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对话是雇主、劳动者以及在某些安排下的公共当局代表,就共同关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交流信息、开展协商或进行谈判的过程。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用法,社会对话涵盖广泛的互动形式,而非某一种单一的制度模式。它可以在企业内部、整个行业、国家层面或国际层面开展。其核心特征是,有组织的劳方和资方利益代表参与影响劳动与经济的决策。
范围与参与者
主要参与者包括劳动者组织,尤其是工会,雇主及其代表组织,以及政府。雇主组织和劳动者组织通常被称为社会伙伴。根据具体安排,政府可以作为政策制定者、监管者、协调者或雇主参与其中。
社会对话的含义比一般的公共讨论更为具体。在劳动政策领域,它主要指上述代表性主体之间的互动,而不是所有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范围更广的对话过程还可能纳入社区组织、专业协会或公民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这类安排有时被称为“三方加”机制,但新增参与者并不会消除雇主组织和劳动者组织的独特作用。
社会对话与公众参与有关,但两者并不相同。公众参与可以让个人直接参与,也可以向全体民众征求意见。社会对话则通常赋予代表就业和生产领域利益的组织以制度性角色。
主要形式
双方对话与三方对话
双方对话在雇主或雇主组织与劳动者代表之间开展,政府不作为谈判方参与。例如,行业谈判以及企业层面关于工作场所变革的协商。不过,公共当局仍可提供法律框架或支持服务。
三方对话,也称三方主义,是政府与雇主、劳动者代表共同参与的对话。它通常涉及国家经济与社会政策、劳动立法、就业战略和社会保护。三方委员会既可以是常设的法定机构,也可以是为处理特定问题而建立的机制。
两者的区别在于参与主体,而不一定在于决策权。三方机构可能仅向政府提供建议,而双方谈判则可能达成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协议。
信息交流、协商与谈判
不同形式的社会对话对参与方的承诺程度要求不同:
- 信息交流向参与者提供相关数据、提案或说明,不一定要求共同作出决定。
- 协商让各方有机会在决策前表达意见并回应提案。协商本身并不意味着参与方拥有否决权,也不意味着必须达成一致。
- 谈判旨在就条款、承诺或政策立场达成一致。
集体谈判是社会对话的一种核心形式,雇主与劳动者组织通过谈判确定就业条件以及双方之间的关系。社会对话的范围更广,还包括公共政策协商,以及不产生集体协议的信息交流。
对话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正式安排通常有明确的成员构成、程序和职责。非正式交流则可以为谈判作准备、厘清分歧,或在争议期间保持联系。
层级与机构
在工作场所或企业层面,对话可以涉及薪酬、工作时间、健康与安全、技术变革、重组和培训。相关机构可以包括劳资联合委员会、安全委员会和职工委员会。职工委员会是一种代表机构,其权限取决于国家法律和制度实践;它不一定是工会,也不一定是集体谈判机构。
在行业层面,各方代表在整个行业范围内开展谈判或协商。行业性安排可以确立共同的就业标准,同时允许企业层面作出适应性调整。
在国家层面,社会对话可以通过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劳动咨询委员会、工资制定机构,或围绕综合性政策协议的谈判开展。经谈判达成、涵盖多个政策领域的全国性协议,通常被称为社会契约。这类契约可以将工资、就业、税收、培训或社会保护方面的承诺结合起来。
区域和地方层面的安排可以处理经济重组或就业发展问题。国际和跨国对话可以涉及跨国企业、国际工会组织、区域机构或全球论坛。跨境对话不一定具有与一国法律体系内的谈判相同的法律效力。
历史发展与国际框架
现代社会对话伴随工业化、有组织的劳工运动、雇主协会和劳动法体系的发展而形成。集体谈判和公共协商产生于各国不同的历史进程,而非源自某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
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于1919年,为三方主义确立了持久的国际制度形式。政府、雇主和劳动者代表共同参与其主要机构。该组织于1944年通过的《费城宣言》重申了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并强调雇主与劳动者应合作改善生产和社会条件。
多项国际劳工标准为社会对话提供了基础:
- **《1948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87号)**涉及劳动者和雇主建立及加入组织的权利。
- **《1949年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98号)**保护劳动者免受反工会歧视,并促进自愿集体谈判。
- **《1976年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第144号)**涉及就与国际劳工标准有关的特定事项开展协商。
- **《1981年集体谈判公约》(第154号)**促进集体谈判的发展。
第144号公约并未提出就所有经济或社会政策问题开展协商的一般性要求。其规范对象是与国际劳工标准有关的一组明确程序。更一般地说,一项公约所产生的法律义务取决于其批准情况及具体条款。
社会对话也是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框架的支柱之一,与就业、工作中的权利和社会保护并列。
欧洲联盟的社会对话
欧洲联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框架,用于社会伙伴在跨行业和行业层面开展对话。《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54条和第155条规定了就社会政策向社会伙伴进行协商的程序,并对社会伙伴之间达成协议作出规定。
此类协议可以依照社会伙伴和成员国的程序与惯例实施。对于条约社会政策条款所涵盖的事项,应签署方的共同请求,也可以根据欧洲委员会的提案,通过欧盟理事会决定予以实施。协议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欧盟立法。
欧洲社会对话既包括雇主组织与劳动者组织之间的双方关系,也包括欧盟机构参与的三方交流。它不同于范围更广的公民社会协商,也不同于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所承担的代表职能。
功能与应用
社会对话为协调各方利益提供了渠道;这些利益在某些方面可能重合,在另一些方面则可能冲突。雇主和劳动者可能都希望企业富有生产力并可持续经营,但在工资、人员配置、控制权或收益分配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其主要功能包括:
- **确定就业条件:**就工资、工时、休假、培训权益及其他条件进行谈判。
- **为公共政策提供依据:**将工作场所的经验和有组织的利益诉求纳入劳动力市场相关政策的制定过程。
- **管理变革:**就新技术的引入、企业重组和工作组织方式的变化进行谈判。
- **预防和解决争议:**保持沟通,支持各方商定的程序,有时也配合调解或调停开展。
- **协调实施:**明确责任,建立监督安排,并制定修订协议的程序。
社会对话也出现在有关工作中应用人工智能、平台就业以及气候变化政策对就业影响的讨论中。在最后一种情境下,它与公正转型相关,即在管理环境与经济变革的同时,妥善应对其对劳动者和社区的影响。
这些只是可能发挥的功能,而非必然取得的成果。对话能否改善政策或工作条件,取决于其设计、参与者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和制度环境。
有意义的对话所需的条件
有效的社会对话通常需要独立且具有充分代表性的组织、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专业能力,以及切实影响决策的机会。结社自由和对集体谈判权的有效承认,是尤其重要的基础。
代表性既涉及一个组织覆盖哪些群体,也涉及它如何向其声称代表的群体负责。不同国家和机构的代表资格认定规则各不相同。组织成员规模、集体谈判覆盖范围、选举支持度或法定标准,都可能是相关考量因素。
时机也很重要。在决定实际上已经敲定之后才开展协商,其影响空间小于在各种替代方案仍可选择时开展的协商。信息必须足够及时、易于理解,以便代表评估提案并拟定回应。
即使在双方机制中,国家也发挥着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国家确立法律保护、认可相关机构,并可提供争议解决服务。公共支持必须与控制独立的雇主组织和劳动者组织区别开来。
局限与争议
谈判力量不平等可能限制有意义的参与。经济依赖、组织薄弱或对报复的恐惧,可能使某些参与者虽然形式上在场,却无法影响结果。
当现有组织对小企业、平台工作、不稳定就业或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者覆盖有限时,就会出现代表性缺口。青年劳动者、移民劳动者和其他群体获得的代表程度也可能不均衡。扩大参与可以改善覆盖范围,但也会引出授权、问责以及如何遴选新增代表等问题。
制度薄弱可能使协商流于程序。相关机构可能不定期开会、缺乏可靠信息,或没有跟进建议的机制。反过来,过于繁复的程序也可能拖延决策,却无法解决实质分歧。
当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就影响其成员之外人群的政策进行谈判时,就会产生问责问题。社会对话可以补充代议制民主,但不能取代民选机构及其法律责任。
**达成协议与存在冲突并非对立。**对话并不要求各方放弃各自的利益,谈判失败也不一定意味着制度失灵。同样,对话的存在本身也不会取消集体行动的权利。因此,评估不能仅仅统计会议或协议的数量,还应关注独立性、包容性、实质影响、实施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收益与成本如何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