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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联结各城市,通过创意、文化产业和国际合作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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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UCCN)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2004年建立的国际网络,旨在促进将创意视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要素的城市之间的合作。成员城市承诺加强文化生产,扩大公众对文化生活的参与,支持创意领域的专业人士,并将文化融入城市发展。加入该网络既意味着获得国际认可,也意味着承诺在本地采取行动,并与其他城市开展合作。

该网络将城市视为文化资源、经济活动、教育与公共政策交汇的场所。其关注范围不限于著名古迹或艺术成就,还涵盖支撑创意活动的机构及工作条件,包括出版机构、工作坊、演出场所、设计企业、节庆活动、培训机构和社区团体。因此,它不同于遗产名录,也不是表彰某一项文化成就的奖项。

通过按创意领域分组、开展联合项目、提交成员报告以及举行国际会议,该网络为不同城市环境之间的经验交流提供了框架。其发展体现了文化政策更广泛的转变:从主要将文化视为需要保护或资助的对象,转向认识文化对包容性发展、就业、公共空间和国际合作的贡献。

起源与历史发展

该网络源于20世纪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日益受到重视的关于文化与发展关系的讨论。1988年至1997年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活动,以及1995年发表的《我们创造的多样性》报告,推动确立了这样一种观点:不能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理解发展。文化参与、多样性以及社区塑造自身未来的能力,越来越被视为发展本身需要关注的议题,而非繁荣带来的附带益处。

与此同时,另一场讨论聚焦于创意产业的经济意义。出版、音乐、设计、视听制作及其他文化活动,开始被视为就业、创新和城市更新的动力来源。城市为这一思路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施尺度,因为文化生产者、教育机构、受众及配套企业往往在地理上集中分布。与国际组织相比,市政当局也能更直接地将文化举措与土地利用、交通、教育及地方经济政策相衔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创建了创意城市网络。同年,爱丁堡成为首座“文学之都”,由此确立了一种早期模式:授予称号既是对既有文化生态的认可,也是对未来合作的支持。爱丁堡在文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不仅源于它与众多作家的渊源,也植根于出版业、节庆活动、图书馆、教育,以及从事当代文学活动的各类组织。其他早期获授称号的城市还包括2005年获评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的圣菲,以及同年获评设计之都的柏林。

此后,该网络不断扩展,覆盖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的城市。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该轮评选结束,网络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350座成员城市。这些数字反映的是网络发展中的特定阶段,并非固定不变的总数:成员数量会随着各轮评选而变化,因此,解读历史统计数据时应结合其对应日期。网络扩展带来了更广泛的地域多样性,但也加大了在资源和行政能力差异显著的城市之间维持实质性合作的难度。

2015年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该网络提供了更广泛的国际政策框架。文化在可持续发展目标11中尤为突出,其中具体目标11.4涉及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不过,该网络的工作也与教育、就业、不平等和可持续生产等议题相关。2016年举行的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及其通过的《新城市议程》,进一步强化了文化与城市发展的联系。由此,创意城市网络从一项规模相对较小的合作倡议,逐步发展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广泛的文化与城市工作中的一项工具。

宗旨与机构性质

该网络的核心理念是:如果将创意视为一种持续的社会和经济过程并予以支持,它就能助力城市发展。一座城市即使拥有辉煌的艺术历史,也未必能为当代创作者提供充分的条件。反之,一座规模较小或国际知名度较低的城市,也可能拥有活跃的手工艺传统、独立出版业或社区音乐机构,为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创意城市的认定既关注现有文化资源,也重视切实可行的未来发展计划。

该网络的目标包括:加强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创作、生产、发行和传播;为创作者和文化专业人士拓展机会;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文化生活;以及将文化和创意产业纳入地方发展战略。这些目标将文化政策与城市规划、教育、就业和社会包容联系起来。例如,一项工作坊计划可以同时发挥传授技能、扶持小企业、盘活公共建筑以及建立代际联系的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是自愿参与的合作网络,而非城市间的条约组织。城市参与该网络,不会改变国家主权,不会使城市获得国际法上的独立地位,也不会赋予城市监管权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制度框架并负责认定程序,各城市则依据自身的法律和行政安排开展活动。具体落实通常有赖于地方政府、文化机构、大学、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

获得创意城市称号也应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加以区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涉及的是依据《世界遗产公约》接受评估的遗产,评估要求包括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等。创意城市的认定则关注城市的文化生态、发展承诺以及对合作网络的参与。同样,这一认定也不意味着某项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座城市可以同时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个项目,但各项目的宗旨和程序仍各自独立。

这一称号可能具有宣传价值,但该项目明示的宗旨并不局限于城市品牌塑造。加入网络并不意味着自动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额资助,也不意味着该市生产的每一种文化产品都获得认证,更不能证明其文化经济公平公正。该网络的制度价值主要在于获得认可、建立联系、获取知识交流机会,以及为持续行动提供框架。这些资源能否带来持久的公共效益,取决于城市政府的承诺、资金投入、专业人士的参与以及实施质量。

创意领域及其城市基础

在截至2023年的网络扩展过程中,城市获认定的创意领域共有七个:手工艺与民间艺术、设计、电影、美食、文学、媒体艺术和音乐。这些类别围绕明确的实践领域组织合作,同时容纳各领域内部的显著差异。它们并非对艺术形式的排名,一座城市获认定属于某一领域,也不意味着它在其他领域缺乏重要活动。各领域之间的界限必然是开放且相互交融的:电影节可能涉及音乐和数字艺术,美食项目则可能依托设计、出版和传统手工艺。

手工艺与民间艺术将生产与材料、技艺、地方历史和市场联系起来。2005年获认定的圣菲,展现了艺术家、手工艺品市场、文化机构和原住民艺术传统之间联系的重要性。这一领域与传统手工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所交集,但网络的关注重点也包括当代生计与发展。设计涵盖的活动从产品、传播延伸至服务和建成环境。2005年获认定的柏林和2008年获认定的深圳,说明不同的产业与文化环境能够支撑同一个创意领域。

文学远不止知名作家或文学旅游。图书馆、出版社、书店、翻译、文学节、读写能力培养项目,以及为新作家提供的发展机会,都能成为城市文学基础体系的一部分。爱丁堡于2004年获认定、墨尔本于2008年获认定,体现了这一领域所涵盖的广泛机构。同样,电影也涉及制作、放映、教育、档案保存、电影节,以及公众接触电影的机会。布拉德福德于2009年成为电影之都,将其视听机构与电影遗产同教育和发展目标联系起来。

音乐城市可以依托音乐学院、管弦乐团、流行音乐演出场所、音乐节、录音活动或社区传统发展。均于2006年获认定的博洛尼亚和塞维利亚,表明这一领域可以涵盖各具特色的音乐历史和机构。媒体艺术涉及运用电子、数字和网络技术的艺术实践,包括互动装置和视听实验。2008年获认定的里昂,体现了艺术创作、技术专长与公共文化活动之间的联系。这类活动可以促使文化组织与科研和技术机构保持长期联系。

美食学将饮食知识与烹饪同农业、市场、餐饮接待业、教育和地方认同联系起来。2005年获认定的波帕扬和2010年获认定的成都,展现了这一领域在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获认定为美食之都,并不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该城市的餐厅进行了排名,或认证某种烹饪传统优于其他传统。其发展意义可以体现在延续饮食知识、支持生产者、传承技艺,以及将城市消费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在所有领域中,关注的基本单位都是由人、组织、空间和实践构成的生态系统,而非孤立的文化景点。

申报、认定与持续承诺

加入该网络须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开申报程序。每轮申报都会明确具体要求、时间安排及各国申报名额限制,这些规定可能有所调整。申报由城市主导,通常需要市政府作出正式承诺,包括获得市长支持,同时还需相关国家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参与或认可。这使地方倡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框架相衔接,但并不意味着国家政府会成为该城市拟议活动的主要执行者。

一份有说服力的申报材料,应当说明所选创意领域为何对该城市具有重要意义,以及这一领域在当地如何运作。佐证材料可涵盖相关机构、企业、节庆活动、培训服务、文化空间、专业组织及现有国际合作关系。仅凭历史声誉,不足以说明未来的发展能力。例如,一座以传统手工艺闻名的城市,还必须关注当代从业者的实际处境:能否获得材料、培训、工作空间和市场渠道,以及是否有机会将技艺传承给下一代。

面向未来的规划同样重要。申报材料须提出一项通常涵盖四年的行动计划,兼顾地方发展与国际合作。地方层面的承诺可以包括改善文化设施的可及性,或支持创意企业;国际层面的承诺则可以包括与其他成员城市开展交流、联合创作、专业培训或知识共享。计划必须将发展目标与负责机构、所需资源及协调安排相衔接;仅仅罗列一系列希望举办的活动,并不足以证明具备落实能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组织评估,参考相关专业意见和成员城市提供的意见,由总干事作出认定。这并非一场公众人气竞赛,网络也不发布统一的文化成就排行榜。评估关注的是城市现有资源、发展战略、拟为网络作出的贡献,以及承诺的可信度之间是否相互契合。因此,获得认定意味着获准参与一项计划,而不是在某一领域胜过所有其他城市。

成员资格伴随着持续的责任。各城市须指定联络人、参与网络活动,并定期提交成员资格监测报告,通常每四年提交一次。这些报告须说明计划落实情况,并概述未来规划。因此,获认定并不只是获得一个一次性的礼仪性称号,尽管各城市后续活动的力度不尽相同。行政工作的连续性至关重要:除非将承诺落实到稳定持久的制度安排中,否则民选领导层更替、部门结构调整或预算变化,都可能削弱计划的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其名称和徽标使用的规定也意味着,不应将成员资格宣传为该组织对市政政策或私人商业产品毫无限制的认可。

合作、治理与知识交流

这一网络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调作用与成员城市分散开展的行动结合起来。市政府通常会指定一个联络单位或负责人,负责保持沟通、组织地方参与,并将国际计划与当地机构衔接起来。视城市情况而定,这项职能可能由文化部门、发展机构或专门组织承担。其成效与其说取决于行政归属,不如说取决于能否召集相关从业者,并将国际承诺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地方安排。

各主题子网络为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同属一个创意领域的城市可以用共同的专业语言讨论业内问题:文学之都可能关注翻译和作家驻留,而设计之都则可能交流设计教育或公共服务方面的做法。不同领域之间也可以开展合作。例如,一个公共空间项目可能涉及设计师、音乐家、数字艺术家和手工艺者,而一项美食倡议则可能需要出版、展览和传播方面的专业知识。

年度大会汇集各城市代表,共同讨论网络的优先事项、交流经验并建立伙伴关系。主办城市可以借助这些会议展示本地实践,并吸引市政府以外的机构参与。大会也为业内人士建立联系创造了机会,这些联系日后可能促成规模较小的项目。2024年在葡萄牙布拉加举行的年度大会适逢网络成立二十周年,特别强调了文化、创意与年轻一代之间的关系。

具体合作可以采取艺术家交流、联合展览、翻译项目、专业工作坊、研究合作或协同举办节庆等形式。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成果并不总是最显眼的。一个城市可能从中学会如何组织透明的驻留计划、让排练空间更易获得,或调整采购流程,以适应小型创意企业的需要。这类交流不仅关乎艺术展示,也同样关乎城市治理:它们传递的是如何支持文化活动的组织管理知识。

不过,知识交流需要因地制宜,而非直接照搬。在一个国家依靠大量公共补贴维持的场馆运营模式,在另一座城市的财政或法律制度下可能无法运转。版权规则、公共采购、语言、土地所有权和专业资质都可能影响经验能否移植。人员配置和差旅预算的差异也会影响哪些成员能够更积极地参与。线上会议可以降低部分成本,但数字鸿沟仍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要使合作取得实效,就必须厘清某种做法发挥作用的条件,承认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并区分可供借鉴的原则与原城市特有的因素。

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融合

该网络推动发展的理念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文化同时影响城市生活的多个方面。文化活动创造就业和收入,也塑造归属感、公共表达、学习以及人与地方的关系。因此,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密切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将每一种文化活动都简化为经济工具。图书馆、排练室、手工艺作坊或社区厨房所具有的价值,可能很难通过门票收入或访客消费充分体现。

经济层面的作用机制包括本地采购、专业网络、技能培养以及对专业服务的需求。电影制作可以雇用技术人员和表演者,同时采购住宿、交通和餐饮服务。出版产业集群可以将作家、编辑、译者、印刷商和书商联系起来。然而,这些联系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所有收益都留在当地并惠及当地各方。所有权结构、合同、供应链以及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决定了谁获得收入、谁承担风险。

空间政策是另一项重要机制。文化设施可以利用原有的工业建筑,带动街区中心的活动,或提供共享工作空间。这些设施能否成功,取决于交通、租金、建筑管理规定以及是否有合适的场所可用。文化引领的再开发也可能推动绅士化:地价上涨迫使艺术家、商户或居民迁出,而恰恰是他们的活动曾帮助这一地区形成吸引力。文化知名度上升与可负担工作空间减少可能同时发生,因此,房地产条件成为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社会目标包括扩大参与,并为青年、边缘化群体和残障人士提供更多机会。无障碍不仅涉及能否实际进入场馆:票价、信息呈现形式、开放时间、语言、交通以及是否让人感到受到欢迎,都可能影响参与。性别平等涉及获得培训、担任领导职务、承接委托项目、参与演出以及享有安全工作环境的机会。这些问题要求关注机构的实际做法和资源分配,而不能仅仅假定创意活动天然具有包容性。

环境问题贯穿各个创意领域。节庆活动和国际交流产生交通运输和能源需求;手工艺与设计活动涉及材料使用和废弃物;美食则将城市与农业景观及食品供应链联系起来。相关项目可以着眼于维修、再利用、缩短供应链,或改善文化设施的环境表现。然而,“创意城市”称号并非环境认证。相关工作与气候变化减缓或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联系,必须通过具体活动和证据加以证明。该网络提供的是将文化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的框架,而不是这些目标已经实现的证明。

文化多样性、参与及工作条件

该网络的运作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多样性的整体承诺为背景。其意义在于承认创意并非仅存在于少数全球文化中心。中小城市、历史上的工业中心,以及文化实践在国际上较少受到关注的地方,都可以建立交流关系。即使同属一个创意领域,各城市在语言、制度架构、艺术传统,以及商业活动与社区活动之间的比重上,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成员城市的多样性并不自动意味着各城市内部也具有多样性。市级项目可能过度侧重成熟机构、在国际市场上易于推广的风格,或人脉广泛的组织。社区场所、少数语言出版机构、非正规就业者和新兴从业者则可能依然较少受到关注。因此,公众参与关乎如何确定优先事项及分配资源,而不仅仅是多少人参加了节庆活动。当参与者能够影响决策,而非仅仅认可既定项目时,征询意见才更有实际意义。

手工艺、饮食习俗、音乐和故事讲述,可能涉及原住民族及其他群体的知识,而这些群体的文化表现形式在历史上曾遭到挪用或排斥。加入国际网络,并不意味着这些知识的所有权转移给市政当局,也不意味着可以不受限制地将其用于商业用途。传统实践被改编用于展览、旅游或产品开发时,可能引发有关知识产权、同意、来源标注和利益分享的问题。正式的版权保护与社群的期望并不总是一致,因此,除法律规则外,机构与相关社群之间的关系也十分重要。

文化工作者的就业条件,也是决定创意能否支持包容性发展的核心因素。创意行业往往包含自由职业、小型企业、间歇性合同,以及无偿或报酬偏低的筹备工作。一座城市的节庆经济可能不断增长,许多艺术家却仍难以获得稳定收入或负担得起的工作场所。培训和提升知名度固然有益,但未必能解决议价能力薄弱、付款拖延或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因此,必须结合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组织方式来理解该网络的目标。

教育将文化传承与新的机遇联系起来。与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及职业教育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可以支持艺术学习、技术技能培养和职业发展。在知识依靠长期实践而非仅靠课堂教学传授的领域,学徒制可能尤为重要。与此同时,教育项目在保留传承下来的方法与鼓励实验探索之间,也可能面临矛盾。富有活力的文化生态通常兼具传承与变革;将传统呈现为一成不变的事物,可能掩盖当代实践者所作的选择与创新。

评估、证据与局限

评估这一网络,需要区分几个不同的问题。其一是城市是否履行了成员承诺;其二是具体项目是否取得了有益成果;其三是获评本身是否带来了原本不会发生的改善。成员资格监测报告可以提供有关活动开展情况和机构运作延续性的证据,但仅凭这些报告,无法解答关于经济影响、社会包容或城市长期变化的所有问题。

区分产出与成效尤其重要。工作坊、节庆、参与者、交流活动或出版物的数量,反映的是活动规模。成效则关注这些活动带来了什么变化,例如技能提升、持续合作、收入增加、参与者构成更加多元,或文化设施的可及性提高。更长期的影响可能包括文化经济或街区状况的变化。一场活动即使吸引了众多参与者,也未必能创造持久的职业发展机会;而一个小型培训项目可能产生显著成效,却无法体现在总体访客统计数据中。

因果归因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城市通常会同时推进多项举措。新建文化场馆、改善交通、国家资助的变化、私人投资以及加入其他网络,都可能影响结果。此外,城市提出申请,部分原因正是它们已经具备文化优势和机构能力,由此产生了选择偏差问题。因此,简单比较获评与未获评城市,可能会将原有差异误判为获评所带来的影响。可靠的分析需要基线数据、明确的时间范围、适当的比较对象,并明确考虑其他可能的解释。

网络覆盖领域广泛,也增加了指标测量和比较的难度。不同国家的就业统计可能对手工艺生产采用不同的分类方式,非正规活动也可能未被充分计入。文学之都和音乐之都并不总能使用相同指标来评估,而城市行政边界也可能将实际运作的文化经济中的某些部分排除在外。营业额和游客消费等经济指标所反映的内容,也不同于文化参与、艺术自主性或代际传承。包括访谈和机构个案研究在内的定性研究,有助于解释仅靠数值指标无法揭示的作用机制。

因此,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最有依据的论断,是那些与可辨识的过程和有记录的活动相联系的论断,例如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实施了项目、增强了机构能力,或改变了政策。至于获评必然促进增长、防止文化衰退或确保包容等更宽泛的主张,则需要这一称号本身之外的证据支持。仍需持续探讨的问题包括:知名机构与规模较小的从业主体之间如何分配收益;相关承诺能否跨越政治周期和预算周期而持续履行;以及不断扩大的网络能否维持有实质意义的合作。这些问题需要通过项目层面的调查、城市政府问责和比较研究来探究,而不能仅凭成员资格就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