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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历程

生命历程是个体生命在历史时间中展开时,由社会组织起来的经历、关系与转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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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历程是一个人的生命展开过程中接续出现的经历、社会位置、关系与转变,也包括组织这一过程的制度与历史环境。在社会学中,生命历程既是研究对象,也是一种将个人生命史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的研究视角。生命历程研究并不把童年、成年和老年视为彼此孤立的阶段,而是考察早期处境如何影响日后的可能性、人们的生命历程如何相互关联,以及看似相似的事件为何会因发生时间和地点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后果。

这一视角在家庭关系、教育、就业、迁移、不平等、老龄化和健康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它融合了人口学、发展心理学、历史学和流行病学的见解。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关注的不只是随年龄增长而发生的变化,更是个人发展、制度安排、人的行动与历史时间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离校、生育、迁移或退休都被置于持续展开的个人生命史中加以考察,而非被视为孤立的事件。

思想渊源与发展

生命历程研究并非源自某一种奠基理论,而是从多种思想传统中发展而来。人类学家考察了社会如何划分年龄类别,以及如何标志人们从一个类别向另一个类别的转变。阿诺德·范热内普于1909年出版的《过渡仪式》,从分离、过渡和融入三个阶段分析仪式。关于过渡仪式的研究表明,成年、结婚或获得新身份,并不只是生物层面的发展,还涉及权利、义务和认同方面得到社会认可的变化。

早期社会学研究将个人生命史与制度及历史剧变联系起来。威廉·I. 托马斯与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合著的《欧洲与美国的波兰农民》于1918至1920年间分五卷出版,运用书信、个人文献和生命史研究迁移与社会转型。卡尔·曼海姆在1928年关于世代的论文中,区分了人们在历史时间中的位置,以及对事件持有某种共同取向的世代的形成。此后,C. 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中强调个人生命史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这种联系正是生命历程解释的基础。

纵向研究为系统考察这些联系提供了所需的证据。小格伦·H. 埃尔德的《大萧条的孩子们》(1974年)考察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一个出生于1920至1921年的研究群体。这项研究表明,经济困境带来的后果并不一致:其影响取决于儿童的年龄、家庭关系以及他们承担的责任。埃尔德后来与年龄更小的儿童进行比较,进一步表明,在不同的发展年龄经历同一场历史危机,可能形成不同的人生路径。因此,大萧条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只会带来单一结果的共同遭遇,而被视为以不同方式介入各具结构的生命历程的事件。

自20世纪60年代起,社会学家越来越多地将年龄视为社会组织的基础加以考察。小伦纳德·D. 凯恩于1964年对生命历程中地位序列的讨论,以及玛蒂尔达·怀特·赖利及其同事关于年龄分层的研究,推动了这一研究取向的确立。包括保罗·B. 巴尔特斯在内的发展心理学家则发展出与之相关的毕生发展取向,强调贯穿一生的发展、变化方向的多样性,以及获得与丧失的并存。生命历程社会学尤其重视制度与个体所处的历史位置,而毕生发展心理学更直接地关注发展过程;这两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叠。

到20世纪末,这一视角已成为社会科学和健康科学各领域的重要研究框架。埃尔德等学者通常围绕终身发展、人的能动性、历史时间与地点、事件发生的时机,以及相互联结的生命这几个方面来阐述这一框架。这些原则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预测模型,而是指出了解释必须明确、实证研究可以考察的各种关系。

轨迹、转变与转折点

生命历程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区分是轨迹与转变。轨迹是指在就业、伴侣关系、健康或居住地等某一领域中,延续时间相对较长的经历过程。转变则是这一轨迹中状态或角色的变化,例如首次就业、成为父母、迁居或退出有偿劳动。一个人同时处于多条轨迹之中,一条轨迹中的发展可能改变另一条轨迹中的机会。例如,就业不稳定可能影响居住决策和生育时机,但并不意味着所有面临这种处境的人都会有相同的结果。

一个事件并不必然是转折点。这个术语通常指轨迹发生实质性的转向,而不是任何可以观察到的变化。取得某项资格可能只是巩固既有的职业道路,而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相遇,却可能开启持久的职业转变。一个事件是否构成转折点,往往只有通过后续发展才能看清。回顾性叙述可能会指出某些决定性时刻,但解读时需要谨慎:一个在记忆中被视为改变人生的事件,可能有赖于此前的变化,或此后才出现的机会。

生命历程分析还区分经历是否发生、发生时间、持续时长及先后顺序。两个人都可能经历失业,但在稳定工作十年后短暂失业,与刚离开学校便反复失业,并不相同。同样,先离家再就业,与有了收入之后再离家,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持续时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可能耗尽积蓄、削弱职业人脉,或使住房保障中断。先后顺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往往将先前取得的成就作为获得后续机会的条件。

角色和身份地位都与社会期待相联系。学生、雇员、父母或养老金领取者所处的位置,都涉及特定的资源和义务。这些位置并不一定会依次、清晰地相互替代:一个人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同时照料子女和年长亲属,或在退休后重返校园。因此,角色转变描述的是参与方式或责任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在相互排斥的阶段之间移动。反复发生的转变在就业、伴侣关系和迁移领域尤为重要。

生命历程不同于僵化的生命周期模型。“生命周期”可以用于描述反复出现的生物过程或家庭过程,但也可能暗示一种普遍适用的顺序,仿佛每个人都会经历相同的阶段。相比之下,生命历程研究考察的是差异、可逆性、中断,以及未曾选择的道路。保持未婚、无子女生活、重新与父母同住,或在不同国家之间反复迁移,在分析上都不应被视为偏离某一种正常人生的情况。这些模式本身的分布及其后果,就需要得到解释。

年龄、历史时间与队列

生命历程分析涉及多种时间尺度。实足年龄衡量自出生以来经过的时间;历史时间将经历置于特定的日历时期之中;持续时间则衡量自某一特定事件以来经过的时间,例如迁移或失业开始之后的时间。这些尺度彼此相关,却不能相互替代。一个二十岁的人和一个六十岁的人经历同一场经济衰退时,虽然身处同一历史时期,但遭遇衰退时的年龄不同,所具备的资历、承担的责任和积累的资源也各不相同。

人口队列由在某一界定的时间区间内经历同一种起始事件的人组成。出生队列是最常见的例子,但研究者也研究入学队列、结婚队列和移民队列。属于同一队列,可能意味着共同接触某些制度或经历某些事件,却不一定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同年出生的人可能进入不同的学校体系,经历不同的政治环境,并处于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因此,不能仅凭出生日期的分类,就推断出曼海姆意义上的社会学世代。

对于观察到的差异,通常区分三种来源。年龄效应涉及与年龄增长或处于特定年龄相关位置相联系的过程。时期效应源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影响人们的情境,例如大流行病或重大法律改革。队列效应反映了在不同时间出生或进入某一制度体系的群体之间的差异。例如,计算机使用情况的差异,可能源于与年龄有关的处境、某一时期互联网接入的普遍扩展,或前后各队列所受教育的不同。

由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精确的关系,区分这些效应会面临一个形式上的识别问题:

Age=Calendar period−Birth cohort.\text{Age}=\text{Calendar period}-\text{Birth cohort}.

因此,不加约束的统计模型无法将每一种观察到的趋势唯一地归因于这三个组成部分。采用不同的约束条件或建模假设,可能得出不同的分解结果。因此,要作出可靠解释,就需要实质性知识、明确陈述的假设,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制度变迁或其他能够提供独立信息的变异进行比较。模型在技术上再精密,本身也无法消除这种逻辑上的依赖关系。

时机也具有社会维度。社会规范规定了离校、实现经济独立、为人父母或退出有酬工作等事件发生在什么年龄较为合适。将某一事件描述为“过早”或“过晚”,是在将其与某种参照分布或预期进行比较,而不是与一成不变的生物时间表比较。同样的初婚年龄,在一种环境下可能被视为过早,在另一种环境下却可能很普通。寿命、学校教育和就业状况的历史变化,也会改变这些预期。因此,研究必须将实足年龄与制度规定的资格、发展状况以及社会赋予年龄的意义区分开来。

制度与人生的组织

生命历程由社会制度组织起来,这些制度在不同时间阶段分配权利、资源与义务。入学规定、最低就业年龄、义务教育、养老金领取资格和家庭法,构成了可辨识的阶段次序与门槛。这些安排不只是规制那些已由个人偏好促成的事件,还参与塑造人们理解人生所用的类别,包括“学龄儿童”“劳动年龄成年人”和“退休者”。资格规定可能使年龄仅相差几个月的两个人面临截然不同的机会。

大众教育、工资就业和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扩展,促使许多工业社会形成了一种相对标准化的人生模式:通过教育做准备,在成年期持续就业,并在人生后期退休。马丁·科利在1985年提出的论述颇具影响力,阐释了生命历程的制度化与现代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一模式从未普遍适用于所有人。它往往更贴近男性而非女性的就业经历,也未能涵盖许多从事农业、非正规就业、家政服务或处于殖民劳动制度中的人。

教育制度对后续的人生轨迹有着深刻影响。学历与资格证书规定了进入各种职业的条件,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路径的组织方式则影响着学生何时开始就业。双元制教育将工作场所培训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由此形成的从教育到就业的过渡,不同于主要在毕业后才进行职业准备的制度。成人教育机会以及对既有学习成果的认可,可以重新开放一些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少年时期所作决定的路径。因此,制度对各阶段的次序安排,既可能放大,也可能减弱早期学业表现的长期影响。

福利国家不仅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重新分配资源,也在不同人生阶段之间重新分配资源。儿童津贴、育儿假、失业保险、残障津贴和养老金,分别应对不同的风险状况与依赖需求。其制度设计会影响一段未就业时期是否导致持续的不利处境。例如,养老金规则可能奖励不间断缴费,将照护他人的时间计入缴费年限,或将基于就业的待遇权利与基于居住资格的保障相结合。由此产生的差异,对于工作经历中断或有非正规就业经历的人而言尤其重要。

各项制度也会相互交织,有时还会发生冲突。培训项目可能要求全日制出勤,而托育服务的开放时间却无法与之衔接;恰在劳动者需要更换工作时,移民规定却可能将其居留权与某一雇主绑定。达到法定成年年龄、实现经济独立和完成学业,往往发生在不同年龄。生命历程研究考察这些错位,而不是假定各项制度构成了前后连贯的次序。它还区分了去标准化与去制度化:前者指观察到的人生轨迹更加多样,后者则指制度规制的弱化。更加多样的人生经历,可以与强有力的教育、就业和福利规则并存。

相互关联的生命、家庭与人的能动性

生命相互关联原则认为,个体的人生历程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展开的。有关求学、工作、伴侣关系、照护和居住的决定往往相互牵连。父母患病可能改变成年子女的就业状况;孩子出生可能改变祖父母的日常生活;伴侣一方获得工作机会,可能促使整个住户迁居。这些影响并不限于金钱转移。时间、情感支持、信息、住房以及利用社会网络的机会,都可能将一个人的生命轨迹与另一个人的联系起来。

家庭转变是尤为鲜明的例子。婚姻、同居、离婚以及重新建立伴侣关系,都可能改变居住安排、财产、照护以及与子女的关系。这些转变的后果取决于法律安排、就业条件、既往的伴侣关系,以及能否获得其他支持。孩子的出生,同时也是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有时甚至是雇主或照护者人生中的事件。因此,生命历程研究视角会追问:研究的是谁的转变?衡量的是这一转变对某一个人的后果,还是对一群相互关联者的后果?

代际关系也将不同历史时期联系起来。父母会向下一代传递在早期经济与制度条件下形成的资源和期望。他们的经验可能提供有益的指引,但当学历资质要求、住房成本或用工方式发生变化时,这些经验的适用性也可能降低。寿命延长可以增加数代人共同在世的年数,却并不保证他们会频繁接触或相互支持。通过亲属关系组织起来的联系,可以跨越不同住户乃至国界而延续,因此,住户成员身份并不能充分衡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相互依赖。

人的能动性,是指人们采取行动、理解自身处境、追求目标以及调整承诺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选择不受限制。重返校园、结束伴侣关系或为工作而迁居的决定,都是在收入、健康、法律身份、歧视和可获得信息等条件下作出的。同样的行动,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可能产生不同的后果。在劳动力市场扩张期取得某项资格,可能带来就业机会;而在市场低迷期取得同样资格的人,则未必有这样的机会。

能动性本身也可以通过经历和人际关系得到发展。给予支持的教师、伴侣、雇主或社区组织,可能扩大一个人在现实中能够考虑的选择范围。反过来,持续的不安全感可能缩短规划的时间跨度,使眼前的生计比长期投入更为重要。因此,研究将抱负、决策和资源视为相互作用的过程,而非彼此竞争的解释。研究也区分相互依赖与和睦:家庭成员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协商能力不平等或需求不相容的情况,因此,使一个人受益的结果,可能让另一个人付出高昂代价。

累积性不平等与轨迹分化

生命历程研究认为,不平等的形成部分源于优势与劣势随时间推移而累积并相互作用。当最初的差异影响到后续资源的获取,进而使差距进一步扩大时,就会出现累积优势与劣势。良好的受教育机会可能改善就业前景,继而提高收入、增强居住稳定性,并增加可供下一代使用的资源。劣势也可能通过类似过程发挥作用,但累积并非必然发生:制度、人际关系以及后来的事件,都可能中断甚至逆转既有轨迹。

就业领域清楚地展现了这一机制。早期失业可能减少积累工作经验的机会,削弱职业关系网络,或影响雇主日后如何看待求职申请。较低的收入又可能限制储蓄和养老金缴费。这些过程有时被称为疤痕效应,但对其影响程度的估计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状况、失业持续时间以及导致失业的具体情境。观察到早期失业与后来收入偏低之间存在关联,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全部收入差距都是由失业造成的;此前的受教育情况、当地的机会和家庭资源,都可能同时影响这两者。

家庭资源既影响面临风险的可能性,也影响承受风险冲击的能力。有储蓄的家庭可以支付再培训费用,或在年轻成年子女长期求职期间为其提供支持。另一个遭遇相同事件的家庭,则可能因此负债,甚至失去住所。因此,贫困可能是偶发的、反复出现的,也可能是持续存在的,而不同情形会带来不同后果。仅按年度衡量收入,可能会掩盖这些区别。财富、债务、住房保障以及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往往能够解释为什么相似的收入经历会产生不同的长期结果。

性别及其他社会分化因素会影响累积过程的展开方式。投入无偿照护的时间可能减少个人收入和与就业挂钩的养老金权益,却使家庭中的另一名成员得以持续就业。歧视可能影响招聘、晋升、住房获取以及个人在各类机构中受到的对待,从而在不同领域形成相互关联的劣势。因此,关于性别平等的研究不仅考察某一年龄时的差异,也关注无偿责任、职业机会与社会保障通过怎样的先后过程联系起来。不同社会类别之间也会相互作用:照护责任带来的后果,可能因收入、移民身份和家庭支持情况而存在显著差异。

晚年不平等并非早期差异未经改变的简单累加。养老金制度、公共服务、遗产继承、伴侣关系变化以及健康事件,都可能重塑不平等的分布。在存活至老年的人群中观察到的不平等,还受到选择性死亡的影响:过早死亡率较高的群体,在更高年龄段中的代表性会发生变化。研究者必须区分,人们的生活处境究竟是真正趋同了,还是仅仅因为留在观察人群中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因此,对累积性不平等的研究,离不开对选择机制、制度性再分配,以及使原本持续的轨迹发生中断的因素的研究。

健康、发展与老龄化

生命历程流行病学研究贯穿一生的生物、行为及社会暴露如何影响日后的健康。它不局限于分析当前的风险因素,还考察产前状况、童年环境、教育、就业、人际关系以及老年时期的生活条件。这一研究取向并不认为早期生活决定此后的一切,而是探究暴露在何时产生影响、影响如何持续,以及后来的境况能否改变这些影响。当物质条件通过发育、压力、营养或反复的环境暴露作用于身体时,社会生命历程研究与健康研究的联系尤为紧密。

研究通常区分几种解释模型。关键期模型认为,在某一有限的发育阶段内发生的暴露会产生持久影响,而该阶段以外的暴露不会产生同样的影响。敏感期模型认为,暴露在多个年龄阶段均可产生影响,但在某一特定阶段的影响更强。累积模型强调反复或持续暴露所造成的总体负担。风险链模型则描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经历,其中一次暴露会增加另一次暴露发生的可能性;例如,童年时期的不利处境影响教育,教育又影响职业条件和日后的健康。

戴维·巴克及其同事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研究,将较低的出生体重及其他早期生长受限指标与日后的心血管健康结局联系起来。这些研究推动了健康与疾病发育起源理论框架的形成。其意义在于引导人们关注早期发育和漫长的潜伏期,而非将出生体重视为完整的因果解释。出生体重是一个受多种过程影响的指标,观察到的关联可能反映母亲的状况、遗传因素、后续环境及其他作用路径。要作出有力的解释,就需要能够区分这些可能解释的证据。

健康也会改变此后的社会生活轨迹。疾病可能中断学业、减少就业、改变伴侣关系方面的决定,或增加对照护的依赖。残疾既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也受到环境中的障碍或便利措施的影响,因此,同一种健康变化在不同情境中未必产生相同的社会后果。这些相互作用的关系,使得仅将社会不利处境视为原因、仅将健康视为结果的简单模型难以充分解释现实。整个过程可能包含反馈,健康与物质条件会反复相互影响。

有关人口老龄化的研究运用生命历程视角,解释老年群体内部的多样性。仅凭实际年龄,无法充分了解一个人的功能能力、资源、工作经历或社会关系。寿命延长可能意味着健康生活年数增加,也可能意味着功能受限的生活年数增加,而不同社会群体中两者的组合又可能不同。因此,研究会区分存活与健康或无残疾状态下的存活,并考察早期条件如何促成这些结局。在公共卫生领域,这一视角有助于开展跨年龄阶段的分析,同时也要求研究者谨慎,避免将群体层面的关联解读为对个人的预测。

研究设计与分析方法

最具代表性的证据来自纵向研究,这类研究随时间推移对同一批个人、家庭或人群进行持续观察。出生队列研究从参与者出生前后开始,追踪其后续各年龄阶段的情况;家庭面板调查反复访问抽样选取的家庭;行政记录则记载入学、收入、福利领取、迁移或死亡等事件。英国的1946年出生队列研究、美国于1968年启动的收入动态面板研究,以及德国于1984年启动的社会经济面板研究,都是著名的例子。每种设计涵盖的生活领域各不相同,也都受到最初抽样决策的影响。

前瞻性数据随着生活进程的展开而记录相关状况,可以减少某些类型的回忆误差,但需要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观察。回溯性调查能够更快地重建以往经历,通常借助日历,将就业、居住、伴侣关系和家庭事件联系起来。这些回溯记录可能遗漏持续时间较短的经历,或记错事件发生的时间,尤其是在经历久远或难以归类时。定性研究,包括多次访谈和生命史研究,能够补充有关意义、决策和作用机制的证据,而这些内容未必能在标准化记录中得到体现。结合不同方法,既能揭示具有规律性的事件序列,也能说明参与者如何理解这些经历。

事件史分析考察转变发生的时间。其中一个核心量是风险率,即尚未经历某事件的人群中,该事件发生的瞬时速率。对于事件发生时间 TT,可将其表示为

h(t)=lim⁡Δt→0Pr⁡(t≤T<t+Δt∣T≥t)Δt.h(t)=\lim_{\Delta t\to 0} \frac{\Pr(t\leq T<t+\Delta t\mid T\geq t)}{\Delta t}.

风险率是一种速率,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概率。这类模型可以纳入随时间变化的特征、重复发生的事件,或相互竞争的转出状态。例如,因获得有薪工作而结束失业,与因接受教育或退出劳动力市场而结束失业并不相同。多状态模型描述多个状态之间的转移,并可估计在每种状态中停留的预期时间。

序列分析将一组按时间排列的状态作为比较对象。就业历程可以用年度或月度状态来表示,如受教育、就业、失业和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研究者对这些序列进行比较,有时还将其归为若干典型模式。结果取决于观察窗口、时间单位、状态定义、距离度量和聚类决策。一种分类即使看似识别出了截然不同的生命历程类型,也可能部分反映了分析方法上的选择,因此,敏感性检验和实质性解释至关重要。

因果推断还面临其他挑战。样本流失可能具有选择性;死亡使后续观察无法进行;而在许多研究中,参与者加入时,相关过程早已开始。随时间变化的特征既可能影响先前的暴露,也可能受到先前暴露的影响。研究者应根据具体的因果关系问题,采用适当的研究设计与方法,而不能假定重复观察就能自动确立因果关系。记录关联还涉及数据隐私、知情同意,以及不同群体和活动被记录的程度不均等问题,因为未被记录的工作、非正式照护,以及行政系统之外的人群,都可能未得到充分反映。

历史多样性、当代变迁与分析争论

一个主要争论是,当代生命历程是否变得更加个体化、更加非标准化。在许多高收入社会,受教育年限延长、伴侣关系建立时间推迟、生育模式变化以及反复发生的就业转变,使实际人生经历越来越难以契合简单的“教育—工作—退休”序列。然而,这些趋势并不能证明个体已经摆脱制度的影响。学历资格、移民身份分类、住房市场和养老金制度仍然有力地塑造着人们的机会,有时还对持续规划和以记录证明成就提出了更高要求。

变化的程度取决于衡量的对象。事件发生的时间可能更加多样,而发生的顺序仍保持稳定;伴侣关系经历可能日趋多元,而教育历程却受到更严格的规范。反复转变的增多,可能反映选择的扩大、不安全感的加剧,或两者兼而有之。同样,更趋一致的模式既可能源于受教育机会的改善,也可能源于限制性规则。因此,讨论标准化时,必须明确所指的人群、历史比较的参照、涉及的领域以及采用的统计指标。不能将同一出生队列内部的多样性与相继出生的不同队列之间的差异混为一谈。

全球比较对这样一种假设提出了挑战:某一种工业社会模式可以作为理所当然的参照基准。非正规就业、自给性生产、对扩展亲属的义务以及反复迁移,可能以不同于长期受薪工作和法定退休的方式组织人们的生活。人口迁移可能将一国的教育、另一国的就业,以及其他地方的退休生活或照护活动连接起来。学历资格和社会保障缴费记录并不总能跨境转移,而家庭成员则可以通过汇款和远距离照护保持联系。由此形成的人生经历,无法仅凭某一个迁入国的制度来充分描述。

历史性危机进一步揭示了事件发生时机与受冲击程度不均的重要性。战争、经济萧条、流离失所和新冠疫情影响了教育、就业、照护和生存,但其后果因年龄、社会地位和所处地点而异。一个学年的中断、第一份工作的推迟,以及经营已久的企业倒闭,即使由同一事件造成,也是不同的人生中断。要确定是否存在持久的队列效应,需要持续追踪:最初出现的差异,日后可能缩小、持续存在,也可能在后续制度和机会的作用下扩大。

如何将细致的个人生命史与对社会结构的解释联系起来,始终是一个方法论和理论问题。高度个体化的叙述可能掩盖具有规律性的不平等,而宽泛的人生轨迹类别又可能遮蔽有意义的差异。韧性、成功老龄化或“正常”转变等概念,也可能引入偏重某些就业、家庭或健康经历的评价标准。生命历程研究通过区分描述与评价、明确论断所适用的人群,并考察用于呈现人生的类别、记录和制度遗漏了哪些人的经历,来应对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