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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金融与投资 / compound-interest

复利

复利是对初始本金及此前累积的利息一并计息,使余额随时间呈乘法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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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年化百分率计息天数惯例对数现值机会成本金融市场债券(金融)复利

复利是以初始本金连同此前已计入本金的利息为基础计算的利息。当利息留在账户中,或计入债务本金时,就成为余额的一部分,后续利息也据此计算。这一点使复利区别于仅按初始本金计算的单利。在利率固定且为正的情况下,若不存入或取出资金,余额将呈指数增长,而不是每期增加相同的金额。

复利是储蓄、借贷、投资估值和长期财务义务中的基本概念。它解释了为什么收付款时间很重要,为什么看似微小的利率差异在几十年后会造成巨大差距,以及为什么年利率并不总能与月利率或日利率直接比较。复利的数学原理也是折现、贷款摊还和投资绩效衡量的基础。不过,实际财务结果取决于合同约定、利率变动、现金流、费用、税收、通货膨胀和风险,而不只是复利公式。

数学结构及其与单利的区别

设 PP 为初始本金,ii 为每个复利计息期的利率,nn 为期数。如果每期结束时都将利息计入余额,且没有额外存款或提款,则累积金额为

An=P(1+i)n.A_n=P(1+i)^n.

这一机制具有递推性:Ak+1=Ak(1+i)A_{k+1}=A_k(1+i)。第一期结束后,余额由本金和第一期利息组成。第二期内,这两部分都会产生利息。如此反复,便形成等比数列。累积利息总额为 An−PA_n-P,而不是 PinPi n,因为每次将利息计入本金后,计息基数都会发生变化。

相比之下,相同期数内按单利计算的累积金额为

Ansimple=P(1+ni).A_n^{\mathrm{simple}}=P(1+ni).

假设本金为1,000个货币单位,年利率为5%,无论采用哪种计息方式,一年后都会增至1,050。两年后,按年复利计算的金额为1,102.50,按单利计算则为1,100。十年后,两者的余额分别约为1,628.89和1,500。起初差异很小,因为累积的利息尚少;随着此前获得的利息在每期收益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差异也会扩大。

将复利表达式展开,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额外收益的来源。以三期为例,

P(1+i)3=P(1+3i+3i2+i3).P(1+i)^3=P(1+3i+3i^2+i^3).

其中,3Pi3Pi 项对应单利部分,其余各项则体现了利息继续产生利息的效果。更一般地说,当利率为正且期数为整数 n>1n>1 时,复利累积金额高于相应的单利累积金额。这一比较以本金、每期利率和经过的时间完全相同为前提;对于利率定义不同的合同,不能仅将各自标示的百分比代入同一表达式来进行比较。

复利是一种累积规则,并不保证结果在经济上有利。如果 −1<i<0-1<i<0,余额就会以乘法方式递减。如果各期利率不同,相应的表达式为 P∏k=1n(1+ik)P\prod_{k=1}^{n}(1+i_k)。此外,利息必须留在账户中,才能继续计入本金:如果每次收到利息都将其取出,原账户的余额就不再遵循复利增长公式。因此,这一数学模型区分了三个不同的问题:采用的利率、利息计入本金的时点,以及收益是否继续用于投资。

复利频率与年利率惯例

金融合同通常报出名义年利率,但按短于一年的周期计息。若名义年利率为 jj,每年复利 mm 次,则按惯例,每期利率为 j/mj/m。对于包含整数个此类计息期的 tt 年,累积余额为

A=P(1+jm)mt.A=P\left(1+\frac{j}{m}\right)^{mt}.

按月复利通常对应 m=12m=12,按季度复利对应 m=4m=4,按年复利对应 m=1m=1。按照这一惯例,在利率为正且名义年利率保持不变时,提高复利频率会增加累积金额,因为利息能更早开始产生额外利息。

有效年利率表示在指定复利假设下,一年内资金实际增长的比例:

ieff=(1+jm)m−1.i_{\mathrm{eff}}=\left(1+\frac{j}{m}\right)^m-1.

名义年利率为 12%、按月复利,意味着月利率为 1%,有效年利率约为 12.6825%。若名义年利率同为 12%,但按年复利,则一年的增长率恰好为 12%。反过来,与 12% 的有效年利率等价的月利率为 (1.12)1/12−1(1.12)^{1/12}-1,约为 0.9489%,而不是 1%。只要所报利率采用不同的复利间隔,就必须注意这一区别。

年百分率是一项信息披露指标,其法律定义因司法管辖区和金融产品而异。它可能计入规定的费用,并采用指定的年化计算程序;它并不总是等同于名义利率或有效年利率。存款信息披露则可能采用年收益率,以反映既定假设下的复利效果。即使是有效年利率,本身也无法说明提前支取罚金、浮动利率条款,或某项费用是否已从余额中扣除。

复利频率还必须与利息计提区分开来。账户可能每天计算利息,但每月才将利息计入账户,因此,每日计息并不一定意味着当天计提的利息会立即成为可生息的本金。计息天数惯例决定一段时间折合为一年的多少:实际天数除以 365,与实际天数除以 360,可能得出不同的金额。闰年、营业日调整、舍入以及不足一个完整计息期的处理方式,也可能影响结果。对于不足一个完整复利期的时段,有些合同按时间比例以单利计息,而不是采用分数指数计算。因此,只有当时间安排和利率假设与适用合同一致时,这一常见公式才是精确的。

连续复利、对数与翻倍时间

连续复利是指在名义年利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计息频率无限增加时得到的数学极限。将该利率记为 rr,则

A(t)=lim⁡m→∞P(1+rm)mt=Pert,A(t)=\lim_{m\rightarrow\infty} P\left(1+\frac{r}{m}\right)^{mt} =Pe^{rt},

其中,ee 是自然对数的底数。这是一个指数增长模型。它也是微分方程 dA/dt=rAdA/dt=rA 的解,即余额的瞬时变化率与当前余额成正比。连续复利在金融理论中尤其便于使用,因为取对数后,各个相继时段内增长因子的相乘就转化为相加。

当满足下式时,连续复利利率与有效年利率描述的是相同的增长:

r=ln⁡(1+ieff).r=\ln(1+i_{\mathrm{eff}}).

因此,5% 的连续复利年利率对应的有效年利率为 e0.05−1e^{0.05}-1,约为 5.1271%。5% 的有效年利率对应的连续复利利率为 ln⁡(1.05)\ln(1.05),约为 4.8790%。这些只是同一个增长因子的不同表示方式;只要换算匹配,就不代表不同的财务收益。仅仅改变利率的报价惯例,并不会创造额外财富或减少债务。

对数也可用于计算达到目标余额所需的时间。在有效年利率恒定为 i>0i>0 时,本金增长至原来的 KK 倍所需的时间为

t=ln⁡Kln⁡(1+i).t=\frac{\ln K}{\ln(1+i)}.

翻倍时,K=2K=2。利率为 5% 时,理论翻倍时间约为 14.21 年;利率为 10% 时,约为 7.27 年。如果只在每年固定的日期将利息计入本金,则将所需期数向上取整,即可确定首次达到或超过初始金额两倍的年末入账余额出现在哪一年。计算结果若包含不足一年的部分,则意味着所采用的累积规则允许进行插值计算。

72 法则是一种心算近似方法:用 72 除以以百分数表示的年利率,即可估算翻倍所需的年数。利率为 8% 时,这一法则给出的结果是九年,而按年复利计算的精确值约为 9.01 年。其准确程度随利率而异。与之相关的 69.3 法则源于 100ln⁡2100\ln 2;当连续复利利率以百分数表示时,除去舍入误差,该法则可给出精确的翻倍时间。这些法则均以利率恒定且为正、期间没有现金流入流出为前提。当投资回报波动、期间追加存款,或费用持续削减增长因子时,这类法则的参考价值就会降低。

贴现与未来款项的估值

复利计算将一笔金额向未来推算;贴现则是这一运算的逆过程。如果一笔金额 FF 将在距今 nn 期后支付,且适用的每期利率为 ii,那么它的现值为

PV=F(1+i)n.PV=\frac{F}{(1+i)^n}.

分母是累积因子,其倒数是贴现因子。按 5% 的年贴现率计算,十年后支付的 1,000,其现值约为 613.91。这并不意味着未来支付的金额真的变小了,而是表示在给定的估值利率下,不同日期的金额之间存在等值关系。

贴现所采用的利率取决于所考察的经济问题。在简单的确定性比较中,它可以代表特征相近的替代投资所能获得的回报,从而将计算与机会成本联系起来。金融市场中的估值还取决于不确定性、可交易性以及支付时间。对于有风险的付款承诺,通常不能仅仅因为合同规定了利率,就将其视为确定无疑的付款来估值。不同方法对风险的体现方式不同,可以调整贴现率、调整预期现金流,或采用依状态而定的价格。

对于多笔未来款项,需要分别对每笔现金流进行贴现,再将结果相加。如果 CtC_t 是在时点 tt 支付的款项,则

PV=∑t=1NCt(1+i)t.PV=\sum_{t=1}^{N}\frac{C_t}{(1+i)^t}.

这一结构是债券估值的核心,因为票息支付和本金偿还发生在不同日期。附息债券本身并不会让每笔票息自动产生复利。每笔票息都会支付给持有人;要达到某一特定的期末财富水平,可能需要将这些票息再投资。到期收益率是使约定支付的现金流现值等于债券价格的贴现率,而实际实现的复利累积财富则取决于实际收到的款项以及再投资时可获得的利率。

采用单一且恒定的贴现率是一种简化假设。收益率曲线描述了市场收益率如何随到期期限变化;针对各笔款项进行估值时,可以分别使用不同的贴现因子 DtD_t,从而得到 PV=∑CtDtPV=\sum C_tD_t。将利率换算为这些因子时,复利计算惯例必须保持一致。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项目评估和成本收益分析,不过,当收益或成本延续数十年时,贴现率的选择可能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远期款项的现值对利率变化高度敏感,即使利率只有小幅变动也不例外,因为利率通过指数反复发挥作用,而不是仅将金额折减一次。

定期存款、取款与摊销贷款

许多账户会持续收到存入的款项,而非仅在最初存入一笔资金。假设每期期末存入固定金额 CC,此后每笔存款均按相同的每期利率 ii 生息。经过 nn 期后,这些存款累积为

FV=C(1+i)n−1i,FV=C\frac{(1+i)^n-1}{i},

其中 i≠0i\ne0。这就是普通年金的终值。第一笔存款计息 n−1n-1 期,下一笔计息 n−2n-2 期,最后一笔在估值日之前不产生利息。如果在每期期初存款,每笔款项便会多增长一期,因此需将上述表达式乘以 1+i1+i。

初始本金与后续存款可以合并计算:

An=P(1+i)n+C(1+i)n−1i.A_n=P(1+i)^n+ C\frac{(1+i)^n-1}{i}.

例如,以0.5%的月利率,在十年内每月月末存入100,最终可累积至约16,387.93。存入款项合计为12,000,其余为累积利息。这一计算假定利率不变、每期均按时存款,且没有任何扣款。利率为零的情形可通过取极限得到,结果为 An=P+nCA_n=P+nC。更一般地,对于不定期的存款和取款,必须分别从其实际发生日期推算至最终计算日。

同样的数学原理也可反过来用于摊销贷款。对于初始余额为 LL、每期利率为 ii、分 nn 期于每期期末等额还款的贷款,每期还款额为下式时,贷款即可全部还清:

M=Li1−(1+i)−n.M=L\frac{i}{1-(1+i)^{-n}}.

每笔还款首先用于支付当期应付利息,剩余部分用于偿还本金。一笔100,000的贷款,若按6%的名义年利率、即0.5%的月利率,在30年内按月偿还,则每月本息还款额约为599.55。首笔还款中,500用于支付利息,约99.55用于偿还本金。随着未偿余额下降,后续各期还款中的利息部分也会逐渐减少。

这种结构说明,标准的抵押贷款虽然采用复利数学来确定还款额,却不一定会出现未付利息无限累积的情况。其余额遵循递推关系 Bk+1=Bk(1+i)−MB_{k+1}=B_k(1+i)-M。如果还款额低于当期收取的利息,余额就可能增加;当未付利息计入本金时,就形成了负摊销。仅支付利息的还款会使本金保持不变,而更高的还款额则会减少本金。费用、还款分配规则、浮动利率以及利息资本化事项,都可能改变这些模式。因此,如果不了解还款计划和利息资本化条款,就无法仅凭利率推断债务的变化轨迹。

投资回报、再投资与不确定性

累积公式不仅适用于合同约定的利息,也适用于投资的总回报。如果一项资产在连续各期的收益率为 R1,…,RnR_1,\ldots,R_n,在将分配所得再投资且没有外部现金流的情况下,其期末财富为

Wn=W0∏t=1n(1+Rt).W_n=W_0\prod_{t=1}^{n}(1+R_t).

对于股票,总回报既包括价格变动,也包括股息等分配所得。因此,仅反映价格的序列可能低估股息再投资情况下的历史投资累积价值。另一方面,再投资可能涉及税费、交易费用,实际买入价格也可能不同于理想化总回报指数所假定的价格。以乘法计算回报的方式与复利类似,但不确定的市场回报并不是承诺支付的利息。

几何平均收益率是指能够产生实际观测到的期末财富的恒定每期收益率:

g=[∏t=1n(1+Rt)]1/n−1.g=\left[\prod_{t=1}^{n}(1+R_t)\right]^{1/n}-1.

它不同于算术平均收益率,后者是各期收益率之和除以期数。先上涨20%,再下跌20%,得到的财富倍数为 1.2×0.8=0.961.2\times0.8=0.96,即累计亏损4%。算术平均收益率为零,但几何平均收益率约为 −2.02%-2.02\%。亏损50%后,需要再上涨100%才能恢复到原有金额,因为后续涨幅作用于更小的基数。

在收益率较小且满足适当条件时,算术平均收益率与几何平均收益率之差约为收益率方差的一半。这一关系通常称为“波动率拖累”,但它并不是一项额外费用或现金流出,而是源于回报的乘法结构。对于随机收益率,还需注意区分期末财富的期望值与对数增长的期望值。如果各期收益率相互独立,且具有相同的有限算术均值,就可以利用该均值计算期末财富的期望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与之对应的增长路径具有典型性或必然会实现。

在期间没有外部现金流的情况下,一组给定收益率的先后顺序不会影响期末财富,因为乘法满足交换律。但如果期间有资金存入或提取,顺序就会产生影响:在大额提款之前发生亏损,可能会使可供日后回升的本金大幅减少。这就是收益顺序风险。时间加权收益率通过连乘各子期间的增长因子,将投资表现单独衡量出来;资金加权收益率则反映外部现金流的规模和发生时间。这些区别对共同基金、养老金和捐赠基金十分重要,因为其报告的投资表现与实际累积财富所回答的问题虽有关联,却并不相同。

通货膨胀、税收、费用与实际积累

名义余额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购买力也有同等幅度的增长。如果一项投资在某一期间获得的名义收益率为 ii,而同期物价上涨率为 π\pi,则其实际收益率为

rreal=1+i1+π−1.r_{\mathrm{real}}=\frac{1+i}{1+\pi}-1.

用名义收益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得到的只是近似值,而非精确结果。名义收益率为 6%、通货膨胀率为 3% 时,实际收益率约为 2.913%,而不是恰好 3%。计算跨越多个期间的实际财富时,须将名义财富除以相关价格指数的累计增长倍数。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是某个特定消费篮子的价格变化,因此,具体家庭实际感受到的购买力变化可能与之不同。

税收会改变可用于再投资的金额。在一个简化的制度下,假设所有利息每年均按固定税率 τ\tau 征税,且税款从账户中支付,则税后累积因子为

[1+i(1−τ)]n.[1+i(1-\tau)]^n.

利率为 5%、税率为 20% 时,实际可再投资的年收益率为 4%。这一示例针对的是按年征税的利息;实际的税收制度会对利息、股息、已实现资本利得以及不同类型的账户作出区分。免税额度、亏损抵扣、税率变化,以及使用账户以外的资金缴税,也都可能改变计算结果。

递延纳税具有不同的数学结构。如果一笔初始投资在增长过程中不缴税,所有收益仅在期末按税率 τ\tau 征税,则简化计算后的最终金额为

P{1+(1−τ)[(1+i)n−1]}.P\left\{1+(1-\tau)\left[(1+i)^n-1\right]\right\}.

这里假定本金不再被征税。这与按年征税不同,因为原本会在投资期间用于缴税的金额仍留在账户中继续投资。这一公式并不适用于所有递延纳税账户:有些安排会对包括最初投入本金在内的提款金额征税,另一些则采用不同规则。该公式旨在单独呈现纳税时点的影响,而非对各种税制作出普遍的优劣排序。

费用同样会影响逐期累积因子。如果先获得税费前年度收益率 rr,随后按所得余额的比例 ff 收取年度费用,则净累积因子为 (1+r)(1−f)(1+r)(1-f),而不是恰好等于 1+r−f1+r-f。在这一特定收费时点假设下,100,000 按每年 6% 的收益率增长,30 年后不扣费时约为 574,349;若每年按余额收取 1% 的费用,则约为 424,849。固定费用及随交易而产生的费用需要采用不同的计算方式。这些影响将复利增长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也说明了为什么公布的税费前收益率、扣费后收益率、税后财富和实际财富是不同的衡量指标。

历史发展与制度背景

有息借贷的历史远早于现代复利记法的出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记录中已有以谷物或白银计价的借款,数学文献也曾探讨利息及债务的增长。历史上的契约各不相同:有的要求定期付息,有的允许利息累积,有的则规定在特定事件发生后将利息计入本金。因此,有息借贷的证据不应自动被视为普遍采用复利计算的证据。制度层面的关键问题在于:此前已经产生的利息,是否也成为法律认可的计息债务的一部分。

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商业算术发展出了处理不同时点付款的实用方法。斐波那契的《算经》初稿完成于1202年,1228年修订,其中讨论了涉及货币、兑换和金融问题的商业计算。卢卡·帕乔利于1494年出版的《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推动了商业数学知识的系统化。这些著作属于商人计算方法发展的广阔历史,而不能被归结为复利的某一次发明。在电子计算出现之前,书面算法和数值表使反复乘法运算以及对约定日期偿付的债务进行估值变得更为便捷。

17世纪初对数的发展,大大简化了涉及乘方和开方的计算。约翰·纳皮尔于1614年出版了其关于对数的重要著作;此后,亨利·布里格斯编制了得到广泛使用的常用对数表。利息表和年金表成为放贷者、保险业者及行政管理人员的重要工具。到了18世纪,理查德·普赖斯在1771年初版的《论延期给付》中,将数学推理应用于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金融问题。因此,复利累积方法的发展与保险数学以及长期债务的系统估值相伴而行。

法律和宗教对利息的处理并未沿着统一的路径发展。基督教关于高利贷的辩论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借贷、补偿和商业回报,而法律限制也因司法管辖区和时代而异。伊斯兰金融在禁止利息(riba)的约束下发展出了相应的契约安排;使用贴现或基准利率,本身并不能决定一项契约在宗教上的归类。在世俗法律体系中,对逾期利息再收取利息,可能受到不同于普通本金计息的监管规定约束。现代会计又引入了另一层区分:应计利息可以在现金收付之前确认为收入或费用,但仅仅作出会计确认,并不意味着该金额已按契约约定计入本金。复利的计算原理在这些环境中并无不同;但其适用的权利、义务及获准交易,则取决于具体制度。

经济意义、行为与模型局限

复利累积将个体合约与储蓄和财富等更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留存的投资收益可以扩大产生未来收益的基数,而未偿还且计入本金的债务则可能扩大未来计息收费的基数。这些机制与财富不平等有关,但仅凭这些机制,无法解释财富不平等的程度或演变。初始资产持有量、储蓄率、继承所得、投资渠道、税收、杠杆和实际收益率都会影响结果。同样的百分比收益率作用于更大的余额时,会带来更大的绝对收益,但不能仅用这一算术关系解释所观察到的财富差异。

时间跨度越长,结果对假定收益率就越敏感。一笔初始资金若以每年 4% 的速度增长,30 年后约为原来的 3.24 倍;若年增长率为 5%,则约为原来的 4.32 倍。这类计算有助于比较不同情景,但收益率恒定只是一项假设,而非预测。利率会随货币政策、市场状况和合约约定的利率重设而变化。银行存款、公司债券和股票投资组合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流动性方面,也各有不同的组合特征。因此,不能脱离可能实现收益所需的条件,孤立地解读较高的报价或预测复合收益率。

行为经济学研究考察了指数增长偏差:在某些情境下,人们倾向于低估反复按百分比变化所产生的累积影响。混淆名义利率与实际有效利率,或混淆累计投入金额与投资收益,同样可能扭曲财务比较。现时偏差是另一个不同的概念,指相对于未来结果,对即时结果赋予过高的权重。一个人可能正确计算复利增长,却仍然偏好当下消费;反过来,有储蓄意愿也不意味着正确理解了利息的累积过程。从分析上看,数学知识、偏好和财务约束是彼此有别的因素。

最后,复利模型是描述资金累积的恒等关系,而不是对实物无限增长的描述。对账户应用恒定收益率,并不能证明一个经济体的产出、自然资源或投资机会能够永远以该速度扩张。在宏观经济层面,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性资本、技术和制度。即便是公共债务,也遵循更广泛的预算恒等式,其中基本财政赤字、利息成本和名义产出增长相互作用。复利计算单独考察收益再投资或计入本金的效果;分析现实中的家庭、机构或经济体时,还必须明确哪些资金流入和流出会改变余额,以及哪些力量决定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