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进税是一种平均税率随计税基础扩大而上升的税收形式。最常见的情形是,收入较高者缴纳的税款不仅金额更大,占其收入的比例也更高。累进税通常采用分档税率,对逐档递增的收入部分适用更高税率。即使超过某一门槛的部分只适用一个正税率,免税额、税额抵免或免税规定也能使税制具有累进性。
定义与基本机制
对于所得税,令 表示收入, 表示应纳税额。平均税率为
如果在某一收入区间内,平均税率随收入增加而上升,该税在这一区间内就具有累进性。相比之下:
- 比例税在所有收入水平上都按相同的收入比例征税。
- 累退税的税额占收入的比例随收入增加而下降。
这些分类取决于计算比例时所用的分母。一种税可能相对于支出是比例税,相对于年收入却是累退税。同样,如果大量收入享受免税待遇,相对于应税收入具有累进性的税,相对于全部经济收入未必具有同等程度的累进性。
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
边际税率是每增加一个单位收入所需额外缴纳的税额。在税额函数可微的情况下,
当边际税率高于平均税率时,平均税率就会上升:
因此,递增的边际税率是实现累进性的常见手段,却不是其定义条件。固定的正边际税率与免税额相结合,也能使平均税率随收入增加而上升。
这一区别对于理解税率档次十分重要。在通常的边际分档税制下,进入更高税档并不意味着此前的全部收入都要按更高税率纳税。
分档累进税示例
假设有如下年度税率表:
| 应税收入部分 | 边际税率 |
|---|---|
| 最初的10,000个货币单位 | 0% |
| 接下来的30,000个货币单位 | 20% |
| 超过40,000个货币单位的部分 | 30% |
应税收入为50,000个货币单位时,应纳税额为
因此,平均税率为18%,边际税率则为30%。假定其他税款和福利待遇均不发生变化,收入每增加1,000个货币单位,就会增加300个货币单位的税款,税后留下700个货币单位。
跨越税档分界线只会改变新增收入适用的税率,不会改变较低收入部分已经计算出的税额。相比之下,如果某项免税待遇或福利在收入达到某一门槛时突然取消,就可能形成悬崖效应:收入小幅增加,却导致可用资源骤减。
主要形式与设计要素
分档税率
分档税率表对不同收入区间规定不同的边际税率。其累进性取决于整套税率安排,包括各档门槛和区间宽度,而不只是公布的最高税率。
即使税率逐档提高,在收入极高时,平均税率也可能趋近于一个固定的最高边际税率。因此,累进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平均税率会无限上升。
免税额与免税规定
免税额可以使单一税率的税制具有累进性。如果超过免税额 的收入按税率 征税,则
当 时,
随着收入增加,平均税率不断上升并趋近于 ,尽管超过免税额部分的边际税率始终不变。
扣除与税额抵免
扣除减少应税收入;税额抵免则直接减少应纳税额。通常,同一笔扣除额会为适用较高边际税率的人带来更多节税收益。固定金额的税额抵免,通常会使符合条件的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减少相同金额,前提是其应纳税额足够抵免,或者该抵免允许退付。
可退付税额抵免可能使家庭获得净支付。随着劳动收入增加,这类抵免逐步退出,即使法定税率较低,也可能推高实际边际税率。免税规定、扣除和税额抵免都可能构成税式支出,其分配格局可能增强,也可能削弱基本税率安排的累进性。
其他计税基础
累进税率也可用于遗产、财产价值或净财富。例如,财富税可以先设定免税额,再对超过各档门槛的部分适用逐级提高的税率。财产税可以采用分档税率或税收减免规定,但其分配效应取决于所有权结构、估值方式和经济归宿。
相对于财富或财产价值的累进性,与相对于当期收入的累进性并不相同。
经济学依据
量能负担
一种理由是量能负担原则:拥有更多经济资源的人,有能力拿出更大比例的资源,为政府活动提供资金。这涉及对公平分担负担的判断,而不是纯粹的技术性结论。
一个相关论点以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为依据。在这一假设下,与低收入者相比,高收入者每增加一个单位收入所获得的福祉增量更小。这可以为福利经济学中的再分配提供支持,却不能据此唯一确定一套税率安排。结论还取决于如何比较不同人的福祉、赋予平等多大的重要性,以及人们的行为反应。
再分配
在税前收入及其他政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累进所得税通常会使纳税人之间的税后收入差距小于税前收入差距。它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征收了多少税款、实际由谁承担税负,以及税收收入如何使用。
累进性与再分配效果并不等同。一项累进性很强、但税收收入很少的税,其再分配效果可能弱于覆盖面更广、但税收部分累进性较弱的税收与转移支付体系。
宏观经济稳定
累进所得税可以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收入上升时,应纳税额的增幅可能高于收入增幅;收入下降时,应纳税额的降幅也可能高于收入降幅。这无需另行立法,就能缓和可支配收入和总需求的波动。
这一机制的强弱取决于征税覆盖范围、税档设计、征收时点,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保护体系。
历史发展
分档征税在早期财政制度中已有先例,但现代累进所得税是随着政府衡量收入和管理广税基直接税的能力提高而发展起来的。
英国于1799年开征所得税,以帮助筹措战争经费,并对较低收入水平实行分档税收待遇。该税后来被废除,所得税则于1842年重新开征。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曾实行分档联邦所得税;1913年,第十六修正案获批准后,现代联邦个人所得税经立法确立。
20世纪,战争、公共服务扩张以及社会保险的发展,提升了所得税的重要性。许多国家采用了多档所得税税率。自20世纪后期起,众多国家降低最高法定税率或简化税率结构,有时同时扩大税基。这些变化对实际累进性的影响未必相同。
累进性的衡量
不能仅凭最高税率推断一种税的分配格局。分析通常考察:
- 不同收入群体的平均有效税率。
- 边际有效税率,包括与税额抵免和福利之间的相互作用。
- 不同群体缴纳税款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并结合其收入占比加以解读。
- 从税前到税后的收入分配变化。
- 集中度指标,用于比较税款分布与收入分布。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广泛用于分配分析。基尼系数的变化可以反映再分配情况,但它既反映税收征收规模,也反映应纳税额的分布。
分析结果还取决于所采用的分析单位是个人、家庭还是住户。比较住户时,可以使用等价尺度,根据住户规模调整收入。由于收入会随求学、就业、退休和暂时性亏损而波动,按年度衡量的结果可能与按一生衡量的结果不同。
经济归宿与整体财政体系
法定纳税义务并不总能表明最终由谁承担税负。税收归宿研究价格、工资、回报和行为如何决定经济负担的分配。
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可以与税制中其他累进性较弱的税种并存。对于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的住户,增值税占其当期收入的比例可能更高。设有缴费上限的工资税,可能使超过上限者的平均缴费率随收入增加而下降。企业所得税的归宿,部分取决于其负担如何在所有者、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分配。
因此,全面的分配评估需要区分:单一税种的累进性、所有税种合计的累进性,以及税收、现金福利和公共服务共同产生的再分配效果。
行为效应与征管约束
较高的边际税率可能影响工作努力程度、劳动力市场参与、储蓄、投资,以及报酬取得的时间或形式。它还可能鼓励避税,例如在不同税收类别或不同时期之间转移收入。这些反应的规模取决于制度安排、执法力度、可用的扣除项目,以及不同收入来源适用税率之间的差异。
行为反应可能减少税收收入并造成无谓损失,但申报应税收入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产出同等幅度下降:这也可能只是反映申报方式或收入确认时间的变化。同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部分取决于税收收入如何用于公共服务,或用于替代其他税收。
重要的设计约束包括:
- **税基覆盖范围:**对某些收入形式给予优惠待遇,可能削弱累进性。
- **征管能力:**非正规收入或难以观测的收入可能逃出核定征税范围。
- **纳税单位选择:**联合计税与个人单独计税,可能在家庭内部产生不同的激励。
- **收入波动:**某一年收入异常偏高时,其税负可能高于将同样的总收入均匀分摊到若干年时的税负。
- **国际流动性:**具有流动性的纳税人和税基可能制约一国的政策。
- **通货膨胀:**如果不调整税档门槛,即使实际收入不变,通货膨胀也可能推高平均税率,这种效应称为税档爬升或财政拖累。
这些特征说明,法定税率安排、实际税负、税收收入结果和经济效应必须分别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