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组织(ILO)**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负责促进社会正义和国际公认的工作领域权利。该组织成立于1919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负责制定国际劳工标准、监督其实施、开展研究和编制统计资料,并就就业和工作条件提供技术援助。其活动涵盖劳工权利、创造就业、社会保护以及劳动关系各方之间的对话。
国际劳工组织在制度上的显著特点是三方机制:政府、雇主和工人共同参与其主要决策机构。这一安排使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在制定国际规则时拥有正式地位,而非将这一职能完全交由国家行使。该组织创立时所秉持的理念是,持久和平有赖于社会正义;这一理念将工作条件与经济稳定、政治参与及人权联系起来。
该组织综合运用法律文书、公众监督、政策协调和务实合作开展工作。其公约可对批准国形成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但国际劳工组织既不是超国家的劳动监察机构,也不是通常会向劳动者个人裁定赔偿的法院。其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落实情况、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参与,以及其监督程序的权威性。
起源与历史发展
国际劳工组织起源于19世纪为应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影响而开展的各项努力。工厂生产、雇佣劳动和国际商业竞争,使工作时间、工伤事故、童工雇佣以及工人组织自由等问题受到关注。改革者认为,如果其他国家的生产者凭借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更薄弱的劳动保护参与竞争,一国在劳动条件方面取得的改善就可能受到削弱。1900年成立的国际劳动立法协会,为围绕这些问题开展国际合作奠定了组织和法律基础。
国际劳工组织成立的直接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安排。《凡尔赛条约》第十三编于1919年确立了国际劳工组织,使其与国际联盟一同成立。负责起草其章程的委员会由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塞缪尔·冈珀斯主持。该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和所提方案反映了几方面相互交织的关切:推进人道主义改革、防止社会动荡,以及认为持久和平有赖于改善工人生活的信念。章程序言将失业、工资不足、工时过长,以及疾病和工伤保障等列为需要采取国际行动的问题。
第一届国际劳工大会于1919年在华盛顿特区举行,通过了六项公约,分别涉及工业工作时间、失业、生育保护、妇女夜间工作、工业最低就业年龄以及未成年人夜间工作。《1919年工时(工业)公约》为其适用的工业活动确立了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的原则。法国政治家、前部长阿尔贝·托马出任国际劳工局首任局长,推动确立了该局的研究、行政和标准制定职能。美国虽从未加入国际联盟,但于1934年加入了国际劳工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劳工局的大部分工作暂时转移至蒙特利尔。1944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费城宣言》,重申“劳动不是商品”,并指出“任何地方的贫困都是对一切地方繁荣的威胁”。这份宣言拓展了该组织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认识,随后成为其章程的附件。1946年,国际劳工组织成为首个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的专门机构,同时保留了自身独立的章程和三方机制。
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扩大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范围,也使就业、农村发展和技术合作在其工作中占据了更突出的位置。1969年,即成立五十周年之际,该组织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不过,政治紧张局势仍影响了成员的参与:美国于1977年退出,并于1980年重新加入。此后的重要里程碑包括1998年通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自1999年起推进体面劳动议程、2008年通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以及2019年通过《面向人的未来工作的百年宣言》。
三方机构与决策
国际劳工组织设有三个主要机关:国际劳工大会、理事会和国际劳工局。三者职能各异,但都在同一制度体系内运作,旨在将国际层面的审议与各国的劳动实际联系起来。各国政府代表成员国并承担条约义务,而雇主和工人代表则作为独立的构成方参与,并非仅仅作为政府代表团的成员。
国际劳工大会通常每年在日内瓦举行。每个成员国可派出四名代表:两名政府代表、一名雇主代表和一名工人代表。每名代表独立投票。因此,工人或雇主代表的投票立场可以与本国政府代表不同。《国际劳工组织章程》规定,在存在相关代表组织的情况下,非政府代表的遴选须与最具代表性的相关组织协商一致。对于代表团是否符合章程要求的争议,可通过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程序予以审查。
大会负责通过公约和建议书、批准工作计划和预算、选举理事会中的民选成员,并讨论重大政策问题。公约或建议书须获得出席代表所投票数的三分之二多数方可通过。大会各委员会承担大量细致的谈判工作,包括逐条审议文书草案。政府代表往往通过区域集团协调立场,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则分别组成各自的代表组。协商一致在实践中十分重要,但三方机制并不要求全体一致同意。
理事会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执行机关,负责确定大会议程、作出政策决定、监督国际劳工局的工作,并选举总干事。理事会设有56名正式理事:28名政府代表、14名雇主代表和14名工人代表,另设候补理事,以扩大参与范围。按照长期沿用的章程安排,十个政府席位由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担任,其余政府席位通过选举产生。这一席位分配方式持续引发有关地域代表性和机构改革的讨论。
国际劳工局是常设秘书处,由总干事领导。其工作人员开展研究,编拟劳工标准草案和技术报告,为监督机构提供支持,并通过总部和各地办事处实施各项计划。其经常预算由成员国分摊的会费提供资金,大量发展合作活动则由额外的自愿捐款资助。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培训中心于1964年在都灵成立,为政府官员、雇主和工人代表以及其他实务工作者提供培训。在这些机构中,三方机制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形式上的代表安排,还取决于参与组织能否独立运作,并切实代表各自群体的利益。
国际劳工标准及其法律运作
国际劳工标准是国际劳工组织主要的规范性文书,涉及的议题从结社自由、就业歧视到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劳动监察以及特定职业的劳动条件。公约和议定书是开放供各国批准的国际条约。建议书是不具约束力的指导性文书,既可作为公约的补充,也可独立针对某一议题提出指导意见。宣言确立更广泛的机构承诺,但不属于可供批准的条约。
标准制定工作通常始于理事会将某一议题列入国际劳工大会议程。国际劳工局在征询成员国以及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意见的基础上,编写报告、调查问卷和文本草案。按照通常采用的两次讨论程序,大会在两届会议上审议该议题,然后才作最终通过。谈判必须兼顾不同的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形式。因此,一些文书设有规定严谨的灵活性条款、除外规定或可选方案,而不是假定所有国家都能实行完全相同的行政安排。
公约获得通过,并不意味着其实体规定自动对每个成员国具有约束力。成员国必须在《国际劳工组织章程》规定的期限内,将新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提交本国主管机关审议,该机关通常为立法机关。一国批准某项公约,即表示接受其中规定的义务,并须报告其实施情况。与许多其他条约体系不同,国际劳工组织公约通常不允许保留,除非文书本身明确规定了灵活适用的空间。公约的生效和退出均受各公约最后条款的约束。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与国内法律的关系,部分取决于各国的法律制度。在一些国家,已批准的条约可以直接在法院援引;在另一些国家,则需要通过实施性立法。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履行国际义务所需的措施可能都不止于修改法律条文。有效的劳动监察、便于使用的程序、充足的行政资源以及防止打击报复的保护措施,都可能是使法律保障真正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因此,国际劳工组织的监督既审查法律规定,也考察实际执行情况。
这些标准的政策影响也超出了批准国的范围。法院可以将其用作解释依据,立法者可以在起草改革法案时加以借鉴,贸易协定或企业政策也可能援引其原则。《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体现了一种整合程度尤高的做法:它将许多早期文书整合为一个框架,涵盖海员的就业条件、居住条件、健康保护和福利,并以船旗国责任和港口国检查作为保障。其他文书则针对特定群体,包括《2011年家庭工人公约》,以及1989年关于土著和部落人民的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这些文书的涵盖范围表明,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制定工作并不限于传统的工业工作场所。
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1998年《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明确了各国因加入国际劳工组织本身而承担的承诺,而非仅因批准特定公约而承担的承诺。宣言最初涵盖四类原则和权利:结社自由和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消除强迫或强制劳动;切实废除童工;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2022年,国际劳工大会增加了第五类,即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相应的基本公约也因此由八项增至十项。
结社自由保障工人和雇主自由建立和加入其自行选择的组织的权利。1948年通过的第87号公约涉及组织自由与独立,1949年通过的第98号公约则涉及保护劳动者免受反工会歧视、保护组织免受干涉,以及促进集体谈判。这些原则不只是允许团体登记注册,还要求组织能够管理自身事务并开展合法活动。这些文书对武装部队、警察和某些公职人员作有专门规定,不能仅凭一项一般规则推断其适用情况。
消除强迫劳动的规定主要见于1930年第29号公约和1957年第105号公约。第29号公约以非自愿劳动和惩罚威胁这两个要素界定强迫或强制劳动,同时规定了若干例外。第105号公约禁止将强迫劳动用于特定目的,包括政治胁迫和劳动纪律惩戒。第29号公约的2014年议定书增加了预防、保护受害者及获得救济方面的义务。这些文书适用于就业中的胁迫行为以及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但强迫劳动并不等同于一切违法或报酬低微的工作。
关于童工的主要文书是1973年第138号公约和1999年第182号公约。前者将最低就业年龄与义务教育相联系,并加强了对儿童从事危险工作的防护。后者要求采取紧急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包括类似奴隶制的做法、商业性性剥削、利用儿童从事非法活动,以及可能危害儿童健康、安全或道德的工作。2020年,第182号公约获得该组织当时全部187个成员国的批准,成为国际劳工组织首项获得普遍批准的公约。统计定义将童工劳动与儿童可以合法从事的工作形式区分开来。
1951年第100号公约确立了男女同值工作同等报酬的原则,其范围比相同岗位同等报酬更广。1958年第111号公约针对基于特定事由的就业和职业歧视,并允许各国通过协商确定其他歧视事由。2022年被列为基本公约的两项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分别是1981年第155号公约和2006年第187号公约。这些文书共同将个人保护与国家政策、机构及预防体系联系起来;被列为基本公约本身并不意味着已获所有成员国批准。
监督、申诉与履约
国际劳工组织的监督体系将对政府报告的定期审查与处理具体指控的程序相结合,旨在评估各国是否履行国际义务,并确定其国内法律或实践需要作出哪些调整。这一体系依靠公开的审查结果、对话、技术援助和政治层面的关注来发挥作用,而不是依靠一个拥有普遍罚款权的常设国际劳工法院。区分这些机制至关重要:专家的评议、大会的讨论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其地位和后果并不相同。
公约与建议书实施专家委员会成立于1926年,由理事会任命的独立法律专家组成。该委员会审查各国关于已批准公约的报告,以及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提交的资料。其意见包括公开发表的评议,以及向各国政府提出的更为详尽的直接请求。委员会还根据已批准和未批准有关文书的国家所提供的资料,就选定的文书和议题编写综合调查报告。委员会的工作持续阐释措辞较为宽泛的标准应如何适用于各国的具体制度安排。
大会标准实施委员会通过三方审查,对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作出补充。在每年的国际劳工大会上,该委员会讨论从专家工作中选出的个案,并通过结论,可能要求提供资料、修改法律、给予技术援助或采取其他措施。这使最初由独立技术程序审查的问题,进一步接受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的审视。个案的选择和结论的措辞可能引发争议,反映出法律评估与该组织代表性架构之间的相互影响。
特别程序提供了其他途径。根据《章程》第24条,雇主或工人的行业组织可以提出控诉,指称某一成员国未能确保其已批准的公约得到有效遵守。第26条规定了申诉程序,可能促成调查委员会的设立,这是国际劳工组织最高级别的调查程序。结社自由委员会成立于1951年,即使有关国家尚未批准相关公约,该委员会也会审查涉及结社自由的申诉。工人个人并不享有将所有劳动权益申诉直接提交这些机构的一般权利;案件是否可予受理,以及申诉人是否具备资格,取决于具体程序。
缅甸的案例说明,在《章程》框架内,特殊情况下可以采取力度更大的措施。1997年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对强迫劳动问题展开调查,其1998年的报告记录了广泛存在的违规行为。2000年,大会援引了第33条;根据该条款,当成员国未执行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时,大会可建议采取行动,以确保其履约。更一般地说,监督可能带来修改法律、恢复工会活动人士的职务或将其释放、改革机构或改进监察等结果,但落实过程往往依然旷日持久。监督机构的解释也会引发法律争论;围绕第87号公约与罢工权之间关系的长期争议,揭示了各组成方在解释权限问题上的分歧。
体面劳动、就业与社会保护
1999年,在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任内,体面劳动理念成为国际劳工组织制定政策的统领框架。该理念整合了四项目标:创造就业、保障工作中的权利、社会保护和社会对话,并将性别平等视为贯穿各项目标的议题。其核心主张是,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不可分割。经济增长可能创造就业岗位,却仍使劳动者面临就业不稳定、歧视、收入不足或本可避免的伤害。
因此,就业政策并不止于统计失业情况。1964年通过的第122号公约要求采取积极政策,促进充分的、生产性的和自由选择的就业。国际劳工组织研究投资、企业发展、技能、宏观经济状况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如何影响就业机会。其在职业教育和学徒制方面的工作,将培训体系与获得生产性工作的机会联系起来。例如,《2023年优质学徒制建议书》涉及系统化学习、报酬或经济补偿、职业安全以及参与机构的责任。
社会保护包括在人生各阶段获得医疗服务和收入保障。《1952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确定了九个分支,包括医疗服务,以及疾病、失业、老年、工伤、生育、失能、遗属和家庭责任方面的待遇。《2012年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就各国自行确定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收入保障提供指导。它允许采用不同的制度和筹资安排,而不规定单一的福利国家模式。
非正规经济带来的挑战尤为重要,因为在许多国家,未得到有效监管或保护的工作占就业总量的很大一部分。非正规性并不限于未注册的企业:劳动者即使受雇于正规企业,也可能从事非正规就业。2015年通过的第204号建议书着眼于向正规经济转型,同时承认保障生计的必要性。相关措施可包括企业登记、将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险、承认劳动者组织、加强执法,以及制定提高生产率的政策。
社会对话涵盖政府、雇主和劳动者之间的谈判、协商及信息交流。它可以在国家、行业或企业层面开展,也包括雇主与劳动者组织之间的集体谈判。其成效取决于组织的独立性、代表能力、信息,以及能够落实协议的制度机构。在更广泛的联合国发展议程中,体面劳动尤其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8中;而其与减贫、教育、健康及性别平等的联系,则使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涵盖多个目标。
研究、统计与衡量
国际劳工组织是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指南的重要提供者。各国的就业制度、行政能力和调查实践存在显著差异,该组织的统计工作为跨国比较提供了支持。国际劳工统计师大会于1923年首次召开,通过决议和准则,帮助确立通用概念。这些统计标准并非可供各国批准的劳工公约,而是为各国统计机构和国际报告工作提供框架。
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哪些活动算作工作,以及应如何对不同形式的工作进行分类。2013年第19届国际劳工统计师大会通过了一项框架,将就业——为获取报酬或利润而从事的工作——与其他工作形式区分开来,后者包括自用生产、无酬实习工作和志愿工作。在自给性生产或无酬活动占用大量时间的经济体中,这一区分尤为重要。一个人的生产活动即使不属于统计意义上的就业,也可能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失业率通常按以下公式计算:
在标准框架下,失业是指没有就业、正在寻找就业机会且能够开始工作,具体认定须遵循规定的操作规则。没有就业但不符合求职或可开始工作条件的人,可能被归入劳动力之外,而非计为失业人口。因此,低失业率不一定意味着人们有充分的工作机会:缺乏收入支持的人可能不得不接受工时极少的工作,另一些人则可能因灰心而停止求职。
更广泛的指标用于衡量劳动力利用不足,包括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和潜在劳动力。国际劳工组织的其他指标则考察劳动收入、工作时间、职业伤害、社会保护覆盖率、非正规就业和在职贫困。在职贫困指就业者所在家庭的生活水平低于特定贫困线,并不只是个人工资偏低的另一种说法。这些区分有助于分析有酬工作、家庭构成与贫困之间的关系,避免将就业视为经济保障的必然保证。
ILOSTAT发布各国数据,以及经统一口径处理或通过模型估算的数据序列。《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全球工资报告》和《世界社会保护报告》等出版物将统计证据与政策分析相结合。对强迫劳动和童工进行全球估算还需要采用其他方法,因为隐蔽、非法或危险的活动难以通过常规调查捕捉。使用所有这些统计产品时,都需要注意其参考年份、定义、覆盖范围和不确定性:全球估计值可能是依据不完整的观测数据通过模型推算得出的,而表面上的趋势也可能部分源于统计分类的修订,而非劳动条件的变化。
技术合作与国际伙伴关系
技术合作将标准和研究成果转化为对各国机构建设和项目实施的援助。国际劳工组织的项目可支持劳动法典的起草、社会保险制度的管理、就业服务、劳动监察、争议解决机制以及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建设。体面劳动国别计划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与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成员协商,确定国家优先事项。由于各国的就业结构、机构能力和商定目标各不相同,这些计划的内容也有所差异。
一项经常需要区分的问题是:依法享有权利,并不等于实际有能力行使权利。例如,如果监察员缺乏交通工具、培训、独立性,或无法进入企业,那么要求保障工作场所安全的法律可能收效有限。因此,援助可以涵盖监察规划、事故报告、雇主合规体系,以及劳动主管部门与其他公共机构之间的协调。在社会保护领域,相关工作可能包括精算分析、管理制度设计,以及评估如何将保障范围扩大至自雇劳动者和非正规就业劳动者。这类项目并不意味着将国家监管权移交给国际劳工组织。
1992年启动的消除童工现象国际计划,成为在各国开展童工问题相关工作的重要载体。相关项目将机构改革与教育、监测、研究及对受影响社区的支持相结合。这一机制必然不能止步于将儿童带离工作场所:家庭收入限制、入学机会、执法能力以及对特定劳动形式的需求,都会影响剥削现象是否持续存在,或在其他地方再次出现。这项工作使国际劳工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他组织开展合作,同时保留各自不同的职责。
“更好的工作”项目于2007年启动,由国际劳工组织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设立,与服装行业携手改善工作条件并提升竞争力。其做法将工厂评估、咨询服务和培训相结合,并推动政府、工人代表和国际买家参与。2001年设立的“柬埔寨更好的工厂”项目是其重要先导。这些项目展示了如何利用供应链关系促进合规,但它们既不取代劳动监察机构,也不免除雇主依据本国法律承担的义务。
国际劳工组织还与世界卫生组织就职业健康问题开展合作,与世界银行就就业和社会保护问题开展合作,并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在移民、发展和危机应对领域合作。其不具约束力的《关于跨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于1977年首次通过,为就业、培训、工作条件和劳资关系提供指导。在上述各项伙伴合作中,资金筹措和项目设计都至关重要:自愿捐款可以扩大业务执行能力,但捐助方的优先事项和有限的项目期限,可能影响援助的持续性及其在地理分布上的均衡程度。
劳动世界的变化与制度挑战
国际劳工组织的职责不仅包括规范既有工厂和办公室的劳动条件,也涵盖劳动组织方式的变化。数字劳动平台、分包、跨境供应链以及新型远程工作,使雇主、劳动者和适用规则的认定更加复杂。2006年通过的第198号《雇佣关系建议书》,针对的是合同安排掩盖实际雇佣身份的情形。这背后的问题影响重大:身份认定可能决定劳动者能否享有最低工资、工时限制、集体谈判、社会保险以及针对解雇的救济。
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带来了相互关联但又有所不同的问题。某项任务可以实现自动化,却不一定意味着整个职业消失;一项技术的影响,也取决于企业如何围绕它重组工作。因此,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关注劳动者受技术变革影响的程度、岗位转型的机会、技能需求,以及收益与风险的分配。算法管理还带来了有关监控、工作分配、绩效评估和劳动者参与的问题。这些发展与数据隐私有所交集,但即便相关系统符合一般性数据规则,它们仍然属于劳动问题。
环境变化构成了另一个工作领域。国际劳工组织2015年发布的公正转型指南,将环境政策与就业、技能、社会保护和对话联系起来。脱碳可能在一些领域创造工作机会,同时减少碳密集型行业的就业,而这些影响可能集中于特定社区。随着劳动者面临高温暴露、极端天气和新的生产工艺,职业风险也在变化。国际劳工组织的职责不是对气候科学作出判断,而是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如何影响劳动者的工作生活,以及劳动领域的制度和机构如何参与调整过程。
移民与人口结构变化,进一步考验着那些以一国管辖范围内的稳定就业为基础而设计的制度。招聘费用、对特定雇主的依赖、工资拖欠,以及社会保障权益转移接续方面的缺口,都可能使移民劳动者处于弱势。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生活安排的变化,使照护工作、养老金和劳动力参与问题受到更多关注。即使正式的三方机制已相当完善,家政工人、农业劳动者、自雇劳动者和小企业劳动者的代表性仍可能不足。
上述各个领域都存在一些持续的结构性局限。批准一项文书并不保证它得到落实,而未予批准也不意味着一国的实践必然低于该文书每一项条款的要求。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成员基础与能力各不相同,各国政府可用于执法的资源和面临的政治制约也存在差异。贸易协定中的劳动条款、企业尽职调查制度和私人认证机制,越来越多地借鉴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但其运作所依托的法律和商业机制,与国际劳工组织的监督机制不同。如何在不混淆自愿承诺、条约义务和可依法强制执行的国内权利的前提下,厘清这些安排之间的相互作用,仍然是国际劳动治理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