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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宏观经济与政策 / social-protection

社会保护

社会保护涵盖各类政策与制度,旨在保护人们免于贫困、收入不稳定及人生各阶段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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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护涵盖预防或减轻贫困、降低经济不安全感并帮助人们应对人生各阶段风险的公共政策、制度和项目。其主要工具包括缴费型社会保险、税收筹资的社会救助,以及更广义定义下的就业措施和社会服务。当人们因年幼、疾病、残障、失业、承担照护责任或年老而收入不足、收入中断或没有收入时,这些安排为其提供收入支持,或保障其获得基本服务。

社会保护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社会权利的体现。它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生不同阶段之间再分配资源,分担家庭难以独自承受的风险,并在经济低迷时期帮助稳定需求。其制度设计还影响就业、储蓄、健康、教育以及无偿照护工作的分配。各社会保护体系在覆盖范围、筹资方式、待遇水平及其与就业的关系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当代大多数体系都综合运用多种工具,而非遵循单一模式。

范围、术语与制度边界

国际组织和各国统计体系对社会保护的范围界定不尽相同。国际劳工组织通常将“社会保护”与“社会保障”交替使用,用以描述通过现金给付和实物给付,帮助人们抵御生命周期风险和贫困的安排。世界银行则通常以“社会保护与就业”为框架,将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劳动力市场项目纳入其中。在欧洲统计体系中,社会保护涵盖减轻住户因特定风险或需求而承担负担的干预措施,包括疾病、残疾、老年、家庭责任、失业、住房和社会排斥等方面。

这一领域的许多制度安排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区分。第一,缴费型项目以缴费记录或相关就业记录为依据确定待遇资格,而非缴费型项目通常由一般公共财政收入提供资金。第二,待遇可以普遍覆盖某一特定人群,例如所有常住儿童,也可以根据收入、资产、残疾状况或其他资格条件有选择地提供。第三,保护可以采取货币、物品、服务或保障获得相关资源与服务的形式。因此,养老金、补贴餐食、个人生活协助和公共资金支付的医疗服务各有不同的功能,同时也可能相互补充。

社会保险在参保人之间分担特定风险,通常实行强制参保。社会救助提供待遇时不要求受助者具备既往缴费记录;它既可以针对贫困人口,也可以面向特定类别的人群。就业措施包括职业介绍服务、培训、雇用支持和公共就业。更广义的社会保护还包括社会照护,例如为日常活动需要协助的人提供支持,以及应对歧视或排斥的措施。这些范围更广的服务,并不总能仅靠现金转移支付支出来充分反映。

社会保护与福利国家有所重叠,但并不等同。后者通常指范围更广的制度安排,涵盖教育、公共服务、就业监管和再分配。一般性的教育支出通常不归入社会保护,但学校供餐、教育相关补助和费用减免则可能被纳入。在某些定义中,医疗保障是社会保护的核心内容,而另一些统计口径则将卫生支出单独列示。因此,进行比较时必须明确所涵盖的内容。

住户往往是评估经济需要的单位,但个人同样是权利的主体和风险的承担者。一个住户的收入可能高于资格门槛,但其中某个成员对资源的支配能力却很有限。同样,家庭支持、慈善援助和社区内部的风险分担也能保障生活水平,却不构成可依法主张的公共保障权利。社会保护体系的特征不仅在于存在援助,更在于它具有规范覆盖范围、责任、筹资和待遇申领的规则。

历史发展与国际标准

通过集体方式救济困苦的做法,远早于现代国家的出现。家庭、宗教机构、行会、互助社团和地方当局都会扶助无力工作的人,但能否获得援助,往往取决于身份、职业、居住地,或慈善施助者的酌情决定。英格兰1601年《济贫法》明确并整合了以教区为单位的救济责任。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则以教区联合体和济贫院为核心重组救济体系,体现了救助制度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张力:救助既是提供保护的手段,也可能成为强化劳动纪律的机制。

现代强制性社会保险在奥托·冯·俾斯麦担任首相期间的德国取得了显著发展。相关法律分别于1883年、1884年和1889年引入疾病保险、事故保险以及养老与伤残保险。这些制度起初只覆盖特定劳动者群体,而非全体人口。其重要意义在于,以法律确立了由缴费筹资的保障权益,以及劳动者、雇主和国家共同承担责任的机制。此后,各职业群体和各国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但进程并不均衡。

大萧条使人们更加强烈地要求建立能够应对大规模失业和收入骤降的制度。在美国,1935年《社会保障法》确立了联邦养老保险框架、联邦与州共同运作的失业补偿制度,以及面向特定群体的救助计划。在英国,威廉·贝弗里奇于1942年发表报告,提出统筹社会保险及相关公共服务的综合方案。战后的立法扩大了国民保险的覆盖范围,并于1948年建立了国民保健服务体系。此后,“俾斯麦模式”和“贝弗里奇模式”分别成为以缴费为核心和更广泛地以全体人口为保障对象的两类制度思路的简称,但现实中的制度往往兼具两者的要素。

国际标准为社会保护提供了以权利为基础的框架。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确认了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确认了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包括社会保险。国际劳工组织于1952年通过第102号公约,为九个分支规定了最低标准:医疗照护、疾病、失业、老年、工伤、家庭给付、生育、伤残以及遗属给付。各国在批准公约时,可依照公约要求接受其中的特定分支;批准公约并不意味着每个批准国都会立即接受全部分支。

20世纪后期的改革扩大了非缴费型养老金、家庭给付和现金转移支付,同时也改变了养老金筹资方式和失业保障制度。国际劳工组织2012年第202号建议书阐明了社会保护底线的内涵:由各国自行界定、贯穿整个生命历程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收入保障。2015年,联合国将符合各国国情的社会保护制度和底线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1.3。这些标准确立的是目标与原则,而不是由国际统一规定的一套待遇制度。

经济依据与社会目标

社会保护的依据之一,是重大风险难以通过私人保险获得保障。保险机构可能无法充分了解投保人的风险状况,而预期自身支出较高的人尤其有可能寻求保险保障。这种逆向选择可能推高保费,将低风险参与者排除在外,从而削弱保险风险池的基础。强制参保可以扩大风险分担的范围。长期失能和医疗需求还涉及持续多年、金额不确定的费用,使某些群体难以获得自愿性私人保险,或需为此支付高昂费用。

另一些风险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关联的。经济衰退可能同时导致就业、家庭收入、缴费收入和慈善资源减少。干旱可能同时影响一个地区的大多数农民。当互助网络中几乎所有人都遭受同一种冲击时,非正式互助的作用就会减弱。公共机构能够在更大的人群范围和更长的时期内统筹资源,而在家庭无法借贷时,政府有时仍能举债。然而,当冲击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或融资渠道时,公共保障同样会受到制约。

社会保护还着眼于缓解借贷和储蓄方面的限制。当前收入较低的家庭,即使知道充足营养和子女入学能够带来可观的未来收益,也可能无力承担这些投入。转移支付可以缓解这些约束,促进人力资本形成。同样,失业救济可以让失去工作的劳动者有时间寻找合适的工作,而不必立即接受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由此带来的岗位匹配改善,取决于待遇设计、就业机会以及能否获得有效的职业介绍服务。

再分配是有别于保险的另一项目标。保险将资源从未发生承保事件的人转移给发生了承保事件的人;再分配则可以将资源从高收入群体转移给低收入群体,而不以某一特定事件是否发生为前提。养老金制度可以兼具这两种功能,在替代原有劳动收入的同时,提供最低待遇保障,或将照护他人的时间计入养老金权益。最终的分配效果取决于整个税收与福利体系,而不仅仅取决于某一笔给付由谁领取。一项表面上具有累进性的福利,其效果可能被累退性的筹资方式部分抵消。

社会保护还会影响宏观经济活动。在劳动收入下降时自动增加的福利给付,发挥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无须每逢经济下行都重新作出政策决定,就能维持可支配收入。由于低收入家庭通常会将新增资源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消费,转移支付可以支撑总需求。这种作用的大小取决于进口、供给约束、货币环境以及支出的筹资方式。

这些功能也伴随着激励方面的代价和行政管理成本。人们获得保险保障后,行为可能发生变化,这一问题通常以道德风险加以分析。福利待遇的逐步退出可能影响工作激励,强制缴费也可能影响招聘或就业正规化。这些影响并不能证明社会保护无效,而是指出了制度设计中需要处理的问题,包括保障的充足性、激励机制、风险分担和行政可行性。

收入支持工具与就业保护

现金转移支付是最直观的社会保护工具之一。它既可以定期发放,也可以针对生育、丧亲或突发事件等特定情况发放。非缴费型老年养老金无需完整的就业缴费记录即可提供收入。儿童津贴帮助家庭承担抚养子女的费用,残疾津贴则用于应对残疾造成的收入受限或额外支出。经济状况审查根据对个人或家庭经济资源的评估来确定领取资格,而类别型福利则依据年龄或残疾状况等特征确定资格。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将款项发放与特定行为挂钩,常见要求包括儿童到校上课或接受预防性医疗服务。墨西哥于1997年推出Progresa计划,后来更名为Oportunidades,随后又改名为Prospera。巴西于2003年整合现有项目,设立了Bolsa Família家庭补助金计划。这类计划将即时收入支持与儿童健康和教育目标相结合。其运行有赖于学校和诊所的可及性与服务质量:如果相关服务无法获得,家庭就无法稳定地满足与该服务挂钩的条件。

无条件转移支付不设类似的行为要求,但领取者仍须满足资格条件和行政管理规定。有条件与无条件项目之间的区别,并不等同于有监管与无监管项目之间的区别。两者都需要支付系统、资格核验以及应对情况变化的处理程序。在市场运行受阻,或援助须与特定服务挂钩时,可能更适合采用实物福利,包括食品、餐食、代金券和住房援助。现金通常能给予家庭更多选择,但其实际价值取决于物价和当地供给。

失业保险通常为失去工作且符合资格的劳动者提供相当于原收入一部分的待遇,领取者须满足缴费、可随时就业或求职等要求。待遇可能有领取期限,并设有最低和最高限额。失业救助则主要依据经济需要提供支持,受助者通常是没有失业保险领取资格或已领满保险待遇的人。短时工作安排在维持雇佣关系的同时,对工时缩短造成的收入损失给予补偿。德国的短时工作制(Kurzarbeit)是一个典型例子,在2008—2009年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得到广泛运用。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就业咨询、职业培训、求职援助、工资补贴以及直接创造就业机会。这些措施的直接作用机制各不相同:咨询减少信息差距,培训改变技能状况,工资补贴降低雇主的招聘成本。公共工程在提供有薪就业的同时,建设基础设施或提供环境服务。印度2005年《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确立了一个法律框架:对于符合资格、且有成年成员自愿从事非熟练体力劳动的农村家庭,每个财政年度保障提供最多100天的有薪就业。

收入支持与就业监管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最低工资为其适用范围内的就业设定工资下限,却不能直接保护没有有薪工作的人。遣散费依赖于特定的雇佣关系,在雇主无力偿债时所能提供的保障可能有限。因此,有效的制度会组合运用多种工具,而不是假定某一种与就业挂钩的权益能够惠及所有人。

贯穿生命历程的保护:健康、残疾与照护

生命历程视角认识到,人的需求和能力会随年龄发生可预见的变化,同时也会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婴幼儿的经济来源和日常照护都依赖成年人;劳动年龄人口可能遭遇疾病、伤害、失业,或因承担照护责任而中断工作;老年人可能在劳动收入耗尽后仍需继续生活,也可能产生照护需求。风险还会累积。童年时期的匮乏可能影响日后的健康和收入,而就业中断可能在数十年后导致养老金待遇减少。

生育保护将收入替代、就业保障和照护服务的可及性结合起来。育儿假及其他形式的带薪休假,将对照护活动的支持延伸至分娩之外。制度设计会影响保障的分配:仅限正规就业劳动者领取的待遇,可能将许多低薪劳动者或非正规就业人员排除在外。在养老金计发公式中,将照护期间认定为缴费年限或给予相应额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缴费记录的中断,但认定的期限和额度各不相同。儿童津贴和托育补贴针对的是不同的制约因素,因为增加现金收入本身并不能保证有托育名额可用。

医疗费用保障旨在防止医疗需求使人陷入生活困境,或阻碍其获得必要的治疗。在全民健康覆盖下,人们应当能够获得所需的优质卫生服务,而不因此承受经济困难。税收筹资的服务与强制性保险是两种不同的筹资安排,两者往往结合使用。仅仅加入某项保障计划,并不意味着就能切实获得服务:保障范围之外的项目、个人分担费用、药品短缺、服务提供者的分布以及交通成本,都可能削弱保障效果。因此,卫生系统的组织方式与制度规定的保障资格同样重要。

残疾保障不仅是对工资损失的补偿。残疾人可能需要额外支付交通、辅助器具、个人协助或无障碍住房等费用。有些人在获得适当支持后能够工作,但仍需承担这些费用。因此,用于补偿残疾相关额外支出的津贴,与替代劳动收入的待遇具有不同功能。完全以丧失劳动能力为依据的评估,可能无法体现这种区别,并可能使受助者一旦开始就业便骤然失去支持。工伤保险则构成另一个保障分支,依据专门的法律规定,为工作相关事故和职业病提供保障。

长期照护为需要持续协助穿衣、进食或行动等日常活动的人提供支持。供给形式可包括居家服务、社区设施、机构照护或现金津贴。国家、家庭、雇主与服务提供者之间如何分担责任,既影响接受照护者,也影响无偿照护者。在许多社会中,女性承担的无偿照护比例远高于男性,因此,照护供给不足可能影响女性的就业、收入及养老金积累。

当多种需求相互交叠时,协调至关重要。老年人可能同时需要养老金、医疗服务、无障碍住房和个人协助。如果各项计划相互独立,评估标准又不兼容,那么即使每项计划都投入了大量资金,仍可能出现延误和保障缺口。一体化转介和个案管理安排,旨在衔接这些服务,同时避免将各种需求视为可以相互替代。

筹资、再分配与财政可持续性

社会保护的资金主要来自强制性缴费、一般税收,或两者的结合。缴费通常以工资为基数计征,并由法律规定雇主和雇员各自承担的份额。一般财政收入可用于支付普惠性福利、经经济状况审查后发放的救助、对缴费型制度的补贴,以及免予缴费人员的福利。在一些制度中,专款专用的税收、投资收益和外部援助也发挥着补充作用。法律规定由谁付款,本身并不能决定最终由谁承担经济成本。

例如,雇主缴费的税收归宿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工资、就业和价格的反应程度。随着时间推移,部分成本可能体现为工资降低,而非全部由雇主承担。通过消费税筹资覆盖面广,但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补偿,可能使较贫困家庭承担相对较重的负担。因此,评估再分配效应,需要将福利与直接税、间接税及缴费一并考察。

养老金体现了筹资方式与待遇计算办法之间的区别。在现收现付安排下,当期缴费及其他收入主要用于支付当期待遇。在基金积累安排下,则通过积累资产来支付未来待遇。待遇确定型计划规定待遇计算公式,通常与收入和服务年限挂钩;缴费确定型计划则规定缴费额,并根据账户累计余额和转换规则确定待遇。这些维度并不完全对应:名义缴费确定型制度采用以缴费为基础的账户,却不积累等值的金融资产。

对于一个简化的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当期收支平衡可表示为

τwL+G=bR,\tau wL + G = bR,

其中,τ\tau 为缴费率,ww 为参保人员的平均收入,LL 为缴费人数,GG 为一般财政收入的转移拨款,bb 为平均养老金,RR 为养老金领取人数。这一恒等式表明,制度的财务状况取决于工资、缴费覆盖面、就业、待遇水平,以及缴费人数与领取人数之比。人口老龄化固然重要,但人口统计意义上的老年抚养比,并不等同于制度中的缴费人数与待遇领取人数之比。

指数化调整决定了待遇在核定发放后如何变化。将给付金额与消费者价格挂钩,可以维持以所选指数衡量的购买力;将其与工资挂钩,则会维持待遇与劳动者生活水平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在通货膨胀期间,延迟调整或酌情调整可能削弱待遇的实际价值。反过来,自动调整会在价格上涨时增加支出,如果收入增长滞后,就会造成预算压力。

财政可持续性关注的是,在不破坏公共财政稳定的前提下,长期履行承诺的能力。不能仅凭支出来评估这种能力:收入筹集能力、经济增长、就业、行政管理中的合规程度,以及既有义务都很重要。储备基金可以缓冲波动,却无法消除人口或经济方面的根本风险。基金积累形成的金融债权,其价值也取决于投资回报以及未来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它并不能消除在劳动者与退休人员之间分配未来产出的必要性。

资格条件、普遍主义与待遇设计

普遍主义与定向保障描述的是分配保障权益的不同方式,两者并不一定是相互对立的制度。普遍性儿童津贴覆盖符合既定居住或国籍规定的所有儿童,并不意味着向每个人发放补助。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定向补贴,为需求更大的儿童提供额外支持。许多制度将覆盖广泛的基础保障、与收入挂钩的保险以及须经经济状况审查的救助相结合。这种分层安排能够兼顾多个目标,而不必要求单一待遇承担所有功能。

收入审查在概念上简单明了,但在行政执行上要求很高。劳动收入可能波动,自雇收入可能难以核实,而资产也可能无法带来多少可即时支配的现金。审查可以依据当月收入、过去一年的收入或推算的经济资源,因此同一家庭可能得出不同的审查结果。用于统计测量的贫困线并不必然适合作为资格门槛:贫困测量与待遇管理所回答的问题虽有关联,却并不相同。

在难以直接核实收入的情况下,项目有时会采用代理经济状况审查,根据住房建材或是否拥有某些资产等可观察的家庭特征进行评估。这类模型预测的是家庭福利状况,而非直接测量。对于实际情况偏离统计平均水平的家庭,模型可能出现误判,对收入骤降的反应也可能不够灵敏。社区评选利用当地知识,但可能受到影响力不平等或判断标准不一致的干扰。在贫困集中分布的地区,按地域确定保障对象可以节约成本,却也会遗漏选定地区以外的贫困家庭。

两个常用指标是排除误差和纳入误差:前者指原定符合资格的人群中未领取待遇者所占的比例,后者指领取者中不属于原定目标群体者所占的比例。这些指标取决于明确规定的资格条件。普遍性待遇不会仅仅因为收入较高者也能领取就构成目标瞄准失误,因为这本就是其制度设计的一部分。同样,一个纳入误差极低的项目,如果因申请负担而将许多符合资格者排除在外,仍可能无法实现其目标。

待遇的逐步退出会影响增加劳动收入所带来的经济回报。如果可支配资源为

D(y)=y−T(y)+B(y),D(y)=y-T(y)+B(y),

其中,yy 为税前劳动收入,T(y)T(y) 为税款与缴费,B(y)B(y) 为待遇,则有效边际扣减率为

m=T′(y)−B′(y).m=T'(y)-B'(y).

当待遇随劳动收入增加而减少时,B′(y)B'(y) 为负值,从而推高有效边际扣减率。资格在某一门槛处突然终止,可能造成“悬崖效应”;逐步退出则将这种影响分散到一个收入区间内。住房支持、儿童津贴与税收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比任何一项制度单独规定的计算规则更为重要。

实际申领情况还取决于信息、污名、证明材料要求以及申请成本。自动登记可以减少这些障碍,但需要准确的记录和合法的数据使用。以个人为单位确定保障权益,可以增强个人获取资源的能力;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评估,则可能更好地反映共同支出。两者如何适当平衡,取决于项目宗旨、家庭形态的多样性以及家庭资源实际共享的程度。

行政管理、实施体系与问责

社会保护的行政管理将法律规定转化为人们实际获得的保障。典型的实施流程包括宣传动员、登记、评估、纳入计划、发放待遇或提供服务、更新记录以及申诉。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保障中断。一项计划即使法定待遇充足、预算已经获批,如果申请人无法登记、款项迟迟不到账,或服务提供者不接纳符合资格的使用者,其实际成效仍可能十分有限。

社会登记系统收集可能符合一项或多项计划资格的人员信息。受益人登记系统则记录已纳入特定计划的人员。这两种功能不应混为一谈:列入社会登记系统并不一定意味着享有待遇权利,而未被纳入数据库也不一定意味着当事人没有需求。随着家庭迁居、孩子出生、就业状况变化或灾害改变生活处境,一次性集中登记的信息可能逐渐过时。允许随时申请和更新信息的系统,能够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

数字身份识别、电子记录以及通过账户或移动货币支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可追溯性。但这些方式也可能带来新的使用障碍。有些人可能缺少证件、稳定的网络连接、可用的设备,或附近的取现设施。生物识别认证可能失败,错误的数据匹配也可能导致正当的待遇申请被暂停处理。因此,替代核验方式和便捷可及的线下服务渠道,是系统设计中影响重大的要素,而不只是过渡时期的便利措施。

行政数据的整合涉及数据治理和数据隐私问题。为确定待遇而收集的信息,可能包括收入、残疾状况、家庭关系、住址及金融交易。明确法律规定的数据用途、限制访问权限、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以及制定数据保存与更正规则,有助于减少滥用。自动化决策系统可能沿用基础记录中的错误,也可能使申请遭拒的原因变得不透明。统计风险评分并不等同于证明领取者不符合资格的证据。

问责既需要财务控制,也需要让个人能够对决定提出异议的程序。审计检查资金支出是否合法,投诉处理机制则处理未支付待遇、不当对待或评估错误等问题。行政复议以及向独立裁判机构或法院寻求救济,提供了不同层级的审查。决定通知若说明作出决定的理由及申诉所需的证据,就能使法定权利更便于实际行使。

在中央、区域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机构间协调尤为困难。某一级政府可能负责规定资格条件,另一级则负责筹资或发放待遇,从而产生转嫁成本的动机。与私营支付服务商或服务机构签约,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再承担制定标准和实施监督的责任。有效的行政管理取决于工作人员的能力、稳定可预期的运行预算、服务的可及性,以及处理特殊个案的能力,而不只是部署一个通用数字平台。

衡量覆盖范围、保障充分性和经济影响

没有任何单一指标能够全面反映社会保护体系的绩效。法定覆盖衡量的是依据现行法律哪些人享有保障资格;实际覆盖衡量的则是哪些人真正领取了给付或参加了某项保障计划。劳动者中的缴费覆盖情况,与居民中的待遇领取情况并不相同。一项计划可能几乎覆盖所有老年人,却让大多数失业者得不到保障。因此,覆盖统计必须明确所涉及的风险、人群和观察期。

保障充分性关注的是领取者依靠给付能够获得什么。评估时,可以参照贫困线、以往收入、最低消费需求,或残障及照护带来的额外开支。收入替代率对于参保劳动者可能具有参考价值,但对于此前很少就业的人,用处可能较为有限。比较不同家庭时,通常会使用等价尺度调整收入,以反映家庭规模和共同消费的影响。采用不同尺度,以及对家庭内部资源共享方式作出不同假设,都可能改变测得的贫困程度和保障充分性。

分配分析通常比较税收和转移支付前后的收入。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和基尼系数揭示了收入分配的不同特征。一项转移支付即使未能使许多领取者的收入超过贫困线,也可能显著减轻贫困程度。静态比较还假定人们的行为保持不变;仅凭这种比较,无法说明假如某项计划不存在,就业、储蓄或家庭组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将间接税和实物服务纳入考量,也可能进一步改变所呈现的分配状况。

因果评估试图区分计划产生的影响与无论是否实施计划都会出现的差异。随机对照试验可以将符合资格的群体随机分配至不同实施批次或不同方案,再比较其结果。断点回归设计利用资格认定门槛开展分析,而双重差分法则在特定假设下,比较干预组与比较组的变化。每种方法都有局限:利用门槛得出的估计可能仅适用于临界值附近的人群,而短期评估可能无法捕捉长期影响。

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相关证据表明,这些计划改善了消费、粮食安全、就学和部分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等方面的状况,但结果会因给付金额、支付的可靠性、服务质量和当地条件而异。笼统地声称所有转移支付都会削弱工作意愿,或都不会影响劳动供给,均与计划设计的多样性不符。老年人、照护者、在职成年人和儿童的反应各不相同。童工或危险作业的减少,也不能等同于就业出现了不利下降。

整个体系的影响可能超出领取者的范围。转移支付可能影响当地需求、工资、价格、人口迁移和无偿劳动的分配。当比较社区也间接受益时,这类溢出效应会使评估更加复杂。此外,全国性计划对税收、借贷和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的规模,是小型试点无法重现的。因此,要作出可靠的解读,就应区分计划对领取者的影响、对附近未领取者的影响,以及为计划筹资和扩大计划规模所带来的更广泛后果。

全球覆盖缺口与不断变化的风险

国际劳工组织的《2024—2026年世界社会保护报告》估计,2023年,全球52.4%的人口领取了至少一项社会保护现金给付,仍有约38亿人未获此类保障。这一指标表明,社会保护覆盖面迈过了一个重要门槛,但并不意味着领取者已获得应对所有重大风险的保障,也不意味着给付水平充足。总体数据还掩盖了各国之间,以及养老、残疾人支持、儿童津贴和失业保障等不同保障分支之间的巨大差异。

非正规经济规模庞大,是一项核心挑战。劳动者可能收入不稳定、同时为多个雇主工作、没有书面合同,或属于不适合按工资征缴保费的自雇人员。在法律上扩大强制性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并不会自动使缴费变得可负担,也不会自动使经办管理切实可行。各国采取的办法包括提供缴费补贴、简化缴费安排、以税收筹资提供基本给付,以及建立认定劳动关系的机制。这些办法的成效取决于执行力度、人们对保障质量的评价以及就业结构。

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就业、养老金、医疗保健与长期照护之间的平衡。预期寿命延长可能使领取给付的时间增加,而生育率下降则可能减缓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不过,就业率、劳动生产率、迁移以及健康寿命在人群中的分布,都会影响其后果。当不同职业对体力的要求和继续工作的机会存在差异时,统一的养老金领取年龄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因此,围绕养老金的讨论既涉及财务平衡,也涉及风险如何在不同世代和社会群体之间分配。

国际人口迁移带来了更多协调难题。劳动者可能在多个国家缴费,却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领取全额给付的资格。双边和区域协定可以合并计算资格认定所需的年限、避免重复缴费,并允许将特定给付支付给居住在国外的领取者。这些安排通常只适用于明确界定的制度和人群,而非使所有权益都能跨境转移。如果领取资格取决于居留证明文件或既往缴费记录,流离失所和非正规法律身份还会造成进一步的保障缺口。

新冠疫情既展现了紧急扩展保障所能达到的覆盖范围,也暴露了其局限。各国政府新设或扩大了现金转移支付、失业支持、工资补贴、疾病津贴和缴费减免。已建立登记数据库和支付系统的国家往往具备更好的起点,但现有制度仍可能遗漏因停工停业而新近陷入困境的人群。应急项目也凸显了暂时覆盖一个家庭与确立一项持久法定权益之间的区别。

气候变化通过高温、洪水、干旱、流离失所以及生计变化带来更多风险。能够应对冲击的制度可以提高现有领取者的给付金额,也可以暂时将更多人纳入保障;这两种方式通常分别称为纵向扩展和横向扩展。要将这些措施落到实处,需要有资金安排、可靠的启动条件,以及识别现有名单之外受影响人群的办法。基于预测的援助可以在灾害完全发生之前采取行动,但预测存在不确定性,也不能替代长期收入保障。环境改革还可能改变家庭支出和就业格局,使社会保护与能源及产业转型所带来的分配影响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