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银行是英国的中央银行。该行成立于1694年,起初是一家向政府提供贷款的私营机构,后来逐步承担起管理货币、银行体系储备金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的职责。英格兰银行于1946年收归国有,并于1997年获得利率决策方面的操作独立性。其总部位于伦敦金融城的针线街,“针线街的老妇人”这一绰号便由此而来。
英格兰银行的主要目标是维持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该行制定货币政策,以实现政府设定的通胀目标;为英格兰和威尔士发行纸币;向金融机构提供中央银行货币;履行审慎监管职能,监督银行和保险公司;并运营用于结算大额英镑支付的基础设施。该行的决策影响借贷成本、支出、就业以及金融体系抵御冲击的能力,但不决定税收或政府支出。
英格兰银行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公共财政、商业银行业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演变。其现有职责既包含三个多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职能,也涵盖2007—2009年金融危机后确立的法定安排。
创立与中央银行职能的形成
英格兰银行成立于九年战争期间,当时威廉三世政府急需资金支付军费。威廉·帕特森参与构思、商人迈克尔·戈弗雷推动的一项方案提出,出资认购者向政府提供120万英镑贷款,作为交换,获准组建一家银行。贷款年利率为8%,另有一笔管理津贴。1694年7月27日,银行获颁皇家特许状,约翰·霍布伦爵士出任首任行长。
最初的英格兰银行是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股份公司,而非按照现代法定框架设计的中央银行。它在向国家放贷的同时,也吸收存款、贴现商业票据并发行纸币。不过,它与政府借款之间的联系赋予了它独特的地位。政府获得了更可靠的信贷来源,银行则取得了特权和一项规模庞大的生息资产。这种关系推动了英国公共债务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
通过历次立法和特许状续期,英格兰银行的特权不断扩大。18世纪初,对其他股份制银行的限制有助于维护其地位,但私人银行和地方银行仍继续经营。因此,中央银行职能是在法律特权、市场惯例和危机应对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而不是一开始就通过垄断全部银行业务确立的。1734年,英格兰银行迁至针线街,其不断扩建的行址成为伦敦金融业的实体中心。
英格兰银行的负债逐渐在银行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其他银行在该行存放资金,并用其发行的纸币支付款项。由于英格兰银行集中了最多可即时动用的准备金,金融紧张时期的现金需求越来越集中到该行。这一地位促使它从一家享有公共特权的商业机构,逐渐转变为银行的银行。
19世纪的多次危机使英格兰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职责逐渐明确,但这些职责并未立即定型。1825年,在一场波及广泛的恐慌中,英格兰银行提供了大量紧急支持。1866年奥弗伦德—格尼公司危机期间,它拒绝救助这家濒临倒闭的公司,却向市场上的其他机构大规模放贷。沃尔特·白芝浩于1873年出版的《伦巴第街》阐述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原则:中央储备机构应在恐慌期间,以优质担保品为抵押,按高利率充分放贷。但英格兰银行的实际发展并不像这一准则所暗示的那样井然有序:其董事们不得不反复协调股东利益、法律限制、准备金保障,以及维系整个金融体系信心等方面的要求。
纸币、黄金兑换与国有化
在英格兰银行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其货币偿付义务都以能否兑换贵金属为依据。在金本位制下,纸币代表持有人有权按固定币值兑取黄金。履行这一承诺限制了银行的放贷和利率政策:即使国内经济疲弱,黄金外流也可能迫使银行收紧信贷。英镑的信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公众是否相信英格兰银行会维持黄金兑换。
战争打乱了这一安排。1797年,储备面临的压力以及与法国交战引发的恐慌,促使政府暂停英格兰银行凭纸币兑付黄金的义务。由此开始的“限制兑付时期”一直持续到1821年。这一时期引发了有关纸币发行、物价与汇率之间关系的重要争论。1810年的《金块报告》批评了纸币的过量发行,这场争论也影响了大卫·李嘉图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著述。
《1844年银行特许法》将发行部与银行部分立,以此重组纸币发行制度。发行部可以政府证券为担保,发行规定额度的纸币;超出额度的发行通常须有黄金作为担保。该法还限制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其他银行扩大纸币发行,为这些银行的纸币最终退出流通埋下了伏笔。这些规定旨在使纸币供给的变化更接近金属货币,但并未直接管控日益扩大的银行存款使用。在1847年、1857年和1866年的危机期间,政府保证,若突破法定限额,相关责任将获豁免,从而使英格兰银行得以提供非常规援助。
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次动摇了战前的货币秩序。1925年,在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任内,英国按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制,但黄金兑换采用的是大金条,而非让金币在日常交易中流通。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人批评了这一决定,认为它给国内成本调整和就业带来了压力。1931年9月,在大萧条期间的国际金融动荡中,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
《1946年英格兰银行法》将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并赋予财政部在与行长协商后向银行下达指令的法定权力。此后,货币制度先后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外汇管制、国内信贷限制,以及后来的货币目标制试验。英格兰银行一直负责管理政府债务,直到1998年,这项职责才移交给新成立的英国债务管理局。这些变革将英格兰银行创立之初紧密相连的职能逐步分离。
治理、独立性与公共问责
现代制度框架的基础,是区分对政策目标的政治决定权与经授权行使的政策工具运用权。1997年5月6日,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宣布,英格兰银行将获得自主设定利率的操作独立性。《1998年英格兰银行法》为这些新安排确立了法律依据。政府保留界定物价稳定及明确其经济政策的职责,而英格兰银行则获授权决定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货币政策具体安排。
这种形式的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有限的,而非绝对的。议会确立法律框架,财政部在该框架内规定政策职责范围,英格兰银行则仍归国家所有。根据1998年法案,财政部还保留在极端经济状况下指示货币政策的权力,但须遵循法定程序。因此,独立性所涉及的是日常自主履行获授权的政策职责,而不是不受民主法治或监督的约束。
董事会是英格兰银行的治理机构。其职责是监督战略、资源和机构绩效,而不是以自身判断取代依法由专门政策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这些委员会包括货币政策委员会(MPC)、金融政策委员会(FPC)和审慎监管委员会(PRC)。各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和法定职能各不相同,因为货币政策决策、全系统金融保障措施以及对个别企业的监管,涉及不同的专业技术与问责问题。
货币政策委员会由九名成员组成:行长、三名分管相关事务的副行长、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以及四名由财政大臣任命的外部委员。每名委员拥有一票表决权。财政部代表可以列席并发言,但没有表决权。引入外部委员旨在吸纳独立的专业意见,降低决策只是沿袭机构内部共识的风险。投票结果予以公布,使意见分歧公开呈现,而不要求对外表现为一致同意。
问责通过多种渠道落实。英格兰银行公布政策决定、会议记录、预测、年度报告,以及对其履行法定职责的说明。行长和委员会成员出席议会委员会的听证会,尤其是下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货币政策沟通既阐明核心判断,也解释重要的不确定性。当通胀偏离目标达到规定程度时,行长必须向财政大臣提交公开信。
这一框架并未消除有关机构职责边界的问题。货币政策决定可能改变政府的融资成本和收入分配,而维护金融稳定的干预措施则可能使公共资源面临风险。因此,对于涉及财政承诺的决定,如果英格兰银行不宜独自承担相关风险,就需要财政部参与或提供损失补偿承诺。操作独立性与公共资金使用方面的制度化协调并存。
通胀目标与货币政策决策
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并在此前提下支持政府的经济政策,包括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自2003年12月起,其量化目标一直是将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年度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这一目标取代了此前以剔除按揭利息支出的零售价格指数为依据的目标。该目标具有对称性:通胀率低于2%,并不天然优于同等幅度的超标。
货币政策委员会(MPC)通常每年按预定日程作出八次政策决定。其主要工具是银行利率(Bank Rate),这一利率为央行准备金的计息利率和短期英镑货币市场利率提供基准。银行利率的调整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贷款和存款利率、资产价格、汇率以及预期。这些变化会影响家庭消费、企业投资,并最终影响需求相对于经济生产能力的水平。
政策传导既非即时发生,也并非对所有主体产生一致影响。持有浮动利率债务的借款人可能迅速作出反应,而采用固定利率按揭贷款的家庭,主要在合同利率重新设定时才会受到影响。企业的反应取决于其融资结构和销售预期。汇率变动会改变进口价格和出口商的竞争力,但这些影响的大小及显现时间取决于计价惯例和供给状况。因此,货币政策的作用存在长短不一的时滞,利率调整与次月通胀之间并不存在机械的对应关系。
政策具有前瞻性,因为当前的通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前已作出的决策和已发生的冲击。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考察工资增长、服务价格、闲置产能、信贷状况、大宗商品价格以及通货膨胀预期。其每季度发布的《货币政策报告》会在明确列出的假设条件下给出预测,其中包括市场隐含的利率路径。这些预测并非对未来政策的承诺:新信息可能改变何种决策才是适当的判断。
当冲击使物价与产出朝相反方向变动时,这一框架允许灵活应对。例如,进口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会推高通胀,同时削弱家庭的实际购买力。若要立即抵消所有第一轮价格上涨,可能需要大幅压缩需求。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转而考量应以多快的速度使通胀回归目标,以及最初的冲击是否正在向工资、国内价格和预期扩散。
2021至2023年的经历说明了这些困难。全球供应受阻、能源价格上涨及国内压力共同推动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率在2022年10月达到11.1%。英格兰银行于2021年12月开始从0.1%的水平上调银行利率,并于2023年8月将其升至5.25%。这些特定时期的决策反映的是对某一轮通胀的应对,而非永久适用的操作规则。当通胀率高于或低于目标超过一个百分点时,行长须按规定致公开信,以确保对偏离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政策应对作出正式说明。
市场操作、准备金与资产负债表
英格兰银行通过各类交易和操作工具实施货币政策,借此确定金融机构获取中央银行货币的条件。商业银行使用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准备金清偿债务。这些余额不同于家庭和企业的存款:它们是中央银行的负债,且仅限符合资格的账户持有人使用。英格兰银行通过设定准备金利率,并按适当条件供应准备金,影响隔夜市场利率。
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这些货币负债与证券、抵押贷款等资产联系起来。在英镑货币框架下,符合资格的机构可提交抵押品,通过期限、定价和准入条件各不相同的工具获取准备金。回购协议(repo)是指以证券换取现金,并约定日后进行反向交易的安排。抵押品要求和估值折扣有助于保护英格兰银行,降低交易对手违约时遭受的损失,不过任何框架都无法消除所有风险。
金融危机之后,英格兰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2009年3月,在英格兰银行基准利率降至0.5%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委员会开始实施量化宽松(QE)。资产购买通过资产购买机制进行,购买对象主要是英国政府债券,亦称金边债券。从私营部门购买债券创造了额外的准备金,并减少了私人投资者需要持有的较长期证券数量。
这项政策预期发挥作用的机制包括压低长期收益率、推动投资组合再平衡,以及增强市场对货币环境将继续保持宽松的信心。量化宽松并不要求银行将准备金直接贷给家庭;准备金只在符合资格的银行体系内部流转。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取决于资产价格、融资条件、预期和支出的变化。因此,准备金创造与广义货币供给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乘数关系。
截至2021年底,资产购买计划的规模已达8,950亿英镑,其中政府债券为8,750亿英镑,公司债券为200亿英镑。2022年,货币政策委员会开始缩减资产持有量,先是停止将到期金边债券回收的资金进行再投资,随后开始主动出售债券。这一通常称为“量化紧缩”的过程,撤去了一项货币宽松支持,而英格兰银行基准利率仍是主要政策工具。
资产购买机制由英国财政部提供损失补偿担保,因此其财政影响是明确的。当债券利息收入高于融资成本时,该机制会向财政部划转现金。英格兰银行基准利率上升后,为准备金负债融资的成本随之增加,使现金流向发生逆转。这些结果反映了利率、债券期限、出售价格以及最初的计划设计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普通投资组合的盈亏来评价,因为购买资产的目的是影响宏观经济状况,而非实现交易收益最大化。
金融稳定与危机管理
金融稳定关注的是:即使金融机构或市场承受压力,金融体系仍能提供支付、信贷和风险分担服务。即便各家机构看似经营稳健,整个体系仍可能存在脆弱性:共同的风险敞口、短期融资和被迫出售资产,都可能使损失在机构之间传导。因此,英格兰银行既考察系统性风险,也关注个别银行的状况。
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依据《2012年金融服务法》设立,负责识别、监测并采取行动消除或降低系统性风险。该委员会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应对整个体系中出现的脆弱性。其中一项工具是逆周期资本缓冲,可要求银行在风险不断累积的时期增持额外资本。在承压时期释放这部分缓冲,有助于银行吸收损失,避免不必要地收紧信贷。
压力测试是对这些工具的补充。英格兰银行对主要银行开展测试,设定假想的不利情景,将经济衰退、失业、房地产价格下跌、市场动荡及其他压力因素组合起来。这些测试在特定假设下估算损失和资本损耗。它们并非预测,通过测试也不意味着一家银行能够抵御所有可以想象的冲击。其价值在于揭示薄弱环节,为资本要求的制定提供依据,并使整个体系内部的相互影响更加清晰。
紧急流动性支持所解决的问题与资本充足性不同。一家机构的资产价值可能高于其负债,却仍无法及时获得足够现金来应对提款。中央银行贷款可以防止这种流动性短缺引发无序倒闭。然而,若没有可信依据证明某家机构能够持续经营,向其放贷就可能将损失转嫁给公共部门,并削弱审慎管理风险的动力。流动性与偿付能力之间的区别在概念上十分重要,但在危机期间往往难以判明。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2008年以前英格兰银行、英国财政部和金融服务管理局之间职责划分的缺陷。2007年,北岩银行对批发融资的依赖变得难以为继,最终需要紧急援助,并引发了一场备受瞩目的银行挤兑。随后,针对整个银行体系的干预措施包括流动性支持、公共担保和政府注资。这些事件直接推动了英国金融监管架构后来的重组。
维护金融稳定的行动也可能涉及传统银行业以外的市场。2022年9月,英国国债收益率剧烈波动,给养老金计划采用的杠杆化负债驱动型投资策略带来了巨大压力。追加抵押品的要求促使相关机构出售资产,可能进一步加剧价格下跌。英格兰银行宣布临时购买长期英国国债,随后将购买范围扩大至指数挂钩国债,并于10月14日结束购买。此次干预旨在恢复市场正常运行,为持仓调整争取空间,而不是以全面货币宽松取代货币政策委员会(MPC)的抗通胀政策。
审慎监管与银行处置
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职责着重于确保受监管机构的安全与稳健;对于保险公司,还包括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2013年4月,原金融服务管理局的职责被拆分,审慎监管局(PRA)开始在英格兰银行内部运作。2017年,审慎监管局不再作为独立子公司存在,其职能改由英格兰银行内部在审慎监管委员会(PRC)监督下的相关机制履行。
审慎监管不同于行为监管。审慎监管局审查机构是否具备充足的资本、流动性,以及完善的治理和风险管理安排,以履行其义务。金融行为监管局是一个独立机构,负责监管机构行为及多种金融市场活动,包括机构如何对待客户。因此,许多大型机构同时受到这两个监管机构基于不同目的实施的监管。
银行监管包括评估业务模式、信用风险集中度、融资结构、内部控制以及恢复计划的可信度。通过巴塞尔协议制定的国际标准,是银行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的重要基础,但其具体实施取决于英国的法律和监管规则。保险公司则适用另一套审慎监管制度,以反映其可能延续数十年的负债,以及与吸收存款的银行不同的风险。
资本用于吸收损失,而流动性要求则着眼于机构在款项到期时履行支付义务的能力。这两类保障措施相互关联,却不能相互替代。即使银行持有大量流动资产,如果贷款损失耗尽其资本,仍可能资不抵债。反之,资本充足的机构也可能面临迫在眉睫的融资危机。因此,监管会考察这两类缓冲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非仅依赖某一项比率。
当一家机构倒闭或可能倒闭时,英格兰银行还会履行英国银行及某些其他金融机构处置机构的职责。《2009年银行法》设立了特别处置机制,旨在处理机构倒闭的同时,保障关键服务并限制冲击。可用的措施包括将业务转让给私人买家、使用过桥机构,以及通过内部纾困让股东和符合条件的债权人承担损失。处置规划要求机构调整其法律和财务结构,使之能够支持此类行动。
自有资金和合格负债最低要求(MREL)旨在确保机构进入处置程序时,有充足资源可供吸收损失和重建资本。这些要求并不保证机构倒闭不会带来任何成本,而是有助于提供一种可信的替代方案,避免无序破产或由纳税人承担无上限的救助。金融服务补偿计划则另行承担存款保险职能。
2023年3月发生了一起实际案例:英格兰银行运用其处置权,以1英镑的价格将英国硅谷银行转让给汇丰银行。这笔交易是在其美国母公司倒闭后进行的,使英国子公司的银行服务得以延续。该案例展示了转让机制的运用,说明并非所有银行倒闭都必须通过国有化或清算来处理。
纸币、支付与英镑基础设施
英格兰银行为英格兰和威尔士发行纸币,并通过防伪设计、配送、真伪鉴别以及回收不宜流通的纸币,维护公众对货币的信心。英国硬币并非由该行发行,而是由皇家铸币厂制造。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商业银行在另一套制度框架下保留获授权的纸币发行职能,其发行所需的资产担保要求由英格兰银行监督。
英格兰银行纸币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具有法定偿付地位,但“法定偿付”的含义比商店普遍接受某种货币要狭窄。它涉及某些债务的有效清偿,并不意味着零售商负有接受所有形式现金的普遍义务。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英格兰银行纸币同样广泛使用,但其法定偿付地位有所不同。这些区别源于英国的货币与法律历史,并不意味着英镑在各地具有不同价值。
英格兰银行按面额逐步推出塑料钞票:5英镑钞票于2016年推出,10英镑于2017年推出,20英镑于2020年推出,50英镑于2021年推出。塑料材质提高了钞票的耐用性,也使透明视窗、全息图案等防伪特征得以应用。纸质20英镑和50英镑钞票自2022年9月30日起不再具有法定偿付地位,但已退出流通的英格兰银行纸币仍可在该行兑换。印有查尔斯三世国王肖像的钞票于2024年6月5日进入流通,与现有印有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肖像的钞票并行使用。
大多数货币支付以电子方式而非现金完成。英格兰银行运营英镑实时全额结算服务,符合资格的机构通过该服务使用中央银行货币结清债务。“实时”是指结算在营业日内进行,无须等待日终统一清算;“全额”是指各笔支付可以单独结算,而非仅按轧差后的净额结算。使用中央银行货币结算,可以减少对私营结算机构信用风险的敞口。
英国的大额英镑支付系统CHAPS使用这套基础设施。英格兰银行于2017年成为CHAPS系统的运营方。该服务处理大型企业付款、金融市场结算及许多房产交易付款等业务。其他支付系统则通过英格兰银行的账户结清净额债务,因此,即使个人用户从未在该行开立账户,日常零售支付仍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相联系。
英格兰银行还与英国财政部共同研究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这种货币通常被称为“数字英镑”。2023年的咨询文件提出了一种潜在方案,即通过私营部门提供的接口分发零售型中央银行货币,但这并不意味着已决定发行。相关议题包括隐私保护、系统韧性、支付创新,以及存款转为数字中央银行货币后可能对银行资金来源产生的影响。研究一种设计方案与授权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工具之间的区别,是这项工作的根本前提。
国际职责、研究与机构监督
英镑在国际上的使用,以及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使英格兰银行的职责超出了国内货币环境的范围。设在英国的金融机构开展着大量跨境银行业务、证券交易和衍生品业务。源自海外的冲击可能影响英镑融资或英国境内的信贷供给,而伦敦市场陷入困境也可能波及其他司法管辖区。
英格兰银行通过国际清算银行与其他中央银行合作,并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金融稳定工作。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负责制定共同的审慎监管标准,金融稳定理事会则协调应对跨越国界和行业界限的脆弱性。这些机构并不取代国内法律:其标准和建议必须通过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机构落实。
中央银行之间的货币安排提供了另一条合作渠道。在市场承压时期,银行可能需要以外币融资,而其本国中央银行无法创造这种货币。主要中央银行之间的互换安排,可以按适当条件帮助提供所需货币。英格兰银行参与了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欧洲中央银行及其他主要中央银行组成的常设双边流动性互换安排网络。这些机制旨在缓解融资压力,而非固定汇率。
英格兰银行还为外国中央银行及官方机构提供银行和托管服务。其金库为官方部门客户及部分其他账户持有人保管金条,为伦敦黄金市场提供支持。受托保管的黄金不应与英格兰银行或英国政府拥有的黄金混为一谈。同样,英格兰银行作为代理人管理政府的外汇储备,并不意味着这些资产归其所有。
研究工作为英格兰银行履行政策和业务职责提供支持。经济学家和各领域专家研究通胀动态、劳动力市场行为、家庭财务状况、银行业网络、金融市场结构和支付技术。各地区代理处直接向英国各地企业收集信息,以有关当前经营状况、招聘、投资和定价的资料补充全国统计数据。公开发表的工作论文和演讲,使其中一部分分析得以接受外界审视。
预测工作和机构表现本身也受到审视。2023年,英格兰银行委托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前主席本·伯南克评估其预测工作及相关流程。评估报告于2024年4月发布,建议改进分析基础设施、预测方法和沟通方式,包括更加重视不同情景及风险。此类评估将无法预见所有冲击这一不可避免的局限,与能够改进的流程问题区分开来。它们与议会监督、外部研究以及政策分歧的公开共同构成了一套机制,使这一技术专业性很强的机构接受审视,同时又不必让每一项业务决策都听命于政府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