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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发展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是国际社会商定的八项发展目标,旨在推动到2015年减少贫困、增进人类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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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发展目标(MDGs)**是与2000年9月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相关的一套国际发展框架,包含八项目标。这一框架将减少极端贫困和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性别平等、改善健康状况、保护环境资源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承诺统筹起来。大多数定量指标以1990年为基准年,以2015年为实现期限。该框架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援助方和民间社会提供了一套共同的、可衡量的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并非条约,也未确立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义务。其影响力来自政治承诺、公开报告、资金投入的优先安排,以及发展方案之间的协调。这些目标推动了发展衡量方式的转变,使儿童存活、入学情况和饮用水获取等成果与经济增长一道,成为衡量发展的核心指标。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进展并不均衡:一些全球目标已经实现,另一些则仍未达成,而全国平均数据往往掩盖了巨大的不平等。

2015年9月,联合国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这些目标自2016年起接续千年发展目标,既保留了对人类基本需求的重视,也将议程拓展至不平等、制度、经济转型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领域。

历史渊源与政治层面的采纳

千年发展目标的形成,源于发展理念长期以来逐步转向重视以可衡量的方式改善人类福祉。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就儿童、教育、人口、妇女、社会发展和环境等议题作出了承诺。1990年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和世界全民教育大会推动确立了儿童健康与学校教育方面的目标。1994年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以及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使生殖健康和妇女权利在国际议程中占据了更突出的位置。

另一个重要先声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于1996年发布的报告《塑造21世纪:发展合作的贡献》。该报告汇集了源自以往协议的国际发展目标,包括减少极端贫困、普及初等教育,以及降低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这一思路强调明确可辨的成果和完成时限,而非仅以支出或项目完成情况来界定发展援助。

千年首脑会议于2000年9月6日至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9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55/2号决议,即《联合国千年宣言》。宣言涉及和平、安全、发展、环境保护、人权以及弱势群体的需求。宣言中关于发展的承诺为千年发展目标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但宣言本身涵盖的范围比后来形成的八项目标框架更广。

如今广为人知的八项目标体系,是通过后续的机构间工作以及秘书长于2001年发布的《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路线图》报告确立的。因此,2000年宣言的通过与千年发展目标在执行层面的具体制定,是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两个阶段。在秘书长科菲·安南领导下,联合国系统日益借助这些目标来协调倡导工作、各国报告编制和发展规划。

后续举措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框架。2002年的《蒙特雷共识》聚焦发展筹资,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则审查了进展,并重申各项承诺。由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主持的联合国千年项目于2005年公布了主要建议,着重强调投资需求和切实可行的干预措施。2010年的一次高级别会议通过了一项行动议程,旨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加快进展。这些进程使千年发展目标成为一个持续开展政治层面审议的体系,而不只是一份在世纪之初发表的宣言。

目标、具体目标与制度设计

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将总体目标与更具体的目标及统计指标相结合:

  1. 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2. 普及初等教育。
  3. 促进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
  4. 降低儿童死亡率。
  5. 改善孕产妇健康。
  6. 防治艾滋病毒感染及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
  7. 确保环境可持续性。
  8. 建立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

这一框架最初包含18项具体目标和48项指标。根据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所作承诺进行修订后,自2008年1月起生效的监测框架包含21项具体目标和60项指标。新增内容包括实现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劳动、普及生殖健康服务、提供艾滋病毒感染治疗,以及更为明确的生物多样性目标。

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指标各有不同用途。总体目标表达宏观愿景,例如改善孕产妇健康。具体目标规定可衡量的结果,例如在1990年至2015年间将孕产妇死亡比降低四分之三。指标则提供用于评估进展的观测数据,包括孕产妇死亡比和由熟练卫生人员接生的分娩比例。某项指标向好,并不一定说明整个目标已经实现。

各项目标在数学形式上也不相同。贫困和饥饿方面的具体目标要求将特定比例减半,而普及初等教育则要求覆盖所有儿童。儿童死亡率的具体目标要求降低三分之二,孕产妇死亡比的具体目标则要求降低四分之三。部分目标的截止年份并非2015年: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截止年份为2010年,改善贫民窟居民生活的目标则为2020年。因此,千年发展目标并不是八项定义方式完全一致的量化承诺。

各机构分担不同职责。各国政府制定战略并编写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则在许多国家支持实施与协调工作。各专门机构负责编制其领域内的指标。世界银行在贫困衡量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在卫生统计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则在儿童相关指标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联合国统计司通过千年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协调国际监测工作。

这一框架通常将前七项目标视为发展成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果,而将目标八视为支持这些目标实现的国际条件。这一区分影响深远,却不够全面:国内政策影响着所有目标,而国际贸易、金融、技术及环境压力也影响着整个框架下各项目标的实现情况。

极端贫困、饥饿与就业

目标1旨在于1990年至2015年间,将收入处于极端贫困水平的人口比例和遭受饥饿的人口比例各减半。修订后的目标还包括使所有人,包括妇女和青年,都能获得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这些组成部分体现了一种认识:收入、营养和就业是相互关联的贫困维度,但不能彼此替代。

收入目标最初采用的国际贫困线通常被称为“每天一美元”。此后,随着统计口径的修订,实际采用的门槛也有所调整。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采用的贫困线是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天1.25美元。这是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购买力估值,并非按现行市场汇率换算出的实际金额。世界银行后来采用的贫困线使用了不同的价格基准,因此,依据不同版本贫困线得出的数据,不能直接拼接成一条口径始终不变的序列。

据2015年报告,发展中地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47%降至2015年预计的14%。极端贫困人口数量从约19亿降至估计的8.36亿。全球目标提前实现,但各地区改善的幅度和速度差异显著。中国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对全球总体数据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现象仍普遍得多。

区分人口比例与绝对人数十分重要。如果人口快速增长,贫困率下降并不一定伴随着贫困人数的相应减少。减贫不仅取决于平均收入的增加,也取决于经济增长所带来收益的分配。因此,该框架还监测反映贫困深度的贫困差距,以及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在消费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饥饿状况通过食物摄入不足人口比例、五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比例等指标进行评估。2015年报告估计,发展中地区食物摄入不足的人口比例已从1990—1992年的23.3%降至2014—2016年的12.9%,接近但尚未达到比例减半的目标。这些估计反映的是膳食能量摄入不足,而非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微量营养素缺乏、家庭内部食物分配不均,以及营养不足与肥胖日益并存的现象,都需要采取额外措施加以应对。

就业监测涵盖劳动生产率、就业人口比率、工作贫困和脆弱就业。这些指标凸显出,仅凭有无就业来判断经济保障状况存在局限:人们即使长时间工作,也可能仍然贫困,尤其是在低生产率的农业和非正规就业中。因此,即便总体收入贫困有所减少,粮食安全和生计稳定仍然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初等教育与性别平等

目标2旨在确保到2015年,世界各地的儿童都能完成完整的初等教育。尽管入学率是最广泛报告的指标,但这一目标强调完成学业,其内涵比单纯入学更为广泛。监测还考察了学生升至小学最后一个年级的比例,以及15至24岁人群的识字率。

《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估计,发展中地区的小学净入学率从2000年的83%升至2015年的91%。同期,全球未入学的小学适龄儿童人数从约1亿降至5700万。尽管学龄人口快速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入学率仍显著提高。然而,让所有儿童完成初等教育的目标并未实现,受冲突、贫困、流离失所影响或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儿童,尤其面临长期难以消除的障碍。

扩大入学机会有赖于多种政策机制。免除学费降低了家庭的直接支出,兴建学校和招聘教师则扩大了教育供给能力。学校供餐和经济资助可以让贫困家庭更有条件送子女上学。这些措施的效果取决于落实情况:如果师资供给和公共财政投入未能跟上,入学人数快速增长就可能导致班级过度拥挤。因此,获得教育机会本身并不能证明儿童确实学有所获。

目标3着眼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具体目标是争取到2005年消除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性别差距,并在2015年前消除各级教育中的性别差距。其指标还包括妇女在非农业部门有酬就业者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妇女在国家议会中的席位比例。这些衡量指标将该目标的范围扩展到学校教育之外,但仍只反映了妇女经济和政治处境的一部分。

根据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所采用的汇总衡量指标,到2015年,发展中地区总体上已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中实现了性别均等。然而,区域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总体上的均等也可能与贫富家庭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并存。在一些地方,女童仍处于不利地位;而在另一些地方,男童进入或完成某些教育阶段的可能性则更低。

教育和性别目标揭示了数量均等与实质平等之间的重要区别。入学人数相当,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学科选择、安全、学习成果或毕业后的机会方面同样平等。全球范围内,妇女在议会中的席位比例有所提高,但仅凭代表比例,无法衡量妇女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无偿照护劳动、暴力、不平等的财产权以及歧视性社会习俗,均未在千年发展目标的指标体系中得到全面反映。这些遗漏后来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全面地处理性别问题提供了借鉴。

儿童生存、孕产妇健康与传染病

八项目标中有三项涉及卫生,既反映了可预防死亡问题的严重程度,也表明已有干预措施能够带来可衡量的改善。目标4旨在将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1990年至2015年间降低三分之二。目标5力求将孕产妇死亡比降低四分之三,并在修订后增加了普及生殖保健服务的要求。目标6则针对艾滋病毒感染与艾滋病、疟疾、结核病及其他重大疾病。

据千年发展目标最终报告,全球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990年的每千名活产儿约90例,降至2015年的43例。五岁以下儿童每年死亡人数从约1,270万降至近600万。这意味着死亡率下降了一半以上,但仍未达到全球目标所要求的三分之二降幅。这一进展是多项相互作用的变化共同促成的,包括疫苗接种、疟疾预防、营养改善、儿童感染性疾病诊治水平提高,以及基本服务覆盖面的扩大。

儿童死亡率指标也揭示了出生后头五年内不同阶段的差异。随着部分感染性疾病所致死亡减少,新生儿期——即出生后头28天——的死亡在其余死亡总数中所占比例有所上升。预防这些死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孕期保健、分娩时的专业照护以及新生儿服务。因此,儿童总体死亡率下降,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再加强孕产妇和新生儿服务。

孕产妇死亡的衡量与减少尤为困难。孕产妇死亡比记录的是每10万名活产儿对应的孕产妇死亡人数,与女性一生中死于孕产相关原因的风险并不相同。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采用当时可获得的估计数据,指出1990年至2013年间,全球孕产妇死亡比下降约45%,未达到降低四分之三的目标。由专业卫生人员接生的比例有所提高,但受训人员、急诊产科服务、交通运输和可靠转诊体系的不足,仍持续影响着孕产妇健康结局。生殖健康目标还监测了产前保健、青少年生育率、避孕普及率以及未得到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

在目标6框架下,国际社会扩大了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工作。据估计,2000年至2013年间,艾滋病毒新发感染人数下降约40%。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可及性大幅提高,改善了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生存状况,并减少了患病情况。2001年成立的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以及2003年启动的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成为这一领域筹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疟疾方面,千年发展目标最终报告估计,2000年至2015年间,全球发病率下降37%,死亡率下降58%。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诊断检测和有效治疗促成了这些变化。结核病患病率和死亡率也有所下降,但艾滋病毒相关结核病和耐药性使防控工作更加复杂。

这些成果既有赖于针对特定疾病的规划,也离不开更广泛的卫生系统能力。实验室、供应链、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信息系统以及便于民众获得服务的医疗卫生设施,同时支持了多项目标的实现。反过来,即便有药品或捐助资金可用,薄弱的服务能力仍可能制约进展。因此,卫生领域的千年发展目标在推动人们关注可衡量的疾病指标和健康结局的同时,也揭示了持续投资公共卫生机构的重要性。

环境可持续性、水与城市生活条件

目标7涵盖了多项与环境和人居有关的具体目标,包括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国家政策、扭转环境资源流失的趋势、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扩大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覆盖面,以及改善贫民窟居民的生活。这一目标所涵盖的内容尤为庞杂:其指标从森林覆盖率、二氧化碳排放量,一直延伸到家庭饮用水源和住房条件。

饮用水方面的具体目标要求,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减半。在实际操作中,国际监测主要衡量使用“改良”饮用水源的情况,并按设施类型对水源进行分类。《千年发展目标》最终报告估计,2015年全球有91%的人口使用改良饮用水源,而1990年这一比例为76%。在此期间,约有26亿人获得了改良饮用水源,全球目标于2010年实现。

改良水源与经证实安全的饮用水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受保护的水井或管道供水接入点仍可能提供受污染的水,供水也可能时断时续,或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取水。因此,千年发展目标的这项指标是衡量饮用水可及性的实用替代指标,而非对水质安全的直接核验。此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测引入了要求更高的“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概念,将供水的可用性、取水地点和水质纳入考量。

卫生设施方面的进展较为缓慢。1990年至2015年间,约有21亿人获得了改良卫生设施,但截至2015年,仍有约24亿人无法使用此类设施。约9.46亿人仍在露天排便。全球卫生设施目标未能实现。此外,家庭配备卫生设施,并不必然意味着排泄物得到了安全运输、处理或处置;这一问题在后续监测中受到更多重视。

人居方面的具体目标是,到2020年至少使1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监测考察的匮乏状况包括供水和卫生设施不足、居住空间不足以及住房不够坚固耐用等。截至2015年报告发布时,相关改善已惠及超过3.2亿人。然而,由于城市化的速度超过了适足住房及配套服务的供给速度,贫民窟居民的绝对人数仍在持续增长。因此,即使实现了让固定数量人口的生活得到改善的目标,居住在条件匮乏的城市住区中的总人口仍可能增加。

与一些服务可及性指标相比,环境资源指标呈现的情况不那么乐观。全球森林仍在流失,生物多样性持续承受压力,二氧化碳排放量自1990年以来大幅增加。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未能实现。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所取得的进展,展现了国际协调行动的成效,但这一成功并不意味着应对气候变化或生态系统退化也取得了同等进展。目标7在不同领域取得的不同结果,说明了仅用少量指标反映环境可持续性所面临的困难。

筹资与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目标8关注的是实现其他目标所处的国际经济与制度环境。它涵盖多方面的承诺,包括建立开放且可预测的贸易和金融体系,满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保障债务可持续性,提供可负担的基本药物,以及普及新技术。与其他一些千年发展目标不同,目标8既没有单一的核心量化结果指标,也没有统一规定的完成期限。

官方发展援助(ODA)是一项主要指标。联合国早已提出,捐助国应将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这一目标虽早于千年发展目标,但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使其重新受到重视。2015年的报告指出,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2014年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达1,352亿美元,按实际价值计算比2000年增长66%。然而,大多数捐助国仍未达到0.7%的基准,而且援助总额的增长并不能保证资源流向最贫困的国家或资金缺口最大的领域。

债务减免是另一个组成部分。1996年启动、1999年得到强化的重债穷国倡议,以及2005年商定的多边债务减免倡议,减轻了符合条件的国家对参与减免的债权人的偿债义务。偿债支出减少,可以为发展支出腾出财政空间。不过,债务减免取决于受援资格和执行要求,也无法排除借款、出口冲击或融资条件变化带来新的债务压力的可能性。

贸易方面的监测考察了发达经济体的优惠市场准入、关税和农业支持措施。这些监测内容体现了一种认识:发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向国际市场销售商品的机会。然而,名义上的免税准入本身并不能解决运输、生产能力、海关程序或产品标准合规等方面的制约。因此,目标8将国际市场规则与更广泛的发展能力问题联系起来。

在千年发展目标实施期间,技术普及状况迅速变化。到2015年,移动蜂窝电话用户数已接近世界人口总数,互联网使用规模也较2000年大幅扩大。但电话用户数并不等于独立用户人数,而且不同收入、地区和性别群体在技术获取方面仍存在差距。数字鸿沟日益涉及可负担性、连接质量、使用技能和有效利用,而不再仅仅是有没有网络覆盖的问题。

与降低死亡率或提高入学率等目标相比,伙伴关系目标的问责安排更为复杂。责任分散在捐助国政府、国际机构、商业主体和发展中国家主管部门之间。援助规模、贸易准入、债务减免和药物供应等方面的表现,无法归结为衡量伙伴关系的单一指标。因此,相关报告往往评估趋势和承诺,而不是对目标8是否已整体实现作出明确判断。

衡量、进展不均与解读

千年发展目标使统计监测在国际发展政策中占据了格外显著的位置。年度全球报告将各国数据与国际机构编制的估算数据相结合。住户调查、行政记录、人口普查和民事登记系统提供了大量基础资料。在记录不完整的情况下,则使用统计模型估算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等指标。

这一过程提高了国际可比性,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限制。国际机构有时会调整各国数据,以统一定义或弥补观测资料的缺失。因此,一国公布的本国估计值可能与国际数据序列采用的数值不同。对调查数据、人口估计、价格比较或统计模型的修订,也可能改变历史数值。连续两期报告之间看似出现的变化,并不总是意味着实际状况发生了新近观测到的变化。

2015年报告是一份终期评估,并非对最后一个日历年内所有成果的全面普查。有些指标依据的是较早年份的观测数据,另一些则包含对2015年的预测。尤其是卫生领域的数据,后来随着更多证据的出现而得到修订。要准确理解报告中的结果,应结合其所依据的具体数据序列和发布日期。

数据汇总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全球性目标可能因人口大国的快速改善而实现,但许多其他国家仍未走上达标轨道。在各国内部,全国平均值可能掩盖不同财富水平、性别、残疾状况、族裔、城乡居住地或移民身份群体之间的差异。调查有时未能充分覆盖流离失所者,或身处不安全及偏远地区的人群。分类数据的匮乏,限制了识别哪些人受益、哪些人仍被排除在外的能力。

目标的设计也影响了对结果的解读。大多数千年发展目标以1990年为基准年,这意味着所衡量的部分进展发生在该框架于2000年通过之前。相对降幅目标对各国提出的要求,因其起点状况而异。一国可能取得了显著改善,却仍未达到要求较高的目标;另一国则可能因起点较为有利,在绝对变化较小的情况下便实现了目标。因此,目标达成情况与政策绩效并不是同一概念。

千年发展目标实施期间取得的进展,也不能说明其中有多少改善是由该框架本身促成的。经济转型、国内公共政策、人口变化、技术创新,以及2000年以前就已开展的项目,都影响了最终结果。要证明千年发展目标具有独立的影响,仅仅观察到某项指标在目标宣布后有所改善,还远远不够。

这一框架对议题的取舍也影响了相关讨论。简明的目标便于传播和监测,但对不平等、学习质量、残疾人包容、制度绩效以及若干环境压力的明确关注较少。以指标为导向的管理,可能优先推动容易衡量的活动,而不是较难量化的改善。这些局限涉及框架的设计和使用,并不否定生活条件已经取得且有据可查的改善。

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过渡

在千年发展目标的截止期限到来之前,后续框架的制定工作就已启动。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20”峰会,启动了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府间进程。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制定还参考了各国磋商、专题讨论、专家研究以及秘书长高级别知名人士小组的意见。其目的是在履行千年发展目标尚未完成的承诺的同时,构建一套范围更广的议程。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于2016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这些目标保留了千年发展目标关注的核心议题,包括贫困、饥饿、教育、健康、性别平等、用水和环境卫生,但将其重新纳入一个涵盖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更广泛框架。

一项核心变化是普遍适用性。千年发展目标主要围绕较贫穷国家的发展成果以及较富裕国家提供的支持而设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则适用于所有国家,同时承认各国国情和能力的差异。因此,高收入国家不仅被视为发展伙伴,也被视为在不平等、资源使用、消费、制度和环境影响等方面负有国内责任的社会。

后续目标也提高了雄心水平。新框架不再以将极端贫困减半为目标,而是力求彻底消除极端贫困。教育方面的承诺不再局限于完成小学教育,而是扩展到中等教育、幼儿发展、技能和学习成果。健康方面的承诺除孕产妇和儿童健康以及传染病外,还涵盖非传染性疾病和全民健康覆盖。此外,新框架还分别设立了针对不平等、可持续城市、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海洋、陆地生态系统以及制度的目标。

若干方法上的调整直接回应了千年发展目标实施过程中的经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承诺,使人们更加重视对结果进行分组统计,而非仅仅依赖全国平均值。饮水和环境卫生监测转向关注安全管理的服务。贫困衡量保留了国际收入基准,同时也承认按各国定义衡量的贫困,以及多个维度的匮乏。后续框架还纳入了有关执行、融资、技术和统计能力的更明确的具体目标。

保持统计序列的连续性仍然有用,但需要谨慎处理。有些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直接沿用了千年发展目标的衡量指标,另一些则调整了定义、分母或服务标准。在千年发展目标监测中被认定为使用改善水源的家庭,并不自动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安全管理饮用水的标准。同样,国际贫困线的修订可能改变贫困水平的估计值,却并不意味着家庭生活状况随即发生了同等程度的变化。因此,跨越这两套框架追踪进展,既需要理解其在实质内容上的延续,也需要理解衡量方法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