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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宏观经济与政策 / wealth-inequality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是资产减去负债后的净值分配不均,受储蓄、投资回报、继承、制度和经济冲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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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不平等是指个人、家庭或其他人口群体之间的净值分配不均。财富由积累的经济资源(如住房、土地、企业、金融投资和养老金资产)扣除尚未偿还的债务构成。收入不平等关注的是一段时期内收入进项的流量,而财富不平等关注的是在某一特定日期计量的存量。财富可以用于支付消费,为意外损失提供保障,产生收入,并在代际之间传承。

财富的集中程度通常高于收入,因为资产所有权会随时间推移而积累,并反映出储蓄、投资回报、借贷和继承方面的差异。财富分配还取决于法律制度、进入住房和金融市场的机会、历史上财产被剥夺和归属的格局,以及税收和公共政策对资产的处理方式。衡量这些差异需要结合调查、行政记录和国民资产负债表,同时也要认识到,一些有价值的资源——尤其是公共服务和未来的养老金领取权——通常不计入标准的财富统计。

哪些属于财富

衡量财富通常从个人或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入手。一边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资产,另一边是欠债权人的负债。对于家庭 ii,净财富为

Wi=Ai−Di,W_i=A_i-D_i,

其中,AiA_i 表示总资产,DiD_i 表示总债务。一个家庭如果拥有价值30万货币单位的住房、价值4万货币单位的金融资产,同时尚欠20万货币单位的住房抵押贷款,其净财富就是14万货币单位。当家庭的债务超过资产时,即使当前收入较高,净财富也可能为负。

标准的财富衡量方法将资产分为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包括土地、住宅和商业房地产,以及在非法人企业中持有的所有者权益。金融资产包括存款、债券、公司股票和投资基金。许多统计体系还将积累制养老金账户和人寿保险准备金计入财富,但具体涵盖范围各不相同。汽车、家具等耐用消费品被纳入某些调查,却不在许多个人财富主要统计指标的估算范围内。是否将其计入,对财富分布底端的群体尤其重要,因为耐用消费品可能占其已记录资产的很大一部分。

一些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资源通常不计入财富。人力资本指具有生产价值的技能和知识,通常无法脱离拥有这些技能和知识的个人而单独出售。因此,预期未来工资不会作为资产列入常规的家庭资产负债表。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金的领取权益通常也不计入,因为它们不同于养老基金资产,并非归个人所有且可转让的金融债权。因此,两个统计财富完全相同的家庭,其退休保障可能大不相同。

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区别同样重要。道路、公立学校和集体所有的土地通常不计入个人净财富。因此,一个公共服务供给广泛的国家,家庭私人财富可能并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生活水平也相应较低。反过来,在教育、医疗或退休收入必须由私人筹资保障的地方,家庭可能需要拥有相当多的私人资产。

所有权与控制权并不总是一致。个人可以通过持有少数表决权股份来控制一家企业,而信托受益人则可能在不直接持有法律所有权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利益。公司股票代表对公司底层资产的权益;如果将股票和同一批公司资产分别计入家庭财富,就会造成重复计算。这些核算边界表明,财富不平等是一个以明确定义为基础的分配概念,而不是对福祉、权力或经济机会的完整衡量。

衡量财富集中程度与比较不同人口群体

最简单的指标描述特定人口群体拥有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份额,是这一群体的净财富总额除以全体人口的净财富总额。财富较少的一半人口所占的份额,以及处于中间的40%人口所持有的财富,则提供了补充信息。这些指标能够反映财富的集中程度,却无法说明各群体实际拥有多少绝对数量的资源:只要总财富增长足够快,某个群体的财富份额即使下降,其实际财富仍可能增加。

洛伦兹曲线将人口按从最贫穷到最富有的顺序排列,绘制人口累计占比与财富累计份额之间的关系。基尼系数则概括了这条曲线偏离完全平等状态的程度。用于财富分析时,对这些指标的解读需要谨慎,因为有些家庭的净财富为负。洛伦兹曲线在起始部分可能降至零以下,而在允许财富持有量为负的计算方式下,基尼系数可能超过1。当分母为零或负数时,百分位数比率也会出现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汇总统计指标能够涵盖整个分布的全部特征。

统计单位的选择会改变结果。以家庭为单位的衡量方式将共同生活者的资产和债务合并计算,而以个人为单位时,则需要分配共同拥有的财产。将一对伴侣的财富平均分配固然方便,却可能掩盖法定所有权或资源获取机会上的不平等。按家庭规模进行调整又会引入更多假设。与消费不同,共同拥有的资产并不总能借助为反映共同生活成本而设计的等价尺度来作出有实际意义的划分。

年龄结构也很重要。年轻成年人通常积累的财富较少,或背负教育和住房债务;年长者则有更长的时间进行储蓄。因此,即使人们一生中的财富积累路径相似,退休人口较多的社会也可能呈现不同的财富分布。研究者会区分某一时点全体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同一年龄组内部的不平等、不同出生队列之间的不平等,以及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不平等。年龄调整无法消除所有差异,因为不同世代面临的房价、养老金规则和就业条件各不相同。

国际比较需要采用一致的估值日期、资产覆盖范围和货币换算方法。市场汇率衡量的是购买跨国交易资产的国际购买力,而购买力平价调整能更好地反映各地消费成本的差异,却不能直接用于跨国交易投资组合的定价。各国的住房价值、养老金覆盖情况和家庭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只有采用协调一致的定义,并辅以有关数字背后制度的信息,排名才最有参考价值。

实证证据、数据来源与统计不确定性

住户调查提供有关资产、债务、收入、年龄及家庭特征的详细信息。主要例子包括每三年开展一次的美国消费者财务调查,以及欧元体系住户金融与消费调查。这类调查揭示了住房、企业资产、养老金和借贷在住户间的联合分布情况。其核心难点在于财富高度集中:少数住户可能占有总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因此,普通随机样本不足以衡量财富分布顶端的情况。

特殊抽样程序能够提高对富裕住户的覆盖率,但不回应和申报不完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受访者可能不知道私人持有企业的市场价值,可能漏报金融账户,也可能不愿披露资产。此外,极其富裕的家庭数量稀少,调查可能完全遗漏某些巨额财富。富豪榜可以提供补充信息,但其统计单位往往是家族而非住户,所依据的估值存在不确定性,债务信息也不完整。

行政记录提供了另一条途径。遗产税档案显示死亡时申报的资产,而不动产登记簿和金融记录则记载特定资产的持有情况。基于遗产资料进行估算时需要作出调整,因为死者并非生者的随机样本:死亡率因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而异。免税规定和申报门槛的变化也会改变覆盖范围。没有广泛遗产申报制度的国家,无法利用同一来源构建可比的历史序列。

另一种方法是将申报的投资收入资本化。如果某类资产在假定回报率为 rr 时产生收入 yy,其估计价值就是 y/ry/r。将这一方法应用于税务记录,可以推算出调查样本范围之外的财富持有情况。不过,估算结果对回报率假设十分敏感。富裕投资者获得的收益率可能与其他住户不同,而且有些资产带来的是未实现的增值,而非应税收入。对于未观察到当期收入的资产,则需要另行估算。

研究人员将这些来源的数据与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住户部门资产负债表总量数据进行协调。《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估计,全球最富有的10%成年人拥有全球个人财富的约76%,而财富最少的50%成年人仅拥有约2%。这些数字是在特定时期和分析框架下基于模型作出的估计,并非对每一位资产所有者进行直接普查的结果,不应将其视为恒久不变的比例。

跨境资产持有还会造成额外的数据缺口。离岸账户、空壳公司以及不透明的所有权安排,可能使资产所在地与其最终所有者的居住地相分离。因此,对避税天堂和受益所有权的研究已成为衡量财富分配的重要环节。即使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财富转移,覆盖范围的改善也可能使估计的财富集中程度上升。

财富所有权的历史变迁

在工业化之前,土地是许多社会中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土地所有权的分布取决于继承规则、征服、殖民定居、奴隶制以及土地权属制度。一些社会的土地集中在贵族庄园手中,另一些社会则有更多的小土地所有者。这些差异影响了后来人们获得信贷、教育和商业机会的途径。在比较历史上的财富状况时,还必须区分法律上的财产所有权与受这些权利支配者的福祉,尤其是在被奴役者被列为奴隶主资产的情况下。

工业化提升了工厂、城市房地产、公司证券和金融机构的重要性。财富不再主要依赖农业用地,但新资产类别的出现并不必然使所有权趋于分散。在19世纪的欧洲,巨额继承财富和生息资产所有权高度集中的现象仍然十分突出。包括托马斯·皮凯蒂在内的研究者利用遗产记录、税收数据和国民资产负债表,重建了这些历史格局。

20世纪上半叶,欧洲若干国家的私人财富集中程度大幅下降。世界大战摧毁了实物资产,扰乱了所有权关系,而通货膨胀则降低了一些名义债权的实际价值。税收、租金管制的变化、债务违约以及资产价格变动也发挥了作用。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因国家而异:美国本土并未遭受欧洲大陆那样的战争破坏,但其财富分配仍受到大萧条、税收以及公司和金融市场变化的影响。

1945年以后,工资上涨、住房自有率提高、养老金积累以及教育机会扩大,帮助部分中产阶层积累了资产。累进税制和财产继承方式的变化影响了巨额财富的代际延续。这些发展并未消除种族排斥、性别限制、信贷机会不均或初始财产所有权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战后的这些变化既非各地一致,也并非不可逆转。

自20世纪后期以来,一些国家的财富集中程度有所上升,但发生的时间和幅度各不相同。股票估值上涨、住房市场变化、经商致富以及税制调整都发挥了作用。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转型则带来了另一种历史进程:私有化在差异很大的制度安排下,将国有资产转为私人所有。与此同时,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改变了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财富分配。

历史证据并未表明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周期,使财富集中程度必然在某个发展阶段上升或下降。战争、政治制度、资产价格波动、人口结构变化和所有权改革,都可能改变财富总量及其分配。

储蓄、回报与累积优势

财富会随着储蓄、投资表现、转移收支和损失而变化。一个简化的财富积累恒等式为:

Wi,t+1=(1+ri,t)Wi,t+Si,t+Bi,t,W_{i,t+1}=(1+r_{i,t})W_{i,t}+S_{i,t}+B_{i,t},

其中,ri,tr_{i,t} 是现有财富的净回报率,Si,tS_{i,t} 是从其他收入中形成的储蓄,Bi,tB_{i,t} 是收到的净转移,包括赠与和遗产。这个表达式忽略了不同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差异,但说明了初始财富持有量为何重要:在相同回报率下,原本拥有更多财富的人获得的绝对收益也更大。

储蓄率因收入、年龄、处境和预期而异。收入较低的家庭可能需要将几乎全部当期收入用于生活必需品,因而几乎没有积累财富的余地。收入较高的家庭能够储蓄更多金额,而且储蓄占收入的比例往往也更高。预防性储蓄还取决于社会保险、就业稳定性、家庭责任,以及预期的医疗或退休支出。因此,统计中财富水平偏低,可能反映的是资源受限、制度提供了较充分的保障,或正处于某个特定的人生阶段。

不同家庭获得的回报并不相同。较富裕的家庭可能持有更多股票和企业资产,能够获得专业建议,在不同市场分散投资,而且相对于资产规模支付的费用更低。其中一些家庭也承担更大的投资风险。成功的创业与企业家精神可以创造巨额财富,但企业经营失败也可能使财富化为乌有。因此,观察到的顶端高回报,是准入优势、风险敞口、技能、运气和样本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只考察留存下来的财富的研究,会遗漏那些失败的投资者。

复利会放大持续存在的差异。如果两个投资组合在数十年间获得不同的净回报率,即使每年的差距相对较小,最终价值也可能相差甚远。不过,财富积累并非没有上限,也不能仅凭机械推算来预测。消费、税收、离婚、企业经营失败、慈善捐赠,以及继承人之间的财产分割,都可能使财富分散。竞争和技术变革可能削弱现有企业的价值,而新企业则会造就新的富裕所有者。

皮凯蒂对资本回报率 rr 与经济增长率 gg 的比较,揭示了财富不平等持续存在的一种可能机制。当资本回报率相对于经济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时,只要有足够比例的投资收入被储蓄下来,现有财富就可能比整体经济的收入和财富增长得更快。仅凭 r>gr>g 这一条件,并不足以解释不平等为何加剧:所有权分布、税收、储蓄行为和各种冲击仍然至关重要。

信贷市场可能强化这些过程。资产可以充当抵押品,使借贷成本更低或更容易获得贷款;而没有资产的家庭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利率,或者无法为本可产生收益的投资筹措资金。这种关系是双向的:借贷可以帮助人们购房或创办企业,但偿债负担和违约风险也可能阻碍财富积累。

住房、资产组合与经济冲击

住房具有独特的地位,因为它既是资产,也能满足居住需求。对许多财富水平居中的家庭而言,自住房是其最大的资产,而抵押贷款则是其最大的负债。极富裕家庭通常持有更加多元化的资产组合,包括企业股权和金融投资。财富水平接近底部的家庭可能几乎没有能够升值的资产,反而背负着消费债务或教育债务。这些资产组合上的差异,决定了经济冲击如何影响各个群体。

房价上涨不仅会重新分配账面财富,也会重新分配机会。现有房主的住房净值增加,而潜在购房者则面临更高的购房成本。租房者无法获得相应的资本利得作为补偿,不过租金如何变化取决于当地的供给、监管和需求。对于打算在同一高房价市场内换房的房主来说,购买力的增幅可能低于名义财富增幅所显示的水平。因此,房价上涨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在房主与租房者之间、不同世代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各不相同。

借助抵押贷款购房会引入财务杠杆。一个家庭用4万自有资金和16万抵押贷款购买价值20万的住房,最初拥有的住房净值为4万。不考虑还款和交易成本,如果房屋价值下跌10%,住房净值就会降至2万,损失达到50%。如果跌幅足够大,住房净值就会变为负数。这一机制促使全球金融危机传导至家庭资产负债表,尤其是在房价暴跌、大量住房遭到止赎的地区。

金融市场冲击的作用方式则有所不同。股价上涨使已经持有股票的家庭获益尤为显著,尤其是直接持有股票和企业权益的家庭。养老基金使更多人得以间接参与这些投资,但养老金的覆盖范围和账户余额本身也存在不平等。资产价格下跌可能降低最富裕群体所占的财富份额,同时也可能损害就业、退休保障和信贷可得性。因此,危机期间财富分布的集中程度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通货膨胀和利率变化会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重新分配财富,但影响并不均一。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会降低固定名义金额债务和债权的实际价值。浮动利率借款、工资变化、指数化养老金,以及资产持有情况的差异,都会使结果更加复杂。背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房主,与持有现金储蓄的租房者,面临的风险和影响并不相同。

货币政策通过资产估值、偿债成本、就业和收入影响财富。降息可以支撑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同时减少存款利息收入。加息可能对资产估值产生相反影响,同时提高借贷成本。其对财富分配的净影响取决于最初的资产组合分布和整体经济的反应,而不只是资产价格的涨跌。

继承、家庭结构与群体差距

继承在人去世后转移财富,而赠与和经济支持则在人生前传递资源。这些转移包括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教育、创业或偿还债务的资金。仅凭遗产价值,无法充分衡量其重要性。成年早期获得的一笔数额不大的资助,可能显著改变一个人购房或投资的机会;而临近退休时获得的一笔较大遗产,则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财富转移通过多种渠道使优势得以延续。直接持有资产可以带来收入和资本利得;家庭提供担保能改善信贷获取条件;经济支持则使受助者能够应对失业,或从事高风险的创业活动。财富还让人更有条件进入优质社区、学校和职业关系网络。这些机制将财富不平等与代际流动联系起来,但继承的资源并不决定每个人最终的境遇。

继承对统计意义上的不平等有何影响,比“每一笔继承都会提高财富集中度”这一简单说法更为复杂。对于贫困的受赠者而言,一笔小额转移相对于其原有财富也可能相当可观,因此有可能降低某些衡量相对不平等的指标。与此同时,如果富裕的受赠者获得的金额大得多,继承也会扩大绝对差距。其结果还取决于受赠者的年龄、遗产的分割方式,以及财富转移是否替代了受赠者原本会进行的储蓄。

家庭组建也会改变统计所反映的财富状况。结婚可以合并资产、分摊固定开支,而分居则可能需要出售房产,并维持两个家庭的生活。当经济资源相近的伴侣组建家庭时,这种婚姻模式可能强化不平等。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口老龄化会影响人们获得遗产的时间,而生育状况则决定有多少继承人共同分割一份遗产。即使投资回报没有变化,这些人口过程也可能改变财富集中程度。

群体之间的差距往往反映了历史上制度影响的累积,而不只是当下的收入差异。在美国,奴隶制、对土地所有权的排斥、住房领域的歧视性做法以及不平等的信贷获取机会,共同造成了持续存在的种族财富差距。财富的性别差异则受劳动收入、无偿照护劳动、养老金积累、继承规则以及婚姻财产的法定归属等因素影响。各国的法律改革在不同时期改变了这些关系。

以家庭为单位的平均值可能掩盖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共同居住并不意味着家庭成员在支出决策权、账户使用权或分居后的财产所有权方面享有平等地位。因此,使用个人资产记录的研究可以补充家庭调查。当习惯性继承做法或婚姻财产制度对权利的分配不平等时,区分法律上的所有权、实际控制权以及使用并受益的权利尤为重要。

经济保障、机会与政治影响力

财富能够在收入中断时提供缓冲。拥有可随时动用储蓄的家庭,在失业或患病期间仍可支付食品、住房和水电等基本费用,而不必立即借贷或变卖必要资产。财富的规模与流动性都很重要:拥有高价值住房的家庭,手头现金可能很少;而余额不多的存款账户,却可能足以应付紧急开支。因此,衡量财务抗风险能力时,往往会将流动性资源与净财富总额分开考察。

财富持有不均可能影响教育投资和创业。当信贷市场运作不完善时,即使人们拥有可盈利的机会,也可能无法筹得所需资金。家庭财富可以缓解这些约束,但也可能意味着,能否创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资源,而非项目质量。由此形成的资本配置会影响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不过,这些影响的强弱因具体环境而异。

与此同时,一部分财富不平等源于能够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创新和风险承担。成功的企业创始人可能因新企业的市场价值上升而致富。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笔巨额财富都代表着同等程度的社会贡献:估值也可能反映市场势力、获取资源或机会的优先权,或对稀缺土地的所有权。评估其经济后果时,需要区分财富的来源,而不能只看财富的规模。

财富集中可能影响总支出,因为不同家庭将新增资源用于消费的倾向有所不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财富向那些会将新增收入中的较大部分用于储蓄的家庭转移,消费需求可能下降。投资、利率、财政政策和国际资本流动可能抵消或放大这一影响。因此,财富不平等与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条简单的单向作用规律。

持有大量资产还可能通过竞选资助、游说、媒体所有权或支持倡议组织等途径,为政治参与提供便利。不同政治制度下,相关渠道和法律限制各不相同。有证据表明富裕群体拥有更多参与和施加影响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偏好完全一致,也不意味着他们能决定每一项政策的结果。研究必须区分财富与影响力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效应,并考虑政策选择本身导致财富集中的可能性。

财富不平等不等同于贫困或低生活水平。一个社会的财富集中程度可能不断上升,同时较贫困家庭的物质条件却有所改善;财富集中程度也可能在破坏性的经济危机中下降。因此,评估社会结果时,除了考察各群体在财富分配中所占的份额,还需要了解其资源绝对水平、公共服务可及性、经济保障和社会流动性。

税收、公共服务供给与所有权制度

政府通过对收入、消费、财产、资产转移和累积资产征税,影响财富分配。累进税制中的个人所得税会影响可用于储蓄的资源,而对股息、利息和已实现收益征税则会改变投资回报。具体影响取决于免税规定、避税空间、通胀调整,以及不同形式的收入是否受到同等对待。对工资征收的税负高于某些投资回报,可能使不同家庭面临不同的财富积累激励。

定期征收的财富税针对的是资产存量,通常仅对超过免税门槛的部分征税,而不只是对这些资产产生的收入征税。它不同于通常以房地产为征税对象的财产税,也不同于依据特定收益实现规则对资产增值征税的资本利得税。财富税涉及非上市企业估值、所有权识别、债务处理,以及资产缺乏流动性时如何履行纳税义务等问题。其实际经济负担的归属取决于行为反应和市场条件,而不仅仅取决于法定纳税人的身份。

遗产税和继承税在个人死亡时或受益人收到转移资产时征收。遗产税通常针对死者留下的遗产征收,而继承税则针对受益人征收,税额往往取决于其获得的财产数额以及与死者的关系。赠与税规则旨在防止人们通过生前转移财产这一简单方式避税。信托、优惠估值、企业资产免税规定和跨境安排,都可能显著改变实际税负。

财政支出和公共制度也会影响财富分配。公共教育、医疗、养老金和社会保护可以减少人们对私人财富的依赖,但未必会增加统计中的家庭净财富。公共养老金的提供甚至可能削弱个人为退休进行私人储蓄的动力。因此,在公共福利广泛覆盖的国家,私人财富较少,与在家庭必须自行承担基本风险的国家中私人财富较少,含义并不相同。

着眼于扩大资产所有权的政策通过不同机制发挥作用。住房援助可以让更多人有机会拥有房产,但在供给受限时也可能推高房价。土地改革会改变农业资产的分配,其结果取决于土地权属保障、融资、基础设施和政策执行。员工持股和养老金储蓄可以让更多人持有生产性资产,但将投资集中于雇主公司的股票,会使就业风险与投资组合风险相互关联。

上述所有做法都受到行政能力的制约。准确的财产登记、资产估值、信息披露规则和国际信息交换,有助于确定哪些资产持有情况能够被掌握并纳入征税范围。政策评估必须区分对申报财富的影响与对实际所有权的影响:资产的法律形式或所在地可能发生变化,但最终受益人并未改变。需要考察的结果包括税收收入、投资、流动性、税收遵从成本,以及财富和经济保障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