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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社会学与人类学 / structural-functionalism

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通过社会制度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社会系统延续、整合和运行的影响来解释这些制度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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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功能主义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一种理论取向,考察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模式、制度和实践如何促成社会或社会系统的运行与延续。它认为,社会生活由相互依存的部分组织而成,而不是孤立个体的简单集合。这一理论尤其与 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K. 默顿密切相关,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不同版本都关注秩序与相互依存,但在社会的整合程度、特定制度是否必不可少,以及应如何检验功能性解释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核心概念

“结构”指的是社会结构,即由地位、关系、群体和制度构成的相对稳定的安排,例如亲属关系、职业等级体系和政治权威体系。“功能”则关注这些安排对其所在系统产生的后果。

社会制度,如教育或婚姻,通过既定的期望和规则来组织活动。功能分析探讨制度的运作如何影响其他制度、合作模式,以及社会关系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例如,学校传授知识,但也会授予资格、组织同辈关系,并确立共同的行为期望。

以下几项区分至关重要:

  • 功能不等于意图。 一种实践可能产生参与者既未追求、也未意识到的后果。
  • 功能不意味着道德上的认可。 证明某种安排有助于系统延续,并不意味着它是公正或可取的。
  • 后果取决于参照对象。 对一个群体有利的事,可能对另一个群体不利。
  • 持续存在并不能证明其必要性。 一项制度持续存在,并不意味着社会离开它就无法运作。

结构功能主义者经常强调共同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观、社会化过程,以及社会控制机制。这些因素能够协调行为,而不必依赖持续协商或直接强制。不过,这种协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真正的共识之上,是一个重要的争议点。

结构功能主义不同于结构主义。尽管两者都考察有组织的整体内部的关系,但结构主义尤其关注深层的意义与分类体系,而结构功能主义则着重于社会关系及其对社会系统运行产生的后果。

思想起源

19世纪的社会思想家为功能分析奠定了若干基础。奥古斯特·孔德区分了对社会秩序的研究与对社会发展的研究。赫伯特·斯宾塞将社会比作有机体,强调其各部分之间的分化与相互依存。这一类比推动了对专门化制度的分析,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有根本区别:社会成员具有意图,能够反对集体安排,也会同时属于彼此重叠的群体。

埃米尔·涂尔干提供了更为系统的方法论基础。在《社会分工论》(1893年)中,他考察了日益发展的专业分工如何形成相互依存的形式。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年)中,他区分了社会事实的历史成因与其发挥的功能。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因为仅仅指出一种制度当前产生的后果,并不能解释其起源。

涂尔干对宗教的研究也将集体实践与社会团结联系起来。共同参与的典礼可以再次确认群体成员身份和集体承诺。他的研究推动确立了这样一种观点:应通过制度与更广泛社会安排之间的关系来研究制度,而不能仅以个人动机来解释制度。

人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

拉德克利夫-布朗

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发展了一种以社会关系网络的延续为核心的结构功能取向。他根据反复发生的社会活动在维持结构延续方面所起的作用,来理解这种活动的功能。

这一取向将亲属关系、政治关系、习俗义务和仪式置于分析的中心。例如,一项婚姻规则不仅可以被视为对个人的限制,也可以被视为组织群体间持久关系的手段。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论框架主要关注社会安排如何相互配合、共同运作。与对遥远文化起源进行推测性重构相比,它更重视比较分析和对现存社会关系的观察。

马林诺夫斯基及相关取向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也发展了一种功能主义取向,但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他将文化制度与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以及集体生活所产生的额外组织需求联系起来。拉德克利夫-布朗则更重视社会结构的延续。

这两种取向常被一并归入人类学功能主义,但不能相互替代。前者更明确地以人类需求为出发点,后者则从有组织的关系及其再生产出发。

功能主义人类学推动了深入的民族志研究,并促使研究者关注看似彼此独立的活动之间的联系。经济交换、宗教实践、婚姻规则和权威,都可以作为社会生活中相互关联的方面加以研究。后来的批评者认为,部分此类研究将共同体描述得过于封闭和稳定,低估了殖民统治、迁移、贸易和历史转型的影响。

帕森斯与社会系统理论

塔尔科特·帕森斯构建了社会学中最为详尽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年)和《社会系统》(1951年)等著作中,他试图解释有意义的个人行动如何形成相对持久的互动系统。

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制度化的期望。人们承担各种角色,这些角色的义务通过共同的规范标准得到协调。社会化帮助个人将这些标准内化,而制裁与制度安排则对偏离这些标准的行为作出回应。

帕森斯将社会系统与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区分开来,同时认为三者相互依存。社会系统涉及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文化系统包括意义与价值的模式;人格系统则涉及个人动机的组织方式。

AGIL 模式

帕森斯后期的理论框架提出,一个能够持久存在的行动系统必须解决四项功能问题:

功能要求 核心问题
适应 获取资源并适应环境条件
目标达成 确立集体的优先目标,并动员行动以实现这些目标
整合 协调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潜在模式维持,或模式维持 使动机和文化模式随时间延续

这些要求通常缩写为 AGIL。在社会层面,经济制度尤其与适应相关,政治制度与目标达成相关,而传递共同承诺的制度则与模式维持相关。帕森斯并不认为这一模式只是对四类具体组织的罗列,而是将其视为适用于不同层次的分析框架。

他的理论也容许通过分化来解释变迁,即原先结合在一起的活动逐渐由更为专门化的制度来组织。尽管如此,批评者认为,他对规范整合与系统需求的强调,使冲突、支配以及不可预测的历史过程在解释中未能获得足够重视。

默顿对功能分析的重构

罗伯特·K. 默顿试图使功能分析更加精确,也更适于经验研究。他并不假定所有社会实践都有益于整个社会,而是区分它们对特定群体和制度产生的不同后果。

显功能与潜功能

默顿作出了以下区分:

  • 显功能: 参与者有意追求并且认识到的客观后果。
  • 潜功能: 参与者既无意追求、也未认识到的客观后果。
  • 负功能: 降低相关系统或单位适应能力或调适能力的后果。

考试制度的显功能可能是证明学业成就,潜功能可能是在考生之间建立社会网络,而负功能后果则可能是使教学转向范围狭窄的应试内容。这些分类需要证据支持,不能仅凭分析者对某项制度表面目的的理解来推断。

质疑强功能主义的假设

默顿质疑了较强版本的功能主义所持的三项假设:

  1. 功能统一性: 认为一种实践对整个社会的整合具有积极作用。
  2. 普遍功能主义: 认为一切既有实践都具有有益的功能。
  3. 不可或缺性: 认为现有制度或其具体形式是必不可少的。

他的功能替代项概念强调,不同的安排可能产生相似的后果。如果某项制度提供社会支持,并不能由此推断只有该制度才能提供这种支持。

默顿还倡导中层理论,即针对特定类别现象提出解释,而非立即构建一套包罗整个社会的理论。他的取向使功能分析不再过度依赖普遍和谐的假设。

应用

功能主义取向已被用于研究许多制度领域:

  • 教育: 传授知识与规范,为承担职业角色作准备,以及授予资格。
  • 家庭与婚姻: 组织照料活动、代际关系、继承与社会化。
  • 宗教: 形成集体认同、维系道德承诺,以及再次确认群体边界。
  • 法律: 稳定期望、调节争端,以及界定正当行为。
  • 越轨行为: 明确规范边界,以及引发对违规行为的集体回应。

这些是分析性问题,而不是每项制度都能成功发挥所列功能的证明。研究必须确定:哪些后果实际发生,这些后果影响谁,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以及伴随哪些代价。

一种颇具争议的延伸应用涉及分层。金斯利·戴维斯和威尔伯特·E. 穆尔在1945年提出,不平等的报酬有助于激励人们接受训练,并担任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职位。批评者质疑“重要性”的衡量方式,质疑报酬与功能贡献相对应的假设,也批评这一观点忽视了继承而来的优势和获得训练机会的不平等。这场争论说明,指出不平等可能具有某种协调作用,与证明现有分配格局必不可少,是两回事。

批评与方法论局限

循环论证与解释

如果先根据某种实践的存在推断其必不可少,再以这种假定的必要性解释它为何存在,功能论证就有陷入循环论证的风险。与之相关的另一种危险是目的论:解释一项制度时,仿佛是未来的益处导致了它的出现。

更有力的解释应当区分:

  • 这种安排如何起源;
  • 它目前产生哪些后果;
  • 哪些机制使其再生产或发生转变;
  • 替代性安排能否产生相近的结果。

如果能够证实存在某种反馈过程,将一种后果与持续的支持或再生产联系起来,那么这种后果便可以帮助解释某项安排为何持续存在。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识别功能可能只是在描述效果,而不是解释原因。

权力、冲突与不平等

冲突理论质疑将社会秩序视为共同利益体现的倾向。稳定的安排之所以能够持续,可能是因为强势群体控制着资源或强制他人服从,而非所有参与者都从中受益。

女性主义的批评同样质疑那些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劳动分工描述为社会整合必要条件的解释。一种安排可能有助于某项制度延续,却同时让其成员承担不平等的负担。因此,分析所要追问的不仅是某种事物是否具有功能,还包括它对谁具有功能,以及代价由谁承担。

历史与社会边界

功能主义的解释经常受到批评,被认为过于关注均衡,而对断裂、集体行动和长期转型关注不足。在人类学中,批评者还质疑将共同体视为自成一体系统的做法,因为这些共同体的制度早已受到征服、殖民行政、市场和被迫迁徙的塑造。

这些批评并不意味着所有功能主义解释都忽视变迁。它们揭示的是某类解释的局限:这类解释假定存在一个边界清晰、内部整合的系统,却不考察其边界与关系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

后续影响

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冲突取向、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研究和历史社会学的影响日益扩大,结构功能主义失去了昔日的主导地位。后来的新功能主义研究试图保留对制度分化的关注,同时更加重视冲突、偶然性和人的行动。

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仍体现在有关制度相互依存、非预期后果、角色期望,以及社会安排再生产等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这些问题,并不需要假定社会是和谐的、现存制度是不可或缺的,或稳定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