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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政治、军事与国际关系 / public-participation

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人们介入影响自身生活或共同利益的决策、政策和活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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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是指人们介入影响自身生活或共同利益的决策、政策、规划和活动。它涵盖个人、社区和组织表达关切、贡献知识、商议备选方案、影响决策,或共同承担实施与监督责任的各种过程。公众参与通常与政府和治理相关,但也存在于公共服务、研究、发展项目以及国家体制之外的机构中。不同的参与过程在谁能参加、何时介入以及参与者能发挥多大影响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范围与基本区分

“公众”并非单一、同质的群体。一项决策可能涉及居民、服务使用者、劳动者、企业、社区组织,也可能涉及受到间接影响或将在未来受到影响的人。不同群体可能利益相冲突,掌握的资源也不平等。因此,识别相关公众本身就是参与过程设计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前期的行政工作。

公众参与与以下几个相关概念有所交叉:

  • 政治参与包括投票、竞选活动、加入政党、抗议,以及其他旨在影响政治权力的活动。公众参与则往往更具体地指介入特定政策、项目或行政决策。
  • 利益相关方参与涉及对某项活动具有利益关联或影响力的个人或组织。参与者既可能包括公众成员,也可能包括商业主体和机构,并不一定意味着各方地位平等。
  • 社区参与强调由地理范围或社会关系界定的社区介入,常见于地方发展或服务提供。
  • 公众咨询是一种由机构在决策前征求意见的参与形式。咨询本身并不意味着决策权的转移。

参与既可以由主管部门发起,也可以通过公民社会、社区倡议、请愿或集体行动独立组织。因此,官方咨询只是机构与公众之间更广泛关系的一部分。

民主与制度基础

公众参与与民主密切相关,但并不等同于选举,也不等同于民主政体的全部。在代议制民主中,民选官员仍承担自身职责;公众参与活动可以为其履职提供参考,但不能取而代之。参与式民主更强调公众持续介入,而协商民主则强调阐明理由、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讨论,以及考虑相互竞争的观点。

支持公众参与的理由有以下几个不同方面:

  • **民主地位:**受到集体决策影响的人,有理由要求其意见得到倾听,并发挥自身的政治能动性。
  • **知识:**参与者可以提供官方记录中没有的实践经验、地方信息和知识。
  • **问责:**公众审视可以揭示隐含假设、暴露执行中的失误,并支持政治问责。
  • **程序正当性:**开放、公平的过程能够增强人们对决策正当性的认可,即使某些参与者反对该项决策。
  • **实施:**让受影响群体参与,有助于在政策实施前识别障碍并明确责任。

这些只是可能产生的益处,并非必然结果。参与可能揭示或加剧分歧,而程序上具有包容性,也并不能保证决策有效或公平。

历史发展

集体决策的实践长期存在于各种议事集会、地方机构、社团和习惯制度中。不过,当代公众参与是在现代选举、行政、规划与发展机构中逐步形成的。

20世纪,公共行政的扩张和大规模开发建设,使民选立法机关之外所作决策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公众听证会、咨询委员会和意见征询程序,成为让人们介入这些决策的机制。社区组织活动和社会运动也对某些决策过程提出了挑战:在这些过程中,官员或技术专家界定问题时,受影响人群的意见并未得到充分纳入。

雪莉·R. 阿恩斯坦于1969年发表的《公民参与的阶梯》是这一领域被广泛引用的文献。该文提出的八级阶梯模型,将“操纵”和“治疗”归为不参与,将“告知”“咨询”和“安抚”归为象征性参与,并将这些层级与“伙伴关系”“授权”和“公民控制”区分开来。这一模型使权力分配成为评价参与的核心。

阶梯模型至今仍有影响,但其层级结构也有局限。它可能使人认为,公众掌握更多控制权始终是恰当目标;然而,权力如何分配才合适,取决于具体决策、法定职责、受影响的利益及制度环境。后来的研究路径开始区分参与的多个维度,而不是把每一种过程都放在同一条尺度上衡量。

参与形式与影响程度

参与可以发生在问题识别、议程设定、政策设计、决策、实施、监测和评估等阶段。及早参与能够影响哪些问题被纳入考虑;较晚参与则可能只能改变一些次要细节。

国际公众参与协会提出的参与谱系区分了五个层次:

层次 主要目的 与决策的关系
告知 提供易于理解的信息 沟通主要由机构单向传递给公众
咨询 征求对议题、备选方案或提案的意见 机构考虑公众意见,并保留决策权
介入 在整个过程中与参与者共同开展工作 公众关切有助于塑造备选方案和提案
合作 共同制定备选方案和优先方案 参与者共同承担形成决策所需的大量工作
赋权 将最终决策权交给公众 公众在界定的范围内作出决定

提供信息是促成参与的必要条件,但仅有单向沟通并不能使人们拥有影响力。反过来,即使不赋予参与者最终决定权,只要参与的界限明确,且其意见得到认真考虑,这一过程仍然可以具有实质意义。

常见方法包括:

  • **公众会议与听证会:**提供介绍信息、向官员提问或将意见载入正式记录的机会。
  • **书面及在线咨询:**就拟议的规则、规划或项目提交意见。
  • **工作坊与协作规划:**围绕问题、备选方案或设计开展有组织的工作。
  • **公民议会与公民陪审团:**由选定的群体审查证据、开展审议,并通常提出建议。遴选往往将随机邀请与旨在提高人口构成多样性的措施结合起来。
  • **参与式预算:**公众参与分配预算中划定的一部分。
  • **社区监测:**公众对服务、支出或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观察和评估。
  • **公民投票:**就明确的问题直接投票,其法律效力取决于适用规则。

这些方法不能相互替代。开放会议允许广泛出席,但无法据此确定全体人口的想法。经遴选组成的审议小组能够开展持续讨论,但参与人数相对较少。投票能够记录人们在既定选项之间的偏好,却很少提供修改这些选项的机会。

法律与政策框架

参与可能是一项法定权利、行政要求、合同义务,也可能是一种由机构自行决定是否采用的做法。其范围因法域和事项而异。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承认,每个公民均有权利和机会,不受该条所指的歧视或不合理限制,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该条并未赋予每个人参与所有行政决策的同等权利。更广泛的参与还依赖于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等权利。

环境治理领域形成了尤为明确的参与标准。1992年《里约宣言》第十项原则将环境决策与获取信息、公众参与以及诉诸司法和行政程序联系起来。1998年《奥胡斯公约》规定了缔约方在获取环境信息、公众参与环境决策以及诉诸司法方面的义务。

国内行政法可能要求发布通知、披露信息、举行听证、开展咨询,或对提交的意见作出说明理由的回应。未满足参与要求,有时可以成为提出法律异议的依据,但可以获得何种救济,取决于适用法律。

参与对原住民族也具有特殊意义。协商以及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涉及集体权利以及与土地、资源和制度的关系。它们不应被视为与普通的公众意见征询活动等同;适用标准取决于相关法律框架和具体情形。

应用领域

在城市规划中,参与可以涉及土地利用、交通、住房、公共空间和社区改造。参与过程往往会揭示全市目标与特定社区利益之间的张力。

在地方政府事务中,居民可以参与预算编制、服务设计、发展规划和监督。他们的影响范围,部分取决于地方当局本身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相关过程利用公众参与来识别影响、比较备选方案,并纳入地方经验。在研究中,参与式方法可以让社区成员参与界定问题、收集信息、解释研究发现和传播研究成果。

公众参与也存在于公共服务的设计与评估中。服务使用者可能发现机构绩效指标所忽略的障碍。不过,共同承担服务提供责任,并不等于获得对政策或资源分配的决定权。

包容性、代表性与数字参与

开放参与渠道并不能确保平等参与。时间、收入、语言、教育、交通、照护责任,以及对行政程序的熟悉程度,都会影响谁能参与。无障碍程度还取决于物理环境、沟通形式以及数字工具的易用性。

应当区分三种代表形式:

  • 选举代表,以通过选举获得授权为基础。
  • 描述性代表,即参与者在相关特征上与更广泛的人群相似。
  • 利益或经验代表,即参与者提供有关特定需求、处境或观点的知识。

任何单一的招募方式都不一定能同时实现这三种代表形式。有组织的群体可以提供专业知识并保持持续参与,但其代表并不当然代表所有受影响者发言。随机遴选可以扩大参与范围,但不回应邀请和中途退出仍可能使最终群体的构成发生偏差。

数字平台可以降低部分参与成本,使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人也能参与。但它们也可能复制既有的数字鸿沟,排除技能不足或网络连接受限的人,并使参与过程受到有组织的集中提交意见或自动化活动的影响。在线评论数量并不是衡量全体人口支持程度的可靠指标。

公开和身份核验要求可能与数据隐私发生冲突。确认意见提交者的身份可能增强透明度,但也可能使面临报复风险或意见中包含敏感信息的人不愿参与。

评估、局限与争议

对参与的评价涉及其设计、开展方式、影响力及结果。相关问题包括:

  • 决策是否确实仍有改变的余地?
  • 是否识别了受影响群体?哪些人仍然缺席?
  • 信息是否易于理解、及时且足够均衡?
  • 参与者能否质疑证据并提出其他方案?
  • 是否说明了权限、限制条件和遴选程序?
  • 是否有可追溯的记录,说明公众意见如何影响了决策?
  • 是否评估了实施情况和较长期的影响?

出席人数、意见提交数量和参与者满意度能够提供有用信息,但不足以衡量成功与否。高参与率可能反映争议激烈,而不是包容性强;偏好的结果得以实现者,与意见遭到否决者,其满意度也可能不同。

一项核心批评是象征性参与:机构可能在重大决策实际上已经确定之后,才邀请公众发表意见。其他风险还包括资源雄厚的利益群体主导过程、选择性呈现证据、审议组织不善,以及反复征求意见却很少作出可见回应所造成的参与疲劳。

参与还会在回应公众诉求与履行职责之间产生张力。官员可能需要在公众偏好与法律义务、技术证据、财政约束以及未参与者的利益之间作出协调。某个在当地广受欢迎的结果,可能让其他社区或后代承担成本。仅凭多数支持或表面上的共识,都不足以证明一项决策合法、具有代表性或公平。

有关参与成效的证据取决于具体情境。明确的权限、充足的资源、包容性的招募、适当情况下的独立主持,以及有记录可查的机构回应,都有助于公众发挥实质影响;但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保证带来更好的政策、公众信任或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