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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威尼斯旅行家,他对十三世纪亚洲的记述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地理知识及对中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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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约1254—1324年)是威尼斯商人和旅行家,欧洲关于亚洲最具影响力的记述之一便与他有关。据通常称为《马可·波罗游记》的著作记载,他随父亲尼科洛和叔父马费奥横穿亚洲,在忽必烈统治的地区生活多年,于1295年返回威尼斯。他的著作描述了从地中海东部延伸至中国和印度洋的广大地区,涉及当地的城市、商业、政体、宗教及自然环境。

波罗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他是首位抵达中国的欧洲人——事实上他并不是——不如说在于其记述涵盖的广度及后来的广泛流传。这部著作约于1298年由他与作家比萨的鲁斯蒂谦合作完成,融合了旅行回忆、地理描述、商人见闻、宫廷传闻和奇异故事。其中关于纸币、中国城市、亚洲贸易和蒙古制度的记述,大幅拓展了欧洲读者所能获取的地理知识。

现存史料的详略与可靠程度并不一致。威尼斯的文献证实了波罗晚年生活的部分情况,但他在亚洲旅行的大多数细节都来自这部著作本身;该书没有作者原稿传世,留存至今的是众多彼此存在差异的版本。因此,现代学术研究将有文献佐证的生平、书中叙述的旅程,以及他可能从其他旅行者那里获得的信息加以区分。

家庭背景与蒙古统治下的贸易世界

波罗出身于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商人家庭。这个海上强国的商业网络将亚得里亚海与地中海东部及黑海连接起来。他约于1254年出生,通常认为出生地是威尼斯,但确切地点尚无可靠文献佐证。后世有人主张他出生于亚得里亚海上的科尔丘拉岛,但同时代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这一说法。关于他的童年和教育经历,能够确知的情况很少。

威尼斯商人通过家族合伙经营、海外代理人以及在外国港口建立的社群开展贸易。他们经营纺织品、香料、宝石、金属,以及其他足以承担长途运输成本和风险的高价值货物。经商需要熟悉货币、度量衡、法律制度和多种语言。这一背景有助于解释,为何波罗的著作如此关注各地的物产、收入与贸易联系。

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的扩张改变了横跨欧亚大陆旅行的条件。蒙古征服给许多地区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但帝国分裂后形成的各政权也支持使节和商旅沿着后来统称为丝绸之路的路线往来。统治者为特定商人和使节提供保护,维持驿站网络,并任用文化背景迥异的人士。这些安排并不意味着旅途处处安全:蒙古统治者之间的战争、地方治安问题、险恶地形和疾病,依然是重重阻碍。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马可随行之前,尼科洛·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就已进行过一次深入亚洲的远行。他们从设在君士坦丁堡的商业据点出发,途经黑海地区,走访金帐汗国的辖境,最终抵达布哈拉。在那里,他们遇上了前往忽必烈汗处的使节,便加入使团,一同东行。按照书中的叙述,他们于十三世纪六十年代来到忽必烈的宫廷。

据书中记述,兄弟二人奉忽必烈之命返回西方,请求延请学识渊博的基督徒,并取来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灯油。他们抵达地中海地区时,正值教皇克莱孟四世于1268年去世后,教皇之位长期空缺的时期。1269年,他们回到威尼斯,尼科洛这才得知妻子已经去世,马可也已长成少年。尽管这第一次旅程主要见于波罗家族自身的叙述,它仍为理解马可的出行提供了关键背景:他是加入家族已有的事业,而非以独立探险家的身份启程。

东行之旅,1271—1275年

马可、尼科洛和马费奥于1271年离开威尼斯。他们启程时,东地中海地区的拉丁基督教国家已进入最后几十年的存续期,与十字军东征有关的残存沿海据点,仍是欧洲商人、东方基督徒和穆斯林商贾往来会聚之地。三位旅行者途经阿卡,在那里与教宗代表特巴尔多·维斯孔蒂接洽。1271年9月,维斯孔蒂当选教宗,称格列高利十世。

游记将波罗一家此次启程,与他们完成此前受托的外交使命联系起来。他们从耶路撒冷取得圣油,并领受了教宗致忽必烈的书信。格列高利指派两名多明我会修士随行,但两人因旅途中的战事威胁而中途退出。因此,最终成行的队伍,远比据说忽必烈所要求的博学之士代表团规模小。这一插曲表明,统治者设想的宏大外交前景,与维持使团横穿亚洲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一条途经东地中海、亚美尼亚和伊朗各地的路线。据书中记载,波罗一家抵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后,曾考虑乘船继续东行,却放弃了当地可供搭乘的船只。书中批评当地船舶的建造方式,尤其是船板以缝合而非铁钉固定的做法。这类船只并非天生不适合在印度洋航行,但这段记述反映出旅行者对另一种造船传统的陌生,也解释了他们为何决定继续走陆路。

叙述随后沿伊朗东部和阿富汗的道路展开,途经巴达赫尚,再翻越高山地带,前往塔里木盆地。波罗描写帕米尔高原时,着重提到严寒、稀疏的植被,以及海拔高度对生火和烹饪的影响。越过这些高地后,游记描述了喀什、叶尔羌和于阗等绿洲聚落。在这些地方,商队往来依赖灌溉农业,以及沿途按适当间距设置的补给点。讲述穿越罗布附近沙漠的旅程时,书中还穿插了一些传说,称神秘的声音和鬼魅会诱使旅人离开同伴。

这些段落并不总能还原为精确的行程。中世纪地名的转写并不统一,而全书又按地理区域组织材料,并非连续记录行程的旅行日记。有些描述可能融入了后来搜集的信息。尽管如此,从西亚经中亚绿洲和甘肃走廊的大致路线,在地理上仍是连贯合理的。

一般认为,波罗一家经过约三年半的旅行,于1275年前后抵达忽必烈的宫廷。他们受到接见的地点被认为是上都,即忽必烈位于北方的季节性都城。此时,忽必烈已在中国宣布建立元朝,但直到1279年才最终完成对南宋朝的征服。

忽必烈的宫廷与任职问题

波罗的记述将忽必烈描绘为亚洲政治的核心人物:一位权势非凡的君主,统治着庞大的人口,掌握着巨额财政收入、强大的军队和广泛的交通通信网络。书中描述了他的宫殿、狩猎、典礼、宫廷生活以及随季节迁驻的活动。他在中国的主要都城是大都,书中称为汗八里,位于今北京境内;上都则是重要的夏季驻地。

据书中叙述,忽必烈对年轻的波罗颇为赏识,因他善于观察和报告新奇事物而派他执行任务。书中还称,波罗学会了数种语言,并熟悉不同族群的风俗。在蒙古政权的多语言环境中,这些说法并非不可信,但他的具体语言能力及其职责的全部范围,都无法得到独立证实。书中没有提供足以据此梳理其正式仕宦经历的任命记录。

元朝统治者在财政管理、外交、军事和技术事务中,任用了许多来自中国以外地区的人,其中包括中亚和西亚人士。一个威尼斯人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本身并不算特别。蒙古当局重视专业知识,分派职责时往往不拘泥于既有的宗教与族群界限。不过,宫廷总体上的开放性,本身并不能证实后世归于波罗名下的每一个官职。

最常受到讨论的说法与扬州有关。这是一座富庶的城市,邻近长江下游与大运河水运网络。传世文本中的一段话,常被解读为波罗曾治理该城三年。不同版本的措辞与解读并不一致,现存中文史料也未能确证他曾获任当地长官。一些学者认为,这段话指的是较低级别的行政职责,或只是在当地居住过一段时间;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夸大其词,或是文本本身存在问题。因此,不应将他曾任扬州长官一事表述为已经获得独立证实的事实。

对于他奉命出行的地理范围,也应保持同样的谨慎。书中详细描述了云南、中国西南地区以及通往缅甸的路线,但一段以第一人称写成、或与奉旨出使相联系的描述,并不总能证明波罗亲自到访过其中提及的每一个地点。书中的叙述经常在个人回忆与宫廷中可获取的信息之间转换。

最清楚地呈现出来的,是叙述者以自己能够接近帝国统治核心,作为其叙述可信依据的视角。宫廷提供了一个观察位置,使遥远地区得以被理解为同一个相互连通的政治与商业世界的组成部分。因此,即便波罗本人在蒙古统治机构中的地位仍不确定,他的描述对于了解这些机构及蒙古统治者所关注的事务,仍然具有特殊价值。

中国记述中的城市、货币与社会

《游记》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尤其以对城市繁荣和国家组织的描写著称。波罗描述了大型市场、专业化手工业、桥梁、运河、仓库,以及人口密集的农业地区。他反复关注的问题是:一地出产什么,货物如何流通,使用哪些货币,以及统治者能获得多少收入。这种对商业与财政的重视,使书中许多内容有别于主要围绕圣地展开的朝圣记述。

他对行在(Quinsai,通常认为即杭州)的描述,成为全书最著名的段落之一。杭州曾是南宋都城,在他的笔下,这座城市财富惊人,水运发达,市场繁荣,消费生活精致。文中关于桥梁、人口和财政收入的庞大数字,不能直接当作统计数据来接受。中世纪的数字表达惯例、修辞性夸张、计量单位换算以及抄本讹误,都使这些数字的解读变得复杂。即便如此,这幅城市图景仍大体符合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生产与商业中心的重要地位。

波罗对纸币的记述,是他影响最深远的观察之一。他解释说,大汗的政府以加工后的树皮材料制成纸钞,加盖官方印记以证明其有效,并强制人们接受使用。他还描述了国家发行货币与收购贵金属或贵重商品之间的关系。欧洲人虽然熟悉信用票据,但对他预期的读者而言,以政府纸币为基础、覆盖辽阔疆域的货币体系却并不寻常。这一记述既展现了元代货币的实际运作,也传达了波罗的看法:使这套体系行之有效的,是非同寻常的政治权力。

书中还将煤描述为一种从地下挖出、可作燃料燃烧的黑色石头。这段记述的意义不在于发现了煤——其他地方早已知道煤的存在——而在于记录了煤在中国社会中广泛的实际用途。关于制盐、丝绸制造、瓷器和水稻种植的记述,也同样将自然资源、熟练劳动与地区繁荣联系起来。这些记述在细节上的准确程度各有不同,但合在一起,表明他持续关注的是经济运作过程,而不只是奇异的物品。

通信也受到同样的重视。波罗描述了为朝廷使者提供马匹与食宿的驿站,以及接力传递紧急消息的跑递人员。这些安排是更广泛的蒙古驿传体系的一部分。他的叙述着重强调其速度、运作的规律性,以及中央统治者跨越遥远距离获取信息和传达命令的能力。

对宗教和社会的描述则不那么系统。书中谈到了佛教徒、穆斯林和若干基督教群体,却常常将不熟悉的传统统归于“偶像崇拜者”之类的宽泛称呼之下。它有时能记录具体仪式或修道生活中的做法,却未能解释其思想背景。因此,书中呈现的中国有着丰富的贸易与行政观察,但关于经学、中国文学文化,以及地方宗教生活内部差异的信息,却要少得多。

亚洲海域与返回威尼斯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波罗一家在忽必烈治下生活多年后希望返乡,但起初忽必烈不愿放他们离开。后来,伊朗的蒙古统治者阿鲁浑派来使团,希望从忽必烈的宗室中迎娶一位新娘,波罗一家由此获得了归乡的机会。他们加入了阔阔真公主的护送队伍,于1291年前后从中国乘船出发。出发港通常被认为是泉州,即书中称为“刺桐”的福建重要港口。

这次航行使他们置身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业网络之中。这些航线将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港口、孟加拉湾、印度、波斯湾及红海连接起来。中国、东南亚、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共同参与了彼此交织的贸易体系。航行有赖于季风、港口设施、政治庇护,以及食物和淡水的补给。波罗一家只是这一既有海上世界中的乘客,并非中国与印度洋之间新航线的开辟者。

书中描述了他们在苏门答腊的一次长期停留,部分原因是等待适宜的航行条件。相关记述区分了当地的若干王国和宗教群体,但其中的地名及地理描述有时难以准确对应。书中还记述了犀牛,波罗将其与欧洲人想象中的独角兽作了对比。他笔下的这种动物并非优雅、形似马的生物,而是体形笨重、喜好泥泞,与少女能够捕获独角兽的传统传说并不相符。

关于斯里兰卡和印度的描述,既包含商业信息,也涉及王权、宝石、宗教活动及地方风俗。其中一些段落可能源于亲眼所见,另一些则明显采用了沿贸易路线听来的见闻。书中对印度洋地理的记述远远超出了任何能够证实的个人行程,延伸至一些岛屿和非洲地区;波罗对这些地方的了解几乎肯定完全来自他人提供的信息。因此,关于远方地域的描述,在史料价值上应与护送航程的核心叙事区别对待。

一行人于1293年前后抵达波斯地区,据书中所述,这段旅程中有大量人员死亡。阿鲁浑已于1291年去世,未能等到公主到来,阔阔真随后被送至其子合赞府中。波斯史料也独立记载了这次联姻使团及其背景,为波罗书中的这一情节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印证,但并未逐一证实这几位威尼斯人参与其中的所有细节。

此后,波罗一家穿越西亚,于1295年返回威尼斯。忽必烈已于1294年去世。他们的归来,也为一段历史时期画上了句号:这段时期始于元朝在中国统治的巩固,结束于蒙古帝国各继承国进入新一轮权位继承与政治调整之际。

《马可·波罗游记》的成书与流传

这部与波罗有关的著作成书于1298年前后,当时他在热那亚与威尼斯的冲突中被俘,囚禁于热那亚。传统说法将他的被俘与威尼斯于1298年9月在库尔佐拉的战败联系起来,但他入狱的确切经过尚无定论。在狱中,他与比萨的鲁斯蒂谦合作,后者是一位创作亚瑟王传奇的作家。两人的合作,将旅行者积累的见闻与经验丰富的文学执笔者的写作手法结合在一起。

这部作品曾以多个书名流传。早期常用的一个书名是 Le devisement du monde,大意为《世界描述》。在意大利语中,它以 Il Milione 之名为人所知,而英语中通常称作《马可·波罗游记》。意大利语书名与波罗及其家族使用的绰号“Milione”有关;一种流行解释认为,这个名称只是源于他据说动辄以“百万”计的夸大叙述,但这种说法并无确凿依据。

目前能够追溯到的最早文本形态,通常被认为使用了法意混合语,这是一种融合了法语与意大利北部语言特征的混合文学语言。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法语作为叙事散文的语言享有相当高的声望。因此,这种语言的选择反映的是当时已有的文学环境,而非现代民族语言之间的划分。波罗与鲁斯蒂谦各自的具体贡献,无法逐句厘清;两人的亲笔原稿或经作者认可的定本,也都没有留存下来。

本书并非按时间顺序记事的旅行日记。开篇叙述了波罗一家人的旅程及其与忽必烈的关系,此后主要按地区展开描述。典型的条目会介绍一地的统治者、宗教、物产、商业地位以及引人注目的习俗。其间穿插着关于战争、王朝事件、宗教圣者和奇异动物的故事。对读者的程式化称呼和惊叹之辞,则显示出讲故事的传统手法对本书的影响。

本书的流传形成了一批格外复杂的文献材料。现存抄本超过一百部,分属不同语言和传本系统,在措辞、编排和内容上都有显著差异。拉丁语译本推动了本书在教士读者中的传播。十四世纪初的多明我会译者弗朗切斯科·皮皮诺,对本书在拉丁语读者中的接受尤其重要。一个通常以“Z”标记的版本,保留了许多其他传本所没有的内容;乔瓦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于十六世纪编纂的意大利语版也收录了一些额外段落,其来源需要逐一考察。

这些版本差异是解读本书的关键。某个版本中的一项说法,在另一个版本中可能完全没有,也可能被缩短,或以不同方式表述。数字和陌生地名在抄写、翻译过程中尤其容易发生变化。因此,现代编者会比较不同的文本谱系,而不会把任何一种通行版本视为对波罗口述内容原封不动的记录。作品经过文学加工,并不意味着它不能用作史料,但研究者必须分析其中的信息是如何被选择、叙述和传承的。

晚年生活、家庭与文献证据

1299年,波罗获释,结束了在热那亚的囚禁生活,返回威尼斯。与他在亚洲度过的数十年相比,此后的生活有更多当地文献可供查证,尽管现存记录仍不完整。这些记录呈现出一位富裕市民的形象,日常操持着财产、商业往来、家人生计和诉讼等事务。他似乎没有再进行过可与书中所述远征相比的旅行。

波罗娶了出身威尼斯家族的多纳塔·巴多埃尔,两人育有三个女儿:凡蒂娜、贝莱拉和莫雷塔。婚姻与继承安排使他融入了共和国的社会和法律体系。他晚年的家庭并不只是这位著名旅行家安享余生的所在,也是一个持续运作的家族经济体的一部分,其财富需要通过获得认可的法律手段加以维持、传承和保护。

商业文书也保留了他在亚洲期间所建立关系的痕迹。其中一桩重要纠纷涉及托付给彼得罗·达·卡纳尔的财产,与此有关的商人名叫保罗,又称保卢乔,波罗曾向他追索钱款。这类记录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们揭示了远距离贸易在现实中的后续影响:资产与债务问题可能跨越数十年,牵涉不同司法管辖区,仍未得到解决。这些记录也纠正了某些传记的片面叙述,后者将他的归来仅仅描绘成文学上的凯旋。

波罗的遗嘱按现今年份计算方式署于1324年1月9日,是有关他生命最后阶段最重要的文献。威尼斯当时以三月为一年之始,因此在沿用当地历法的论述中,这份遗嘱的年份可能被记作1323年。遗嘱列明了作为受益人的家属和遗嘱执行人,安排了宗教捐赠,并处理了家庭事务。波罗于1324年1月在威尼斯去世,但确切日期尚无可靠定论。

遗嘱中一项值得注意的条款涉及彼得,一名隶属于波罗家中的鞑靼裔男子。遗嘱给予他自由,并留给他一笔钱。这直接证明了波罗与亚洲世界存在个人层面的联系,但仅凭这一点,无法确定彼得通过何种途径、在何种情况下进入波罗家中。这也表明,波罗同样身处中世纪的家庭奴役制度之中,并未超脱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制度之外。

有关波罗安葬之处的记载指向威尼斯的圣洛伦佐教堂,但如今已无能够确证属于他的墓葬留存。关于他临终遗言的故事,尤其是他声称自己所讲述的还不到亲眼所见一半的说法,属于后世传记传统,而非同时代文献记录。这一区别十分重要:文献记录呈现的是一位面貌可辨的威尼斯家长,而后来的轶事则逐渐将他塑造成一种象征,代表着不为世人理解的见闻与无穷无尽的探索。

历史可信度与是否到过中国的争论

数百年来,波罗记述的可信度一直备受争论。早期读者有时难以相信书中所述的亚洲财富和政权规模。现代的争论则更为具体:某些行程是否确实发生,某段描述是否源于亲眼所见,有多少信息来自商人或书面资料,以及哪些看似错误的内容是在文本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将整部书视为完全属实或纯属虚构。

对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质疑,往往集中在书中的遗漏上。他的记述很少或根本没有明确提及饮茶、汉字或缠足,也没有像后来的欧洲访客那样描述长城。这些缺漏值得考虑,但各自的分量并不相同。今天人们熟悉的宏伟长城,大部分修建于波罗身后的明朝。更早的防御城墙确实存在,但在十三世纪晚期,并没有与现存最著名的明长城体系完全对应的防御工程。缠足也并非普遍习俗,在书中所涉及的社交圈中,它未必会占据显著位置。

另一项质疑是,在现存中国官方文献中,尚未找到能够明确认定为波罗的人物记载。研究者为他提出的各种中文姓名,没有一个获得普遍认可。这使人难以确信他曾担任某个有明确名称的重要官职,但并不能证明他从未到过中国。现存行政档案并不完整,一名外国访客或下级办事人员,即使在正史中有所记载,也未必能被辨认出来。反过来说,档案可能散佚,也不能成为证明他曾担任那些官职的正面证据。

吴芳思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1995年)一书中提出,波罗可能未曾抵达中国,而是通过搜集资料写成其记述,这一观点由此重新受到广泛关注。包括伊戈尔·德·拉赫维尔茨和汉斯-乌尔里希·福格尔在内的其他学者对这一解释提出了质疑。福格尔对货币、盐税收入及相关经济证据进行了细致研究,着重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信息相当具体,并且与中国文献相互吻合。

许多专家认为,综合现有证据,最合理的解释是波罗确实曾在中国停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照单全收书中的每一项说法。书中对货币使用方式、地名、区域经济和行政安排的准确描述,支持他曾接触元朝疆域内知情者所掌握的信息。不过,这类信息也可能在商人和官员之间流传,因此仍须对各个段落分别加以考察。

文本本身包含一些显然属于转述、传说、夸大或地理混淆的内容。例如,其中关于日本的记述,就并非基于亲身到访。因此,严谨的历史解读应当区分有旁证支持的观察、合理但未经证实的回忆、转述的信息、文学惯例,以及后世增补的文本。核心问题并不是波罗是否始终如实叙述,而是这部由多种材料汇成的中世纪记述,其各个部分究竟如何形成了各自特有的面貌。

欧洲的接受情况与地理学影响

波罗的著作在中世纪晚期广为流传,通过手抄本、译本、节选和改编本传到读者手中。读者包括商人、教士、宫廷人士,以及对地理或奇闻异事感兴趣的人。不同读者关注的内容也各不相同:有人看重商品与商路,有人关注蒙古人的政治组织、亚洲的基督教社群,或是有关惊人财富与陌生风俗的记述。这部作品能够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因而得以跨越语言和社会界限,持续流传。

这部著作对制图学的影响相当深远,但制图者对其内容的采用有所取舍。欧洲制图者将与波罗记述相关的亚洲地名、统治者及具体描述纳入地图,往往又把这些内容与古典地理学、宗教传统和其他旅行者提供的信息结合起来。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反映了当时吸收亚洲内陆及东部见闻的广泛趋势。十五世纪的地图绘制,包括弗拉·毛罗的世界地图,同样取材于多种旅行见闻汇成的知识体系,而波罗的记述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部游记对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尤为重要。他所持有的一部拉丁文印本保存至今,书中留有批注;其中关于契丹和日本国——即中国与日本——财富的描述,也影响了他西航计划的目标。波罗并未提供横渡大西洋抵达亚洲的正确方法。相反,在一个严重低估沿途世界广阔程度的地理构想中,他的描述使亚洲的某些目的地在经济和政治上显得格外诱人。

从手抄本转向采用印刷术出版,使这部书在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传播得更加广泛。然而,它的权威地位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葡萄牙及其他欧洲航海者不断积累有关印度洋和东亚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部分记述得到证实,部分得到纠正,还有一些被新的知识取代。因此,它的历史意义也逐渐发生变化:不再主要是对遥远地区现状的描述,而更多成为早期交流的见证,以及旅行文学的一座里程碑。

后世文化中的波罗形象,往往逐渐脱离了文本本身。广为流传的说法称,他将意大利面食从中国传入意大利,但这一说法并无依据;在他归来之前,地中海地区就已有此类面食的文献记载。同样,将他描绘成第一个连接欧洲与中国的人,也具有误导性。在他之前,商人、外交使节、传教士和亚洲的中间人就已往来于这些地区;而使他的旅程成为可能的交流网络,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在他笔下未留下姓名的人。

现代文学对《马可·波罗游记》的接受,往往着重探索旅行、描述与想象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将其视为一份记载事实的行程录。在伊塔洛·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1972年)中,马可·波罗与忽必烈之间的对话,构成了描绘想象中的城市,以及思考记忆、语言和城市体验的框架。这种重新创作汲取了波罗历史著作中一个长久存在的特点:它以文字为中介,将亲历或听闻的地方呈现给远方的读者,使他们得以尝试理解那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