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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东亚、东南亚、印度洋与地中海、随时代变迁的海上航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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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是现代史学术语,指相互联通的海上航线网络,货物、人员、技术及宗教传统通过这些航线在东亚、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东非和地中海地区之间流动传播。它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对应,但两者都不是一条连续贯通的道路,也不是由中央统一管理的贸易组织,而是由彼此交叠的网络构成,其航线、主要港口及所处的政治环境都随时间而变化。

这些地区之间的海上交流历经数千年逐步发展。早在古代,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就已建立起稳固的联系;而中国港口与东南亚及更遥远的西方市场之间的贸易,尤其自公元第一个千年起不断扩展。大约在九至十五世纪之间,这些联系支撑了广泛的商业往来与文化交流。丝绸只是众多货物中的一种:在某些航线上,陶瓷、棉纺织品、香料、香木、金属及其他商品的重要性不亚于丝绸,甚至超过丝绸。

这一术语有助于描述远距离联系,但也可能掩盖海上贸易的区域性基础,以及东南亚、印度、阿拉伯、波斯和非洲参与者所发挥的主动作用。因此,历史研究会将古代及中世纪的这些网络,与现代遗产项目以及二十一世纪采用相似名称的政策倡议区分开来。

地理、季风与航线组织

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地理基础,是一系列相互连通的海域,而非两个文明之间直达的通道。船舶从中国南方港口出发,驶入南海;这里的航线连接着越南沿岸、马来半岛、婆罗洲、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便可进入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巽他海峡提供了另一条通道,而途经爪哇海的航线则服务于不同的产区与市场。

在印度洋上,船舶将印度东西两岸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波斯湾、红海和东非连接起来。抵达波斯湾港口的货物,可以经伊拉克继续运往地中海市场。进入红海的货物则可卸船,再由陆路运往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港口。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这些交通联系并未构成印度洋与地中海之间可供船舶连续航行的海上通道。货物在海船、内河船只、驮畜和仓库之间的转运,是这一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季风决定了航行的季节性节奏。在北印度洋的大部分海域,北半球夏季的西南风通常有利于向东航行,冬季的东北风则有利于向西航行。各片海域的情况不尽相同,洋流、风暴、沿岸风以及季节交替的时间,都要求航海者具备当地知识。船舶可以横越大片开阔水域,而不必沿着曲折的海岸线航行;但一旦错过适航季节,就可能需要在港口停留很长时间。这种被迫的停留,促成了海外长期商人社群的形成。

大多数货物都要经过多个贸易网络流转,而不是由同一艘船从中国一路运抵地中海。一批货物可能先从中国船舶转交东南亚商人,再交给印度或波斯船主。吉打、巨港、斯里兰卡各港、卡利卡特、亚丁和霍尔木兹等港口,以不同方式兼具货物集散、补给、仓储和生产等功能。随着航道淤塞、统治者更迭以及新市场出现,各港口的重要性也随之起伏。

海路与陆路相辅相成,而非彼此排斥。河谷将内陆生产者与沿海市场连接起来,商队路线则将海运输入的货物送往大陆腹地。因此,这一网络的地理范围远不止海岸地带:窑场、棉花种植区、矿区和森林居民社群,都通过层层转手的交换链条参与其中。

中世纪大规模扩展之前的早期联系

远距离海上交流早在通常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时期之前就已存在。公元前第三和第二个千纪,商人便将美索不达米亚、波斯湾与印度河流域文明联系起来。这些网络并非一条完整贯通中国与地中海的航线的早期形态,却为海上运输、港口组织和海外商业聚落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先例。在东南亚,航海社群同样独立于中国或地中海地区的推动,发展出了区域性网络。

使用南岛语系语言的人群在东南亚岛屿地区的海洋史上发挥了根本性作用。他们的迁徙将造船传统、作物和航海知识传播到广阔海域。软玉饰品等物品的交流表明,公元前第一个千纪,该地区已存在相当广泛的联系。这些网络为后来的跨区域贸易奠定了基础。东南亚社会并不是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较大经济体开始贸易后,才成为两者之间的中介。

在现存文献中,西印度洋贸易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的记载尤为清晰。*《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是一部以希腊文写成的商业见闻录,一般认为成书于公元1世纪,记述了从红海到东非和印度沿途的港口、物产及航行条件。埃及红海沿岸的贝勒尼基港和米奥斯霍尔莫斯港,将海运与尼罗河运输及地中海市场连接起来。商人在印度港口购得胡椒、纺织品、宝石及其他产品。印度出土的罗马钱币和地中海物品为这些交流提供了实物证据,但一件舶来品本身并不能说明携带者来自哪个国家。

中国文献也记载了早期通往南方的海上联系。《汉书·地理志》描述了汉朝时期从南部边疆驶向东南亚乃至更远地区的航行。其中的地名和距离至今仍有不同解读,因此并非总能准确还原其对应的现代路线。尽管如此,这些记载仍表明,海上外交与交流是汉朝同南方地区交往的一部分。中国丝绸经由多条中转路线抵达西方市场,因此,相较于追溯其确切运输路径,辨明其最终产地更为容易。

公元第一个千纪早期,宗教旅行者的记述使这些航线变得更为清晰。佛教僧人法显于399年离开中国,并在5世纪初经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由海路归国。他的记述描绘了大型商船、风暴以及远洋航行中的种种不确定性。湄公河三角洲的俄厄等考古遗址同样显示,当地参与了广泛的交流。不过,不能仅凭某些出土舶来品,就认定其所涉及的各个地区之间都存在直航。

唐、宋、元时期的扩展

在618年至907年的唐朝,中国南方港口日益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交汇点。广州接待了与东南亚、印度、波斯湾及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有贸易往来的商人。750年后,阿拔斯王朝的崛起推动了西亚各地的需求增长,加强了商业联系,但整个贸易网络在政治上仍处于分立状态。中国陶瓷及其他出口商品向西运送,香料、珍贵物料和外国制成品则输入中国。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九世纪勿里洞沉船,是一个尤其能说明问题的实例。其以缝合方式连接船板的建造工艺属于印度洋西部的造船传统,而所载货物中有约六万件中国陶瓷,其中大部分为长沙窑瓷器。一只带纪年铭文的碗所标年份相当于公元826年。这艘沉船表明,单艘船舶便可载运大批按商业方式组织的中国陶瓷货物,穿行于东南亚海域。至于它原定的最终目的地,目前尚难确定;相比之下,它对认识长途贸易的总体意义则较为明确。

宋朝时期,海上贸易进一步扩展,尤其是在朝廷失去中国北方领土、于1127年在杭州建立南宋都城之后。不断增长的城市需求、产出旺盛的陶瓷业、商品化农业以及广泛的内陆运输网络,共同支撑了海外贸易。市舶司负责监督外国船舶、征收关税,并管理进出口贸易。多个港口设立了市舶司,其中泉州市舶司设于1087年。关税收入使海上贸易不仅具有外交意义,也成为财政上的要务。

泉州成为这一网络中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其腹地供应陶瓷及其他产品,港口则迎来来自不同宗教和语言群体的商人。当地市舶官员赵汝适于1225年前后编成《诸蕃志》,利用通过商业往来搜集的信息,记述外国各地及其物产。这部著作是了解重要港口所掌握的地理知识的宝贵史料,但并不是记录作者亲自走访书中所有地点的游记。

在1271年至1368年的元朝,海上与陆上交流是在蒙古帝国所塑造的更广阔政治环境中展开的。泉州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外国商人和旅行者继续往来于中国港口。蒙古人的统治并未使所有海域都变得安全,也未使商业活动不受限制:1274年和1281年对日本的入侵,以及1293年对爪哇的入侵,都表明航运既可服务于贸易交流,也可用于战争。海上贸易的扩展源于生产、商人的经营活动、国家制度以及既有海外网络的相互作用,而非某个单一的帝国贸易计划。

商品、生产与商业价值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格外突出了丝绸这种享有盛誉的商品。丝绸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价值高而重量相对较轻,既可制成衣物,也可用作外交礼品,或供上层人士彰显身份。然而,海运所承载的货物种类远比这一名称所暗示的丰富。船舶能够大批量运送沉重、体积庞大或价格相对低廉的产品,而这些产品若经长距离陆路运输,往往难以合算。因此,在叙述海上交流时,陶瓷、金属、食品和建筑材料都应与丝绸并列讨论。

中国的瓷器及其他高温烧制的陶瓷流传尤为广泛。各地窑场生产的器物远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船载货物不仅有珍稀奢侈品,也有碗、盘、罐及各类储藏容器。沉船出土的成批器物中,可见大量装运的标准化器型,表明当时的生产与分销已具有组织性。有些器物将中国制造技术与适合海外客户需求的造型或装饰特征相结合。不过,在远离产地窑场的地方发现的陶瓷,也可能经过多次转手,或在烧成很久以后才抵达当地。

印度棉纺织品在印度洋沿岸的许多市场中占据核心地位。它们满足了不同收入水平和品味的消费者的需求,也可用于换取香料及其他东南亚产品。印度西南部出产的胡椒流通甚广,而丁香、肉豆蔻及肉豆蔻衣的原产地则局限于印度尼西亚东部范围小得多的地区。这些香料在抵达主要国际港口之前,其流通依赖区域性的收购商和分销商。肉桂、樟脑、安息香、檀香及其他芳香物料则用于烹饪、医药、美容和仪式活动。

印度洋西部的货物包括乳香及其他阿拉伯产品、波斯制成品、椰枣和马匹。马匹贸易尤为重要,因为南亚部分地区的需求无法仅靠当地繁育来满足。运输马匹需要在舱位、饲料、饮水和照料方面作出专门安排,而且损失可能相当严重。东非港口出口的产品包括象牙和黄金,其中黄金经由内陆网络运抵海岸。印度洋各交流网络中也存在对被奴役者的贩运,但其规模和组织方式因地区与时期而异。

贸易并非由某一种通用货币支配,也不是简单地以东方奢侈品换取西方白银。商人依照当地惯例,将钱币、贵金属、信贷和以物易物结合使用。铜钱在中国境外也有流通,而白银和黄金在不同市场中发挥着不同作用。价格反映了商品的稀缺程度、政权征收的各项费用、运输风险及季节性供应状况。留存至今的奢侈品可能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产生偏差,因为经久耐用、彰显身份的物品,往往比纺织品、给养、木材或其他支撑日常商业活动的易腐易损货物更容易被辨认出来。

船舶、导航与航海知识

海上丝绸之路依托多种造船传统,而非某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船型。西印度洋地区的造船者采用缝合板材的工艺,以绳索连接船板;其他船只则使用木制紧固件或铁钉。东南亚的造船传统包括绑扎凸耳结构,即利用船板内侧的凸起绑扎固定结构构件。中国造船业则在船体形制、操舵装置和分舱方式上发展出独特的组合。这些类型随着时间而变化,各地之间的接触促进了技术借鉴,却并未消除地区差异。

中国船舶日益广泛地采用横向舱壁,将船体分隔为多个舱室。这种结构能够加固船体,并在船舶受损后限制进水蔓延,但实际效果取决于建造工艺和维护状况。20世纪70年代在泉州发掘出的一艘13世纪晚期船舶,为这一造船传统提供了重要证据。概述中常用的“中式帆船”(junk)和“独桅三角帆船”(dhow)等术语,实际上涵盖了多种船型,不应将其视为两套恒定不变的技术体系的精确名称。

航海导航将细致观察与长期积累的实用知识结合起来。领航员利用海岸线、岛屿、水深、海底底质、洋流、风向和天体来判断航向。驶近陌生海岸时,辨认山形或解读测深结果的能力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些知识通过师徒传授、口头指导、书面航路指南以及船上实践经验得以传承。商人和统治者高度依赖航海专门人才,而这些人才掌握的知识可能仅限于某一区域,并不覆盖整个大洋。

磁罗盘成为上述导航手段的重要补充。中国11世纪晚期至12世纪早期的文献,记载了利用磁性辨别方向的知识及其在航海中的应用。朱彧的《萍洲可谈》序作于1119年,书中描述了航海者在无法观测天体时使用罗盘的情形。这一装置并未取代依靠天文或环境线索导航的方法,它的出现也没有立即使所有水域都变得可以通航。要确保航行可靠,仍须掌握季节性状况、洋流、险情和目的地的相关知识。

仅凭传世文献,并不总能可靠地推算船舶的运载能力。历史上的计量单位各不相同,观察者可能夸大其词,记载所指的也可能是不同类别的船舶。沉船考古能够更直接地确定船舶尺度和建造细节,但留存下来的往往只是部分船体。因此,理解技术创新时,还须将其与物资补给和组织管理结合起来考察:淡水、食物储存、维修设施、备用绳索和训练有素的船员,与操舵系统或罗盘同样不可或缺。港口提供了维护所需的基础设施,使一次次独立航行得以成为持久商业网络的组成部分。

港口、商人社群与政治权力

一个成功的港口不只是能够避风的锚地,还需要能够获得补给、淡水、仓储空间、劳动力、船舶维修设施,并通达内陆市场。当地统治者或官员还必须在关税征收、争端解决以及与外来居民的关系等方面,提供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只要安全保障和市场准入条件足以使费用显得合理,商人便能接受相当高的收费;但任意没收财产或旷日持久的战争,则可能促使他们转往其他港口。港口的繁荣有赖于统治者、官员、商人、引航员、船主与当地生产者之间的协商。

自七世纪起崭露头角的苏门答腊政权室利佛逝,体现了海洋地理与政治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其统治者在连接南海与印度洋的航线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他们的权力依托于同附属中心的联系、对通行和服务的控制、外交活动以及对商业的参与。不应将其想象成一个现代国家,在边界分明的海域内持续巡查每一艘过往船只。1025年朱罗王朝对室利佛逝的进攻表明,港口和航运网络可能成为大规模军事远征的目标。

约于十五世纪初建立的马六甲苏丹国,受益于其邻近主要贸易网络交汇处的地理位置。当地经商人口包括来自亚洲各地的商人,港口管理也兼顾了多个贸易社群的需要。托梅·皮雷斯于十六世纪初编纂的《东方志》,记载了与该港口相关的各类商人与货物。马六甲的重要地位,部分源于它能够以切实便利交易的制度安排,将各地商人汇聚在一起。

这一网络各处的商业制度并不相同。合伙经营可以将出资者与远行经商者的角色分开,而代理人则负责在遥远的港口处理货物。信任建立在家族、乡里、语言、宗教以及反复交易等相互交叠的关系之上。开罗犹太会堂藏经库保存的文献,为研究参与印度洋贸易的中世纪犹太商人提供了罕见的详尽证据,其中包括埃及、亚丁与印度之间的联系。这些文献展现了契约、往来书信、财务责任,以及跨越遥远距离经营生意所面临的实际困难。

海上贸易也依赖强制手段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当局征收关税和贡赋,海军介入商业纠纷,劫掠则威胁着船只与沿海社群。合法海军行动、私人战争与海盗行为之间的区别,部分取决于政治立场。外来商人社群虽可能享有特权,却仍容易在动荡时期受到伤害。因此,商业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消失:带来繁荣的同一套网络,也可能使商人与居民遭受军事征伐、派系斗争或针对外来者的袭击。

宗教、语言与社会交流

海上航线不仅运输商品,也承载着宗教人士的往来和宗教机构的传播。佛教通过相互联通的陆路与海路传播,南亚和东南亚的港口成为重要的居留、求学和中转之地。中国僧人义净于671年由海路启程赴印度,并曾在室利佛逝停留。他在著述中将那里描述为一处佛学中心,僧人可以先在此学习,再前往印度。这类记载表明,东南亚是佛教思想交流的参与者,而非仅仅是横亘于中国与印度次大陆之间的地理阻隔。

伊斯兰教在印度洋周边的扩展历时数个世纪,商人、学者、移民、统治者和当地社群都参与其中。在大多数居民信奉其他宗教的港口,也出现了穆斯林商人聚居区。清真寺、墓地、铭文和文字记载都为这些群体的存在提供了证据。皈依并非遵循单一的过程或统一的时间表:政治庇护、婚姻、教育网络和当地宗教的发展都发挥了作用。因此,东南亚穆斯林统治下港口的兴起虽与商业有关,却不能简单归结为商人主导的宗教传播。

在东非沿海,斯瓦希里文化的发展体现了非洲沿海社会与更广阔的印度洋世界之间的互动。斯瓦希里语属于班图语,借用了大量阿拉伯语及其他语言的词汇。考古研究既揭示了沿海聚落的非洲本土根基,也发现了进口陶瓷、玻璃珠和伊斯兰建筑形式。基尔瓦等港口参与了连接内陆资源与海外市场的网络。若将这些港口的历史仅仅描述为外来文明移植到一片全然被动的海岸之上,便失之偏颇。

中国港口同样容纳了多种宗教社群。泉州保留着与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及印度教传统有关的遗存。铭文和带有雕刻的建筑残件表明,与亚洲不同地区有联系的人群及宗教机构曾在此活动。这些材料未必能确定各个社群的规模,而且文物也可能曾被迁移或重新利用。尽管如此,它们仍然说明,商业城市能够维系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而仅以朝廷外交为中心的叙述无法充分呈现这一点。

日常文化交流往往不如宗教建筑那样引人注目。通晓多种语言的中间人协商价格、解释规章;移民在当地成家;厨师因地制宜地运用食材;工匠接触陌生的设计。港口通行的语言和共用的商业词汇便利了交流,却没有消除地位或身份的差异。文化传播也具有选择性。传入的艺术纹样未必连同其原有的宗教含义一并传播,外来商品也可能在输入地社会获得新的用途。海上联系带来的是调适与重组,而非文化整齐划一的趋同。

明朝远航与远洋贸易的重组

明朝初期试图区分官方认可的外交往来与私人海外贸易。通常统称为“海禁”的各项限制措施,旨在管控未经许可的人员流动和贸易活动。这些措施的实施情况随时间而变化,也从未得到全面贯彻。沿海商业、走私、特许贸易和朝贡使团活动仍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延续。因此,不能因为存在限制性规定,就认为中国沿海始终处于封闭状态。

最引人注目的国家支持的远航,是郑和于1405年至1433年间进行的七次下西洋。这些远航始于明成祖在位期间,使明朝船队与东南亚、印度、波斯湾、红海地区及东非建立了联系。船队运送使节、礼物和贵重货物,维系外交关系,有时也动用武力。远航兼具彰显皇权、政治干预和交流往来的目的,并非仅仅是规模更大的普通商船航行。

郑和下西洋利用了既有港口、航海知识和商业航线。他们并未发现亚洲航海者此前未知的海洋,也没有创建其航行所经的网络。马欢的《瀛涯胜览》等亲历者著述,记述了远航途中所见各地的风土、物产与社会习俗。尽管有关船队的记录表明这些远航规模庞大,但最大“宝船”的尺寸仍有争议。对于后世文献中的尺寸数据,必须结合其文本流传过程以及木船建造中的实际难题加以考察,不能照单全收。

这些远航的结束并未终结亚洲海上贸易。私人和区域性网络依然延续;1567年,明朝政府允许私人经福建月港开展受管制的海外贸易,但仍设有限制。与此同时,葡萄牙在大航海时代的扩张,为这一贸易体系带来了一个新的武装参与者。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经好望角航线抵达印度;葡萄牙军队随后于1510年攻占果阿,1511年攻占马六甲,1515年攻占霍尔木兹。葡萄牙人试图通过设防据点和称为“卡尔塔兹”(cartaz)的通行证制度管控航运并征税,但其势力从未达到全面控制印度洋贸易的程度。

1571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殖民据点,加之荷兰和英国的特许公司分别自1602年和1600年起发展壮大,推动了贸易格局的进一步重组。美洲白银经由包括马尼拉贸易在内的多条途径流入亚洲商业网络。即使欧洲公司和殖民国家不断扩张其军事与财政力量,亚洲商人仍然不可或缺。因此,这一转型既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突然消失,也不是中世纪体系原封不动的延续:既有网络被纳入了日益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交流体系之中。

考古证据、历史阐释与当代遗产保护

人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来自多种史料,而不同史料所能回答的问题各不相同。官修史书记载使节往来、规章制度以及部分对外交往;游记则从特定观察者的兴趣出发,描述航线与沿途社会。商人书信揭示交易活动与人际关系,铭文则可帮助确认资助者、社群及宗教机构的身份。然而,没有哪一种史料能够完整呈现贸易的全貌。官方记载可能未能充分反映未经许可的贸易,而某位旅行者曾到访一座港口,也不能据此断定该港口在整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考古学提供了独立于文字记述的证据。港口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仓库、窑炉、作坊、居住区、宗教建筑以及海岸线的变迁。沉船可能将货物与运载它们的船体一同保存下来,使研究者得以考察货物包装、船舶建造和贸易规模。“南海一号”是一艘南宋商船,1987年在广东近海被发现,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出土了极为丰富的船上生活与贸易遗物。这类发现呈现的是某一次具体航行的情况,而非数百年间的普遍状况。

科学分析可以确定陶瓷产地,研究金属与玻璃,并检验残留物或有机遗存。然而,物品的分布并不必然证明存在直达航线:在东非发现的一只中国瓷碗,可能曾辗转经过多个港口和多位物主之手。同样,没有织物留存下来,也不能证明纺织品在贸易中不重要。不同材质的保存概率差异很大,海岸侵蚀、泥沙淤积、现代建设和水下环境也都会影响遗物能否被发现和提取。商业打捞还可能破坏器物之间的关联,降低其作为历史证据的价值。

这一概念本身也需要审视。将其统称为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可能使一个分散的网络看起来仿佛有着固定的起讫点、一以贯之的整体身份,或一个主要组织者。因此,历史学家也使用印度洋贸易、海洋亚洲和跨区域交流等术语。这些研究视角各自强调不同的尺度与参与者。当海洋视角将沿海社群与内陆生产者联系起来,并承认南亚、东南亚、非洲和西亚社会各自独立的历史脉络时,它便尤其具有价值。

当代遗产保护项目使这一名称重新受到广泛关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2021年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确认了与该港口商贸体系相关的一组遗产地的价值。另一方面,中国于2013年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此后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组成部分。这一当代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框架借用了历史意象,但在制度上并非早期贸易网络的延续。因此,遗产阐释和当代政策,应与依据考古证据和文献史料重建海洋历史的工作加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