供,但须遵守欧元体系的规则,并可能受到管理委员会的限制。
支付、纸币与货币基础设施
统一货币需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使资金能够安全地跨越国界流动。欧元体系的大额支付安排以中央银行货币进行结算,从而降低重大支付义务完全通过对私人中介机构的债权结算所带来的信用风险。最初的 TARGET 系统于1999年投入运行,随后 TARGET2 于2007年启用,其后继平台 T2 则于2023年3月上线。这些系统使不同成员国的银行能够在共同框架内完成支付结算,从而在实际运作层面维护货币的统一性。
TARGET 服务包括用于大额支付和集中流动性管理的 T2、用于证券结算的 TARGET2-Securities,以及用于即时支付的 TARGET 即时支付结算系统,简称 TIPS。TARGET2-Securities 于2015年投入运行,支持通过参与该平台的中央证券存管机构,以中央银行货币完成证券结算。TIPS 于2018年推出,提供全天候即时支付结算服务,服务时间也涵盖传统银行营业时间以外的时段。这些服务各有不同的功能,但都依赖协调一致的技术标准、运营韧性,以及明确的参与者管理规则。
跨境结算会在欧元体系内部形成账面债权和债务。TARGET 余额记录了各国中央银行与欧洲央行之间的这些头寸。这些头寸的成因包括私人资本流动、支付中介机构的所在地以及资产购买的结算等。它们不等同于普通的双边政府贷款,其规模也不能被机械地解读为衡量一国贸易表现的指标。要理解这些头寸,必须考察产生这些头寸的交易,以及共同货币体系的结构。
现金仍是货币基础设施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央行负责协调纸币设计、防伪标准、生产规划和发行安排,各国中央银行则在现金流通和处理方面承担主要的实际操作职责。欧元纸币是中央银行的负债,付款人无需持有商业银行账户即可使用。其防伪特征旨在方便公众和专用设备鉴别真伪。欧洲央行于2019年停止通过欧元体系发行500欧元纸币,但已发行的纸币仍保有法定货币地位,并可继续在欧元区各国中央银行兑换。
电子支付的发展也推动了数字欧元的相关工作。数字欧元是一种拟议中的零售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欧洲央行于2021年启动研究阶段,并于2023年11月进入筹备阶段。数字欧元代表对中央银行的债权,因此在概念上将不同于商业银行存款、加密资产和私人发行的稳定币。其设计涉及隐私、离线使用、可获得性、韧性,以及银行存款可能外流等问题。筹备工作并不等于作出发行决定:是否发行,取决于相关法律框架,以及有关机构另行作出的决定。
独立性、问责与制度界限
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欧洲央行法律架构的一项核心特征。《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30条规定,欧洲央行、各国中央银行及其决策机构成员在行使法定职权时,不得寻求或接受欧盟机构、成员国政府或其他机构的指示。相应地,政治机构也不得试图影响这些决策者履行职责。较长的任期和对免职的限制,进一步保障其免受短期政治压力的影响。
独立性并不意味着欧洲央行可以置身于公法约束之外,也不免除其解释决策的义务。欧洲央行公布货币政策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经济分析,并编制年度报告。自2015年起,欧洲央行开始公布管理委员会货币政策讨论的纪要,说明讨论内容,但不披露具体发言者的身份。欧洲央行行长出席欧洲议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会议并接受质询,欧洲议会议员也可以提交书面问题。银行监管另有问责安排,以体现其独立的法律依据和职责。
法院提供了另一种监督。欧盟法院在2015年的“高韦勒案”(Gauweiler)判决中审查了直接货币交易框架,并在2018年的“魏斯案”(Weiss)判决中审查了公共部门购买计划。这些案件涉及货币政策与经济政策的界限、比例原则以及禁止货币融资等问题。2020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公共部门购买计划相关的比例原则评估提出质疑,在欧盟法律秩序内部引发了一场重大的司法权限冲突。这些诉讼表明,从法律角度解释一项工具如何服务于货币政策职责至关重要。
政策的经济影响并不限于统计所反映的通胀率。利率调整和资产购买会改变借贷成本、储蓄收益、资产估值、公共债务偿付成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其分配效应因家庭、企业和国家而异。这些后果需要纳入分析和比例原则评估,但欧洲央行并不具有重新分配收入或决定各国预算优先事项的一般性职权。同样,气候相关金融风险可能影响价格稳定、抵押品价值和银行稳健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气候政策的广泛责任会从民选机构转移至中央银行。
欧洲央行的职权范围归根结底受到货币联盟结构的制约。它可以创造欧元流动性、影响融资条件,却无法让所有资不抵债的借款人恢复偿付能力,无法消除各国之间的生产率差异,也无法取代正当的财政决策。各国提供紧急流动性援助时,会区分临时资金需求与偿付能力问题,而主权援助和银行处置则涉及欧洲央行以外的机构。因此,欧洲央行能否有效履职,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工具和公信力,也取决于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各国公共财政、欧洲财政安排以及维系共同货币的法律承诺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