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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社会学与人类学 / social-institution

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是由规则、角色和实践构成的持久体系,用以组织社会关系与集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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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是由规则、角色、期望和实践构成的相对持久的体系,人们通过这一体系组织集体生活中的重要领域。制度确立可辨识的关系,如配偶之间、师生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或官员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并规定权利、义务以及正当的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包括与家庭、教育、宗教、经济交换和政治权威相关的各种安排。尽管制度不会因特定参与者的更替而消失,但它们依托人类活动、共同理解和物质安排而存在,并非独立于这些因素之外。

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中居于核心地位,也是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分析和法律领域的重要概念。制度通过稳定预期、保存知识和分配责任,使合作得以长期持续。制度也分配资源和权威,划定成员资格的界限,有时还会延续排斥或不平等。因此,要解释一种制度,既需要关注它所促成的协调,也需要关注它所组织的利益关系和人们的经历。

这些领域并没有共同接受的单一定义。有些研究取向强调可强制执行的规则,另一些则强调共同意义、惯常实践或有组织的关系。这些视角揭示了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反复出现的社会行为模式,如何获得持久性、权威性,以及超越个体间具体互动的影响。

概念边界:制度、组织与社会结构

制度不只是反复发生的活动。人们可能每天沿同一条路线通勤,但这并不会形成一种制度;继承则构成一种制度,因为它涉及公认的继承人类别、对继承顺序的预期,以及转移财产的程序。制度安排将行为与社会所认可的身份和规范联系起来。制度的延续不仅取决于行为发生的频率,还取决于人们是否预期相关参与者应当以特定方式行事。

制度与组织之间存在一个重要区别。组织是一个协调运作的群体,有明确的参与者、目标,以及某种决策机制。大学是一个组织;学位认证、学业考试和专业人才招聘则是大学所参与的制度安排。一家银行可以倒闭,而银行业仍然延续。反过来,一个组织也可以在大幅改变自身制度规则的同时继续存在。这一区分是分析性的,而非绝对的:在日常语言中,当一个组织具有持久的公共意义时,也可以被称为一种制度;组织的办事程序本身也可能制度化。

制度也不同于社会结构,尽管这两个概念有所重叠。社会结构泛指相对持久的关系与地位格局,包括阶级关系、职业等级和社会交往网络。制度提供规则与意义,许多这类关系正是通过这些规则与意义组织起来的。财富分配是一种结构性格局;继承规则和税收安排则是有助于形成或改变这一格局的制度。二者都无法脱离对方而得到充分理解,但仅仅描述一种分配格局,并不能解释其制度基础。

制度与文化之间的边界同样并不分明。文化包括符号、知识、分类方式和价值观。制度将其中一部分意义纳入有组织的实践,使之得到选择与巩固。重视学习的文化理想,通过课程设置、考试、教师聘任和获得认可的资格证书,在制度层面产生实际影响。并非所有共同信念都构成制度,但制度规则通常依赖于赋予其可理解性的诠释。

各种定义的涵盖范围也有所不同。在一些社会学著述中,“家庭”或“宗教”指的是一个主要的制度领域。在制度经济学中,一条具体的土地转让规则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制度。只要明确说明分析的尺度,这些用法并不必然冲突。一个制度领域包含多种相互关联的安排,而这些安排也可以分别考察。如果认为制度必然有益、依法确立或经过有意识的设计,就会将许多重要情形排除在外:强制劳动体系、不成文的继承惯例以及非正式信贷安排,都可能具有制度特征。

规则、角色、权威与共享意义

制度包含多种要素,不能将其简化为一份成文规则清单。规制性要素确立许可、禁令、监督程序和制裁措施。规范性要素规定义务和适当行为的标准。文化—认知性要素提供各种类别和预设,人们借此识别情境,理解可能采取的行动。W. 理查德·斯科特围绕制度的这三大支柱提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理论。例如,学校的运作既依靠出勤规定,也依靠有关教学的职业期望,以及人们对于何为一堂课、一名学生或学业成就的共同理解。

一项社会规范即使没有被写入法律,也能支撑制度。有关待客、互惠或照护的期望,可以通过赞许、批评、撤回合作或排斥来维持。相比之下,正式规则有明确的表述,并有指定程序作为保障。两者的区别在于规则的形式及其执行方式,而非重要程度。不成文的职业期望,在实际中施加的压力,可能比一部正式通过却无人监督执行的守则更强。

制度规则的作用也各有不同。有些规则用于规制没有这些规则也能发生的活动,例如对商品交换的限制。另一些规则则参与构成活动本身。界定有效选票、获认可学位或具有约束力的合同的规则,确立了这些对象或行为在特定情境中具有什么身份或效力。同一个身体动作——举手——可以表示课堂上请求发言、拍卖中出价,也可以表示立法表决,因为不同的制度情境赋予了它不同的后果。

社会角色将期望与获得承认的身份或职位联系起来。法官、父母、学生和受托人都承担着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偏好的义务。角色通常在相互补充的关系中发挥作用:考官的权威,对应着应试者提交作业的义务,以及依照适用程序接受评定的权利。当不同义务发生冲突时,就会出现角色冲突,例如职业保密义务与法律规定的报告义务相抵触。因此,制度不仅组织合作,也将不同标准之间反复出现的张力纳入其中。

权威由资源、程序以及对正当性的主张所支撑。人们可能因为认为某种安排适当、预料到不遵从会受到制裁、需要借此获得利益,或仅仅因为将其分类方式视为理所当然,而选择遵从。这些动机可以同时存在。制度的实际内容也取决于解释:官员决定规则如何适用,参与者协商例外情况,上诉机构则解决分歧。因此,制度既不是能够自行执行的文本,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脚本。制度的运作需要持续作出判断,而这些判断既可能维持既有安排,也可能逐步改变它们。

制度领域及其相互依存关系

入门性论述通常将家庭、教育、宗教、经济和政府列为主要的社会制度。这种分类有助于组织研究,但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社会中都存在这样一套彼此独立的体系。不同社会将各种活动交由亲属、宗教团体、商业组织和公共机构以不同的组合方式承担。例如,老年照护可能主要由住户、公共服务、商业服务机构承担,也可能由三者共同承担。活动本身仍可辨认,但其所处的制度领域却会发生变化。

亲属关系安排确立了血缘、姻亲以及社会认可的义务关系。婚姻可以规范伴侣关系、父母身份、继承、居住安排,以及范围更广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些功能的具体组合各不相同。住户并不等同于家庭: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也可以共同居住和消费,而亲属即使分居不同住所,也可以维持彼此间的义务。在考察谁提供无偿照护、谁控制资源,或谁通过家庭成员身份获得权利时,这些区别十分重要。

教育制度组织知识的传授与认证。它们界定学习者和教师的类别、学习阶段的次序以及学业成就的标准。教育制度与就业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学历和资格有助于决定人们进入不同职业的机会。中国的科举制在1905年废除之前,曾延续数百年,将学习、考试与官员选拔联系起来。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同样将考核与职业机会联系在一起,但其课程设置、选拔程序和社会覆盖范围存在显著差异。

政治和法律安排分配权力,以作出并执行对集体成员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宪法可以规定公职、权力和程序,而日常行政程序则决定各项决策如何落实。经济制度规范生产、交换、就业、信贷和所有权。因此,市场不仅仅是买卖双方相遇的场所:交换有赖于获得认可的商品、支付惯例、契约预期以及处理争议的程序。这些条件可以通过公共机构的强制执行、商业协会、社区惯例或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来提供。

宗教制度可以组织礼拜、道德教导、财产管理、历法安排以及共同体成员资格。它们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关系差异很大。例如,瓦克夫将一种伊斯兰捐赠财产制度与宗教、教育或慈善事业的资助联系起来。这类事例表明,制度并不总能归入单一领域。

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也会产生溢出效应。工作时间安排的变化会影响照护安排;继承规则会影响资产分配;学历和资格会影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公共福利则可能改变组建住户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将某个领域单独抽离出来分析或许有用,但要解释其运作,往往需要追踪这些联系,而不是假定每项制度都承担着一项独立自足的社会任务。

社会化、惯例与制度再生产

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学会了如何参与其中。通过社会化,儿童和成人逐渐形成对适当行为、可辨识的权威以及制度性类别含义的预期。学习既包括明确的教导,例如研习职业规范,也包括在实践中跟随他人学习,例如观察会议如何进行。参与者即使无法说清一项制度的所有惯例,也可能熟练地参与其中。知道何时发言、哪些文件重要,或必须得到谁的批准,往往涉及默会知识。

彼得·L. 伯格与托马斯·卢克曼在《现实的社会建构》(1966年)中,对制度化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解释。反复进行的行动逐渐成为习惯;人们对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及其活动形成相互预期;而对后来参与者而言,这些安排则呈现出一种看似客观的性质。某项原本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设立的程序,最终在新加入者眼中,可能只是既定的办事方式。随着制度知识代代相传,其历史起源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显。

惯例减轻了持续作出决策的负担。时间表无需人们每天重新协商,就能协调多项活动;标准表格则使组织得以处理大量个案。物质条件对于这种连续性至关重要。档案保存先例,建筑物组织出入,身份证件将个人与得到认可的身份联系起来,会计系统则使特定资源变得可见。因此,制度再生产不仅关乎信念,也依赖持久的基础设施,以及维护这些设施所需的劳动。

仪式赋予制度性转变以公众可辨识的形式。毕业典礼标志着资格的授予,就职典礼标志着开始任职,婚礼则可以公开确认关系的改变。这些实践明确参与者的身份,赋予见证人资格,并将当下事件与既有传统联系起来。并非所有仪式都会产生法律效力,有些身份变化也无需仪式便会发生,但形式化的展演往往有助于使制度边界易于理解和记忆。

再生产并不等于完全遵从。人们可能在表面上服从,私下却拒斥某项制度的价值观;非正式实践也可能偏离官方规定。约翰·W. 迈耶与布赖恩·罗恩在1977年对正式组织的分析中,描述了正式采纳的结构如何可能与日常工作保持松散耦合。一个组织可以对外展示有助于获得外部认可的政策,同时在实际活动中遵循另一套惯例。这种差距并不必然意味着正式结构毫无作用:它可能影响资金获取、检查、人员招募或后续改革。

因此,制度的连续性需要解释,而不能视为理所当然。维持制度的因素可能包括信念、习惯、依赖、策略性适应或不平等的权力。特定参与者的离开,会检验知识、资源与权威是否已充分嵌入制度之中,足以支持后继者接续运作。

主要理论传统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社会理论确立了几种影响深远的制度研究路径。埃米尔·涂尔干将社会事实视为独立于具体个人而存在、并对个人施加约束的行动、思维和感受方式。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年)中,他主张应将这类事实作为系统研究的对象。他的研究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义务的社会基础,以及集体生活产生范畴和道德权威的方式。

马克斯·韦伯强调具有意义的社会行动,以及使命令得到服从的各种支配形式。他对法理型权威和官僚制的分析,考察了围绕明确的职位、书面记录、职权范围和专业训练而建立的组织安排。这些特征使人们能够将职位所附带的权威与任职者的个人品质区分开来。韦伯的比较研究还将制度发展与宗教、法律、经济行为,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权力分布联系起来。

结构功能主义尤其与20世纪中叶的塔尔科特·帕森斯联系在一起,它将制度分析为一种把社会角色与共同价值观联结起来、并有助于社会系统延续的安排。批评者指出,功能解释可能夸大社会整合的程度,或仅凭某种制度持续存在,就推断它在社会中具有必要性。罗伯特·K.默顿区分了有意促成且得到认识的后果与非预期后果,并承认功能失调的存在,从而使功能分析更加严谨。因此,制度的后果必须通过研究加以查明,而不能预先假定它有益于所有人或整个社会。

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及其他形式的冲突理论强调制度、所有权与权力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从这一视角看,法律和教育方面的制度安排,可能在看似不偏不倚的同时,帮助再生产优势地位。女性主义研究考察了制度如何组织有偿劳动、无偿照护、父母权威,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这些理论传统也研究制度中的争议与抗争:制度规则并非确立后便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受到维护、协商和挑战。

符号互动论及相关研究路径关注制度性现实如何在具体情境中的互动中形成。它们考察分类、认同、诠释,以及角色在实践中的协商过程。这些研究与以国家层面的系统为中心的论述在分析尺度上有所不同,但两者可以相互补充:一项普遍规则需要通过具体的决策和互动才能发挥效力。

后来的制度主义研究发展出了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等不同路径。历史制度主义强调事件的先后次序和承袭下来的制度安排;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考察规则约束下的策略性行动;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强调正当性、文化模式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理解方式。这些是若干组相关的理论主张,而非相互排斥的学说。一项研究可以将策略性激励、历史约束与文化诠释结合起来,而不把其中任何一种视为完整的解释。

经济协调与集体行动

制度经济学考察规则及其执行安排如何塑造经济活动。托斯坦·凡勃伦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著作中,将经济行为视为嵌入不断演变的习惯与社会安排之中的活动。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则更明确地关注所有权、契约订立、激励以及组织交换的成本。道格拉斯·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年)中,将制度描述为人为设定、为互动提供结构的约束,并将这些规则与在规则之内运作的组织区分开来。

交易成本包括搜寻信息、协商协议、监督履约情况和确保承诺得到履行的成本。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年)中提出:既然市场交易能够协调生产,企业为何还会存在?他的回答强调,使用价格机制本身也有成本,因此在组织内部进行某些协调具有优势。这一论点并不意味着组织规模越大越好:内部管理同样有成本,而两者之间如何权衡,取决于具体活动及其所处的环境。

产权界定了社会认可的、涉及资源使用、收益获取和权益转让的权利主张。不能简单地将产权等同于不受限制的个人所有权。各项权利可以分属使用者、社区、公共机构及其他权利持有者,其实际效力取决于能否得到承认和执行。仅凭书面权属凭证,并不能确定一项权利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可靠行使。反过来,既有的地方性安排即使不采用个人商业产权凭证的形式,也可能有效地管理资源。

当人们拥有共同利益,却有动机让他人承担实现这一利益的成本时,集体行动问题便会出现。曼瑟·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年)中,考察了共同利益为何不会自动促成有组织的合作。制度可以通过成员资格规则、选择性收益、出资或出力要求、监督和制裁来改变这些激励。然而,解决协调问题并不意味着由此形成的安排能够公平地分配收益。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1990年)挑战了这样一种观点:共享资源必然只能实行私有化或集中管理。她的比较研究识别出了与公共池塘资源持久治理相关的条件,包括清晰界定的边界、适合当地情况的规则、监督、分级制裁,以及易于利用的冲突解决机制。对灌溉系统及其他资源利用情境的研究表明,考察实际采用的规则至关重要。

这些发现并未确立一种普遍适用的制度设计。资源的物理特征、使用者数量、流动模式以及与外部权威机构的关系,都会影响各项安排所能取得的成效。因此,制度分析既区分对合作的解释与对效率的预设,也区分识别出一项在当地成功的安排与认定它可以轻易移植到其他地方。

制度的形成、延续与变迁

制度通过多种过程形成。有些制度是有意设计的,例如制宪会议设立公职并制定决策程序。另一些则从反复发生的交易、地方性协议或为解决实际问题所作的调整中逐步形成。即使是有意创设的制度安排,通常也会吸纳既有的分类方式与惯例。设计者无法预先规定未来的所有情形,因此,后续的解释本身就成为制度发展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执行层面的细节。

路径依赖指的是早期选择通过学习、协调收益、沉没投资,以及具有维持现状利益的群体的形成等机制,塑造后续可能性的过程。例如,当学校围绕某套资格认证体系开展教学、雇主使用这套体系、学生投入资源获取相应资格时,这套体系就会变得更难替换。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决定了唯一的结果,也不意味着低效率的安排永远无法改变。它揭示的是,改变方向的成本为何可能越来越高。

历史制度主义者经常考察关键节点:在这些时期,既有约束有所减弱,而所作选择对后续发展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战争、经济危机、政体转型或政治参与的重大变化,都可能造就这样的时期。只有在能够证明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机会窗口及其后果时,这一概念才有用。把某一事件称为转折点,并不能解释当时有哪些可选方案、由谁从中作出选择,也不能解释由此形成的安排如何得以持久存在。

变迁也可能在没有突然替换制度的情况下发生。层叠是在既有规则之上增添新规则;转换是将既有制度转向新的用途;漂移则是指规则本身未变,却因环境变化而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例如,一项资格门槛固定的福利,可能随着工资或家庭结构的变化,覆盖不同比例的人口。一个旧有的组织结构,即使其正式章程基本保持不变,也可能承担新的使命。因此,渐进式变化同样能够带来实质性的转型。

制度模式也会跨地域传播。专业网络、国际协议、殖民行政、人口迁移和商业关系,都曾传播法律形式与组织形式。文化传播很少意味着原样复制。引入的制度安排会与当地的权威、语言、资源和既有实践相互作用。即使采用相同的正式模式,也可能因为周围的制度关系不同而产生迥异的结果。

因此,改革并不只是更换一套规章。新程序可能有赖于受过培训的人员、档案记录、经费、公众认可,以及解决争议的机制。它们也可能重新分配权力,并引发地位受到影响者的抵制。正式颁行与实际转变之间的差距,本身就是制度研究的对象;其中包括探究为何有些新规则成为日常惯例,而另一些却始终未能得到充分执行。

权力、不平等与制度差异

制度既协调行为,也分配机会。规则决定谁能拥有特定资产、进入某些职业、领取福利、参与决策或寻求保护。一种安排即使具有可预测性且保持稳定,也仍可能是不平等的。因此,制度分析会区分稳定性、有效性、正当性与公正性,而不将它们视为等同的属性。一个体系可能高效地实现某个界定狭窄的目标,同时却让无法享受其益处的人付出高昂代价。

有些不平等明确写在制度规则中。历史上的奴隶制通过法律或社会力量,确立并强制维持对人及其劳动的控制。种姓制度可能将世袭身份与婚姻、职业及社会交往方面的限制联系起来。另一些不平等则源于形式上普遍适用、但对不同群体产生不同影响的要求。例如,高度依赖既有职业人脉的招聘方式,即使没有明确的排斥条款,也可能延续就业机会的不平等。要确认这些机制的存在,需要关于实际选拔做法及其结果的证据,而不能仅凭结果不平等就作出推断。

制度权威也通过分类来体现。公民、受扶养人、雇员、自雇劳动者或获认可的照护者等类别,将人们与特定权利和义务联系起来。分类或许是行政管理所必需的,但处于类别边界的个案能揭示其后果。劳动者是否被归类为雇员,会影响其能否获得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对符合资格家庭的界定,则可能影响公共福利如何处理共同居住、伴侣关系和照护责任等情况。

比较分析表明,相似的活动可以通过不同的制度组合来组织。各个福利国家在公共供给、就业相关保险、商业服务与家庭支持之间采取的平衡方式各不相同。这些安排影响着就业与获得收入或照护之间的关系。仅衡量公共支出,并不足以对其进行充分比较:资格规则、福利水平、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无偿劳动的分配也同样重要。

同一地域内可能存在多种并行运作的规范秩序。法律多元主义关注的是国家法律与习惯、宗教或其他规范安排相互作用的情形。由此形成的关系可能涉及相互调适、竞争或管辖权重叠。描述这种多元并存,并不意味着其中所有安排都具有同等权威,也不意味着个人可以在它们之间自由选择。人们诉诸不同纠纷处理机构的机会,以及相关裁决获得承认的程度,可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

权力并非只通过维护既有规则来行使。参与者也可以援引制度作出的承诺来反对既定做法,例如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诉求挑战排斥现象。制度话语既能为现状提供辩护,也能为批评提供资源。要理解这一双重作用,就需要关注谁能够对规则作出权威解释、提出诉求、组织支持并确保规则得到执行。

研究方法与新兴制度情境

制度难以测量,因为它涵盖的规则、实践、解释和执行安排未必彼此一致。法律的存在只能证明其已获正式采纳,不能证明其已得到实施。组织的正式程序可能与日常运作惯例不同,而不成文的安排也可能得到广泛认可和一贯执行。因此,研究必须明确,所考察的究竟是正式设计、行为、感知到的正当性、行政能力,还是实际结果。

历史研究利用法令、通信、法院记录、预算、组织档案及其他资料,重建制度的发展过程。跨时期比较可以揭示某项程序何时出现、影响了谁的利益,以及其含义如何变化。民族志和参与观察考察实际运作中的规则:参与者如何处理例外情况、了解行为预期,以及协商权威关系。访谈可以揭示行政记录中未能体现的认识,不过,对回溯性叙述的解读必须结合受访者所处的位置及访谈情境。

定量研究使用调查、行政数据、制度指标以及跨司法管辖区的比较。其核心问题往往是因果推断。制度安排很少是随机配置的,而是与经济状况、政治联盟和社会预期一同发展。观察到的制度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可能反映的是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因素或实施方面的差异。自然实验、纵向分析和精心设计的比较能够增强解释的说服力,但其结论仍取决于具体情境和识别假设。

数字环境是制度研究的重要场域,因为由私人主体管理的规则能够组织规模极大的活动。网络平台规定准入、身份验证、可见性、支付和争议处理程序。这些规则与公共法律相互作用,而非在法律之外运行。界面设计和软件也能直接施加约束:系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阻止某项操作,而不只是在书面政策中予以禁止。研究这些安排,需要同时考察明文规定的规则及使其发挥效力的机制。

自动化分类进一步引出了制度责任问题。一项决策可能由公共机构、承包商、软件系统以及解读系统输出的工作人员共同完成。规范个人数据的规则,包括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塑造了其中一些关系,而组织惯例则影响各项义务的履行方式。相关的分析单位往往是一连串决策,而非单个组织或技术组件。

制度也规范着可靠知识的生产。同行评审、专业资格认证、出版标准和研究监督,为评估主张和赋予可信度确立了程序。研究这些安排,同样需要区分正式规定与实际实践:谁来选择评估者,如何处理分歧,哪些激励因素影响决策,以及哪些记录可供审查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