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现率是将未来的付款、收款或其他具有价值的结果折算为较早时点等值金额所使用的比率。它是计算现值的核心要素:当贴现率为正时,未来收到的一笔款项,其当前价值低于立即收到的同等金额。贴现使不同时点发生的金额具有可比性,也是投资、证券、养老金义务、公共项目及环境影响估值的基础。
适用的贴现率取决于估值对象。金融估值通常根据可比投资的收益率确定贴现率,并考虑这些投资的收益时间和风险。公共项目评估则可能采用社会贴现率,以反映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资源配置。这个术语在中央银行业务中还有一种独立的制度性含义:贴现率可以指中央银行向银行发放特定贷款时收取的利率。这些含义都与资金在不同时点的价格有关,但不能混为一谈。
数学基础与估值惯例
贴现是复利计算的逆过程。如果今天投入的金额 按年利率 计息,那么 年后的价值为 。将这一关系反推,可得
其中,乘数 称为贴现因子。贴现率描述不同日期的金额之间的换算比率,而贴现因子则表示在未来某一特定日期收到一个货币单位所对应的现值。按每年 5% 的贴现率计算,十年后收到的 100,其现值约为 61.39;按 2% 计算,现值则约为 82.03。随着时间跨度延长,这种差异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于一系列现金流,现值等于各笔现金流贴现后金额的总和。如果一个项目需要立即投入成本 ,随后产生现金流 ,则其净现值为
净现值为正,意味着在给定的现金流估计和贴现率下,项目创造的价值超过投入资源的价值。但这并不能证明各项预测都准确无误、融资一定能够到位,或是在考虑未纳入计算的约束条件后,该项目仍是更优选择。贴现是一种估值运算,不能替代预测。
计算时必须明确现金流发生的时点和复利计息惯例。如果名义年利率为 ,每年复利计息 次,那么 年对应的贴现因子为 。如果按利率 连续复利计息,贴现因子则为 。因此,在不同计息惯例下,即使利率数值相同,得出的现值也未必相同。比较利率时,通常使用实际年利率,将不同利率换算到统一口径。
利率也取决于所采用的时间单位。月利率未经换算,不能直接用于按年度时点发生的现金流。实际估值会区分期初、期末和年中现金流惯例,金融合同也可能规定特定的计息天数规则。在一年中点收到一笔款项,与在年末收到同一笔款项,在经济意义上并不相同。对于未来的一笔正向收入,贴现率越高,现值越低;对于未来的一笔支出,贴现率越高,其现值成本的绝对值越小。当正负现金流混合存在时,贴现率对总净值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
机会成本、通货膨胀与期限结构
金融贴现的经济学基础是机会成本。资源一旦投入某种用途,就无法同时获得用于其他用途时本可取得的回报。因此,恰当的比较应当在币种、时间和风险相近的备选方案之间进行,而不是简单地以市场上能观察到的最高回报率为基准。下个月到期的一笔有担保付款,与预计二十年后才能取得的一笔投机性业务收入,其机会成本并不相同。同样,企业自身的借款利率也不一定适用于其开展的所有活动:融资条件与相关资产的经济风险是两个不同的考量因素。
名义贴现与实际贴现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名义现金流包含预期的价格水平变化;实际现金流则以某个指定基年的购买力表示。名义现金流需要使用名义利率,而实际现金流需要使用实际利率。对预期通货膨胀作简化处理时,两者的关系为
其中, 为名义利率, 为预期通货膨胀率。例如,3%的实际利率和2%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意味着名义利率为5.06%,而不是恰好5%。当通货膨胀存在不确定性时,对这一关系的解释还取决于现金流以及用于比较的证券所包含的通货膨胀风险。
采用单一且固定的利率,通常是一种方便的近似方法。在证券市场中,一笔付款适用的利率取决于其到期期限。收益率曲线描述收益率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而贴现曲线则给出用于对各个特定日期的付款进行估值的贴现因子:
如果 是期限为 、按年复利计算的即期利率,那么 。因此,不同的付款可以采用不同的即期利率进行贴现。使用单一利率计算,可能掩盖短期与长期融资条件之间的重大差异。
币种的一致性同样重要。以欧元计价的现金流,通常需要采用适用于欧元计价债权的利率;不能仅仅因为美元利率看起来更有利,就直接用它来替代。逻辑一致的跨币种估值必须使货币换算、通货膨胀假设和贴现因子相互协调。负贴现率在数学上是可能的,也曾出现在部分国债市场中。对于一笔确定可收取的正金额付款,负利率会使其现值超过未来的名义金额。这并不意味着贴现方法失效,而是反映了投资者以当前资金换取未来资金请求权时所接受的交易条件。
风险调整与状态依存估值
用于风险现金流的贴现率通常包含对某些不确定性的补偿。这种补偿并非仅由单项投资结果的波动程度决定。在基于投资组合的理论中,可以通过多项投资分散的风险,不一定需要获得与那些始终关联于整体经济状况的风险相同的溢价。某项资产若在经济衰退期间收益不佳,其价值可能低于另一项预期收益相同、但在衰退期间表现良好的资产。两者的预期金额和支付日期或许完全相同,经济作用却有所不同。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给出了一种广泛使用的股权必要收益率估算方法:
其中, 为无风险利率, 为预期市场风险溢价, 衡量资产收益率对市场投资组合收益率的敏感程度。该模型源于威廉·夏普、约翰·林特纳和扬·莫辛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在实际应用中,需要选择市场基准、估计区间以及前瞻性的风险溢价。这些输入参数都存在不确定性,而且该模型并不意味着一次基于历史数据的回归就能涵盖所有风险来源。
一种更一般的表达方式采用随机贴现因子:
未来收益 和贴现因子 都可能随世界的不同可能状态而变化。在基于消费的模型中,如果一笔收益在消费边际价值较高的状态下获得,它就尤其有价值。上述定价方程通过赋予不同结果不同的权重来体现这一点,而不是简单地按某个统一比例削减预期收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类似保险的资产可能具有较低的预期收益率:它们的支付集中在获得支付尤为有价值的状态下。
风险既可以通过调整现金流来处理,也可以通过调整贴现率来处理,但各项调整必须相互一致。确定性等价将风险收益转换为经过风险调整的确定金额,随后便可按适当的无风险利率贴现。另一种做法是,在适合采用这种表达方式时,按经过风险调整的必要收益率对预期现金流进行贴现。若针对某项风险削减现金流,又另行针对同一风险加上全额风险溢价,就可能重复计入该风险。同样,以较高的贴现率对存在风险的未来成本进行贴现,可能会人为地低估这些成本的重要性。当风险随时间变化,或项目能够抵御不利经济状况时,状态依存估值往往能提供更有用的信息。
企业投资与企业估值
在公司金融中,折现率将投资决策与资本成本联系起来。企业投资于工厂、软件平台或收购项目时,会将预期收益与资金提供者要求的回报进行比较。现金流折现法根据企业未来预期产生的现金流,而不只是会计利润,来估算企业价值。应采用何种折现率,取决于所估值的现金流归谁所有:可供全体资本提供者支配的现金流,与仅可供股东支配的现金流,代表着不同的索取权。
企业自由现金流通常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进行折现:
其中, 和 分别为股权和债务的市场价值, 和 分别为两者要求的回报率, 为适用的边际企业所得税税率。税项调整反映了在模型假设下,利息可在税前扣除所带来的价值。这一调整并非普遍适用:利息扣除可能受到限制,税务亏损可能使相关利益延后实现,而且不同司法管辖区的规定也各不相同。权重通常应反映适用的融资政策,而不只是历史账面价值。
股权自由现金流则采用股权资本成本进行折现。混用这两种方法会导致错误。例如,先从经营现金流中扣除利息,再以 WACC 对结果进行折现,就混淆了融资成本与经营活动估值。对整个企业统一使用一个折现率,也可能导致对经济风险不同的业务部门估值失准。受监管的公用事业业务与处于早期阶段的生物技术项目,并不会仅仅因为同属一家公司,就必然适用相同的折现率。可比上市企业可以提供有关风险的参考依据,但财务杠杆、业务构成和经营条件的差异会增加比较的难度。
长期假设往往对企业估值起决定性作用。如果假设预测期结束后的现金流以增长率 永续增长,那么在该期末的终值可表示为
前提是相关假设足以支持永续增长,且 。若下一期现金流为 10,增长率为 3%,折现率为 8%,则终值为 200;若将折现率提高到 9%,终值便降至约 166.67。这种敏感性说明了列示不同假设情景的重要性。由于资本配给、对预测可靠性的顾虑或管理政策等原因,企业内部设定的最低可接受收益率可能高于估算的资本成本,但这一最低收益率与经济意义上的折现率并不一定相同。
债券、市场价格与利率敏感性
对常规固定利率债券进行估值时,需要将票息和到期偿还的本金贴现。如果所有支付都是确定的,且存在适用的零息利率曲线,就可以使用各笔支付对应期限的贴现因子来估值:
其中, 表示票息支付, 表示到期应偿还的本金。零息债券只有一笔预定支付,因此其价格、期限与相应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尤为直接。
到期收益率是指在指定的复利计息约定下,使债券合同约定的各笔支付现值之和等于其市场观察价格的单一利率。它概括了该价格所隐含的收益率,但不一定等于用于对各笔支付估值的每一个即期利率,也不代表有保证的实际收益率。实际投资表现取决于是否发生违约、提前出售债券时的售价,以及票息的再投资情况。当收益率曲线并非水平时,即使两只债券的信用质量没有差异,其收益率也可能不同,部分原因就在于各笔支付在时间上的分布不同。
对于公司债券及其他可能违约的债券,信用风险使贴现率的解释更为复杂。一旦考虑潜在的违约及违约回收,承诺支付的金额就不等于预期支付的金额。估值时,可以明确建模预期损失,也可以采用与现金流处理方式相一致的利差法。市场观察到的信用利差还可能反映风险溢价、流动性状况和合同特征,因此并不是对违约损失的纯粹预测。含有赎回或转换期权的债券需要额外分析,因为其现金流可能随市场状况而变化。
固定收益证券对收益率变动的敏感性,可部分用久期来概括。对于幅度较小的收益率平行变动,
其中, 为修正久期, 以小数表示。因此,一只修正久期为 7 的债券,在收益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后,若不考虑曲率及其他变化,其价值将下降约 7%。对于幅度较大的变动,加入凸性可以提高近似估算的准确性。期限较长的支付通常对贴现率变化更敏感,因为利率变化的影响会在更多期数内复合累积。不过,收益率曲线的非平行移动、信用利差的变化以及嵌入式期权意味着,任何单一的久期指标都无法涵盖价格变动的所有来源。
会计计量与长期义务
当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取决于跨期支付的款项时,会计就需要运用折现率。相关应用包括养老金、租赁、减值测试、预计负债以及某些保险计量。采用何种折现率,取决于计量目标和适用的会计准则。用于计量市场交易的利率,并不一定能与针对某项特定义务规定的利率互换使用。因此,看似相似的未来付款,可能因其所涉及的会计问题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计量方式。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IAS 19),设定受益养老金义务应参照报告日高质量公司债券的市场收益率进行折现。如果此类债券不存在深度市场,则采用政府债券收益率。作为参照的债券,其币种和期限必须与福利义务的币种和期限相匹配。这一框架并非简单地按照养老金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对负债进行折现。资产的预期表现与已承诺员工福利的现值,是养老金会计中两个不同的要素。
租赁计量是另一个例子。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IFRS 16),承租人通常应采用租赁内含利率对租赁付款额进行折现,前提是该利率能够容易地确定;否则,承租人应采用其增量借款利率。该利率应反映期限、担保条件、取得价值相近资产所需的金额以及经济环境等相关特征。对所有租赁一律采用同一个无担保企业借款利率,可能无法反映这些特征。即使合同约定的付款额保持不变,折现率的差异也可能对租赁负债的初始计量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资产减值,《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IAS 36)区分了使用价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使用价值的计算采用税前折现率,以反映市场当前对货币时间价值以及尚未在现金流量中体现的资产特定风险的评估。在这种情况下,重复计入风险同样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相关折现率必须与现金流量假设相匹配,而不能只是照搬企业偏好的最低可接受收益率。
折现还会使长期义务的账面金额随着清偿日期的临近而增加。假设一笔十年后到期、金额为1,000的付款,最初按固定的5%折现率计量,其现值约为613.91。一年后,距离付款日还剩九年,在所有假设均未改变的情况下,其现值约为644.61。这一增加额是折现的转回,而不是新增的合同付款。此后,市场利率或预计清偿金额的变化还可能引起其他计量变动,其会计处理取决于适用的规则。
社会贴现与代际决策
公共部门的成本收益分析通过贴现,比较成本和收益发生在不同时点的项目。铁路可能需要先投入巨额建设资金,随后才能在数十年间持续节省出行时间;防洪工程可能需要立即支出成本,却能在遥远的未来减少不确定的损失。社会贴现率涉及不同人群和世代之间的资源配置。它不一定等于私营企业的资本成本,因为税收、外部效应、分配方面的考量,以及财务回报与社会回报之间的差异,都可能使市场激励与社会价值评估产生偏离。
两种主要方法关注不同的边际权衡。社会机会成本法考察公共投资挤占资本的其他用途时所放弃的回报。社会时间偏好法则考察社会在不同时点的消费之间进行交换的比率。税收和其他扭曲因素可能使这两种比率出现差异。因此,一些评估框架会区分消费效应与被挤出的投资,包括利用影子价格,将不同的资源变化换算到共同的估值基础上。最终计算结果不仅取决于选定的百分比,还取决于假设项目会挤占何种资源用途。
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以消费为基础的表达式是拉姆齐规则:
其中, 为纯时间偏好率, 为人均消费增长率, 为边际效用相对于消费的弹性。在简单的代表性个体模型中,未来消费增长越快,贴现率就越高,因为对更富裕的受益者而言,额外一单位消费的价值更低。参数 则单独反映对不同时点的效用赋予的权重。这一表达式建立在特定假设之上;不确定性、消费增长的不均等以及项目特有的风险,都需要另行处理。
气候变化涉及的时间跨度很长,因此贴现率的选择尤为重要。按年复利计算,100 年后获得的 100 万收益,在贴现率为 1% 时,现值约为 369,711;贴现率为 3% 时,约为 52,033;贴现率为 5% 时,则约为 7,604。这些差异可能大幅改变对减少未来损害所带来价值的评估。2006 年的《斯特恩报告》采用了每年 0.1% 的纯时间偏好参数,同时对增长和效用函数的曲率作出了假设。该参数本身并不是完整的贴现率。不同气候经济学评估之间的差异,既反映了关于未来福祉的伦理假设,也反映了关于增长、风险、损害和减缓措施的经验性假设。
在某些特定模型下,未来利率或消费增长的不确定性,可以为长期有效贴现率随时间递减提供依据。如果未来贴现率不确定,对各情景的贴现因子取平均,通常不等同于按平均贴现率进行贴现。低利率情景对遥远未来金额的现值贡献占比会格外大。这并不能确立一种普遍正确的递减贴现率路径,但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不确定性并非总能用固定的平均贴现率来表示。项目风险仍然重要:集中在未来经济状况较差时出现的收益,可能比集中在繁荣时期出现的收益更有价值。分配权重与环境损失估值是相互关联但又有区别的问题;仅靠改变贴现率,无法涵盖对风险暴露不均或不可逆损害的所有关切。
历史发展与行为贴现
贴现的数学方法源于商业利息计算、年金和金融合约,但对贴现含义的阐释后来成为现代资本理论和跨期选择理论的核心。欧文·费雪在1907年的《利息率》和1930年的《利息理论》中,深入探讨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偏好,以及将现有资源转化为未来产出的机会,二者如何相互作用。这一框架区分了推迟消费的意愿与使推迟消费值得的生产机会。由此,市场利率可以理解为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仅由时间偏好决定。
弗兰克·拉姆齐1928年的论文《储蓄的数学理论》,将一种研究跨期储蓄与福利的方法形式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保罗·萨缪尔森1937年的论文《效用测量札记》提出了贴现效用模型,后来成为表示跨期偏好的标准方式。在其指数形式中,各期效用的权重与 成正比,其中贴现因子 为常数。在简化的确定性解释下,对应的贴现率为 。然而,对效用进行贴现并不等同于对货币进行贴现:两者的关系还取决于效用函数以及消费随时间变化的方式。
指数贴现具有一种独特的一致性。如果偏好和相关情境保持不变,赋予未来两个时点的相对权重就不会仅仅因为这两个时点都变得更近而改变。行为研究的实证结果却经常发现偏离这一模式的情况,包括在某个选项可以立即兑现时,人们会表现得更加缺乏耐心。理查德·塞勒、乔治·安斯利、戴维·莱布森等人的研究,推动了行为经济学中对此类选择的研究。一个人可能宁愿在31天后获得110,也不愿在30天后获得100,却又宁愿今天获得100,而不是明天获得110,尽管两种情况下备选方案之间的时间间隔都是一天。
一种表示方式是双曲贴现,其贴现函数例如:
该函数所隐含的贴现率随等待时间的延长而下降。一种相关且广泛使用的模型形式是准双曲贴现:今天的效用权重为1,而时点 的效用权重为 。当 时,模型通过对即时结果赋予额外权重来刻画现时偏差。这类偏好可能导致偏好反转,并产生对承诺机制的需求。
通过实验估计的“个人贴现率”,不一定能与债券收益率或企业估值所用的贴现率相比较。人们在不同日期收到款项之间作出的选择,还可能反映借贷约束、对款项能否兑现的疑虑、交易成本、不确定性,以及对奖励进行心理归类的差异。估计结果会随奖励的金额、形式和实验方法而变化。行为贴现关注个人在跨期选择中实际如何决策,而市场贴现率用于为金融债权定价,社会贴现率则服务于特定的公共项目估值框架。数值相近,并不能证明它们衡量的是同一事物。
中央银行贴现率及相关贷款机制
在中央银行业务中,贴现率有其特定的制度含义:中央银行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收取的利率。历史上,贴现通常是指银行在短期商业票据到期前,以这些票据换取资金。中央银行支付的金额低于票面价值,扣除的金额取决于距付款日的剩余时间和适用利率。这种做法促成了“贴现”这一术语的确立,不过,现代中央银行信贷通常采用抵押贷款的形式,而非折价购买商业票据。
在美国,美国联邦储备系统通过贴现窗口向符合条件的存款类机构提供贷款。其主要计划包括一级信贷、二级信贷和季节性信贷。一级信贷通常面向被认定财务状况稳健的机构,但须满足该计划的要求,并提供合格的抵押品。二级信贷面向不符合一级信贷资格的机构,发放条件更为严格。季节性信贷则用于满足符合条件的机构周期性的季节性资金需求。美国财经报道所称的贴现率,通常指一级信贷利率。
各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制定贴现率,并须经联邦储备理事会审查和决定。这些由官方设定的贷款利率不同于联邦基金利率,后者涉及符合条件的机构之间准备金余额的隔夜借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设定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而美联储则通过其政策实施框架影响市场状况。因此,不应将贴现率视为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另一种名称,也不应把所有政策利率都称为贴现率。
其他中央银行采用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术语。欧洲中央银行设有边际贷款机制,英格兰银行则运行自身的流动性支持机制。由于资格要求、抵押品、期限、定价及操作目的各不相同,这些利率并不总能直接比较。获得中央银行信贷可以支持流动性,并有助于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但公布的利率只是贷款机制设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借款还可能受到操作准备程度及污名效应的影响,包括借款机构担心交易对手会如何解读其使用这类贷款的行为。
中央银行贷款条件的变化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状况,进而影响私人部门估值所采用的折现率。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也不一定是一比一的传导。长期利率还反映了对未来政策、通货膨胀、期限溢价和信贷状况的预期。因此,即使中央银行贴现率保持不变,长期债券收益率或企业要求的回报率也可能出现大幅变动。反过来,中央银行利率的变化,也并不意味着养老金负债、企业收购或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所用的折现率必须作出某种唯一确定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