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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教育 / adult-education

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涵盖有组织的学习,帮助成人增长知识、发展技能、取得资格,并提升工作、生活及公共参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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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是教育领域的一个分支,关注在各自社会中被视为成年人的群体所参与的有组织学习。其内容包括掌握基本技能、完成曾经中断的学业、取得职业资格、开展学术学习,以及参与文化或公民教育。成人教育的界定特征并非某种特定的学科内容或教学方法,而是学习与成人所承担的责任、既有经验及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成人教育是终身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两个概念不能互换:终身学习贯穿从幼儿期到老年的整个生命历程,也包括有组织的学习项目之外的学习。成人教育服务于经济、社会、文化和个人等多方面的目标。提供成人教育的机构多种多样,既有社区学习中心和工作单位的培训部门,也有大学、志愿团体和在线教育机构。这一领域涉及受教育权、成人学习的本质、对既有经验的认可,以及学习机会获取不平等等问题。

范围、定义与界限

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年龄界限来界定成人教育。法定成年年龄、离校年龄、开始就业的年龄、为人父母的时间以及社区的期望,并不一定相互吻合。一个参加晚间识字班的17岁青年,可能属于成人教育体系的参与者;而一个22岁、一直连续接受教育的本科生,则可能被归入初始教育。因此,统计定义往往采用固定的年龄分组,与教育提供机构实际采用的界限有所不同。进行比较时,必须说明所涉及的是全体成年人、劳动年龄成年人,还是重返教育体系的特定群体。

一个核心区分是将学习分为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学习。正规教育具有制度化、有目的的特点,并得到教育体系的认可,例如成人中等教育课程或非全日制大学学位课程。非正规教育同样是有组织、有目的的,但不一定属于受认可的资格获取途径。社区语言课程或有明确安排的工作场所专题培训,都可能归入这一类别。非正式学习则发生在日常活动中,例如与同事一起排查设备故障,或自主研究地方历史。这类学习可以是有意进行的,但在对成人学习的更广泛讨论中,偶然发生的学习也占有重要地位。

这些类别描述的是教育的组织形式,而不是知识内容的难度。非正规研讨班可能探讨高深的科学知识,正规教育课程也可能教授基础阅读。此外,颁发证书并不会自动使一项活动成为正规教育:商业教育机构可以颁发出席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课程就成为国家资格体系的一部分。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为教育课程和受教育程度的分类提供了框架,但各国的行政分类仍存在差异。因此,“继续教育”“延续教育”和“推广教育”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制度内涵。

成人教育也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有所重叠,但并不等同。职业教育课程的对象既可能是成年人,也可能是青少年;大学则同时提供初始教育和继续教育。另一方面,成人教育也包括不以职业或学位为目标的活动,例如社区历史项目和艺术工作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成人学习与教育建议书》划定了三大领域:识字与基本技能、继续培训与专业发展,以及通识教育、民众教育和社区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如此广泛的内涵,这使其区别于那些仅将成人学习视为应对劳动力短缺手段的政策。

历史发展

早在成人教育成为一个有明确名称的专业领域之前,成年人就已通过工作、宗教机构、家庭和社区团体开展学习。学徒制传授实用知识,宗教教育则往往将阅读与信仰群体的活动联系起来。印刷术的发展、商业的扩张以及后来的工业化,进一步催生了对读写能力和技术知识的需求。不应将这些实践视为某种统一体系的早期形态:不同社会地位、职业、性别和地区的人,在学习机会、学习目的和教学安排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19世纪,欧洲和北美通过技工讲习所、工人协会、公共讲座和大学推广教育,不断扩大有组织的成人教育。英国自19世纪20年代起陆续成立技工讲习所,提供科学与技术教学,并设有图书馆、举办讲座。大学推广教育则在大学与在校生以外的群体之间建立了另一种联系;剑桥大学于1873年正式设立了推广教育计划。这些举措拓宽了受教育的机会,但也反映出一些争议:应由谁来界定何为有用的知识,以及工人教育究竟应当促进职业发展、培养人文素养,还是帮助工人形成独立的政治认识。

北欧的民众高等学校运动提供了另一种影响深远的模式。这些学校受到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韦林·格龙维教育思想的启发,重视历史、语言、对话,以及对国家和社区生活的参与,而非考试。1844年在勒丁开办的学校,通常被认为是丹麦第一所民众高等学校。在英国,成立于1903年的工人教育协会通过劳工组织、地方分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开设成人课程。在美国,1932年成立于田纳西州的高地人民学校,逐渐以劳工教育和民权教育著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大规模扫盲运动、战后重建、非殖民化、福利国家的发展,以及技术培训需求的增长,成人教育不断扩展。美国1944年颁布的《退伍军人安置法》,通常称为《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大幅增加了符合条件的退伍军人接受教育的机会,但实际入学机会仍受到当时社会不平等和机构惯例的影响。在其他地区,广播教学、农业推广和社区发展将教育与国家发展项目联系起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1949年在赫尔辛格召开了首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此后的历届大会推动成人教育逐渐成为一个持续受到国际政策关注的领域,而不再仅仅是为童年时期失学者提供的补偿性学校教育。

目的与开设领域

基础教育仍是成人教育的一项核心职能。成人识字教育包括阅读和写作,但有效的课程往往会将这些技能与计算能力、口语表达及书面信息的实际运用相结合。学习者可能会接触就业文件、交通信息、往来信函或社区记录。识字水平低并不等于智力低下或缺乏知识:即使未能持续接受学校教育,成年人仍可能拥有丰富的职业、语言和社会经验与技能。第二语言的读写教学所涉及的问题,也不同于用熟悉的语言初次学习阅读时所面临的问题。

第二个主要领域与工作有关。雇主、职业院校、专业协会和公共机构提供入职培训、职业知识与技能更新、转岗培训以及持续专业发展。有些学习是为了应对具体变化,例如采用新的生产设备或修订后的会计规则;另一些课程则帮助学习者转换职业。针对当前岗位的培训与旨在拓宽职业流动机会的教育,两者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高度针对某一雇主需求的培训可以改善员工当前的工作表现,却未必能让他们获得可用于其他岗位的资格,或在离开该组织后仍然有用的知识。

公民与社区教育关注人们对集体生活的参与。课程可能探讨地方机构、公共预算、环境问题或新闻解读。各类协会和社会运动也通过讨论小组、倡议活动和集体研究来组织学习。在这些情境中,教育目标可以包括培养公开演讲能力、理解相互竞争的主张,以及组织审议讨论。这类教育与公民身份、公民社会及媒介与信息素养等领域相互交叉,但其机构独立性和讨论自由度各不相同。公民教育可以促进探究和参与;历史上,国家和政治组织也曾利用成人教育来推行特定信念。

以个人、文化和家庭为导向的学习构成了另一个重要领域。成年人学习语言、音乐、手工艺、文学、地方史和科学知识,未必是为了获得就业方面的收益。与文化遗产相关的课程可以支持社区语言和传统习俗的传承。家庭学习让成人与儿童参与相互关联的教育活动,而面向年长学习者的课程则可能着重于思维活动和社会参与。这些目的常常相互重叠:一门社区园艺课程可以兼顾实用技能、环境知识、社会关系和地方组织工作。因此,按照单一的既定目的对课程分类,会简化这些活动的实际内涵,而其意义对不同参与者来说可能并不相同。

机构与各国的制度安排

成人教育通常由多种机构共同开展,而非集中于单一部门。教育部门可能负责成人学校和学历资格管理,劳动部门可能资助就业相关培训,其他部门则可能支持农业、文化或社区项目。地方政府往往提供场地、图书馆和社区学习服务。雇主、工会、慈善机构、宗教组织和商业企业也提供各类教育服务。这种机构多样性使项目能够适应不同环境,但也可能导致服务缺口、重复供给,以及课程之间衔接不畅。

公立教育机构通常为成年人重返正规学习、取得受认可的学历或资格提供途径。学校可能开设夜间中等教育课程,学院则提供职业证书课程、通识教育和大学预备课程。美国的社区学院兼具其中多种职能,但其使命和经费来源因州和院校而异。大学提供推广教育课程、专业知识更新课程、非全日制学位课程,以及帮助学习者进入高等教育的衔接课程。图书馆和博物馆则通过展览、工作坊、读书小组和面向公众的探究活动参与成人教育,通常不对学习者进行考核,也不颁发学历或资格证书。

各国传统影响着不同教育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分工与比重。德国的国民大学(Volkshochschulen)是遍布各地的地方成人教育中心,开设语言、基础教育、文化研究和职业技能等课程。北欧的民众高等学校和学习协会延续着非正规学习与集体讨论的传统,但各国的组织形式有所不同。在英格兰,继续教育学院在成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国的职业培训体系包括个人培训账户,即 compte personnel de formation。该制度于2015年开始实施,按照规定为符合条件的个人提供培训权益。

教育服务的供给还取决于成年人的居住和工作地点。农村项目可能采用流动教师、农业推广网络或共用社区设施。大型雇主可以设立专门的培训部门,小企业则往往依赖外部培训机构或非正式指导。监狱、难民安置场所和偏远社区中的项目,在后勤和制度方面面临各自特有的限制。在每一种环境中,关键都不只是有没有课程,而是课程地点、时间安排、入学要求、授课语言,以及取得学历或资格的途径,是否让学习者能够切实利用这些课程。当学习者在基础教育、职业准备、就业和进一步学习之间转换时,机构间的协调尤为重要。

成人学习理论

成人学习以更广泛的心理学和教学法研究为基础,但其中一些理论取向尤其强调成人经验和社会角色的重要性。爱德华·L.桑代克及其同事于1928年出版的《成人学习》,以实验证据反驳了学习能力在青年期之后便会消失的假设。后来的研究区分了不同的认知功能,并考察已有知识、练习、动机和学习条件如何影响学习表现。仅凭实际年龄无法确定教育需求:成年人在受教育经历、专业知识、自信程度、语言以及对某一学科的熟悉程度上,都存在很大差异。

成人教育学提出了促进成人学习的若干原则。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这一理论尤其与马尔科姆·诺尔斯联系在一起。诺尔斯强调,学习者日益增强的自主性、将经验用作学习资源、与社会角色相关的学习准备程度,以及围绕问题或实际应用组织学习的偏好。这些理念影响了课程规划以及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但它们并非将所有成人与所有儿童区分开来的普遍法则。进入陌生领域的成年人可能需要高度结构化的指导,而儿童同样能够自主学习,并受到有意义的问题的强烈激励。

经验取向和社会取向的理论通过活动及其意义诠释来解释学习。戴维·科尔布于1984年出版的《体验学习》,阐述了具体经验、反思、抽象概念化和实验之间的关系。其理论框架常被用于设计练习与反馈的循环,但这并不能证明学习者具有固定的学习“风格”。杰克·梅齐罗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展的转化学习理论,着重于审视既有假设并修正参照框架。他早期对重返教育的女性所做的研究,有助于将成人学习与身份认同和意义诠释方式的变化联系起来,而不只是将其视为信息的积累。

其他理论传统则强调权力、对话和参与。保罗·弗雷雷于1968年首次出版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批评将学习者视为被动接受者的做法,并提出了一种与学习者社会处境相联系的对话式教育方法。情境学习理论与让·莱夫和艾蒂安·温格1991年的著作密切相关,探讨通过参与社会实践而发生的学习,包括从边缘参与逐步走向更充分参与的过程。这些理论揭示的是不同的学习过程,而不是提供可以相互替换的教学配方。学习技术操作程序、形成专业判断,以及重新审视政治假设,需要不同的证据来判断学习是否发生,也可能需要以不同方式结合讲解、练习、反思和对话。

教学、课程与学习成果认定

成人课程设计首先要考虑预期学习成果与学习者已有知识之间的关系。初步评估可以考查阅读能力、计算能力、语言水平、职业经验或对数字工具的熟悉程度。这不同于单纯筛选申请者:诊断性评估旨在确定学习起点,以及学习者可能需要哪些支持。与学习者沟通,可以了解机构的课程名称未能涵盖的学习目标。参加语言课程的人,主要目的可能是在工作中交流、支持孩子的学业,或获得继续深造的入学资格;这些目的会影响课堂任务对学习者的实际意义。

设计连贯的课程会将目标、学习活动和评估衔接起来。实践类课程通常结合示范、指导下的练习、反馈,以及自主程度逐步提高的实际操作。以讨论为主的课程则可能使用文献、案例研究和相互竞争的解释。基本技能可以结合职业或社区情境来教授,但这种情境化教学需要审慎设计:学习者还必须能够将知识应用到课堂所用具体事例之外的情境。明确讲解背后的概念,有助于避免所学知识仅适用于某一种表格、某一台机器或某一种熟悉的情境。

评估可以发挥多种作用。形成性评估在学习过程中提供信息,使教师和参与者能够发现理解上的偏差,并调整教学与学习活动。总结性评估则依据既定要求判断学习成就,通常用于资格认证。视学科而定,有效的评估证据可以包括笔试、对实际操作的观察、项目、口头讲解或学习档案。例如,评估焊接能力,需要有关实际操作和安全作业的证据,而不能只靠阅读测试。反过来,熟悉实际操作也不一定能证明学习者具备取得技术资格所需的、更广泛的理论理解。

先前学习成果认定针对的是个人在所申请入读或申请学分认可的课程之外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认定过程可以使用书面证明材料、学习档案、面谈、能力验证考试,以及依据已公布标准评定的实际演示。认定并不是简单地按经验年限给予认可:评估人员必须查明申请者实际上能够展示哪些知识与技能。如果认定机制可信且易于使用,就能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学习,并为人们将工作或社区经验转化为正式资格开辟途径。不过,这一机制的运行仍有赖于透明的标准、受过培训的评估人员、费用可负担的程序,以及各机构对所获学分含义的共识。资格框架和学分转移安排可以支持这些途径,但两者都不能自动保证每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或每一位雇主都会予以认可。

参与及机会不均

成年人是否参与教育,取决于机会、资源、预期和既往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分析者通常区分三类障碍:情境性障碍,如工作时间安排和照护责任;制度性障碍,如缺乏灵活性的入学规定或不便通行的教学场所;以及心理倾向性障碍,如对重返课堂感到焦虑。这些障碍相互交织。学习者表面上缺乏信心,可能源于屡次遭受排斥的经历;而不合适的课程时间安排,也可能使一门原本负担得起的课程变得无法参加。仅凭入学数据,无法解释成年人为何参与有组织的教育,或为何置身其外。

教育优势往往会不断累积。初始学历较高的成年人,通常更有机会获得雇主支持的培训,也更熟悉教育机构。在就业缺乏保障的岗位和小型企业中工作的劳动者,即使十分需要学习新技能,也可能较少获得有组织的学习机会。直接缴纳的费用只是成本的一部分:交通、设备、网络接入、无薪学习时间以及因学习而损失的收入,也都可能构成重要负担。因此,以减轻贫困为目标的教育项目,在扩大参与机会方面面临的问题,不同于那些主要面向由所在组织承担学费并提供带薪学习时间的雇员的课程。

性别、移民经历、残疾状况和居住地通过具体机制影响教育参与,而非产生一致的影响。照护责任分配不均可能限制可用于学习的时间。移民可能面临不熟悉的学历资格体系、语言要求,或既往学习经历不获认可等问题。有残疾的成年人可能遇到学习材料不便使用、考核形式不合适或交通出行受阻等困难。农村居民附近可能缺少教育提供机构,网络连接也可能不稳定。因此,对无障碍的关注涉及整个教育过程,包括招生信息、建筑设施、沟通、教材、考核和数字平台。

扩大教育参与机会的措施包括费用补助、带薪教育假、托育服务、灵活的课程时间安排、预备课程和学习指导。这些措施的成效取决于其设计和具体环境:如果没有合适的教育提供机构,教育券的作用就很有限;在线授课也无法解决设备或数字技能匮乏的问题。通过受信任的社区组织开展招生,可以接触到通常不会主动联系教育机构的人群。此外,参与教育也必须与持续出勤和完成学业相区分。成年人可能因就业、住房或家庭情况变化而中断学习;模块化课程结构和重返学习的机会,可以防止暂时中断演变为永久失学。因此,评估不仅应依赖入学总人数,还应考察哪些人进入学习、哪些人从中受益,以及哪些人中途退出。

远程学习与数字化教学

远程教育的历史远早于互联网。函授课程利用印刷材料和邮政通信开展教学,教育广播则将讲座和演示传递给分散在各地的受众。英国开放大学于1969年依皇家特许状成立,1971年招收首批学生,将远程教学方式与面向成人、配有学习支持的高等教育相结合。它的发展表明,无法到传统住宿制大学就读的学生,也可以通过有组织的教学完成内容充实的学位课程。印刷课程材料、广播、辅导以及后来的数字资源,共同构成了一套整合的教育体系。

数字化教学包括在线直播课、自主进度学习模块、虚拟实验室、录播讲座,以及结合远程学习与面授的混合式课程。这些教学安排各有特点。直播研讨课支持即时互动,但要求学习者在指定时间参加;异步讨论允许学习者在不同时间参与,却依赖有效的引导。简短的教学视频可以讲解某项操作流程,而复杂的实践活动可能需要视频无法提供的设备、监督或反馈。因此,灵活性并非所有在线课程都固有的属性,而是取决于截止期限、考核安排、技术要求以及可获得的支持。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2010年代初迅速发展,使极为广泛的受众能够接触大学水平的学习材料。其开放性扩大了人们接触课程内容的机会,却未能消除完成课程或取得资格所面临的全部障碍。既往教育经历、语言能力、可支配时间,以及对自主学习的信心,仍然影响着人们的参与。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教学转向远程形式,进一步暴露了数字鸿沟。拥有智能手机,并不一定意味着具备适合长时间写作、实践训练或参加视频课程的环境。

数字系统还带来了有关数据隐私、考核诚信和教育内容可靠性的问题。平台可能收集出勤记录、互动日志和考核数据,因此需要承担与数据存储、访问及再次利用有关的责任。自动化反馈和人工智能可以辅助练习、翻译或讲解,但生成的回答可能包含错误,也未必会说明答案是如何得出的。这些工具的教育价值取决于任务设计,以及学习者判断输出内容的能力。对于数字素养有限的成年人,可能需要先接受账户管理、文档处理、在线沟通和信息评估方面的专门指导,才能有效开展学科学习。

治理、筹资与国际政策

成人教育治理必须协调并不总是一致的各项目标。雇主可能优先考虑能够立即应用的技能,个人可能追求获得认可的资质或个人发展,而公共部门则可能注重社会包容、生产率或公民参与。资金分配规则会影响教育机构重视哪些目标。如果补贴完全取决于就业成效,文化教育和社区教育就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如果拨款只以招生人数为依据,教育机构可能缺乏足够动力来支持学习者完成学业或取得学习成效。因此,治理既涉及资源配置,也涉及如何界定值得追求的成果。

成人教育的资金通常来自公共支出、雇主出资、个人付费,以及志愿组织或捐助方的支持。公共资助手段包括向教育机构拨款、学费补贴、培训券、个人学习账户,以及对教育假的支持。一些国家实行专项征费制度,由雇主向培训基金缴款。各种机制对成本和决策权的分配方式各不相同。面向机构的资助可以维持地方教育服务能力,而在教育服务市场运转良好的情况下,由学习者自主支配的资助则可能增加选择。如果学习者在报名之前难以判断课程的价值或认可程度,质量保障和易于获取的信息就尤为重要。

国际政策将成人教育与受教育权和发展联系起来。《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确立了有关教育机会的原则,其中包括为未完成初等教育者提供基础教育。2015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成人识字和算术能力、公平获得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以及掌握相关技能等方面的具体目标。这些承诺并不意味着各国要建立完全相同的制度,但为政策制定和监测提供了共同参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期召开的国际成人教育大会,简称CONFINTEA,为各国作出国际承诺提供了一个持续性平台。2009年在贝伦举行的大会制定了《贝伦行动框架》,2022年在马拉喀什举行的大会则通过了《马拉喀什行动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成人学习与教育报告》对各国的政策及其落实情况进行监测。国际劳工组织通过技能发展、就业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工作处理相关问题,其中包括2004年通过的第195号建议书。在欧洲联盟内部,共同目标和统计监测与各国对本国教育体系所承担的责任并行。这些安排反复涉及的治理问题包括稳定的资金保障、专业能力、包容性,以及教育机构与就业机构之间的协调。

研究、测量与持续的争论

成人教育研究考察学习过程、参与情况、机构及学习成果。定量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行政记录、技能测评和项目评估;定性研究则通过访谈、观察和文献分析考察经验与实践。这些方法回答的问题各不相同。参与情况调查可以估算有多少成年人参加了培训,而课堂观察则可以揭示教学中的关系如何影响学习投入。但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单独确定国家成人教育政策的长期因果效应。

进行国际测量时尤其需要谨慎。参与率会随着研究人群、参照时段以及所涵盖活动的不同而变化。询问过去四周学习情况的调查,与涵盖过去十二个月的调查,测量的并不是同一回事。与仅统计具有一定学习量的课程相比,将简短的工作场所安全培训纳入统计,可能会大幅改变数据所呈现的教育供给规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计划(PIAAC)直接评估成年人的部分技能,并收集背景信息;它并非只是衡量成人教育参与情况的工具。技能熟练程度、受教育程度和近期参与情况,是相互关联但又彼此不同的指标。

评估成效会涉及选择问题和因果关系问题。参加培训者与未参加者在动机、既往教育经历、雇主支持和当地就业前景等方面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参加者后来的工资较高,并不能直接证明这种差异是课程造成的。在条件允许时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以及精心设计的准实验研究,可以增强因果推断的可靠性,但其结论仍然受限于特定人群和项目。评估公民、文化或个人层面的学习,也需要考察收入以外的成果,包括实际展现的知识、参与情况,以及参与者对教育带来哪些变化的陈述。

一些争论围绕成人教育应以什么作为成功的标准展开。其中一项争论聚焦于如何平衡回应劳动力市场需求与实现更广泛的教育目标。另一项涉及个人责任与制度性供给之间的关系:强调成年人有责任不断学习新技能,可能会掩盖他们在时间、收入和获取学习机会方面的差异。围绕短期学习证书的争论,则关注模块化学习究竟是提供了有用的进阶路径,还是将资历分割成难以相互比较的各类证书。专业化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成人教育工作者可能是具备教师资格的学校教师、职业领域专家、高校教职人员或社区学习引导者,而他们所接受的专业准备差异很大。因此,研究不仅考察成年人是否学有所获,还考察哪些制度安排能让知识易于获取、迁移运用,并使学习成果获得可信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