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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社会学与人类学 / bronislaw-malinowski · 人物

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

马林诺夫斯基是波兰出生的人类学家,其特罗布里恩研究革新了民族志田野工作,并推动了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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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1884年4月7日—1942年5月16日)是一位出生于波兰的社会人类学家。他在今属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开展的研究,推动了现代人类学的重塑。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将深入的田野研究与对社会制度的阐释相结合,把这些制度视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通过《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年),以及随后对交换、亲属关系、性、法律、语言和园圃耕作的研究,他使细致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论证的核心。

马林诺夫斯基尤其以参与观察著称:学习研究对象所在社群的语言,在其成员附近居住,跟随观察日常活动,并将人们的言说与其实际行为加以比较。长期田野工作并非由他首创,但他的著述和教学为田野工作的目标与程序确立了一套影响深远的范式。他所倡导的功能主义,从文化实践如何满足人类需求、如何维系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出发,对其作出解释。围绕其局限性的争论也是他持续产生影响的一个方面:这些争论涉及其研究所处的殖民背景、他对女性和历史变迁的处理方式,以及其方法论理想与身后出版的私人日记之间的落差。

早年生活与思想形成

马林诺夫斯基出生于当时隶属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出身于一个波兰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卢齐扬·马林诺夫斯基是语言学家、雅盖隆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波兰语方言和斯拉夫语言。他的母亲约瑟法在他的成长与教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波兰文化的认同,以及在多民族帝国中生活的经历,共同构成了他的成长背景,不过,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在英语学术机构中展开的。

他曾就读于雅盖隆大学,并于190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早期接受的教育涵盖数学与自然科学,博士论文探讨的是思维经济原则,这一主题与当时有关科学解释的争论密切相关。这种学术背景有助于解释他后来在著作中一再表现出的志向:将人类学建设为一门系统的科学,而非仅仅汇集奇风异俗。他对文化的解释力求揭示各种活动、制度与实际需求之间可观察到的关系,尽管有时其论断超出了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

离开克拉科夫后,马林诺夫斯基前往莱比锡求学,在那里接触到与威廉·冯特及经济史学家卡尔·比歇尔相关的学术思想氛围。阅读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的《金枝》,对他产生人类学兴趣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弗雷泽对巫术、宗教和仪式所作的比较研究,引导他走向了这一学科;但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反对主要通过推测性的文化进化序列来解释习俗的做法。他不再将孤立的习俗视为人类早期阶段的遗存,而是越来越关注它在当下社会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

1910年,他移居伦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受到C. G. 塞利格曼和爱德华·韦斯特马克的重要影响。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家庭》(1913年)依据的是已出版的民族志记述,而非自己的田野调查。该书质疑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缺乏明确家庭组织的说法,并考察了有关婚姻、亲子关系和家庭内部关系的证据。尽管成书时他的田野方法尚未成熟,但书中已初步体现出他后来始终坚持的主张:应通过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来分析制度,而不是将其置于某种假定的普遍进化序列之中。随后,他于1914年赴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旅行,由此获得了从批判性阅读他人观察记录转向持续开展第一手研究的机会。

太平洋田野工作与特罗布里恩研究文献的形成

1914年,马林诺夫斯基为参加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会议前往澳大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的处境变得复杂:作为奥匈帝国臣民,他在英国控制的领土上依法属于敌国侨民。不过,他仍获准在巴布亚开展研究。人们常说他只是被囚禁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上,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战时环境确实限制了他的行动,但他的田野工作也有赖于官方许可、学术界的支持和研究经费。

1914至1915年,他首先在新几内亚南部沿海的迈卢人中开展研究。随后,他先后于1915至1916年和1917至1918年在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了两个主要阶段的研究。这些位于马西姆地区的低平岛屿,成为他学术生涯中最主要的民族志研究场域。当地各社群既从事集约化薯蓣种植、捕鱼和岛际航行,也实行母系继嗣、世袭等级制度以及繁复的仪式性交换。他对当地语言——通常称为基利维拉语——日益熟练,因而能够收集文本、讨论事件,而不必完全依赖口译者。

这项研究远不止于观察仪式。马林诺夫斯基收集家谱,记录咒语与叙事,绘制人际关系图,追踪纠纷,描述独木舟的建造过程,并考察园圃劳作与收获物的分配。他运用摄影,详细记录物品如何在人与人之间流转,以及相应义务如何转移。因此,他的材料将引人注目的事件与不那么显眼的日常活动联系起来,包括准备食物、耕作园圃、走访亲属、议论他人声誉或商谈交换。这些材料后来成为多部著作的基础,而非仅仅汇成一份综合报告。

他接触当地社会的机会既非毫无限制,也并非在政治上中立。他工作的地区处于澳大利亚殖民统治之下,研究所依托的环境受到政府官员、传教士、商人,以及欧洲人与岛民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塑造。他在自己的记述中提到,曾有意避免始终局限于欧洲人的社交圈;然而,与岛民在生活空间上的接近,并不能消除权力差异,也不能保证他能同等接触到各方观点。在最终出版的著作中,男性的公共活动和言论尤其突出。

完成太平洋地区的研究后,马林诺夫斯基于1919年与埃尔西·罗莎琳·马森结婚。他们育有三个女儿;埃尔西与他的通信及其在实际事务上的支持,对他此后的工作生涯十分重要。归来后的数年里,他致力于将大量田野材料转化为关于社会生活组织方式的理论论述。1922年出版、由弗雷泽作序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确立了他的国际声誉,也使特罗布里恩群岛成为人类学界讨论最为深入的民族志研究场域之一。

参与观察与民族志证据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关于研究方法的导论,成为人类学领域论述研究实践最具影响力的文献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区分了社会的制度框架、“实际生活中难以衡量的细节”,以及记录下来的人们表达自身理解的言说。第一类要求系统记录规则、关系和组织。第二类涉及正式访谈很容易遗漏的日常行为细节。第三类则包括叙事、解释、程式化用语及其他言语材料,研究者可以借此理解当地人的分类方式与判断。

因此,他建议研究者住到研究对象中间,并不只是因为偏好沉浸式体验,而是为了落实一套获取证据的方案。反复观察能够揭示理想规则与实际运用之间的差异,或知情人的概括性说法与具体事件之间的出入。例如,关于应由谁提供食物的说法,可能只有在观察实际收获、家庭间的物资转移、争执和例外情形之后,才能得到理解。田野工作使研究者能够将这些事件联系起来,而不是把每一项陈述都当作孤立的事实。

学习当地语言是这一方法的关键。通过通商用语或口译员进行翻译,可能会掩盖亲属关系、权威、义务和评价等方面的细微区别。马林诺夫斯基鼓励收集文本、细致记录言语,同时坚持必须把词语与其使用情境联系起来。用他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来说,研究者的最终目标是把握“土著的观点”,包括他们与生活的关系以及他们眼中的世界。这一历史用语带有殖民时代的印记,但它所涉及的方法论问题依然存在:如何重建那些无法由外来者的分类范畴充分把握的意义。

这一方法的各个组成部分并非都由马林诺夫斯基首创。早期研究者,包括弗兰克·汉密尔顿·库欣、弗朗茨·博厄斯以及剑桥大学托雷斯海峡人类学考察队的成员,已经开展过重要的语言研究和实地研究。他的独特成就在于,将长期居住、系统记录、理论阐释,以及一套令人信服的专业权威论述结合起来。他还培养了一批学生,将这一模式带入其他研究环境,使其不再只是个人的成就,而成为学科制度层面的要求。

这一方法也存在内在张力。在出版的著作中,民族志作者似乎能够对整个社群形成连贯的认识,然而其证据实际上来自特定的人际关系、程度不一的参与,以及有限的接触渠道。后来的定性研究和反思性人类学,更加重视交代对话者的身份、说明研究者的社会位置,以及区分当地相互竞争的不同说法。马林诺夫斯基的重要性,一部分在于使第一手证据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另一部分则在于留下了一些方法论问题,供后来的研究者更明确地揭示。

库拉与交换的社会组织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核心研究对象是库拉,这是一套将马辛地区各岛屿社群联结起来的仪式性交换体系。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贵重物品,是称为 soulava 的红色贝壳项链和称为 mwali 的白色贝壳臂环。按照马林诺夫斯基描述的总体流通方向,项链沿顺时针方向流转,臂环则沿逆时针方向流转。这些物品通过一连串交换在伙伴之间传递,而非永久归某一人所有。

库拉贵重物品不同于普通消费品。其中重要的物件各有名称、声望,以及与历任持有者相关的历史。暂时持有这些物品可以提升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要成功参与库拉,则需要得到认可的伙伴关系、远行、具有说服力的言行,以及最终将贵重物品继续转交他人。回礼通常并非即时议价得来的等价物。这种关系包含时间上的延迟、对慷慨的期待、对物品品质的评判,以及产生不满的可能。因此,不能将这一体系简单描述为陌生人之间的以物易物。

马林诺夫斯基表明,库拉远航将外来观察者可能分别归类的技术与制度结合在了一起。独木舟的建造需要有组织的劳动、专门知识、材料和仪式程序。航行涉及导航、补给、领导,以及与交换伙伴的协商。普通贸易可以伴随仪式性交换进行,但参与者明确区分二者。仪式和巫术咒语并非附加在某种本已自成一体的经济交易之上的装饰;它们本身就是远行者为危险做好准备、展示自身能力并争取有利回应的手段的一部分。

这一分析挑战了一种假设,即任何地方的经济行动都可以归结为对即时物质收益的追求。参与者在一个由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体系中追求声望、人际关系和珍贵物品。与此同时,马林诺夫斯基并未将交换描绘成不求回报的慷慨行为。竞争、算计、抱负,以及策略性地扣留物品,都是他论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库拉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实际利益是由文化塑造的:何为成功,取决于当地的价值判断和持久的社会纽带。

这本书成为经济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并影响了马塞尔·莫斯;后者的《礼物》于1925年出版。莫斯将民族志中的交换案例纳入比较论证,探讨给予、接受和回报的义务。后来的研究者,尤其是安妮特·韦纳和南希·芒恩,通过考察女性的财富、价值的生产,以及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的影响,扩展或修正了这一图景。这些研究并未使马林诺夫斯基的论述失去意义;相反,它们表明,他所描述的交换网络能够支持更广泛的解释,超越了他最初对男性远航和仪式性贵重物品的关注。

功能主义、制度与人类需求

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以这样一个命题为出发点:文化是人类满足生活需求的一种有组织的手段。因此,食物生产、繁衍、居住、教育、权威和象征活动都应当作为相互关联的过程来研究。要解释一种习俗,不能仅仅追溯其起源,或在别处找到一种表面相似的习俗,而必须考察它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如何运作,以及它与人、资源、规则和其他活动之间的关系。

制度是他的主要分析单位。在他去世后于1944年出版的《文化的科学理论及其他论文》中,这一观点得到了最系统的阐述:可以从宪章、人员、规范、物质设备、活动和功能等方面考察一种制度。宪章由赋予制度正当性的价值观或公认宗旨构成。人员指制度的参与者及其组织方式;规范约束行为;物质设备包括所需的器具和资源。在分析中将这些要素区分开来,就能辨别一种制度声称要做什么,以及其实际活动达成了什么。

他的需求理论将生物性需求与文化组织起来的回应方式联系起来。他列举的基本需求包括新陈代谢、繁衍、身体舒适、安全、活动、成长和健康。文化提供了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但也产生了进一步的需求。例如,食物生产体系需要技术知识、协调机制、资源获取规则以及产品分配安排。因此,教育、经济组织和社会控制等方面的制度随之形成,成为维持某种文化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象征体系、知识、巫术和宗教则被视为这一组织体系中发挥整合作用的层面。

这一取向不同于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所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两者的区别从来不是绝对的,但马林诺夫斯基在解释中更重视个人的需求和活动,而拉德克利夫-布朗则着重考察制度如何有助于维系社会关系。这些分歧塑造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社会人类学。与“功能主义”这一抽象标签所给人的印象相比,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研究往往更为灵活,也更关注个人采取的策略。

这一理论也面临着有力的质疑。证明某种制度具有有益的后果,并不能说明这些后果就是促成它产生的原因。若干不同的制度可能满足相似的需求,而有利于某一群体的安排,也可能让另一群体付出代价。如果把某种制度的持续存在视为其必要性的证据,功能性解释就可能陷入循环论证。这类解释还可能低估强制、冲突、历史偶然性和外部干预的作用。马林诺夫斯基在经验研究方面经久不衰的贡献,在于坚持考察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相比之下,他关于普遍需求和文化全面整合的更强主张,则较少为后世所沿用。

亲属关系、性、法律与日常义务

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研究,挑战了那些直接从欧洲家庭模式推断社会组织的理论。特罗布里恩社会按母系组织世系:子女属于母亲的世系群体,重要的权利与义务也随这一归属而定。舅舅所拥有的权威,与父亲和子女之间亲密且涉及日常照料的关系,可以各自独立。这一区别使马林诺夫斯基得以区分社会意义上的父职、世系成员资格、继承权与管教权,而不是认定它们必然重合。

在《西北美拉尼西亚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中,他描述了求偶、婚姻、家庭关系、对性行为的期待以及生育观念。书名反映了当时的用语,但这部著作在分析上的重要性,在于细致考察了亲密生活如何受到社会组织的塑造。婚姻将不同家庭及其义务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对私人伴侣关系的认可。已婚女子的兄弟向其丈夫赠送薯蓣,体现了耕作、姻亲关系、声望与家庭供给如何相互交织。

在论述特罗布里恩人的生育观念时,他强调了以祖灵和母系世系为核心的解释,而非父亲在生理上的致孕作用。后来的学者围绕他提出的问题、翻译方式以及当地受访者的回答展开讨论,探究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了他关于当地人不承认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判断。人们因而有必要区分两种情况:没有某种明确的受孕理论,与未将性交和怀孕联系起来,并不是一回事。这一案例说明,将有关祖先、人的本质及社会归属的陈述,转化为对一个狭义生物学问题的回答,是一件困难的事。

在《野蛮社会中的性与压抑》(1927)中,马林诺夫斯基运用特罗布里恩的材料,质疑精神分析中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适用性。他认为,如果父亲和舅舅之间的权威分配方式不同,就不能简单地假定,在欧洲家庭中发现的情感冲突会以相同形式出现在所有社会中。他的这一论述对家庭与心理学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它既未通过实验检验精神分析理论,也未解决有关无意识过程的争论。

《野蛮社会中的犯罪与习俗》(1926)同样质疑了一种看法,即没有中央化法庭的社群只能依靠自发服从或集体情感来维系秩序。马林诺夫斯基描述了由互惠关系、公众知情、对交往伙伴的依赖,以及对未来合作的影响所支撑的义务。权利与义务嵌入持续的社会关系之中。他对习惯法的论述,将法律秩序研究的范围拓展到成文法典与国家强制执行之外,但有时也使法律义务与其他社会期待之间的界限难以明确。这项研究推动了对实际纠纷和往来活动的考察,使其成为法律人类学的核心关切。

巫术、园艺与情境中的语言

马林诺夫斯基在分析巫术时,反对将巫术的存在视为人们无法区分实用技术与超自然行为的证据。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种植者和航海者掌握着详尽的经验知识,并能熟练运用。巫术仪式与这些知识并行不悖,尤其是在结果事关重大却又无法完全掌控的情形下。关键问题不在于实践者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而在于技术能力、不确定性、情感与既定仪式如何在具体活动中结合起来。

他将相对安全的潟湖捕鱼与风险更高的外海捕鱼相对照,这后来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据他观察,危险和不确定性越大,巫术的作用就越突出。这一论点将巫术实践与特定条件下的信心和有组织的行动联系起来:在这些条件下,仅凭技艺无法确保成功。但不应将其简化为一条普遍规律,认为所有高风险活动都必然产生巫术。马林诺夫斯基所解释的是特定民族志情境中的一种模式,而后来的比较研究发现,风险、宗教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更为多样。

在《珊瑚园与巫术》(1935)中,他将耕作置于对土地占有、劳动、领导权、季节性活动、咒语及收获分配的细致描述之中。特罗布里恩群岛的薯蓣种植并不只是维持生计的生产活动。照料得当的园圃彰显着种植者的能力与勤勉;收获物既用于履行亲属间的义务,也有助于提高声望。巫术专家在耕作组织中占据着公认的地位。因此,这部两卷本著作将物质文化与社会关系及言语展演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工具、信仰和制度视为彼此分离的领域。

语言在这项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马林诺夫斯基于1923年发表了《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一文,作为C. K. 奥格登与I. A. 理查兹合著的《意义的意义》的附录。他在文中主张,理解话语必须依据其“情境语境”。独木舟上的一道命令、集体劳动中使用的一种表达,或是一句巫术咒语,都不能仅靠替换成词典中的对应词语而得到充分翻译。实际活动、参与者、共享知识以及言语展演的惯例,共同影响着这些话语所发挥的作用。

他还提出了寒暄交际这一术语,指主要作用在于建立或维持社会联系,而非传递新信息的言语。问候和日常寒暄即便所含信息很少,也能维系关系。这一见解对语言使用研究及后来有关交际功能的论述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更广泛的研究思路也为语用学及意义的语境理论作出了贡献,尽管他对所谓“原始”语言的概括,仍体现了后来语言学所摒弃的某些区分。其中经久不衰的观点是:说话往往是一种社会行动,而不仅仅是用言语表达独立存在的观念。

教学、殖民事务参与及晚年

20世纪20年代初,马林诺夫斯基回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并于1927年成为该校社会人类学教授。他的研讨班是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中心。雷蒙德·弗思、奥德丽·理查兹、艾萨克·沙佩拉等人类学家在与其教学的密切交流中开展各自的研究;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和迈耶·福蒂斯等学者,则参与了他所促成的更广泛的学术交流。学生须将细致的田野观察与有关制度和社会组织的问题联系起来。

因此,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著述上,也体现在学科制度建设上。他倡导长期研究,与学生讨论他们不断积累的研究材料,并推动民族志田野经验成为确立学科学术权威的一项资格。这些研究成果并非只是重复他在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发现。非洲及其他地区的研究,将政治组织、牧业、劳工迁移、土地和殖民行政等问题推到了前沿。他的一些学生后来采取了与他本人截然不同的理论立场,但深入的田野工作模式始终受到重视,并未因这些分歧而失去重要性。

马林诺夫斯基还倡导一种关注当代变迁与殖民问题的应用人类学。他与国际非洲研究所有着密切联系,并支持对正在经历传教、经济及行政干预的非洲社会开展研究。他反对将被殖民的社群视为未经外界影响的古老社会遗存。他提出的文化接触分析,区分了本土制度、欧洲机构,以及双方互动所产生的新安排。有关这一主题的材料在他去世后由菲莉丝·卡伯里编辑,收入194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的动力》。

这些主张使他置身于殖民结构之内,而非之外。人类学可以为行政官员提供关于其统治对象的知识,而研究议题往往依赖于那些受帝国优先事项影响的机构。马林诺夫斯基批评破坏性的干预和种族主义预设,但他的应用研究方案并不意味着对殖民统治一以贯之的否定。后来的后殖民主义研究考察了这样一个问题:一门学科声称能够理解当地生活,何以能与对土地、劳动力及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控制并存。

埃尔西于1935年去世后,马林诺夫斯基继续教学、出版著作和旅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身在美国,此后留在那里,在耶鲁大学任教。1940年,他与艺术家安娜·瓦莱塔·斯旺结婚。他晚年的工作包括在墨西哥开展研究,以及撰写关于战争、自由和文化变迁的论著。1942年5月16日,他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去世,享年58岁。因此,他对自身一般理论及应用研究关切的若干重要阐述,都是经同事整理编辑后问世的,而非由他本人生前定稿成书。

日记引发的争议与对其学术遗产的重新评价

1967年,《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出版改变了人们讨论马林诺夫斯基田野工作的方式。这部日记主要以波兰语写于他在太平洋地区开展研究期间,本无意作为民族志著作公开发表,其中记载了他的挫败、孤独、疾病、对性的关注以及敌意。对于熟悉《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所体现的、强调同情理解的方法论理想的读者来说,日记中的种族主义言辞和对岛民的贬损性描述令他们深感不安。这种反差使人们难以再将研究者在专业上的深入参与,等同于毫无保留的共情。

日记本身并不能证明他的所有民族志研究结论都是错误的。记录个人情绪起伏的私人文本,与根据观察和访谈整理而成的系统性叙述,是性质不同的文献。然而,日记的出版仍然动摇了将田野工作者视为中立工具的理想化形象。克利福德·格尔茨借助这场争议阐明了一个核心问题:理解另一种生活方式,不能以假定民族志研究者能够对遇到的每个人都产生非凡的情感认同为前提。阐释需要证据,需要重建意义,而不只是宣称自己与当地人关系融洽。

后来的重新评价还涉及马林诺夫斯基著作中对不同议题的关注分配。安妮特·韦纳在《有价值的女人,有声望的男人》(1976年)中发表的特罗布里恩群岛研究,揭示了妇女制作和分配成捆的香蕉叶与纤维裙在丧葬及其他交换活动中的重要性。这些活动对于母系亲属关系的延续,以及更广泛的价值体系,都至关重要。它们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叙述中相对处于边缘,表明一部即使极为详尽的民族志,仍可能偏重于那些最容易进入男性研究者视野的制度,尤其当这位研究者主要与男性交谈时。

批评者还进一步质疑功能主义著述中的一种倾向:将社会呈现为一个浑然一体的当下整体,将其与那些早已在改变它的历史力量割裂开来。殖民统治、传教活动、贸易和流行病,并不只是对原本自成一体的社区所造成的外部干扰。它们本身就参与构成了田野情境。此后的民族志日益重视考察这些联系,明确知识生产所立足的位置,并将当地人视为阐释者和历史行动者,而不只是资料来源。

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既是内容丰富的实证记录,也是知识史上的重要文献。他对交换、园圃种植、义务和言语的详细描述,至今仍在为他未曾预见的论点提供依据。与此同时,这些描述的形成过程及其后来被重新阐释的历程,也揭示了民族志权威如何依赖于选择性的接触、翻译、出版,以及在表述和被表述的机会上的不平等。因此,围绕特罗布里恩群岛积累的这批文献,至今仍为探讨证据与阐释问题提供了重要场域,使人们能够依据几代研究者收集的异常丰富的材料展开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