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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30年议程是联合国将17项全球目标与国家行动、国际合作、筹资及进展审查相衔接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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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联合国大会于2015年9月25日通过的全球政策框架,载于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A/RES/70/1号决议。其核心内容是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及其下设的169项具体目标,并辅以实施、国际伙伴关系、筹资和审查方面的规定。这些目标于2016年1月1日生效,大多数具体目标计划于2030年前实现,但部分目标的完成期限更早。

议程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一项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变革的综合事业,将消除贫困与改善卫生、教育、平等、基础设施、制度和环境保护相结合。以往的全球发展框架主要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状况,而本议程则适用于所有国家,同时承认各国的能力和国情存在差异。

议程是一项政治承诺,而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它通过国家发展规划、公共预算、国际合作、统计系统、制度性审查,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的活动发挥实际影响。其独特抱负在于推动这些活动相互促进,同时确保此前未能受益的人群也能分享发展成果。

历史形成与通过

该议程源于两种国际政策传统的融合:以减贫为重点的发展合作,以及从环境角度探索发展道路的理念。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推动环境问题成为国际合作的长期议题。1987年,由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担任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阐释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发展。随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这是一项涵盖广泛的行动纲领,涉及发展的环境和社会层面。

另一个重要的前身是千年发展目标(MDGs),2000年至2015年间,大量国际发展工作都围绕这些目标展开。其八项目标涉及极端贫困与饥饿、初等教育、性别差距、儿童及孕产妇死亡率、重大疾病、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发展伙伴关系。这些目标使可衡量的成果成为国际报告的核心内容,但其涵盖范围比后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更窄。此外,它们主要将发展理解为较贫穷国家取得进步,而较富裕国家则通过提供援助和调整政策予以支持。

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常称为“里约+20”会议,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提供了直接的制度起点。其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呼吁启动一个目标制定进程,确立具有普遍适用性、兼顾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层面的目标。2013年成立的联合国大会开放工作组于2014年拟定了一项提案,包含17项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该工作组虽然正式设有30个席位,但通过共享席位的安排,得以让更多国家参与其中。

目标制定进程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磋商同步推进,后者包括专题讨论、国家磋商和公众参与活动。肯尼亚的马查里亚·卡马乌与匈牙利的克勒希·乔鲍共同担任开放工作组主席。2015年的最后阶段政府间谈判由卡马乌与爱尔兰的大卫·多诺霍共同主持。

2015年9月25日至27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举行,议程于会议期间获得通过。联合国全部193个会员国未经表决通过了该议程。从时间上看,该议程与同年达成的另外两项重要协定相互衔接:一项是7月通过的关于发展筹资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另一项是12月通过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这些文件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各自独立,但共同塑造了此后一段时期的国际发展框架。

结构、原则与法律性质

《议程》的内容远不止于那份经常被引用的目标清单。其文本包括宣言、目标和具体目标、关于执行手段和全球伙伴关系的规定,以及后续落实与审查安排。序言围绕人类、地球、繁荣、和平与伙伴关系五大主题阐述其愿景,这些主题因英文首字母均为 P,常被称为“五个 P”。它们体现了这一框架涵盖的范围,但不能替代各项具体目标中所载的实质性承诺。

普遍性是《议程》的一项核心原则。所有国家都应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中也包括高收入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资源消耗、排放、金融体系及国际经济关系都会影响其他地区的发展成效。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各国承担完全相同的义务,或采取一模一样的政策路径。《议程》承认各国发展水平不同,允许各国政府自行确定如何将全球具体目标纳入国家规划。它还重申了《里约宣言》中的原则,包括该宣言所阐述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第二项原则是一体性。各项目标被表述为“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体现了这样一种主张:如果将经济增长、社会福祉和环境保护视为互不相关的目标,就无法实现持久的发展。例如,农业生产依赖于水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功能健全的生态系统,而教育状况的改善则可能取决于营养、安全的交通、家庭收入以及是否存在歧视。一体性要求既关注各项目标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也关注它们之间的冲突。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承诺,以及优先帮助处境最落后者的承诺,赋予了《议程》关注发展成果分配的维度。衡量进展不能仅看全国平均水平是否提高。文本提及了因贫困、性别、年龄、残疾、移民身份、族裔、地理位置或其他情况而机会受限的人群。它以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国际人权文书为依据,将人权和人的尊严纳入这一框架。

《议程》不是一项条约,其本身并不确立可依法强制执行的个人权利、强制性的国家配额,或针对未达目标的国际惩罚措施。不过,其中的承诺可能与国际法已经规定的义务相重合,包括人权条约和环境条约所规定的义务。通过《议程》并不意味着将立法权移交给联合国,也不会自动改变国内法律。其实施仍依赖于各国机构、国际协定和自愿合作,而公开报告和政治监督则构成了其问责机制的主要部分。

17项目标及具体目标的逻辑

这17项目标涵盖基本需求、生产活动、环境系统、制度和国际合作。其官方简称如下:

  1. 无贫穷
  2. 零饥饿
  3. 良好健康与福祉
  4. 优质教育
  5. 性别平等
  6.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7.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8.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9. 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10. 减少不平等
  11.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12.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13. 气候行动
  14. 水下生物
  15. 陆地生物
  16. 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17.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这些简称是便于传播的表述;真正界定行动方案实质内容的,是更完整的目标表述及其下设的具体目标。例如,目标1不仅涉及收入贫困,还涵盖社会保障、获取经济资源的机会以及抵御冲击的能力。目标4涵盖幼儿发展、初等和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识字能力、相关技能以及包容性的学习环境。目标5则涉及歧视、暴力、有害习俗、无偿照护工作、参与,以及依照商定文本的规定,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并享有生殖权利。

具体目标将宏观愿景转化为更明确的承诺。有些规定了量化结果:具体目标3.1要求到2030年将全球孕产妇死亡率降至每10万活产不足70例。具体目标3.2提出,各国均应将新生儿死亡率至少降至每千活产12例或以下,将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至少降至每千活产25例或以下。具体目标6.1要求人人都能公平获得安全且负担得起的饮用水。另一些则涉及制度改革或合作,例如获取信息、参与式决策和政策一致性。

各项具体目标所采用的期限类型和精确程度并不相同。若干环境方面的具体目标最初规定的期限是2020年,而非2030年。有些承诺追求全民覆盖;另一些则要求大幅增加或减少某项指标,但未设定统一的全球量化终点。具体目标1.1提及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口,反映的是《议程》谈判时采用的国际极端贫困线。此后的衡量工作采用了更新后的世界银行贫困线和购买力平价估算值,这体现了已通过的文本措辞与不断演进的统计实践之间的区别。

具体目标还区分了预期成果与执行手段。在目标1至16中,以4.a或6.b等字母编号标识的具体目标主要涉及为落实目标创造条件的措施;目标17则集中于融资、技术、能力建设、贸易和系统性条件。在实际政策中,这一区分并非绝对:配备受过培训的教师或加强统计系统,既是制度建设的成果,也是改善其他成果的手段。因此,整个架构将预期成果与实现这些成果所需的部分能力和伙伴关系结合起来。

国家自主权与落实

《议程》规定,各国政府对落实和后续工作负有首要责任。全球层面的具体目标被定位为愿景性目标,各国政府以全球目标的雄心水平为指引,同时考虑本国国情,制定国家层面的具体目标。这种安排使各国能够将这些目标纳入现有发展战略,而不必采用统一的国际行政模式。同时,各国承诺的具体程度、责任分配,以及所宣布的目标与获得资金支持的方案之间的衔接,也因此存在显著差异。

落实工作通常由设在规划部、内阁办公机构、财政部或其他中央机构的协调机构统筹。协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许多具体目标跨越了部门职责范围。例如,减少儿童营养不良可能涉及农业、卫生、供水与环境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如果缺乏配套服务,单个部门负责实施的方案可能成效有限。因此,有效协调不仅仅是给现有活动贴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标签,还涉及支出决策、监管职责、信息交流,以及解决优先事项冲突的程序。

公共预算是连接政策声明与实际行动的重要纽带。政府可以梳理各项支出与目标之间的对应关系,将具体目标纳入中期计划,或评估拟议投资能否推动多项目标的实现。但这种对应关系本身并不能证明支出有效:归入卫生或教育类别的支出,可能效率低下、分配不当,或不足以维持服务质量。立法机关可以审查拨款和执行报告,公共审计机构则可在其职责范围内评估准备情况、协调状况和实施绩效。

地方层面的落实对于住房、交通、废弃物管理、供水服务、土地利用决策和防灾准备尤为重要。地方政府将全球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服务标准、投资方案和空间政策。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例如,在城市规划中,可能需要统筹考虑交通可达性与可负担住房:将新建住房布局在远离就业地点的地区,虽然能够降低土地成本,却可能加重通勤负担和社会排斥。各国体制下的职责分工和筹资权限存在很大差异。

非政府行为体通过提供服务、开展研究、倡导、经营活动和监测等方式参与其中。大学提供实证依据和专业培训;社区组织可能发现全国汇总数据未能反映的需求;企业则影响着就业、供应链、资源利用和投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其他联合国实体在规划、机构能力建设和数据方面为各国提供协助。这类参与并不取代公共部门的责任。在落实过程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重要区别在于:证明某项活动与某个目标相关,并不等于证明该活动推动了某项具体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可衡量的额外进展。

融资、技术与国际伙伴关系

《议程》的融资框架远不止于对外援助,还涵盖国内公共收入、国内和国际私人投资、官方发展援助、国际金融机构、贸易、债务可持续性以及打击非法资金流动的措施。2015年7月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通过、并获联合国大会核可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被《2030年议程》列为其执行框架的组成部分。其核心前提是,发展成果不仅取决于筹集的资金规模,也取决于金融体系和公共政策的组织安排。

调动国内资源至关重要,因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需要长期、可预期的资金支持。具体目标17.1着眼于加强国内税收及其他收入的征管能力,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支持。财政收入不仅取决于法定税收,还取决于行政能力、正规经济的规模、国际税收安排,以及防范逃税和非法资金流动的措施。支出质量、采购制度,以及资源在各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也会影响财政收入转化为发展成果的成效。

国际援助仍然十分重要,尤其是对财政资源有限的国家,以及难以吸引商业投资的活动而言。具体目标17.2重申了发达国家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的承诺,包括将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将0.15%至0.20%用于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目标。这些比例是衡量捐助方援助力度的基准,并非向每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分配固定金额的公式。其他具体目标则涉及促进投资、债务可持续性,以及从多种来源筹集额外资金。

私人融资可以支持能源系统、通信、制造业及其他活动,但商业激励并不会自动与普遍可及或环境保护的目标保持一致。具有显著社会效益的项目,可能无法产生足以吸引投资者的收入。反过来,如果风险分配不当,获得公共支持的项目也可能带来财政负债。开发银行、担保和混合融资安排旨在缓解融资约束,但要评估其贡献,就必须区分哪些投资是真正新增的,哪些即使没有公共支持也会发生。

技术和能力建设是伙伴关系框架的另一组成部分。《议程》设立了技术促进机制,其中包括联合国机构间工作队、多利益攸关方论坛和在线平台,旨在支持围绕各项目标开展科学、技术和创新合作。获得和运用技术并不只是购置设备,还需要培训、维护、电力、网络连接、研究能力和适当的制度。因此,目标17将技术与能力建设、贸易、政策一致性和数据联系起来,承认仅靠资金无法消除执行过程中的所有制约因素。

指标、数据与进展衡量

169项具体目标需要一套统计框架,将承诺转化为可观测的衡量指标。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于2017年就全球指标框架达成一致,联合国大会随后通过第A/RES/71/313号决议予以采纳。该框架通过年度修订和定期全面审查不断更新。指标数量可能发生变化,某些指标也用于衡量不止一项具体目标。当地方优先事项或政策需求需要更详细的信息时,国家和区域指标可作为全球框架的补充。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由兼顾区域代表性的会员国统计代表组成,在制定和完善框架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各国际指标托管机构负责汇编具有可比性的数据集、制定方法标准,并在各自专业领域支持国家统计工作。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参与卫生指标相关工作,其他机构则负责教育、劳动、农业、人口和环境等领域。由于各国的行政定义、调查方法和报告频率各不相同,协调统一工作不可或缺。

指标并不总能完整反映某项具体目标涵盖的全部内容。一项范围广泛的承诺可能需要多项指标来衡量,而现有统计数据可能只反映其中一个方面。例如,失业率本身无法全面描述体面劳动,因为体面劳动还涉及收入、工作条件、权利和社会保障。同样,一国的森林面积本身并不能反映其生态质量或特定物种的状况。因此,解读指标时,需要关注定义、覆盖范围、参照时期、不确定性,以及衡量指标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

数据分类细化是落实“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承诺的关键。全国学业完成率上升的同时,残疾儿童、农村社区儿童或低收入家庭儿童仍可能持续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相关数据来源包括住户调查、人口普查、行政记录、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以及地理空间信息。样本量过小、分类不一致、登记制度薄弱,或收集足够详细的观测数据所需的成本,都可能限制数据的分类细化。当数据集能够识别出规模较小或处境脆弱的群体时,保护数据隐私尤为重要。

监测还须区分一国当前所处的水平与其变化的方向和速度。一个国家可能持续改善,却仍远未达到某项具体目标;另一个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能较高,但其中的弱势群体却在掉队。当观测数据不完整时,全球评估有时必须采用估计值或模型推算值。方法或源数据的修订可能改变历史数据序列,而这并不意味着实际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进展报告是对证据进行系统解读的成果,而不是对已履行承诺的简单计数;其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哪些具体目标能够得到可靠评估。

后续落实、审查与国际机构

审查《议程》的核心国际平台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该论坛在里约+20会议后设立,每年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下召开会议,并每四年在联合国大会主持下召开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会议。年度会议审议选定的目标和跨领域主题;每四年举行一次的会议通常称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开展更全面的政治层面审查。这两种会议形式将技术讨论与高层政治关注联系起来。

一项主要的国家报告机制是自愿国别评估(VNR)。各国通过这一机制介绍落实情况、制度安排、进展、障碍及经验教训。《议程》规定,评估应当出于自愿、由国家主导,考虑本国国情,并让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因此,自愿国别评估既不是国际履约检查,也不是对一国已实现各项目标的具有约束力的认证。各国可以多次提交评估,从而通过连续评估考察一段时期内的变化。

自愿国别评估要求各机构汇集证据,说明国家政策与具体目标之间的关系,因此有助于促进国内协调。不过,其分析价值取决于数据质量、对不足之处的处理,以及参与的广泛程度。各份报告在是否查明资金缺口、评估政策效果、纳入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或说明协商方法等方面各不相同。民间社会提交的材料和独立研究可以提供更多视角,但其参与机会和影响力因制度环境而异。

地方和区域当局已开展自愿地方评估,将类似的报告方法应用于城市和地区。这类评估并不等同于正式的国家层面程序,但能够揭示被全国平均数掩盖的更小地理尺度上的公共服务供给情况和空间不平等。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也召开可持续发展论坛,将各国经验与全球审查联系起来。这些不同层级都很重要,因为落实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能涉及地方、国家、跨境或全球层面。

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统计系统的支持下,每年发布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此外,独立科学家小组还配合每四年一次的峰会周期编写《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提供以科学为依据的评估。这两类报告机制均不实施制裁,其作用在于汇集证据、识别系统性障碍,并为政治讨论提供参考。因此,问责主要依靠透明度、立法机构和公众的监督,以及各国政府与合作伙伴根据评估结果调整政策的意愿。

与气候、经济政策及人权的相互关系

《议程》的整体性在各项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扩大可靠的电力供应可以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教育、通信和生产活动。然而,如果供电规模的扩大依赖高排放发电方式,或破坏敏感的栖息地,就可能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目标发生冲突。因此,不能总是仅凭一项政策所属的领域来判断其贡献。技术选择、实施地点、对不同群体的分配影响,以及收益和成本出现的时间,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目标13明确涉及气候变化,整个框架的其他部分也间接涉及这一问题。农业生产率、水资源可用量、公共卫生、沿海居民点和基础设施的韧性,都受到气候条件变化的影响。《议程》确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就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开展谈判的主要国际政府间论坛。因此,《巴黎协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辅相成,但在制度上不能相互替代:气候承诺有其自身的报告程序和法律背景。

经济政策涉及的一系列相互作用尤为重要。目标8支持持续、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目标12关注消费和生产,而具体目标8.4则要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努力使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产出增加能否减轻环境压力,取决于能源来源、物质投入强度、技术、消费模式和生产规模。如果产出增长更快,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污染量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污染总量下降。

跨境影响使国家层面的评估更加复杂。一个国家可以减少本国境内的排放或资源消耗,同时进口那些在生产过程中给其他地区造成巨大压力的商品。资金流动、贸易规则、农业补贴和供应链实践,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发展前景。关于加强可持续发展政策一致性的具体目标17.14,强调需要考虑这些相互关系,而不是仅根据每项政策直接的国内目标来评估它。以生产为基础和以消费为基础的核算体系,可以揭示责任归属和风险敞口的不同侧面。

与人权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解读框架。关于不歧视、诉诸司法、教育、健康和参与的具体目标,与国际文书确立的权利有所重叠;目标16则包括法治和负责任的制度。然而,达到某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并不代表履行了所有相关的人权义务。人权分析可能需要关注法律保障、参与、救济和歧视等问题,而这些可能是汇总指标无法反映的。反过来,人权报告和行政资料中的证据,也可能揭示常规发展统计中看不到的障碍。

进展评估与方法论争议

《议程》的落实进展在不同目标、国家和人口群体之间并不均衡。联合国《2024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指出,在可评估的具体目标中,仅有17%有望按既定进度于2030年前实现。近半数的进展甚微或仅有中等程度进展,超过三分之一则陷入停滞或出现倒退。这是依据当时可获得的证据及该报告所采用的方法作出的阶段性评估,并不意味着所有发展活动中恰好只有17%取得了成功,也不意味着其余具体目标距离实现的差距都相同。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扰乱了卫生服务、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压缩了许多国家的财政空间。冲突、流离失所、粮食和能源价格冲击、债务压力以及气候相关灾害,进一步加大了落实难度。这些事件通过相互关联的机制影响各项目标:学校停课打断了学习和照护安排;收入损失降低了人们获得食物和服务的能力;偿债成本上升则限制了公共投资。这些影响并不一致,即使某些指标恶化,另一些指标仍在持续改善。

评估《议程》还涉及归因问题。2015年之后发生的变化并不必然是《议程》带来的结果,因为国家政策、技术变革、人口趋势和早期投资也可能产生类似成效。要确定《议程》的因果影响,就需要考察这一框架是否改变了优先事项、资源配置、机构协调或落实工作。更多地使用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术语,表明这些目标获得了认可,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实际成效发生了变化。反过来,有益的政策即使没有被明确称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措施,也可能推动具体目标的实现。

这一框架覆盖面广,既是其组织上的特点,也是争议的来源。其169项具体目标保留了经协商确定的一系列关切,并承认发展具有多个维度。但这些目标也对规划和统计能力提出了要求,使各国政府面临艰难的优先次序抉择。选取少量直观的指标,有助于行政管理聚焦重点,却可能掩盖较难衡量的承诺,包括制度质量、生态系统状况或边缘化群体的处境。同样,将所有具体目标视为彼此独立的项目,也可能削弱统筹推进的方式。

可持续发展目标综合指数还涉及更多影响解读结果的方法选择。排名通常需要进行标准化、赋权和汇总,并制定缺失数据的处理规则。某一维度的高分可能在数学上抵消另一维度的低分,即使从政策或生态角度看,两者并不能等价替代。以地域为界的衡量方式,还可能低估消费所隐含的境外环境影响。因此,这类指数不同于官方逐项监测具体目标的框架:它们能够概括总体态势,但其结果取决于方法上的决策,而这些决策决定了哪些成就和不足能在结果中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