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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金融与投资 / paper-money

纸币

纸币是流通中的货币票券,其接受程度取决于发行机构、货币制度及公众信心,而非材质本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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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是以实体票券形式存在的货币,按标明的面额流通,其面额远高于材质本身的价值。历史上,这类票券包括可转让的兑付凭证,承诺支付铸币或贵金属;如今,纸币大多是在公共权力授权下发行、不承诺兑换的货币负债。在日常用语中,“纸币”也包括以聚合物而非纸张制成的钞票。纸币与硬币共同构成实体现金,但不同于银行存款和电子账户余额。

与搬运金属货币相比,纸币使大额支付更加便利,也使货币体系的扩展不再受限于当时可用的铸币数量。纸币的历史始于中国中古时期商人和政府的试验,随后经历了欧洲私人发行银行券、国家垄断钞票发行,直至当代货币的发展历程。纸币的运作涉及货币法律、中央银行会计、专业制造、防伪技术以及庞大的流通基础设施。

纸币的价值并非主要来自其物质构成,而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它作为支付手段、货币体系的公信力,以及对他人也会按相同面额接受它的预期。因此,纸币既是人工制造的物品,也是法律工具,还是一种由社会共同的货币实践所维系的制度。

货币属性与法律地位

纸币具有货币常见的职能:充当交换媒介、体现记账单位,以及用于价值储藏。这些职能相互关联,但又各不相同。一张面额为20个货币单位的纸币表示一定的货币金额;将其交付给他人可以完成购买付款;持有人也可以将其留待日后支出。它能否保持购买力,取决于物价的变化,而不只是纸币本身是否耐用。

代用货币与法定货币的区别在于发行者承担的义务,而非所用的材质。代用纸币可按规定条件兑换为另一种货币资产,历史上通常是金币或银币。现代法定纸币通常不赋予持有人兑换固定数量贵金属的权利。其货币地位依赖于货币制度、公共款项支付对它的接受,以及它在私人交易中的广泛使用。这两类纸币都不应与仓单混为一谈,后者的主要功能是证明特定库存货物的所有权。

许多纸币具有法偿地位,但这一地位的含义因司法管辖区而异。通常,它涉及货币债务的依法清偿,并不一定要求每个卖家在每笔交易中都接受所有面额的纸币。关于合同付款条款、现金收取、现金支付限额和债务清偿的规定可能各不相同。例如,在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偿规则与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有所不同,尽管纸币在商业活动中可以跨越这些地区的边界流通。

纸币通常是不记名票券:使其能够转让的是实际占有,而不是记名账户中的记录。交付真钞通常即可转移能够立即使用的货币价值,无须收款人联系中介机构。这一点使纸币有别于存款货币;后者的支付通常涉及银行或支付服务提供商所维护的账户记录的变更。不过,现金支付仍须遵守有关盗窃、欺诈、合同和非法交易的一般法律。

“银行券”和“政府纸币”也体现了历史上不同的制度安排。商业银行可以发行承诺见票即付的票据,而财政部门则可以依照法律直接发行货币。现代的纸币发行往往集中于中央银行,但仍存在例外。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获授权的商业银行,依据法定的发行担保安排发行纸币。因此,统一的货币并不总意味着每张流通纸币上都印着同一个发行者的名称。

中国的起源与早期国家纸币

纸币最早在中国得到持续发展。当时,商业日益繁荣,大量运输金属铸币的成本成为一大难题。唐代的“飞钱”制度使商人能够凭借可在异地兑付的文书划转资金。这些安排是纸币的重要先驱,但汇款凭证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流通货币:关键的转变在于,人们开始接受纸质债权凭证,并将其反复用于彼此之间的支付。

北宋初年,四川商人使用一种称为饺子的纸质凭证。当地流通的铁钱笨重不便,推动了可转让纸质替代品的发展。私人发行出现问题后,宋政府于1023年设立了官方交子管理机构。纸币的发行被纳入监管框架,其中规定了发行限额、兑换办法和有效期限。这些措施旨在确立纸质凭证的信用,同时防止其发行量脱离兑付所需的资金储备和商业需求。

此后,纸币在其他地区及后续朝代也得到发展。南宋会子于1160年成为官方货币,此后成为重要的财政和商业工具。其价值取决于政府的管理、支付中的接受程度,以及流通在外的纸币与可用货币资源之间的关系。军费开支和财政压力可能促使政府增发纸币;当信心和需求未能同步增长时,纸币便会贬值。

元朝将纸币置于帝国货币管理的核心地位。忽必烈于1260年即位后,通过政府支付、税收安排,以及对其他货币形式的限制来推广纸币。这套制度有助于贯通辽阔帝国各地的交易,不过各地区、各时期的货币使用情况并不一致。马可·波罗对元代纸币的记述,为欧洲读者生动地介绍了这一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元代纸币与数百年后欧洲银行券的发行之间,存在直接的技术或制度传承关系。

明政府于1375年发行大明宝钞。发行量庞大、回收纸币的机制有限,加之财政困难,共同导致了宝钞的严重贬值。随着纸币失去信用,铜钱,尤其是白银,在交易和公共财政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些经历表明,仅仅发明可印制的货币,并不足以建立稳定的货币体系。具备发行纸币的行政能力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政府还需要可信的财政安排、可控的货币数量,以及能够维持纸币持续被接受的制度。

欧洲银行券与向国家货币的过渡

欧洲纸币是在银行业、公共财政和可转让债务工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非直接照搬中国模式的结果。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商人已使用汇票和存款转账,避免长途运送铸币。这些工具并不等同于银行券:它们可能指定收款人、要求背书、在未来某日到期,或仅在有限的商业网络内流通。

斯德哥尔摩银行于1661年开始在瑞典发行纸币,通常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银行券。瑞典当时使用笨重的铜币,因此便于携带的纸币格外具有吸引力。过度放贷和发行纸币削弱了兑现能力,最终导致这项尝试终止,银行也随之倒闭。瑞典中央银行于1668年以“王国等级银行”之名成立,是此前银行倒闭后制度重建的产物,但不应将其早期业务简单视为那家倒闭银行的延续。

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最初发行与存款及付款承诺相关的票据。早期票据有的为手写,有的按特定金额填写;标准化面额是逐渐形成的。在英国及其他地区,私人银行也发行流通纸币。纸币能否被接受,部分取决于发行银行的信誉,以及持票人提交纸币要求兑现所需的成本。地处遥远或信誉存疑的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可能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交易,从而形成地域上分割的货币流通格局。

19世纪的改革日益推动发行权集中和纸币流通标准化。英国《1844年银行特许法》限制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纸币发行,并将英格兰银行的发行部与银行部分设。在美国,1863年和1864年的《国民银行法》建立了由联邦特许银行组成的体系,这些银行以其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作为所发纸币的担保。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确立了联邦储备券的制度框架,联邦储备券最终取代了此前在日常流通中使用的各类纸币。

在金本位制下,银行券通常直接或通过制度安排与黄金兑付挂钩。战争和金融危机曾多次导致兑付中断。英国于1931年脱离金本位,美国则于1933年停止国内黄金兑付。此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参与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同时保留外国货币当局通过官方渠道将美元兑换为黄金的机制,但不向普通公众提供兑付。美国于1971年8月暂停了这一兑换机制。因此,现代银行券仍保有面额及发行机构的相应义务,但通常不再承诺兑付固定数量的金属。

发行、会计处理与基础货币

现代纸币通常在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或其分销代理机构取得现金时进入流通。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账户被扣减,同时获得纸币,供其分支机构、自动柜员机或企业客户使用。多余的纸币回流时,这一过程则反向进行。实际承印者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营的防伪印刷公司;印制纸币与将其作为货币发行,是两个不同的行为。

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流通中的纸币通常列为负债。与之对应的资产不一定是专门储备的黄金。中央银行的资产可以包括政府证券、向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以及国外资产。特定货币体系可能另行规定资产支持要求,但一般的法定货币发行,并不要求每发行一张新钞就有相应的贵金属交付作为支持。

基础货币的简化恒等式为

B=C+R,B=C+R,

其中,BB 表示基础货币,CC 表示流通中的现金,RR 表示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余额。使用统计定义时需要谨慎:公众持有的现金,与发行机构之外持有的全部现金,统计口径并不总是相同,因为银行自身也持有库存现金。会计上的关键在于,用准备金兑换纸币,可以改变中央银行负债的构成,而不增加其总额。

例如,一家银行用100个货币单位的银行准备金换取等额纸币,流通中的现金就增加100个单位,准备金则减少相同数额。随后,客户提款通常只是将存款余额换成现金。这两项交易本身都不会为客户创造额外的净金融财富。在以短期利率为操作目标的体系中,中央银行通常会满足可预见的现金需求,同时另行调控准备金状况。

发行不计息的现金可以带来铸币税。在现代中央银行体系下,这种持续性的财务收益,往往表现为以纸币发行所筹资金持有的资产所产生的收入,再扣除印制、分销、运营及其他相关成本。因此,每张新印纸币的面值,并不直接等于即时实现的利润。各地的会计处理方式和利润上缴规则有所不同,而尚未退出流通的现金也会持续带来义务和成本。因此,必须分清纸币发行与政府收入之间的关系,不能误以为印钞机构只需制造纸质物品,就能凭空创造财政资源。

材料、设计与制造

传统纸币采用专用基材制造,而非普通书写纸。棉纤维基材十分常见,因为它比一般的木浆纸更耐折叠和日常使用。例如,美元纸币用纸由75%的棉和25%的亚麻组成。基材制造过程中可以加入水印、安全线以及可见纤维或荧光纤维,使部分防伪特征成为纸张本身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印在表面的附加元素。

塑料钞票采用塑料基材,通常以双向拉伸聚丙烯为基础材料。澳大利亚于1988年发行了面值十元的塑料纪念钞,并于1996年完成了所有流通纸币面额的塑料化转换。透明视窗提供了独特的防伪手段,而防潮及耐受多种磨损的性能则有助于延长使用寿命。不过,塑料并非不会损坏:受热影响、表面损伤、折叠特性,以及油墨和保护涂层的附着力,仍是实际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纸币生产通常结合多种印刷术。胶印可以形成复杂的彩色底纹。凹版印刷通过压力,将雕刻凹槽中的油墨转印到基材上,形成精细图案和可凭触觉辨识的凸起表面。其他工序可以添加变色元素、箔膜防伪特征、冠字号码、保护涂层和机读特征。印好的整张钞纸须在严格管控下接受检查、裁切、清点、包装和账物核对,因为生产废料和半成品本身也构成安全风险。

纸币设计必须兼顾易识别性、无障碍使用、防伪、成本和象征意义。不同面额可以通过尺寸、主色调、大号面额数字或触觉标记加以区分。有些货币的所有面额都采用相同尺寸,因此需要更多地依靠其他特征来辨别。无障碍特征尤为重要,因为细微的色差或复杂的人像未必能帮助视力障碍者识别纸币。这些特征必须在长期流通后仍然有效,而不能只在纸币崭新时才有用。

纸币上的图像也使其成为政治权威和文化认同面向公众的象征。人物肖像、建筑、风景、科学成就和历史场景,可以传达延续性或制度变革。欧元采用建筑风格及概括化的门廊、窗户和桥梁图案,而不使用特定国家领导人的肖像。重大改版所需的准备不止于平面设计:现金处理设备、纸币鉴别设备、公众宣传资料及投放计划都必须准备就绪。因此,即使新版采用了显著改进的防伪技术,新旧版纸币仍可能共同流通多年。

真伪鉴别与防伪

伪造货币利用的是纸币材料成本低、货币价值高这一根本差异。成功的仿造旨在不产生合法货币负债的情况下,获取商品、服务或真币。发行机构采用多层次的鉴别措施加以应对:任何单一特征都不被认为能够永久免遭复制,而不同使用者也需要不同的真伪鉴别方法。

公众防伪特征旨在让人们无需专用设备就能快速查验,包括具有凹凸手感的印刷、迎光可见的水印、嵌入式安全线、透明视窗、全息效果,以及外观随观察角度变化的油墨。通过基材厚薄变化形成的水印,在物理结构上不同于印上去的浅色图像。同样,真正与基材融为一体的安全线或视窗,也无法仅靠在普通纸张上复制其外观来完全仿制。

机器鉴别还会利用其他特性。根据币种和设备的不同,传感器可能检测纸币尺寸、磁性响应、紫外荧光、红外特性,以及防伪要素的位置或光学特征。自动取款机、零售验钞设备和高速处理系统各有不同的限制条件:中央银行的清分机能够进行的检验,比为自动售货机设计的低成本设备更为复杂。某项特征即使在视觉上足以乱真,仍可能无法通过机器检测;反过来也可能如此。

安全问题并不限于完全伪造的纸币。真钞可能被变造,冒充更高面额的纸币;被盗纸币也可能带有防盗系统留下的染色痕迹。冠字号码有助于记录管理和某些调查,但通常并不构成公开的所有权登记。照抄真钞上的号码并不能证明纸币为真。发行机构还会将假钞与虽属真钞、却因过度磨损或损坏而不宜继续流通的纸币区分开来。

防伪成效取决于整个现金体系,包括经培训的现金经手人员、报告程序、执法工作,以及及时更换易遭伪造的纸币设计。假钞数量通常以每百万张流通真钞中查获的假钞张数表示,但比较这类数据时需要谨慎。查验方式、面额构成、国际流通情况,以及从制造到查获的时间间隔,都可能有所不同。更新设计也会给合法使用者带来成本,因此,技术最复杂的纸币并不必然是设计最佳的纸币。有效的防护需要兼顾难以复制的特征、日常使用中可靠的辨识手段,以及切实可行的处理要求。

分发、流通与回收

现金的实物流转构成了一个专业化的物流网络。中央银行或获授权的运营机构向商业银行供应纸币,商业银行再通过分支机构、自动取款机和企业现金服务进行分发。零售商从顾客手中收取纸币,并通过银行或押运公司交回多余现金。纸币可能在一个地区内多次流转后,才回到官方的现金处理中心,因此,纸币在经济活动中的流通并不等同于其进出中央银行设施的流转。

纸币需求会随购物习惯、节假日、薪资发放周期、旅游活动和预防性现金储备而变化。银行和现金运营机构按面额和地点预测这些变化。一个经济体的现金总量可能充足,但局部地区仍可能出现小面额纸币短缺,或某些自动取款机供钞中断。因此,现金分发需要库存、安全运输、应急安排,以及可供使用且布局合理的储存和处理设施。

回笼的纸币须经过真伪鉴别,并按是否适宜继续流通进行分拣。机器会检测撕裂、孔洞、污损、残缺及其他损伤等情况。适宜流通的纸币可以重新投放;不适宜流通的纸币则按受控程序销毁。纸币的使用寿命取决于其面额、基材、所处气候、使用频繁程度,以及发行机构制定的适宜流通标准。小面额纸币因频繁易手,通常磨损更快;大面额纸币则可能有更长时间处于储存状态。

某一版纸币退出流通,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法律途径。一种情况是停止发行,但仍可有效用于支付;另一种是失去法定货币地位,但仍可在中央银行兑换;还有一种是依法规定兑换截止日期。这些情况有着不同的法律后果。例如,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即使已退出流通,仍可在该行无限期兑换。同样,残损纸币能否兑付,取决于各司法管辖区对证明材料和兑付的具体规定,而不存在统一适用的标准。

跨境流通使现金管理更加复杂。美元及其他一些被广泛接受的货币,在其发行地区之外也被持有和使用,充当交易媒介和预防性储备资产。因此,发行机构可能需要供应纸币以满足境外产生的需求,而境内支付统计只能反映这些纸币的部分用途。实体纸币还会随着旅行、与贸易有关的现金活动及资金转移而跨越国境。因此,流通中货币的总量无法准确反映居民在日常购物中使用的现金规模,也使人们更难估算有多少货币被持有储藏,而非实际用于支出。

购买力、货币稳定与财政压力

纸币的面额是名义价值,其实际购买力取决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如果 NN 表示名义金额,PP 表示经过适当标准化的价格指数,那么实际价值可表示为

V=NP.V=\frac{N}{P}.

当价格翻倍时,固定名义金额的现金所能购买的指数对应商品和服务篮子,大约只剩原来的一半。由于大多数纸币不支付利息,持有人通常无法因通货膨胀而获得直接补偿,不过现金提供了支付便利,并且随时可用。

货币数量论通常用下式表示:

MV=PY,MV=PY,

其中,MM 为某一货币总量,VV 为其流通速度,PP 为价格水平,YY 为实际产出。如果据此定义流通速度,这一关系就是一个会计恒等式。它并不能证明,每次增加实体纸币都会导致价格同比例上涨。纸币只是许多货币总量指标的组成部分之一,而现金持有偏好、银行存款、产出以及支付方式的变化,都会影响这一关系。

纸币发行量大幅增加,既可能是货币秩序混乱的原因,也可能是其表现。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价格迅速上涨,使日常交易所需的名义金额增加,促使发行更大面额的纸币。通过货币创造来弥补财政赤字,可能进一步加剧货币贬值和信心下滑。1923年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2000年代后期津巴布韦的恶性通货膨胀,都催生了面额极高的纸币。这些纸币引人注目的外观体现了购买力的崩塌,但要理解这两次事件,都需要考察其财政、政治和制度史,而不能仅仅着眼于印制了大量纸币这一现象。

反过来,现金需求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会推高通胀的支出增加。在不确定时期,人们可能出于预防动机,将存款兑换成纸币。银行挤兑可能给单家银行带来压力,因为储户要求提取流动性强的现金,而银行持有的相应资产却无法立即按全额价值出售或收回。通过最后贷款人提供全系统支持,可以缓解流动性紧张,但这本身并不能解决根本性的资不抵债问题。

现金也会影响负利率的实施。如果银行存款被收取足够高的费用,持有零利息纸币就会变得相对有吸引力。储存、保险、运输和安保成本的存在,意味着实际的利率下限未必恰好为零。尽管如此,将账户余额兑换成实体货币的选择,仍会影响负利率政策在实践中的实施限度。对于能够安排安全的大规模现金储存的机构,这种影响最为显著;而在现金兑换和处理成本高昂或不便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则最弱。

支付体系日益数字化背景下的纸币

如今,纸币与银行卡支付、在线转账和移动货币并存。即使流通中纸币的总价值上升,纸币在零售支付中的占比仍可能下降。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反映了用途上的差异:频繁的小额消费可能转向电子支付渠道,而家庭和企业仍会持有现金,用作储备、应急资金,或出于预防性考虑而保留较大金额的现金余额。因此,交易调查与货币总量统计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

现金兼具直接转手和日常使用中产生数据较少这两项独特属性。普通的纸币交易不一定会生成可识别付款人、收款人及所购商品的集中式记录。这有助于保护数据隐私,但并不意味着现金活动总是匿名的,或在法律上无法追查。监控录像、取款和存款相关的财务记录、实物证据以及常规调查,都可能将纸币或现金交易与特定事件联系起来。没有自动生成的账户记录,并不等于完全匿名,前者所指的范围要窄得多。

实体货币无需银行账户、智能手机或持续的电信连接即可使用,因此有助于促进金融包容性。在某些电子支付服务中断时,它也能提供一种替代方式。但这种韧性是有条件的:商店必须能够营业,必须有零钱可供找零,现金分发网络也必须保持畅通。自然灾害和长时间停电既可能妨碍数字支付,也可能影响现金获取,因此,有效的应急体系既需要具备充足储备的实体基础设施,也需要运营规划。

现金会带来成本,也要求政策制定者作出权衡。现金处理需要清点、运输、储存、验真,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某些非法活动使用现金,是因为现金转手不会自动经过受监管的账户体系,不过,非法交易也会使用电子支付工具和其他资产。因此,有关大面额纸币、交易限额以及商家是否接受现金的政策,需要权衡执法、便利、隐私和支付可及性等相互竞争的考量。这些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可用的替代方式和当地支付习惯,而不只是取决于货币的实体媒介。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以数字形式存在的中央银行货币,但并不会自动具备纸币的各项特征。隐私保护、离线功能、转账限额、是否计息以及中介机构的作用,都取决于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瑞典现金支付使用量的急剧下降,以及欧元体系就500欧元纸币作出的决定,体现了面对需求变化时不同的制度应对方式。500欧元纸币于2019年停止发行,但已发行的纸币仍保有法定货币地位,并且可以无限期兑换。这类安排表明,停止发行某一种纸币,与废除实体货币本身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