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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宏观经济与政策 / human-development

人类发展

人类发展是拓展人们的能力、自由与机会,使其能够过上有理由珍视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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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是一种看待社会与经济进步的理念,将人的生活、机会和自由置于评价的核心。它关注人们能否健康长寿、获取知识、获得充足的物质资源、参与社会生活,以及作出有实际意义的选择。在经济学和发展政策中,这一术语指的是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框架,而非生理上的成熟或个体的心理发展。

这一理念区分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收入、生产、技术进步和公共支出都可以拓展人们的机会,但没有哪一项必然能带来更好的生活。同样的收入水平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具体取决于公共服务、社会关系、环境条件和资源分配。因此,人类发展理念承认经济增长可能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将其等同于发展本身。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90年起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使这一框架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其思想基础与阿马蒂亚·森密切相关,而马赫布卜·乌尔·哈克则主导了这一框架在机构层面的确立。人类发展指数将其关注的部分有限领域转化为可供跨国比较的量化指标,但人类发展理念的范围远不止这一指数,还涵盖能动性、不平等、安全、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创造机会的各种制度。

可行能力、实际成就与能动性

人类发展分析的核心,在于区分资源、实际成就与实质性机会。资源包括收入、物品、公共服务和法定权利。实际成就在可行能力方法中被称为“功能性活动”,包括营养充足、具备读写能力、自由行动以及参与社区生活等。可行能力则是实现这些功能性活动的不同组合的真实机会。一个人的可行能力集合,关注的是这个人实际上能够做什么、成为什么,而不仅仅是在形式上获准做什么。

这一区分说明,相同的资源分配不一定带来同等的自由。行动不便的人可能需要无障碍交通工具或额外协助,才能与他人到达同一个工作场所。学校或许就在附近,但儿童仍可能因承担无偿家务、上学途中不安全,或不熟悉教学语言而无法入学。这些个人、社会和环境层面的“转换因素”,影响着资源如何转化为人们珍视的生活结果。如果仅衡量收入,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被掩盖。

实际成就与机会之间的区别同样重要。自愿禁食者与缺乏食物者,在当下可能呈现出相同的营养状况,但两者在选择自由上有着根本差异。因此,不能将人类发展简化为可观察到的消费,甚至也不能简化为一份有利结果的清单。不过,可行能力难以直接观察,因此实际评估往往采用实际成就、获取资源与服务的指标,以及有关制约因素的证据,来部分衡量其背后的机会。

能动性是指人们追求自己珍视的目标,并影响与自身生活有关的决策的能力。它包括集体行动、政治参与、工作场所中的发言权,以及对家庭决策的掌控。能动性并不等同于个人福祉:一个人可能愿意付出个人代价,以保护他人、维系社区中的某个机构,或推动某项公共事业。因此,人类发展的涵盖范围,比那些只关注个人满足或消费的方法更广。

这一框架也不同于单纯追求效用最大化。人们自述的满意度,可能反映了他们对长期匮乏的适应、受限的期望或社会压力。一个人即便缺乏基本自由,也可能对自己的生活作出积极评价。反过来,增进知识和扩大参与也可能使不公更加显而易见,从而加剧不满。因此,人类发展既依据实质性机会,也依据主观体验来评价人们的处境。它并不为所有可能的可行能力提供一个普遍适用、固定不变的排序;选择相关维度,需要结合具体情境、证据和公共价值观作出明确论证。

思想渊源与国际制度化

人类发展理念承袭了一个悠久的思想传统,即将美好生活与拥有财富区分开来。亚里士多德将财富视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亚当·斯密则考察了社会习俗如何影响人们体面地参与社区生活所需的资源。这些早期思想尚未构成现代的人类发展框架,但表明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参与的关注,早于当代发展指标的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往往着重强调投资、工业扩张和国民收入增长。这些重点既反映了较贫困经济体提高产出的迫切需要,也与日益标准化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逐渐普及有关。然而,当产出扩张与失业、营养不良、公共服务不足或经济收益分配不均同时存在时,人们对此日益不满。20世纪7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及其他发展机构倡导的基本需求取向,将关注重点转向食物、住房、健康、教育和就业。

森的研究更明确地阐述了以自由和机会作为评价基础的思路。他在1979年题为《什么的平等?》的坦纳讲座中,质疑仅凭效用或资源来评判平等是否充分。他后来关于权利、饥荒和可行能力的研究,探讨了人们对物品的支配能力如何取决于制度与社会安排,而不仅仅取决于物品的总体供应量。这位经济学家因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于1998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哈克将相关理念转化为一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报告计划。他结合自己在巴基斯坦和世界银行的工作经验,主张需要一种简明的替代方案,取代以收入为依据的排名,从而转变公共讨论的方向。1990年发布的首份《人类发展报告》将发展定义为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并引入人类发展指数(HDI)。该指数有意仅选取长寿、教育和收入三个方面: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易于传播、能够与经济产出指标相抗衡的衡量工具,而非全面罗列人类福祉的各个方面。

此后的报告拓宽了议题范围。1994年的报告使人的安全这一概念受到广泛关注,强调不仅要重视军事安全,也要关注日常生活面临的威胁。1995年的报告尤其关注性别问题,之后的各版报告则探讨了消费、技术、文化自由、移民、气候和不平等等议题。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报告则根据各国内部的实际情况和地方讨论,对这一框架作出调整。这一制度化历程形成了两种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实践:一是评价发展的广义方法,二是统计报告体系,后者的衡量指标会随着数据、方法和政策关注点的变化而调整。

人类发展指数:构建与解读

人类发展指数(HDI)概括了三个维度的平均成就:健康长寿、获取知识,以及体面的生活水平。健康维度以出生时预期寿命衡量。教育维度综合了25岁及以上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入学儿童的预期受教育年限。收入维度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并按购买力平价换算,以提高不同国家价格水平下的可比性。

各项指标依据规定的参考下限和上限转换为维度指数,这些参考值通常称为界限值。近期报告沿用的方法将预期寿命的界限值设为20岁和8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设为0年和15年,预期受教育年限设为0年和18年。因此,健康指数为:

IH=LE−2085−20.I_H=\frac{LE-20}{85-20}.

将两个受教育年限指数取算术平均值,得到教育指数 IEI_E。这些转换使计量方式不同的指标处于同一尺度上。

收入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因为这一方法假定,在收入水平较高时,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收入,对拓展机会的贡献较小。因此,收入指数采用对数转换:

IY=ln⁡(y)−ln⁡(100)ln⁡(75,000)−ln⁡(100),I_Y=\frac{\ln(y)-\ln(100)}{\ln(75{,}000)-\ln(100)},

其中,yy 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以相应统计版本所规定的、经购买力调整的单位计量。购买力基准及其所依据的各国数据可能随版本而变化。要准确解读某一版本的具体数据,应以该版本公布的技术说明为准,而不能仅依据界限值的数值。

三个维度指数以几何平均数的方式合成:

HDI=(IHIEIY)1/3.HDI=(I_H I_E I_Y)^{1/3}.

这一计算方式于2010年引入,取代了算术平均合成法。它使发展不均衡对指数的影响更大:一个维度的薄弱表现,不再那么容易被另一维度的优异表现抵消。不过,该指数仍具有可补偿性,因为即使其他维度存在不足,某一维度的改善仍能提高总体得分。近年来采用的分类标准将低于0.550的划为低人类发展水平,0.550至0.699划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700至0.799划为高人类发展水平,0.800及以上划为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解读这一指数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预期寿命无法衡量健康的所有方面;受教育年限并不直接衡量学习成效;全国平均收入既不等于家庭收入,也不能反映收入分配。排名上的细微差距,可能源于得分的微小差异、数据修订或估算的不确定性。进行历史比较时,最好采用按统一口径重新计算的序列,因为直接比较从不同版本报告中摘录的数据,可能会将方法和数据的变化与实际进步混为一谈。因此,人类发展指数能够对若干选定的发展成果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概括,但并不能全面衡量自由、制度质量或个人福祉。

分配、性别与多维贫困

全国平均水平可能掩盖地区、社会群体和家庭之间的巨大差异。一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可能相对较高,但部分人口仍面临预期寿命较短、学业中断或严重物质匮乏的处境。收入不平等只是这一问题的一部分:健康和教育机会的分配也可能不平等,而且各种不利处境往往相互叠加。因此,人类发展分析既考察平均发展水平,也考察发展成果在人群中的分布格局。

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于2010年推出,先根据各维度的分布不平等程度对人类发展指数的相应维度进行调整,再将结果汇总。该指数采用一种对不平等敏感的方法构建,与阿特金森系列不平等测度有关。在完全平等的情况下,调整后的指数等于人类发展指数;存在不平等时,调整后的指数则更低。两者的相对差额,即

1−IHDIHDI,1-\frac{IHDI}{HDI},

被称为与所测得的不平等相关的潜在人类发展损失。这是一种统计比较,而不是对某项再分配方案必然带来多少增益的因果估计。此外,不同维度所使用的分布数据未必能对应到同一批个人,因此,该指数在揭示多重不利处境的叠加方面存在局限。

性别指标关注的是另一组比较。现行形式的性别发展指数于2014年推出,使用按性别分列的指标,比较女性与男性的人类发展指数值。性别不平等指数于2010年推出,综合了生殖健康、赋权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等方面的指标。这些指标回答的问题不同,不能将其排名视为可以相互替代。它们也受到一些限制,包括数据覆盖不足、劳动收入估算存在困难,以及对无偿劳动、暴力和决策权的观测不完整。

全球多维贫困指数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共同开发,于2010年首次发布,用于识别家庭面临的多重匮乏。其全球通用的标准框架涵盖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共使用十项指标。各维度权重相等;当一个人的加权匮乏得分达到三分之一及以上时,即被认定为多维贫困人口。该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MPI=H×AMPI=H\times A,其中,HH 是被认定为贫困的人口所占比例,AA 是这些人口的平均匮乏强度。

这一方法不同于采用货币贫困线识别贫困。一个家庭的收入可能高于某一门槛,却缺乏卫生设施、电力或充足的受教育机会;另一个家庭当前收入可能较低,但仍能获得各类服务。这两种视角都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以家庭为单位的测度还有一个重要盲点:将所有家庭成员划为同一贫困状态,可能掩盖家庭内部在食物分配、资源支配或获得照护方面的不平等。即使已有全国性的多维指标,仍然需要分组分析和个人层面的证据。

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拓展机会

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关系。收入提高可以为营养、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资金。健康状况和学习成效的改善又能提高生产率、拓宽就业机会,并促进对技术的适应。这些联系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但人类发展视角进一步指出,即使健康和知识不能增加收入,它们本身也具有价值。儿童、老年人以及未从事有酬就业者的福祉,不能仅凭他们对生产的贡献来衡量。

收入通过多种制度渠道转化为人们切实拥有的机会。家庭收入影响私人购买力,而税收和公共预算则决定了可用于集体供给的资源。政府能否将财政收入转化为服务,取决于行政能力、资源配置决策、采购、人员配备以及问责机制。反过来说,支出总额本身并不能说明服务质量。学校预算可能用于修建校舍,却未能保障教师到岗或学习材料的供应;卫生预算可能偏重城市的专科医疗机构,却使民众仍然难以获得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公共卫生体现了集体行动的重要性。安全饮水、环境卫生、疫苗接种和疾病监测,不仅能让直接接受服务的人受益,也能惠及其他人。这类外部性,连同信息问题和费用负担障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仅靠私人购买未必能够让广大民众获得服务。健康还取决于卫生部门之外的条件,包括住房、交通安全、食品系统和工作环境。因此,不能直接将寿命的延长归因于医疗支出。

教育同样具有相互关联的多方面影响。读写和计算能力有助于人们获得就业机会、获取公共信息以及使用行政服务。学校教育也有助于人们参与集体决策,并培养质疑权威的能力。然而,入学就读情况和已完成的受教育年限,并不能充分反映这些能力。学习成效取决于教学质量、语言、残障人士获得教育的便利程度、营养状况以及家庭条件。学历资格可以拓展机会,但当取得这些资格的机会极不平等时,它们也可能成为排斥他人的机制。

劳动力市场将生产活动与收入、保障和社会认可联系起来,但有酬工作并不总能拓展自由。不安全的就业、带有强迫性质的工作条件、歧视以及过长的工时,都可能损害其他能力。社会保护,包括养老金、失业救助和儿童津贴,可以降低人们遭受收入冲击的风险,并帮助他们获得基本服务。同一种制度安排在不同情境下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具体取决于覆盖范围、待遇是否充足、筹资方式以及办理相关手续的便利程度。因此,人类发展分析考察的是服务、市场、家庭和公共机构如何共同运作,而不是假定某一项支出或增长目标就能决定最终结果。

能动性、权利与生命历程中的差异

人类发展与人权都强调尊严、平等以及每个人的重要性。不过,两者在分析中的作用有所不同。人类发展评估人们拥有的机会和取得的成就,而人权则依据法律与道德框架,界定人们应享有的权利及相应的义务。例如,受教育机会既可以作为一种能力来研究,也可以作为可观察的结果或得到承认的权利来研究。这些视角相互交叠,却并不等同: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本身并不能证明歧视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况已经消除。

能动性所需的不仅是形式上的行动许可。信息匮乏、会议参与障碍、威胁、照护责任,或因占用有偿工作时间而产生的成本,都可能限制参与。因此,选举和公共咨询只能部分反映人们能否有效表达政治诉求。社会团体、独立信息、工作场所的代表机制,以及便于使用的行政程序,都可能影响人们能否表达意愿并获得回应。同时,仅凭是否到场也不足以衡量参与程度;能否影响实际决策,是另一个问题。

家庭内部的安排尤其重要,因为资源和权力未必得到平等分享。常规收入统计往往假定,家庭成员都能从共同的资源池中受益,但各成员的议价能力可能取决于收入、财产所有权、法律地位和社会规范。无偿照护与家务劳动维系着日常生活,却也挤占了可用于教育、就业、休息和公民活动的时间。时间利用调查揭示了机会的某些维度,而货币收入和传统生产核算并不能充分反映这些维度。

能力也会随着生命历程而变化。早期的营养、健康、安全和学习条件可能影响日后的发展,而学业中断、工作不稳定和难以获得照护,则可能使不利处境不断累积。这些发展路径并非机械地注定不变:后续教育、便于获得的服务以及制度变革,都可以改变人生轨迹。到了老年,即使传统的、以就业为基础的衡量指标几乎没有变化,行动能力、自主性、社会联系和长期照护也可能变得格外重要。

残障与人口迁移进一步说明,形式上享有的权利和平均资源水平为何不足以作为衡量依据。建筑物缺乏无障碍设施,可能使人无法使用原本可以获得的服务;语言障碍或身份文件不确定的问题,也可能阻碍迁移者获得服务。这些情况促使人们关注个人处境与制度设计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解释了为何不能仅凭一国的排名来推断其人类发展状况:真正需要考察的是,具体的人在其现实条件下,能否利用资源、行使权利,去追求自己珍视的生活。

环境可持续性、冲击与韧性

人类发展不仅关注当下人们拥有多少机会,也关注这些机会能否持久。生产和消费可以改善当前的生活条件,却也可能损害未来生活所依赖的环境系统。空气污染、生态系统退化、水资源短缺以及气候变化,都可能影响健康、生计、住房和服务的可及性。因此,需要区分当下观察到的发展成就,与支撑这些成就的过程能否持续而不让他人付出沉重代价。

环境压力的产生及其影响并不均衡。高消费和高能源使用所产生的排放,可能远离遭受特定危害的社区。低收入人群可能更加脆弱,因为他们依赖对气候敏感的生计,居住在危险地区,或缺乏足够的保险保障和储蓄。这些关系取决于具体情境,并非普遍如此:风险暴露程度、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地位,都会影响环境事件造成的后果。全国平均值可能掩盖环境责任与脆弱性方面的显著差异。

《2020年人类发展报告》引入了试验性的“经地球压力调整的人类发展指数”。该指数采用一个基于生产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物质足迹的地球压力因子,对人类发展指数(HDI)进行调整。这项指标凸显了一个事实:按常规指标衡量的高水平人类发展,可能与巨大的环境压力并存。它并不是衡量可持续性的综合指标:它没有涵盖所有形式的生态损害,而且其两个组成指标采用了不同的核算视角。因此,解读这一指数时,必须了解每项指标涵盖的内容。

各种冲击揭示了仅凭某一年取得的成就来评估发展的另一局限。冲突、灾害、金融危机和流行病,可能同时造成资产损毁、教育中断、收入下降和服务削弱。新冠疫情是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在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下降的原因之一,表明此前取得的进展可能出现倒退。其影响不仅限于疾病本身,还包括学习中断、就业损失和照护需求增加。不同人群所受影响的差异,部分取决于原有的卫生系统、职业结构、数字技术的可及性和社会保障。

在这一框架下,韧性是指在条件变化时维持或恢复基本能力的本领。它不同于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总产出。国民收入的恢复,可能与持续的学习损失、健康状况恶化或流离失所并存。资金储备、可靠的基础设施、可及的服务、生态保护以及适应性强的制度,都可能影响人们能否持续拥有机会。因此,评估韧性需要了解损失持续多久、如何分布,而不能只看经济是否恢复到原有的生产水平。

测量的局限与实证研究

人类发展是一种评价框架,而非单一的因果理论。它指出哪些成果和自由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本身并不能确定哪些政策能够带来这些成果和自由。研究必须区分事实描述、伦理判断与因果解释。即使比较发现支出较高的国家健康状况较好,也不能据此确定支出本身的效果,因为收入、制度、人口特征以及过去的投入都可能同时影响支出和健康状况。因此,研究因果关系问题,需要采用与作用机制和现有证据相适应的方法。

研究者利用住户调查、行政记录、人口普查、定性研究和时间利用数据,考察人类发展的具体维度。实验和准实验设计可以估计各类干预措施的效果,例如改变入学机会或福利领取资格。随机对照试验可以为特定环境下某个明确项目的效果提供有力证据,但并不能自动证明该项目在全国范围内或不同制度环境下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定性证据则能揭示标准化指标所遗漏的障碍、意义以及能动性的表现形式。

综合测量不可避免地涉及指标选择和权重设定问题。等权重的做法虽然透明,却仍然体现了一种判断;采用不同权重可能改变比较结果。汇总方式还决定了一个维度的优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另一个维度的不足。对于免受暴力或严重胁迫等能力,允许各组成部分相互替代的指数可能难以恰当反映。指标看板通过分别展示各项指标,避免了部分汇总问题,但也使总体比较更加困难,并可能使优先事项未被明确说明。

数据的局限可能与公式的选择同样重要。民事登记可能不完整,调查可能不够频繁,流离失所者或收容于各类机构的人群也可能未得到充分代表。教育年限等指标即使具备国际可比性,也未必能有效衡量学习质量。购买力估算改善了收入的可比性,但依赖基准调查和统计假设。因此,数据修订可能同时改变数值水平和排名,却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当样本量不足以支持可靠的细分分析时,国家以下层级的估算还会面临额外困难。

最后,测量可能影响其原本要评估的行为。当某个狭窄的指标成为绩效目标时,机构可能优先追求记录在案的成绩,而非指标背后的实际能力,这一问题与古德哈特定律有关。入学人数可能增加,学习却未见进步;接受服务的次数可能上升,治疗却未必有效;记录中的参与可能增多,却未必带来实际影响力。人类发展研究通过采用互补指标、审视实施过程、开展分布分析,以及获取有关人们亲身经历的直接证据来应对这些问题。在简明的综合指数与更丰富的观察资料之间如何取舍,仍是一个实际问题,需要考虑测量目的、可比性,以及不测量某些特定自由所带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