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包容是指个人和群体能够获取、理解并使用数字技术,以满足自身需求并参与社会生活的状态。它也指旨在促成这一状态的政策、制度和实践活动。其范围不止于接入互联网:价格可负担的服务、合适的设备、无障碍界面、切合需求的内容、技能、安全保障以及可靠的协助,都会影响人们能否参与数字生活。
这一概念与数字鸿沟密切相关,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数字鸿沟揭示的是获取、使用数字技术及从中受益方面的不平等;数字包容则关注有助于减少这些不平等的条件和干预措施。数字包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就业、教育、公共行政、金融、沟通和文化参与日益依赖数字系统。因此,数字排斥可能限制人们获得那些本身并非以技术为核心的机会。
数字包容并不只是让所有人都采用某种设备或平台。它涉及参与的质量与自主性、收益与风险的分配,以及是否始终有适当的替代方式可供选择。拥有智能手机的人,仍可能无法完成需要编辑文档的求职申请;而使用辅助服务的人,即使不独立完成每一项数字任务,也可能有效地参与其中。
概念基础与历史发展
早期关于计算机使用机会不平等的讨论,往往集中于设备拥有情况和网络连接条件。随着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以及90年代商业互联网服务的扩张,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开始比较拥有与未拥有计算机、电话线路及互联网订阅服务的家庭。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自1995年起发布的《掉出网络》系列报告,记录了与收入、地域、种族及其他特征相关的差异,推动数字鸿沟成为公共政策议题。
随着网络连接日益普及,研究越来越重视区分能否接入与能否有效使用。埃斯特·哈吉泰于2002年开展的“第二层次数字鸿沟”研究,强调了互联网用户之间网络技能的差异。扬·范戴克考察了涉及动机、物质接入条件、技能和使用的多重递进障碍。马克·沃肖尔在《技术与社会包容》(2003年)中,将技术参与置于涉及识字、制度、语言和社会资源的更广泛关系之中。这些研究取向对一种假设提出了质疑:仅靠分发设备,就能消除排斥。
另一个需要区分的层面是实际成效。即使网络连接条件和使用程度相近,人们也可能因数字环境之外所拥有的资源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教育、经济或社会收益。研究人员有时将这种差异称为第三层次数字鸿沟。例如,如果求职者缺乏受认可的资历、适当的交通条件,或免受歧视的保障,那么搜索职位空缺也并不意味着就能获得就业机会。数字资源会与既有社会安排相互作用,而不是取代它们。
国际政策也随着这些研究同步发展。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分别于2003年在日内瓦、2005年在突尼斯举行,将信息通信技术与发展、参与及国际合作联系起来。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了有关技术和网络连接的具体承诺。其中,具体目标9.c要求大幅增加获得信息通信技术的机会,并在2020年前使最不发达国家人人都能以可负担的价格接入互联网。
由此,数字包容逐渐发展为一个涵盖通信政策、教育、社会政策、设计和社区发展的跨学科领域。其分析视角的核心转变,是从追问是否具备技术,转向追问人们能否在切实获益的条件下使用技术。这一转变也意味着,包容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身份验证系统、软件要求、价格或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变化,都可能使原本能够参与的人受到排斥。
网络连接、设备与可负担性
对于大多数形式的数字参与而言,实体网络连接仍是必要基础。网络依赖国际通信电缆、骨干网、本地接入网、无线电频谱和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某项服务在一个地区可能已具备技术上的接入条件,却因室内信号覆盖不足、网络拥塞、供电中断或容量不足而在实际使用中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宣传中的服务覆盖情况,并不等同于某个家庭、学校或企业实际体验到的服务质量。
国际电信联盟估计,2023 年全球有 54 亿人使用互联网,约占世界人口的 67%,仍有约 26 亿人未上网。其估算还表明,城乡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率约为 81%,农村居民则为 50%。这些数字反映了总体上的差距,但全国平均值可能掩盖某些城市或地区内部的局部数字排斥,即使这些地方整体上已具备良好的网络连接。
不同技术适用于应对不同的制约因素。光纤连接可提供高容量,但需要大量建设和维护投入。移动网络无需为每栋建筑铺设有线连接即可扩大服务范围,不过其性能取决于频谱、回传网络、地形以及同时使用网络的人数。固定无线接入和卫星服务可以覆盖一些难以接入的地点,但设备成本、容量、时延和安装条件都会影响其适用性。没有任何一种传输技术能够解决所有数字包容问题。
可负担性涉及的不只是宣传中的套餐价格。相关成本还包括合适的设备、安装、数据流量额度、维修、软件、电费以及设备更换。预付费服务可能有助于人们控制开支,但也可能使高强度使用变得昂贵。一个家庭名义上可能已经接入互联网,却仍需限量使用流量、间歇性断网,或由多名家庭成员共用一台设备。即使调查将这类家庭记录为已联网,这些使用方式仍可能导致其参与中断。
设备是否适用尤其重要。智能手机支持通信、导航和许多交易活动,但某些任务需要更大的屏幕、实体键盘、专用软件,或多个应用程序协同运行。共用设备可能造成使用时间冲突,并暴露私人信息。不再接收安全更新的计算机虽然仍可用于上网,却可能增加安全风险。因此,评估物质条件层面的数字包容,需要关注可靠性、适用程度、个人对设备的掌控以及使用的持续性,而不能只看是否拥有能够联网的设备。
公共上网设施可以补充私人网络连接。图书馆、社区中心、学校和共享工作空间可以提供计算机、打印、网络连接及使用协助。其成效取决于开放时间、场所是否便于进入和使用、交通条件、隐私保护,以及是否配备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公共终端不能等同于家中持续可用的网络接入,但它可以提供低价移动设备所不具备的功能。
技能、学习与人员支持
数字素养涵盖操作技术、查找和利用信息、沟通交流、创作内容以及安全行事所需的知识与能力。连接网络或上传文档等操作技能只是其中一部分。用户可能还需要判断信息是否可信、理解权限请求、找回账户、识别诈骗信息,以及理解分享信息可能带来的后果。
技能并非简单的“具备”或“不具备”,而是往往发展得并不均衡。熟悉即时通信和娱乐应用的人,可能难以为简历排版或使用电子表格。办公室职员可能熟练掌握复杂软件,却在使用陌生的福利服务网站时遇到困难。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语言以及以往的练习机会都可能影响技能水平,但没有哪一项能可靠地决定一个人的能力。频繁使用少数几类应用,并不意味着能够熟练完成各种数字任务。
学习也依赖基础能力。阅读困难、不熟悉行政事务用语或计算能力有限,都可能让填写一份看似简单的在线表格变得吃力。媒介与信息素养则进一步涵盖评估信息来源、识别误导性的呈现方式,以及理解信息如何产生和传播的能力。当搜索结果、广告、新闻和自动推荐同时出现在一个界面中时,这些能力尤为重要。
数字包容项目通常将系统教学与针对眼前需求的协助相结合。课程可能介绍文件管理、密码和在线沟通,而一对一辅导则帮助个人完成某项具体任务。“数字导航员”项目由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协助参与者了解可用的联网方案、获取设备、培养技能并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做法将数字排斥视为多重障碍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的知识不足。
持续提供协助十分重要,因为数字系统不断变化。软件更新会改变菜单,机构会更换网站,安全程序也会增加新的步骤。一个几年前完成过课程的人,仍可能需要帮助才能掌握新的身份验证流程。因此,在终身学习的框架下,数字能力被理解为需要持续保持和调整的能力,而不是通过一次干预就能永久获得的能力。
支持方式也会影响自主性和信息保密。亲友和一线工作人员经常充当用户获取数字服务的中介,有时会代为处理密码或敏感文件。这种协助能够帮助用户参与数字生活,但也可能使用户不得不依赖他人是否有空、能否妥善保密。评估支持方式时,需要区分帮助他人理解流程、经授权代为操作,以及接管账户这几种情形。它们体现了不同的关系,对同意、责任和隐私也有不同的影响。
无障碍与包容性设计
无障碍关注具有不同感官、身体、认知及其他特征的人,能否感知、理解、浏览和操作某项产品或服务。它是数字包容的核心组成部分,对残疾人士尤为重要,同时也有益于受到暂时性或情境性限制的用户。字幕既能帮助聋人用户,也能帮助身处嘈杂环境的人;清晰的布局则既能帮助有认知障碍的用户,也能帮助面对不熟悉语言的用户。
数字无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兼容性。屏幕阅读器需要有意义的文本、得到正确标识的界面控件、符合逻辑的阅读顺序,以及可由程序读取的结构。使用键盘的用户需要能够在不使用鼠标的情况下访问和操作各项功能。低视力人士可能需要放大显示、足够的对比度,以及能够灵活调整而不丢失信息的布局。即使服务本身免费且网络连接可靠,仅包含图像的文档或字段缺少标签的表单仍然可能造成障碍。
网页内容无障碍指南提供了一套广泛使用的技术框架。该指南由万维网联盟组织制定,围绕四项原则构建无障碍要求:内容应当可感知、可操作、可理解,并具有稳健性。WCAG 2.0 于2008年成为 W3C 推荐标准,WCAG 2.1 和 WCAG 2.2 则分别于2018年和2023年成为推荐标准。指南中可测试的成功准则为采购、评估及法律要求提供了依据,但仅仅符合这些准则,并不能证明每位用户都能完成所有任务。
国际人权文书也涉及无障碍。2006年通过的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九条涵盖了信息和通信的无障碍,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及系统。在欧洲联盟,2016年的《网站无障碍指令》确立了对公共部门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的要求。2019年通过的《欧洲无障碍法案》则针对特定产品和服务引入了无障碍要求,其中主要条款自2025年6月28日起适用。
包容性设计不止于合规测试。冗长的表单、令人困惑的错误提示、存在无障碍问题的身份验证、过短的时限,以及意外的会话过期,都可能使用户无法完成操作,即使各个页面已经满足许多技术准则。无障碍还取决于文档、支付系统、客户支持和第三方组件。因此,需要考察的往往是完整的服务使用流程,而不是孤立的网页。
语言和文化适配还会带来更多设计问题。翻译未必能解决法律术语陌生、姓名惯例不同,或对地址和家庭结构存在预设等问题。邀请具有不同无障碍需求的用户参与测试,可以发现这些障碍。这类测试能够展示人们能否借助日常使用的设备和支持方式完成实际任务,从而对技术检查形成补充。
不同社会群体与地区之间的参与不平等
数字排斥与既有的收入、教育、时间及制度支持的分配格局有关。身处贫困的人可能同时面临多重限制:居住不稳定、数据流量有限、设备老旧、工作时间难以预料,以及无力支付维修费用。这些状况可能使网络连接时断时续,而非始终无法联网。因此,将人们简单分为“在线”和“离线”两类,会忽略那些反复失去接入条件,或只能在诸多限制下参与数字生活的人。
地理条件既影响服务供给的经济成本,也影响用户可获得的资源。人口密度低可能导致网络建设中分摊到每位客户的成本上升。山地、岛屿和偏远聚居地可能增加安装与维护的难度。在城市内部,充足的网络覆盖并不意味着居民一定负担得起服务套餐,也不意味着其住房具备安装条件。非正规住区居民还可能面临供电、地址是否获认可、居住权属以及服务提供商办事程序等方面的额外障碍。
性别差异的形成机制因环境而异,可能涉及收入不平等、受教育机会、对家庭设备的支配权、出行限制,以及遭受网络骚扰的风险。在共用一部手机的情况下,使用机会可能依照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分配,而非取决于个人需要。因此,关注性别平等的分析会区分设备所有权、实际使用情况、隐私,以及自主决定如何参与数字生活的能力。
年龄的影响同样取决于具体处境。老年人在职业经历、教育、健康及技术熟悉程度方面差异很大。有些人经常使用复杂的数字系统;另一些人则直到退休或亲人去世后,才开始接触此前一直由家中另一位成员处理的数字服务。人口老龄化使服务设计和持续支持变得日益重要,但基于年龄的刻板印象既可能掩盖老年人已有的专业能力,也可能遮蔽他们面临的具体障碍。
流离失所和迁移可能中断网络连接,使人无法访问账户。跨境迁移者可能面临不熟悉的语言、身份认证要求、支付系统,以及电话号码携带方面的限制。丢失手机也可能意味着失去其中存储的联系人信息、身份验证凭据或文件。对于原住民族和少数语言群体而言,包容还关乎数字环境是否支持他们的语言、文化实践,以及对自身知识的掌控。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而非各自独立发挥作用。一名身有残障、收入低的农村居民所面临的障碍,可能无法仅靠通用技能课程解决。按不同群体细分的数据和证据有助于识别这类模式,但不应将群体类别视为解释个体行为的固定依据。相关机制往往存在于制度和物质条件之中,包括定价、未能满足无障碍要求的设计、证明文件要求、歧视,以及能否获得可信赖的支持。
教育、就业与基本服务
数字包容已与人们能否获得各类机构的服务紧密相连。学校、雇主、银行和公共机构越来越多地使用在线平台开展日常沟通和办理业务。因此,数字排斥造成何种后果,部分取决于这些组织如何安排服务获取渠道。设计不佳的数字服务可能带来新的障碍,而在过去可以通过有工作人员值守的办事处或电话专线获得同等帮助时,这些障碍并不存在。
在教育领域,网络连接有助于获取学习资料、与教师沟通、提交作业,以及参与在线学习。要有效参与,除了互联网连接,还可能需要安静的空间、合适的电脑、无障碍学习资料和成人协助。2020 年新冠疫情导致学校停课期间,这些差异尤为明显。由于完全依靠数字方式提供教学无法覆盖所有学习者,教育机构综合采用了在线平台、电视、广播、印刷材料和电话联系等方式。
劳动力市场提出了几类不同的数字化要求。求职招聘可能需要在线搜索职位空缺、提交电子申请、上传文件和参加远程面试。工作本身则可能涉及排班应用、数字化薪酬系统、通过平台开展的工作或专业软件。数字技能可以拓展机会,但其价值取决于是否有工作岗位、个人资历、工作条件以及雇主的用工做法。仅仅获得培训机会,并不能说明参与者就能获得更好的就业。
公共行政服务日益将办理业务与数字账户和身份验证挂钩。申请福利、申报纳税、办理许可和预约服务,可能都需要能够使用电子邮件、有一部可用的电话,并能妥善保存登录凭据。数字身份系统可以简化反复验证身份的流程,但也可能将记录不匹配、缺少认可证件,或无法完成生物识别或设备验证的人排除在外。当多项服务依赖同一套身份基础设施时,错误造成的后果可能尤为严重。
金融服务体现了名义上能够获取服务与实际有效使用之间的差别。移动支付和网上银行可以减少出行和办理业务所需的时间,在银行网点较远的地区尤其如此。然而,要使用这些服务,仍可能需要身份证明、账户、兼容的设备、读写能力,以及解决错误的信心。数字界面也可能让收费、欺诈或错误转账变得难以理解。能够使用一款支付应用,并不等同于实现金融包容。
在医疗卫生系统中,在线预约服务、患者门户和远程诊疗可以帮助一些用户更便捷地获得服务,同时也可能给另一些用户造成障碍。能否使用这些服务,可能取决于是否有无障碍界面、私密空间、质量足够好的音视频连接,以及适当的支持。由于基本服务的影响不只是便利与否,评估往往会考察人们能否完成整个办理流程,以及是否仍有有效的辅助办理或非数字化渠道可用。
机构、公共政策与社区服务供给
数字包容涉及多个层面的责任。电信主管部门影响网络部署、频谱分配、服务质量和市场竞争。教育系统负责技能培养和学习资源供给。社会服务机构会接触到因数字技术使用困难而无法顺利获得援助的人群。地方政府、图书馆、社区组织和企业往往提供直接支持。职责分散可能导致一些项目只解决了某个问题,却对其他问题无所作为。
普遍服务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是扩大通信接入的重要工具。视司法管辖区而定,这类政策可能规定服务义务、补贴高成本地区、支持相关机构,或通过行业缴款为通信接入提供资金。政策设计需要在适用技术、最低性能、可负担性和问责机制等方面作出选择。网络补贴可以扩大覆盖范围,却未必能确保低收入家庭负担得起服务订阅费用;而订阅补贴也无法弥补网络缺失或不可靠的问题。
美国的“平价连接计划”体现了一种需求侧的政策思路。该计划依据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设立,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互联网服务费用优惠,并在规定条件下提供联网设备购置优惠。在可用资金耗尽、计划于2024年6月结束之前,已有超过2300万户家庭参与。该计划的终止凸显了资金持续供应的重要性:依赖经常性补贴取得的数字包容成果,可能在补贴结束后难以维系。
社区机构经常着手消除商业服务未能解决的障碍。图书馆提供公共计算机、网络连接、学习活动,以及在线表格填写协助。社区组织可能具备相应的语言能力、在地知识和信任关系,因此能够触及不熟悉正规服务的人群。设备翻新和借用计划可以降低设备成本,但设备发放后,仍然需要维护、安全更新、替换零部件和技术支持。
采购要求和服务标准可以影响大型系统中的数字包容。公共机构在采购数字产品时,可以明确无障碍、兼容性、支持服务和性能要求。合同还可能影响用户能否导出信息、更换服务提供商或使用不同设备。有关明码标价、账单、合同条款和投诉处理的消费者保护规则,会影响人们能否在不承担过高财务风险的情况下采用服务。
让公众参与项目设计,是机构层面的另一项考量。征询用户意见有助于发现行政数据未能反映的障碍,例如对提交身份证明文件的担忧,或服务与旧款手机不兼容的问题。有效的公众参与不能仅仅依靠在线问卷收集反馈,因为这种方式可能恰恰将所研究的人群排除在外。会议、访谈、无障碍材料和中介组织,都可以为参与决策提供更多渠道。
衡量、评估与证据
衡量数字包容需要区分几个问题:服务是否可用、人们是否负担得起、是否使用、如何使用,以及获得了什么结果。电信覆盖地图主要反映供给情况。住户调查反映受访者报告的接入和使用情况。技能测评、服务办理完成情况数据和访谈则考察其他维度。没有任何单一指标能够充分反映所有这些方面。
定义对结果有很大影响。“互联网用户”可能指在近期某个指定时段内使用过互联网的人,而不考虑其使用频率、设备、地点或用途。家庭接入网络并不意味着每位成员都享有同等的使用机会。一个人即使依赖借来的手机,或每月只使用一次公共终端,也可能被计为已联网。进行比较时,需要注意年龄范围、参照时段、地理覆盖范围和问卷措辞。
可负担性指标通常将某种标准化服务的价格表示为月收入的一定比例。这有助于比较,但如果分母采用全国平均收入,就可能掩盖不平等。低收入家庭承担的负担可能大得多,而且价格篮子可能未计入设备或电力费用。同样,网速测试结果受参与测试的设备、地点和用户影响,并不必然能代表所有人的服务质量。
综合指数将接入、技能和使用等指标结合起来。它们能够概括复杂状况,并为监测提供支持,但构建这些指数时,需要对权重和指标间的替代关系作出判断。一个指数可能允许某一维度的出色表现抵消另一维度的严重不足,即使对于某项具体任务而言,这两个维度都不可或缺。在报告总体得分的同时列出各项分指标,可以让这些假设更加清晰。
项目评估还必须区分实施情况与实际影响。发放的设备数量、完成的培训场次或获得补贴的订阅数量,都属于产出。成效则可能包括持续联网、任务完成能力增强、成功获取服务,或就业前景改善。确立因果关系比记录变化的要求更高:在干预开始之前,参与者与未参与者之间可能就存在差异。随机对照试验和精心设计的准实验研究可以估计某些影响,而定性研究则可以解释数值指标未能揭示的作用机制和个人经历。
证据收集本身也存在包容性和隐私问题。仅在线上开展研究,会面临系统性遗漏非网民的风险。没有固定住址或认可证件的人,在常规样本中也可能代表不足。收集高度详细的人口特征或服务使用信息,可以改善分析,同时也会增加隐私风险。因此,评估需要就知情同意、数据最小化、安全处理,以及所收集的信息是否为回答研究问题所必需等事项作出决定。
自主性、安全与新兴的排斥形式
更多地参与数字生活,可能增加遭遇欺诈、骚扰、监控和操纵的风险。因此,数字包容与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密切相关,而不是单纯追求上网时间最大化。资源有限的人可能不得不依赖共用设备、已停止支持的软件,或通过广泛收集数据来获得收入的服务。他们在技术上虽然能够参与,却可能承担较富裕用户能够规避的风险。
安全机制本身也可能造成障碍。多因素身份验证能够保护账户,但依赖当前手机号码或特定设备的验证流程,可能将频繁更换号码或丢失设备的人拒之门外。账户恢复可能要求提供用户并不具备的证件或信息。安全问题也可能预设用户有稳定的生活经历或家庭关系。数字包容所关注的,并不是是否应该设置安全措施,而是系统如何分配证明身份和恢复访问权限所需承担的负担。
自主性是有意义的参与区别于强制数字化的关键。有些人出于隐私、宗教信仰、个人偏好,或对特定服务价值的判断,选择有限度地使用数字技术。这与因价格难以承受或界面存在无障碍障碍而无法参与的情况不同。然而,当必要事务只能通过数字渠道办理时,自愿不使用数字技术与被迫依赖中间人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更加模糊。因此,在公共服务转型的讨论中,保留其他办理渠道始终是一个重要议题。
平台和自动化系统带来了更多不平等。推荐和排序系统影响着用户接触到哪些信息、就业机会和服务。其影响可能因语言、地理位置、个人资料数据和以往活动而异。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语音识别、转写、翻译和图像描述来提升无障碍体验,但其表现可能因口音、语言和用户群体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不准确的输出可能把纠错工作转嫁给用户,也可能掩盖重要错误。
生成式系统进一步凸显了能够使用工具与能够评估其输出之间的区别。对话式界面可能降低某些操作门槛,同时使核实信息、掌握背景知识和理解不确定性变得更加重要。付费档位、算力要求以及不均衡的语言支持,也可能在已经接入互联网的用户之间造成新的分化。
技术更新换代不断改变参与数字生活所需的最低资源条件。应用程序更新后,可能不再支持较旧的操作系统;学校平台可能新增视频使用要求;某项服务可能用与设备绑定的凭据取代密码。每一次变化,都可能使原本够用的设备或技能变得不足。因此,数字包容研究不仅考察人们如何进入数字系统,也考察在什么条件下,人们才能长期保持访问能力、使用能力和自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