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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构成其直接负债,供零售或批发用途使用的数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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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是以本国记账单位计价、构成中央银行直接负债的数字形式货币。它不同于作为私人银行负债的商业银行存款,也不同于私人发行的数字资产。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面向家庭和企业使用;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则仅限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及其他获授权参与者使用。尽管中央银行长期以来一直以电子形式提供准备金余额,但当代央行数字货币项目通常旨在扩大央行货币的使用范围,或为其转移引入新技术和新功能。

对央行数字货币的关注源于多方面的发展:部分经济体现金使用减少、数字商务扩张、对支付市场集中度的担忧,以及加密货币和稳定币的兴起。其潜在目标包括保障公众继续能够使用央行货币、提高支付效率、促进普惠金融,以及支持代币化金融资产的结算。这些目标并不意味着必须采用某一种技术方案或制度设计。

央行数字货币既可以通过传统的集中式数据库运行,也可以采用分布式账本;既可以计息,也可以不计息;既可以直接发行给使用者,也可以通过中介机构分发。因此,其经济影响与其说取决于“数字货币”这一名称,不如说取决于有关使用资格、隐私保护、持有上限、计息安排、互操作性,以及公共部门与私营服务提供者之间职责划分的具体决策。

货币特征与界限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界定性特征在于其发行主体,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律请求权。持有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意味着对该银行享有债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则代表对中央银行的债权,即使钱包或客户界面由商业中介机构提供,也是如此。这一区别决定了谁承担兑付或转移货币的义务,以及谁的倒闭可能导致持有人无法使用这些货币。设计完善的中介安排会将客户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享有的权益与中介机构自身的资产和负债分离。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通常与现金和银行存款使用相同的记账单位。例如,数字英镑将以英镑计价,而不是采用独立的数字单位。本国货币不同形态之间按面值兑换,有助于维持“货币的单一性”:无论采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的货币工具,同一单位的货币始终可以相互替换。不过,操作限制、费用或对可兑换性的疑虑,仍可能影响这一原则在实践中的实现程度。

中央银行货币通常被描述为不存在本币名义信用风险。这意味着,它不像未受存款保险保障的银行存款那样,面临私人发行主体的违约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购买力得到保证。以本国货币计价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仍然面临通货膨胀的影响,其对外价值也会随汇率变化。用户还可能因欺诈、身份验证凭证泄露,或用于访问其所持货币的服务发生故障而遭受损失。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并不等同于加密货币。去中心化加密货币通常依靠协议来决定发行和交易验证,无须中央货币发行机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则仍由公共货币当局掌控。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也不一定需要区块链、挖矿或公开可查的交易记录。密码技术可以为中心化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提供安全保障,就像它们为许多现有金融系统提供安全保障一样。

在区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批发型中央银行货币时,需要格外谨慎。银行准备金本就属于数字形式的中央银行负债,通常存放在仅向特定机构开放的账户中。因此,批发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能只是现有货币安排的一种新技术形态,而非一种新的货币类别。当中央银行负债以可编程平台上的形式呈现,或被用于新型结算安排时,相关项目通常会使用这一术语。

由私人机构发行、以存放在中央银行的资金作为支持的电子货币,也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有所不同。这类安排有时被称为“合成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但客户享有的债权可能仍是针对私人服务提供商,而非中央银行本身。支持资产存放在哪里,并不足以判定其是否属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决定性因素是法律上的负债归属以及持有人的权利。

历史发展与各国试验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构想源自电子支付系统和公共部门发行货币的长期发展。在数字货币成为重要政策议题的数十年前,各国中央银行就已将准备金账户和大额资金划转业务计算机化。此后,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和密码学支付协议的发展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是否也应让普通公众使用中央银行发行的电子支付工具。

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对货币制度的讨论,而2009年问世的比特币则展示了一种转移数字价值的新方式。在随后的十年中,中央银行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零售数字货币和分布式账本结算。Facebook于2019年宣布推出Libra项目,后将其更名为Diem,这加剧了有关大型私营支付网络能否建立跨国广泛使用的货币工具的讨论。该项目最终未能成为最初设想的全球货币体系。

乌拉圭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开展了规模有限的电子比索试点。该试验测试了由中央银行发行、通过手机转移的数字钞票。这是一项有期限的试点,并非在全国范围内永久推行。随着现金使用减少,瑞典的瑞典中央银行于2017年启动电子克朗项目,随后开展技术测试,并分析相关法律和政策问题。研究与测试本身并不意味着已决定发行电子克朗。

巴哈马于2020年10月在全国推出“沙元”(Sand Dollar),成为较早正式运行的零售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之一。巴哈马是一个社区分散的群岛国家,这一地理环境使支付服务的可及性和韧性成为重要的政策考量。东加勒比中央银行于2021年3月在其涵盖多个国家的货币联盟内启动DCash试点。尼日利亚于2021年10月推出电子奈拉(eNaira),为全国性零售应用再添一例。

中国中央银行于2014年启动数字货币研究工作,随后通过指定运营机构参与的试点开发数字人民币(e-CNY)。公开试点逐步扩展至多个地区和支付场景。数字人民币模式着重采用双层投放架构,并面向零售用途。印度分别于2022年11月和12月启动批发型与零售型数字卢比试点,以便分别评估这两类应用。

其他主要经济体则将重点放在前期准备工作上。欧洲中央银行于2021年启动数字欧元调研阶段,并于2023年11月进入准备阶段;进入这一阶段并不意味着已决定发行。英格兰银行与英国财政部于2023年2月发布数字英镑咨询文件。这些案例说明了一项重要区别:研究项目、概念验证、试点、立法提案和正式向公众推出属于不同阶段,任何一个阶段都不意味着必然进入下一阶段。

零售架构与分发

零售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设计首先要明确各方的职责分工。在直接模式下,中央银行维护零售账户或记录,并提供大量直接面向客户的服务。在中介模式下,受监管的私营机构负责用户开户、钱包提供、支付发起和客户支持等业务。混合模式则将持有量的中央记录与私营机构分发相结合,有时还允许中央银行在中介机构失效时维持或恢复用户的访问权限。

这些模式并不只是“公共”货币与“私人”货币之间的选择。在每一种真正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模式中,货币负债始终由中央银行承担。不同之处在于运营服务、记录管理、合规和恢复机制的组织方式。双层体系既可以保留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服务商的作用,也可以让其客户使用公共货币。但这种体系也会产生依赖关系:即使底层货币债权仍然完好无损,中介机构的服务中断也可能导致用户无法使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进行支付。

基于账户的系统与基于代币的系统,其区别在于转账的授权和验证方式。账户型系统通常核实身份已识别或已认证的账户持有人是否有权发出转账指令。代币型系统则侧重于验证支付工具本身,或验证控制该工具的凭证。实际上,这两类系统存在交集。数字代币可以存放在已识别用户身份的钱包中,账户型系统也可以使用密码学签名。仅凭系统属于哪一类,无法确定其隐私性、匿名性,也无法确定是否需要采用分布式账本。

钱包设计会影响可用性和风险。托管钱包将重要的运营职能交给服务商,服务商可以协助恢复凭证,但也因此成为用户依赖的一环。非托管安排让用户对密码学凭证拥有更大的控制权,但也使丢失、盗窃和继承问题更难处理。实体卡、专用设备和辅助服务可以让智能手机应用之外的人群也能使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政策上的核心问题不只是有没有钱包,而是谁可以使用、在什么条件下使用,以及享有哪些恢复使用权限的权利。

持有额度限制和自动兑换机制可以影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融入日常银行业务的方式。“瀑布”功能会将收到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中超出余额上限的部分转入关联银行账户。“反向瀑布”功能则可以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支付金额超过钱包可用余额时,从该账户调入资金。这些机制旨在支持较大金额的支付,同时避免用户必须持有大量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其运行取决于用户授权、账户可用性、处理速度以及转账失败时的处理方式。

互操作性同样重要。通用标准和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可以让多家服务商在同一货币平台上提供服务。商户受理程度、在不同服务商之间迁移的便利性,以及便捷可用的争议处理程序,都会影响用户究竟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视为一种通用的公共支付工具,还是一组彼此不兼容的服务。

支付、竞争与金融包容性

发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在支付日益数字化的过程中,确保公众仍能使用公共货币。现金是一种广受认可的中央银行负债,但通常无法在不借助中介或实物运输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转移。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将公共货币的部分功能延伸到网络商业和远程支付领域。这并不要求废除现金:许多方案明确设想两者并存,以满足不同需求,并在服务中断时提供替代渠道。

支付效率不仅关乎交易速度。相关成本还包括商户手续费、欺诈损失、对账、客户开户、流动性需求以及基础设施维护费用。消费者看似免费的支付服务,可能由商户手续费或其他服务的收入来补贴。央行数字货币或许能降低部分交易成本,但也会给中央银行、中介机构和用户带来成本。因此,必须将其表现与现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进行比较,包括改进后的银行转账服务和现有即时支付系统。

竞争状况取决于准入规则和市场结构。支付服务具有网络效应:接受某项服务的消费者和商户越多,这项服务就越有用。这可能巩固现有大型网络的地位,使新进入者难以立足。一个实行非歧视性准入的通用央行数字货币平台,可以为较小的服务提供商提供共享的结算资产和技术基础。反过来,如果钱包分发渠道趋于集中,或者只有少数企业负担得起合规和系统对接的成本,央行数字货币生态系统也可能重现现有的市场集中格局。

金融包容性是一个常见目标,尤其是在民众面临账户费用高昂、出行距离远、网络连接不稳定或身份证明文件要求等障碍的地区。成本较低的钱包,以及针对小额余额简化的开户流程,或许能改善金融服务的可及性。然而,发行数字货币本身并不能提供电力、电信服务、身份证件、无障碍界面或金融知识。一个因法定身份核验要求而无法获得银行服务的人,可能仍然无法使用央行数字货币,除非适用规则提供了与风险相称的替代办法。

移动货币的经验表明,分发网络至关重要。在工资发放和零售交易仍以现金为主的地区,为现金与数字余额提供兑换服务的代理网点可能不可或缺。面向此类用户的央行数字货币,可能需要提供现金存入和提取设施,确保代理网点拥有充足的流动性,实行透明的收费,并采取措施保护用户免受代理网点不当行为的侵害。假定人人都有智能手机和银行账户的设计,恰恰可能在金融包容政策所针对的社区中效果不佳。

采用程度还取决于激励机制。消费者需要有理由改变熟悉的支付习惯,商户需要可靠的收款工具,中介机构则需要可行的商业模式。临时补贴可以鼓励尝试,却未必能形成持久需求。因此,有意义的评估应区分已注册钱包与活跃用户,以及促销活动带来的交易与持续的日常使用。服务的可及性、可靠性以及相较于现有服务的明确优势,都是独立于数字货币发行技术能力之外的要求。

银行业、融资与金融稳定

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改变了家庭和企业可持有的资产种类。如果用户将银行存款兑换为央行数字货币,商业银行就会失去一种资金来源,而中央银行的负债构成也会发生变化。其影响取决于这些变化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替代融资的可得性,以及中央银行的应对措施。将现金兑换为央行数字货币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则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将一种形式的中央银行负债换成另一种,而不是减少商业银行存款。

资产负债表上的变化机制可以用一个简化的兑换过程来说明。当客户将金额为 xx 的存款兑换为央行数字货币时,客户所在银行的存款负债减少 xx,同时其准备金余额也减少相同金额。中央银行则减少其对该银行的准备金负债,并增加其对该客户的央行数字货币负债。这一过程可能伴随其他操作,但这笔基本交易本身并不要求增加私人部门的净财富。

对银行而言,核心问题是金融中介。零售存款通常是相对稳定且成本较低的资金来源。如果央行数字货币取代了这些存款,银行可能会提高存款利率、在市场上发行债务、出售资产,或向中央银行借款。融资成本上升可能影响贷款利率和信贷供给,但影响幅度并非事先确定。银行也可能通过降低利润率或改善运营来应对。最终结果取决于竞争状况、现有流动性,以及转出的存款类型。

在金融体系承压时,这种风险更为突出。央行数字货币可以使资金更容易从私人银行迅速转入由公共部门承担负债的工具,从而可能加速银行挤兑。银行之间的数字化转账已经允许储户迅速提取资金,但当人们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减弱时,一种人人都可使用的中央银行货币工具可能成为格外有吸引力的资金去处。存款保险、银行监管和紧急流动性支持仍然重要;央行数字货币并不能替代这些保障措施。

拟议的保障措施包括个人持有限额、交易限额,以及降低大额余额吸引力的分层计息机制。每一种措施都涉及权衡。严格的持有上限可能限制日常交易,或使企业使用起来更加复杂。对大额余额实行低利率或负利率,可能在正常情况下抑制资金积聚,但在严重的信心冲击期间未必足够有效。在金融体系承压时限制兑换,可能削弱公众对随时兑换的预期,而且需要明确的法律依据。

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向银行放贷或购买资产来抵消准备金外流,但这会改变其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及其在信贷配置中的作用。放贷通常需要合格的抵押品,也会使中央银行承担操作风险和财务风险。因此,央行数字货币框架与最后贷款人职能及审慎监管相互关联,而不是一项孤立运作的支付创新。

货币政策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央行数字货币并不必然带来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不计息且持有额度较低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可能主要发挥数字现金的作用。若央行数字货币计息且可大量持有,则可能对资产组合选择、银行存款定价以及政策利率的传导产生更显著的影响。决定性因素包括计息安排、持有资格、兑换条件,以及持有人可选择的替代工具。

计息型央行数字货币可以为家庭持有的流动性资产提供一个由公共部门设定的基准收益率。如果消费者能够便捷地将资金转入央行数字货币,那么当中央银行调整政策立场时,银行可能不得不更紧密地跟随调整存款利率。这可能强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部分环节。如果使用资格受限、资金转换困难,或者银行提供的捆绑服务具有较高价值,使存款即使收益率较低仍有吸引力,这种影响就会减弱。

央行数字货币的计息安排与准备金利率并不相同。中央银行可以设定与准备金相同的利率、更低的利率,或实行分层利率。例如,小额余额可以适用一种利率,超过某一门槛的余额则适用另一种利率。这种结构可以区分以支付为目的的持有与大额储蓄,但也会增加管理的复杂性,尤其是在一人使用多个钱包,或企业需要持有大量周转资金的情况下。

有些讨论将央行数字货币与消除利率的有效下限联系起来。从技术上说,数字货币可以具有负的名义收益率,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幅负利率在实践中可行。如果现金仍能方便地按面值兑换,持有人就可以转而持有纸币,只是需要承担储存、安保和保管等成本。法律约束、公众接受程度以及转向其他资产的可能性也同样重要。因此,支持负利率是一种设计选项,而不是央行数字货币的固有目的或必然结果。

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影响铸币税,即发行货币性负债所带来的收入。如果央行数字货币取代不计息的纸币,但自身需要支付利息,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净收入可能下降。如果它取代银行存款,而中央银行相应购入生息资产,那么中央银行的总收入可能增加,不过也必须考虑运营支出、利息支付和风险。其财政影响取决于利润上缴安排和中央银行的会计框架。

央行数字货币也仍然有别于财政政策。政府可以通过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发放依法获准的转移支付,就像可以使用银行账户或支付卡一样。支付渠道并不决定支出权限、领取资格规则或资金来源。同样,创设央行数字货币也不等同于量化宽松:后者涉及资产购买和货币条件,而央行数字货币主要规定中央银行负债的形式及其可获取性。

隐私、法律地位与公共治理

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引出了若干问题:系统会产生哪些信息,谁能访问这些信息,以及可将其用于何种目的。现金通常允许交易双方当面付款,而不留下集中的交易记录。数字支付则通常会在服务提供商、网络运营商或结算机构处留下记录。央行数字货币的隐私保护程度取决于其架构、数据分离方式、留存规则、访问控制和法律规定;仅凭其由公共机构发行,并不能判断它比现有电子支付更能保护隐私,还是更少保护隐私。

系统可以将身份信息与交易处理分离。例如,钱包服务提供商可以核验客户身份,而核心平台则使用不直接透露客户姓名的标识符来处理转账。这种分离可以减少日常运营中对身份信息的接触,但不能保证匿名性。交易模式、元数据以及其他地方持有的信息,都可能使身份被重新识别。因此,声称具备隐私保护时,必须明确防范的对象是谁:商户、中介机构、中央银行、其他公共机关,还是外部攻击者。

合规要求又带来了进一步的区别。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规则可能要求客户身份识别、交易监测和报告。一些设计方案设想对小额钱包适用简化要求,对额度较高的钱包则进行更严格的核查。允许采用的额度门槛和程序因司法管辖区而异。技术上能够实现匿名转账,本身并不意味着法律允许此类转账;同样,识别客户身份也不必然构成不受限制地使用支付数据的正当理由。

法律基础涉及发行权限、所有权、结算最终性、兑回,以及中介机构破产的后果。中央银行有权发行实体货币,并不自动意味着它也有权向公众提供数字货币。可能需要通过立法来界定这种货币工具并分配责任。法偿地位是另一个问题:一种工具可以属于中央银行货币,却不一定要求每一家商户都必须接受,而且接受义务也可以设有例外。

数据治理确定谁应对信息的收集、存储、共享和删除负责。相关保护措施包括用途限制、独立监督、访问日志记录,以及可强制执行的信息披露限制。增强隐私保护的密码技术可以支持这些措施,但不能取代制度保障。公共机关可能依法享有调查权,而行使这些权力所适用的条件,必须与日常运营访问所适用的条件区分开来。

“可编程货币”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表述。条件支付可以在特定要求得到满足时释放资金,而嵌入货币本身的限制则可能限定其可在何处、何时使用,或由谁使用。这是不同的安排。通用型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支持条件支付服务,而不必赋予发行方不受限制地控制合法购买行为的权力。关于有效期、允许用途、账户冻结和救济的决定,属于法定权限和治理范畴,并非数字货币不可避免的特征。

技术、离线使用与运营韧性

央行数字货币平台必须防止未经授权的货币创设,确保转账有效,并保持所有权记录一致。传统数据库可以在集中管理下实现这些功能。分布式账本技术则将记录和验证职责分配给多个节点。在中央银行的应用场景中,系统参与通常实行许可制:由获认可的机构按照约定规则运行系统。这一选择涉及治理、性能、韧性和系统集成,而非必须仿效公共加密货币网络。

不能仅凭峰值“每秒交易笔数”来评估交易处理能力。相关衡量指标包括端到端延迟、可用性、异常负载下的处理能力、恢复时间,以及启用反欺诈控制和合规检查时的性能。即便平台内部转账速度很快,如果钱包服务商、电信网络或商户系统无法使用,实际支付仍可能十分缓慢。在全国范围内部署还需要软件更新、安全的密钥管理、监控,以及切实可行的事件处置流程。

离线支付旨在让交易双方中的一方或双方无法连接网络时仍能完成转账。设备可以存储限额内的货币价值,或安全记录可支用的额度,并在之后同步交易。根本难题在于,无法即时访问共同账本时,如何防止双重支付。安全硬件、交易计数器、余额限制,以及对连续离线转账次数的限制,都可以降低风险,但也会增加成本,并依赖对设备完整性的假设。

必须区分“离线”的不同含义。无法接入互联网的付款人,仍可能通过已联网的商户进行交易。要求更高的方案则允许双方在均未联网的情况下交换货币价值;另一个问题是,收款人能否在重新联网之前,再次支用所收到的货币价值。离线使用越灵活,欺诈检测、损失分担和对账通常就越困难。最终受理与暂时受理在经济意义上并不等同,对商户而言尤其如此。

网络安全不仅涉及中央账本的保护。攻击还可能针对钱包应用、身份凭证恢复、商户终端、软件供应商和客户支持流程。社会工程攻击可能诱使用户授权一笔技术上有效、实际上却涉及欺诈的支付。因此,安全保障需要多层次控制措施和明确的责任规则,而不仅仅是强大的密码技术。转账能否被冻结、撤销或获得补偿,必须予以明确规定,不能想当然。

运营韧性还要求针对停电、电信中断、自然灾害和机构失灵制定应急安排。地理位置分散的设施和相互独立的服务提供商可以减少共同故障点,但共享软件或基础设施仍可能造成关联风险。持续保留现金或其他支付渠道,可以提供额外保障。作为现有系统补充的央行数字货币,与成为日常支付中唯一实际可用手段的央行数字货币,在提升韧性方面的作用并不相同。

批发结算与跨境应用

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项目侧重于金融机构之间的结算,而非普通消费者的日常购买。其中一项主要应用是代币化,即在可编程平台上表示金融资产及其所有权记录。如果证券在这类平台上流通,而支付却需要通过另一个独立系统完成,参与者就会面临协调和对账问题。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在资产平台内部,或通过与其紧密连接的系统,提供央行货币。

券款对付将证券转让与相应的款项支付相挂钩,使其中一项只有在另一项发生时才会发生。这可以降低本金风险,但无法消除所有交易风险。参与者仍可能面临重置成本、流动性短缺、操作故障,或转让在法律上是否生效的不确定性。结算最终性要求存在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时点,自该时点起,转让即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仅有技术上的确认并不足够。

可编程平台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来协调转让,即利用软件执行预先设定的交易规则。这类软件可以支持原子结算,使相互关联的转让要么一并成功,要么均不发生。原子性可以减少某些风险敞口,但如果参与者必须同时备齐所有资产,也可能提高预先备付资金的要求。现有系统通常通过净额结算或日间信贷来节约流动性,因此,技术上更简单的交易方式未必是流动性使用效率最高的安排。

瑞士的 Helvetia 项目研究了以央行货币结算代币化资产。该项目在不同阶段探索了两种方案:一是在分布式账本平台上发行批发型央行货币,二是将该平台与现有支付系统连接起来。瑞士国家银行于2023年12月启动 Helvetia III 试点,在受监管的基础设施上提供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用于真实交易。这项试验针对的是受限的批发环境,而非面向公众的通用数字瑞士法郎。

跨境应用旨在改善跨境支付,因为这类支付原本往往涉及多个中介机构、彼此不同的营业时间、货币兑换和重复的合规审查。同步交收使一种货币的最终划转以另一种货币的最终划转为条件,从而降低外汇交易的本金风险。包括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通常称为 mBridge)和 Dunbar 项目在内的多个项目,测试了涉及多家中央银行和多种货币的安排。这些技术演示本身并不意味着已经实现普遍准入,也未解决所有法律问题。

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使用会带来准入、司法管辖权和货币主权方面的问题。当局必须确定哪些外国机构或个人可以持有各类货币、如何解决争议,以及如何适用资本流动规则。如果一种具有吸引力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向外国用户广泛开放,可能促使另一经济体出现美元化等货币替代现象;相比之下,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的准入范围可以受到更严格的限制。互操作性还要求采用共同的报文标准、相互兼容的合规流程,并就治理安排达成一致。因此,主要障碍并非完全在于技术,还包括如何在各国货币体系之间分配权限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