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博厄斯(1858年7月9日—1942年12月21日)是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美国学者,推动了人类学在美国成为一门专业学科。他最初接受的是物理学和地理学训练,后来成为研究北美原住民语言、社会及体质变异的领军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博物馆工作、公开论辩,以及在哥伦比亚大学长达数十年的教学,他挑战了将人类各群体及其文化置于单一进化阶梯上的理论。
博厄斯认为,生物学血统、语言与文化不能被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指标,用来判断人的身份或能力。研究文化实践,必须考察其各自的历史、它们与其他实践的关系,以及延续这些实践的人们对它们的理解。他的工作推动了文化人类学的确立,促进了从历史角度研究文化差异的方法,并为文化相对主义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他对移民家庭的研究也挑战了这样一种假设:用于种族分类的身体特征会代代保持不变。
他的影响通过阿尔弗雷德·克罗伯、露丝·本尼迪克特、爱德华·萨丕尔、佐拉·尼尔·赫斯顿和玛格丽特·米德等学生进一步传播。与此同时,他的学术生涯也深深嵌入了博物馆和大学收集原住民器物、知识及人类遗骸时所依托的不平等关系。因此,他留下的思想遗产既包含对种族等级观念的有力批判,也包含围绕科学权威、合作,以及对人类学研究所呈现的社群应承担何种责任的持续追问。
求学经历与从物理学到人类学的转向
博厄斯出生于普鲁士威斯特法伦省明登的一个犹太家庭,家中深受自由主义政治与教育理想的熏陶。他的父母鼓励他独立思考,并认同1848年德意志革命所秉持的理想。在成长过程中,他既熟悉自身的犹太身份,又形成了大体世俗化的世界观。传承而来的群体归属、个人经历与社会偏见之间的关系,后来成为他思考人类差异时的重要议题。
他先后在海德堡、波恩和基尔求学,主攻数学、物理学和地理学。1881年,他凭借关于水的颜色的研究获得基尔大学博士学位。他早期接受的科学训练注重测量、观察与推论之间的关系,以及解释感官经验时涉及的问题。此后,他对语言转写可靠性以及人体测量结果解释的关注,仍体现出这些早期关切。
博厄斯是逐步转向人类学的,这一转向并不意味着他否定了自然科学。地理学探究环境、人类迁移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因此成为连接两者的桥梁。在19世纪的欧洲学术界,地理学解释往往认为气候和地形在塑造社会方面起主导作用。博厄斯最初开展北极研究时,也部分着眼于这类问题,但实地经历促使他审视环境解释的局限。
首次北极考察结束后,他在柏林工作,其间结识了人类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和鲁道夫·菲尔肖。巴斯蒂安坚持认为,全人类在心理层面具有根本的一致性,这为那些主张不同人群的能力存在根本差别的理论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菲尔肖在体质人类学领域采取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及他对以种族笼统解释各种现象所持的怀疑态度,也为博厄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背景。但这两人的影响都不能简单地说是预先决定了博厄斯后来的成熟立场;他的立场是在数十年的研究与论辩中逐步形成的。
博厄斯于1887年定居美国,同年与玛丽·克拉科维策结婚。他早年在美国从事的工作包括担任《科学》期刊的编辑,以及于1889年至1892年在克拉克大学任教。这些年的经历使他置身于一个不断发展壮大、但组织仍较为松散的科学共同体之中。当时,人类学尚未形成稳定的学科建制,其从业者分散在博物馆、政府调查机构、科学学会和大学等处工作。博厄斯此后的职业生涯帮助这些机构建立了联系,同时也改变了人类学证据的收集与评估标准。
巴芬岛与北极田野考察的启示
1883—1884年,博厄斯在巴芬岛开展研究,在加拿大北极地区东部的因纽特人社群中生活,并与他们同行。他最初关注的课题包括地理知识、迁徙、聚落,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次考察在出行、食物、衣着和生存方面,都必须依靠因纽特人的专门知识。这种实际依赖使原住民知识成为研究的核心,而不再仅仅是从外部加以描述的对象。
由此写成的专著《中部爱斯基摩人》于1888年刊载于美国民族学局的一份报告中。书名采用了当时的术语;在这一地区的语境下,如今恰当的统称是“因纽特人”。该书汇集了有关聚落、生计、技术、社会关系、宗教观念、叙事和地理知识的记述。因纽特受访者提供的地图和信息,有助于记录一片通过路线、季节性活动和地名来认识的地域。
这次考察动摇了将文化简单视为环境直接产物的解释。相似的生态条件,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解释特定的信仰、习俗或社会安排。历史联系、社群之间的交流,以及后天习得的实践,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北极生活需要专门的适应方式,但仅凭适应,并不足以解释一个社会的所有层面。这一区分,对于博厄斯后来反对将文化差异归结为单一原因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接触也影响了他对欧洲文化优越论的判断。考察期间的书信和个人思考表明,他越来越怀疑,以欧洲关于舒适、文雅或道德的标准来评价陌生社会是否合理。这些经历并未立即催生出一套完整的文化相对主义学说,却促使他更加确信:不能依据技术或习俗的差异,对人的价值作出正当的评判。
博厄斯的北极研究是持续性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早期范例,但不应不加限定地将其等同于后来的参与观察模式。他综合运用了旅行、访谈、观察、绘图,以及收集实物和口述材料等方法。他的田野工作也没有消除来访的欧洲研究者与其所记录的当地人之间的不平等。其持久意义在于所产生的详实证据,也在于直接接触如何动摇了最初引导这项调查的种种假设。
西北海岸研究、原住民合作者与博物馆
博厄斯于1886年首次到访北美洲西北海岸,由此开启了贯穿其整个职业生涯的研究。他研究了多个族群的语言、叙事、艺术和社会组织,其中对不列颠哥伦比亚沿海夸夸嘉夸族的研究尤为广泛。他的出版物经常使用“夸扣特尔”这一名称,但这个名称在早期人类学著述中所指的范围,与当今各社群的名称并不完全对应。他的研究涉及亲属关系、仪式特权、世袭名号,以及艺术形式与社会权利主张之间的关系。
他最重要的长期合作者是乔治·亨特。亨特出生于鲁珀特堡,母亲是特林吉特人,父亲是英格兰人,从小使用夸夸拉语。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亨特收集文本、描述仪式、委托制作器物,并提供各种资料。许多以博厄斯的学术权威之名发表的成果,都有赖于亨特的语言能力、当地人际关系及其在阐释过程中作出的判断。两人的通信表明,这些研究是长期协作的过程,而非一名田野工作者独自观察的产物。
夸富宴成为这项研究的一大主题。博厄斯考察了财物的交换与分配同等级、婚姻、世袭特权及公众认可之间的关系。这些活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炫耀式的慷慨,或对财富的非理性毁坏。其意义取决于参与者所申明的权利、参与群体的历史,以及在见证者与受赠者之间确立的义务。这项研究开展之时,加拿大当局正禁止举办夸富宴,因此,对仪式生活的记录也置身于带有强制性的政治背景之中。
博厄斯参与了1893年芝加哥哥伦布纪念世界博览会的人类学展览工作,并于1896年加入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他协助组织了于1897年至1902年开展的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考察队利用语言学、民族志、考古学和体质方面的证据,探究亚洲东北部与北美洲西北部各族群之间的历史关系。这项考察采用比较研究的设计,探索北太平洋两岸的联系,而不预先认定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就必然能够证明共同起源。
博物馆的藏品也揭示了他研究取向中的矛盾。博厄斯主张将器物置于其文化与历史关系中展示,而不是仅仅按照技术发展序列加以排列。然而,藏品征集也可能涉及在权力极不平等的条件下取走仪式财物和人类遗骸。1897年,罗伯特·皮里将六名因纽格特人带到纽约,随后其中四人死亡;这成为与该馆研究环境有关的一段尤其令人不安的历史。后来的学术研究在审视博厄斯所涉责任的同时,也考察了博物馆作为机构所负有的更广泛责任。这一事件说明,科学兴趣和对种族等级观念的批判,可能与不尊重原住民权威的做法并存。
历史解释与对文化进化论的批判
博厄斯的方法论主张是在批判十九世纪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些理论将不同社会视为人类发展各个相继阶段的代表。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和刘易斯·亨利·摩尔根等学者构建了宏大的发展序列,将技术、宗教、亲属制度和政体的不同形式联系起来。尽管他们的研究路径有所不同,这类比较框架往往将欧洲工业社会置于普遍发展阶梯的高端。因此,文化差异可能被解读为某些现存民族代表着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证据。
在《人类学比较方法的局限》(1896年)中,博厄斯质疑了相似习俗必然具有相同成因这一推断。相近的形式可能独立产生,也可能通过接触而传播,或由不同的历史变迁塑造而成。在利用某种习俗重建普遍的发展阶段之前,研究者必须先确定相关案例是否真正具有可比性。仅仅汇集看似相同的例子,并不足以确立一种解释。
这一立场后来与历史特殊论联系在一起,但这一名称不应使人误以为博厄斯否认一切概括的可能性。他力求对文化发展作出可靠的解释,但认为这必须以对具体历史的考察为前提。故事、装饰形式或社会制度的分布,可以为接触与变迁提供证据。因此,文化传播十分重要,但任何单一的借用解释都无法说明所有相似之处。
博厄斯还反对将文化内部视为整齐划一,或认为文化在历史上停滞不变的假设。习俗可以在社会之间流动,并在不同环境中获得新的含义。一种习俗的历史,未必就是它所在的整个社会的历史。语言、社会组织、艺术和身体特征,都可能各自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因此,他的研究取向不赞成将某一人群看作具有单一起源和共同命运的、浑然一体的种族—文化单位。
后来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方法论立场,部分源于这些论证。理解一种行为或信念,需要关注它所处的概念、关系和期望体系。这是关于研究和阐释的指导原则,而不是简单宣称所有习俗在道德上都等同。博厄斯本人公开反对种族主义,说明结合具体情境进行理解,并不意味着放弃伦理判断。
后来的批评者认为,博厄斯学派的研究可能只是积累了详尽的历史,却未能对更大尺度的社会过程作出足够明确的解释。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怀疑态度是对过早提出普遍理论的必要纠正。方法论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进行比较,而在于什么样的证据能使比较具有解释力,而不只是充当例证。
语言、感知与口头艺术的记录
语言在博厄斯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因为它能揭示说话者未必会有意识地表述出来的范畴和区分。研究者可以直接询问某种仪式或规则,但语法模式却蕴藏在日常言语之中。因此,细致的语言分析既为理解人们习惯性的分类方式提供了途径,也使民族志阐释受到更严格的约束。要理解那些可能在翻译中失真的叙事和概念,掌握当地语言至关重要。
在《论交替音》(1889年)中,博厄斯考察了关于原住民语言使用者发音不一致的说法。他认为,表面上的不稳定可能源于听者,而非说话者。习惯于某一种语言的观察者,可能会借助该语言既有的语音系统来归类陌生的声音,从而以不同方式记录同一个声音。因此,这一问题并不能证明某种语言如人们所声称的那样“不够发达”,而是反映了感知习惯及分析范畴的不足。
他为《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1911年)所写的导论,质疑了用源自拉丁语或其他熟悉的欧洲语言的范畴来描述所有语言的做法。不同语言在通常标示哪些区分,以及如何组织语法关系方面,各有差异。恰当的描述必须发现这些模式,而不能预先假定它们。这一原则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使其成为一门重视世界语言结构多样性的学科。
博厄斯将语言与生物学上的祖源及文化都区分开来。一个群体可以改用新的语言,而使用亲缘语言的人群也可能分别承袭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因此,不能直接依据语言的亲缘关系来判定种族的亲缘关系。同样,语法差异并不能证明智力存在差异,也不能证明某些人缺乏抽象推理能力。语言可以通过引申、释义以及创造新词来表达陌生的观念。
他的研究影响了爱德华·萨丕尔,也较为间接地影响了后来有关语言相对论的讨论。博厄斯强调,不同语言会选择经验中的不同方面作为必须表达的内容,但他并不认为语法会将思想牢牢禁锢。在厘清他在这些论争史中的位置时,区分习惯性的表达方式与可能思考的范围至关重要。
博厄斯还将神话、演说、歌曲和叙事视为值得细读的文本材料。他与亨特等合作者共同编纂的资料集,保存了大量口头传统的实例。在《原始艺术》(1927年)中,他考察了不同社会中的艺术形式、技艺、惯例与审美反应。尽管书名中的术语如今已显陈旧,这部著作却反对这样一种假设:只有拥有文字的文明或工业文明,才具备精深的艺术理解力。
人类变异、移民研究与种族分类
博厄斯在生物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对用于人群分类的身体测量指标的稳定性和解释力提出了质疑。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研究者往往将头型、身高及其他身体特征视为恒久不变的种族类型的标志。这类分类常常与有关智力、性情以及是否具备成为公民的条件的论断联系在一起。博厄斯既质疑固定类型背后的经验性假设,也反对由身体差异推断心智能力的做法。
他最著名的一项调查是在美国联邦移民委员会的支持下,对美国境内的移民及其子女开展的研究。这项研究主要于1908至1910年间进行,收集了超过17,000人的身体测量数据和家庭资料。研究结果发表于委员会的报告以及《移民后裔身体形态的变化》(1912年)一书中。博厄斯将出生于欧洲的移民与出生于美国的后裔进行比较,考察了头部尺寸、身高,以及这些指标与年龄、出生地和父母迁移情况之间的关系。
其中一项核心指标是头指数,通常以头部最大宽度除以最大长度,再乘以100计算得出。博厄斯报告了移民父母与美国出生子女之间的差异,质疑了将头型用作恒定种族标志的做法。他认为,这些发现表明,生长发育环境能够影响某些常被视为稳定血统指标的特征。这一结果并非证明遗传无关紧要,而是说明不能仅凭预设,就将遗传差异与生长条件的影响割裂开来。
如何解读这项研究,至今仍是统计学争论的议题。2002年和2003年发表的重新分析,对研究所报告的环境效应的大小及其显著性得出了不同结论。分歧涉及年龄校正、分组方式、家庭数据结构,以及统计上可检测的差异与生物学意义之间的区别。这场争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博厄斯所反对的那些更广泛的种族类型学重新获得了依据;争论所关乎的,是这套特定的历史数据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发育可塑性。
在《原始人的心智》(1911年)中,博厄斯综合体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证据,对种族决定论提出挑战。他认为,文化成就的差异不能直接被解读为遗传性心智能力的差异。历史境遇、教育、社会环境以及文化传承的机会,都需要纳入考量。这本书成为反对科学种族主义的一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
尽管如此,博厄斯仍然沿用了其所处时代的种族科学留下的分类范畴和测量方法。他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他立即摆脱了所有此类惯例,不如说在于他运用实证研究,动摇了以固定生物类型解释文明、智力和社会等级的种种论断。
哥伦比亚大学与学术网络的形成
博厄斯于1896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899年成为人类学教授,此后一直任职至1936年退休。当时,人类学正在建立系科体制与专业规范,他的职位使他得以开展持续的研究生培养计划。他也是1902年美国人类学协会创立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并于1907至1908年担任该协会主席。
在他的学科构想中,文化研究、语言、考古学与人类生物变异研究彼此相联。这一构想对美国人类学的四分支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博厄斯并非这四个领域的全部开创者,也不是凭一己之力将它们整合到同一学科体制之中。他的贡献在于阐明为何应将这些领域的证据联系起来考察,同时反对预设它们必然会得出相互吻合的人群分类。例如,语言分界未必与生物学或考古学上的分界重合。
他的研究生培养强调详尽记录、语言能力,以及对缺乏地方性证据支持的宏大论断保持审慎怀疑。学生需要掌握特定领域的材料,并开展原创研究。除了正式教学,博厄斯还通过推荐、通信、编辑工作、职位任用及对田野项目的支持发挥影响。他的学术网络帮助人类学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确立了稳固地位。
他的学生并未形成一套整齐划一的学说。阿尔弗雷德·克罗伯协助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了人类学学科,罗伯特·罗威则以社会组织的比较研究闻名。爱德华·萨丕尔探索了语言、文化与个性之间的关系。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1934年)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文化模式论述,玛格丽特·米德则通过太平洋地区的田野调查,研究童年、青春期与社会学习。
博厄斯也曾指导一些职业发展受到种族与性别壁垒限制的研究者。曾就读于巴纳德学院的佐拉·尼尔·赫斯顿,将人类学方法与非裔美国人的民间传说和文学表达相结合。埃拉·卡拉·德洛里亚在达科他语与达科他人社会生活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不得不应对原住民学者在资源获取上面临的不平等。这些人的职业经历表明,博厄斯的学术网络有赖于身处截然不同机构位置的人们共同维系。
因此,“博厄斯学派”这一说法虽有用,却不足以概括全貌。它指的是对实证研究的共同坚持,以及对种族决定论的共同反对,而非在每一个理论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学生们拓展、修正,有时也否定了老师所看重的研究重点。他的研究取向之所以能在学术体制中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催生各具特色的研究计划,而不是要求人们固守一套不变的思想体系。
公共参与、战争与科学的责任
博厄斯认为,人类学与移民、种族偏见、民族认同和教育等公共议题息息相关。他反对利用所谓科学的种族等级划分,为排斥或不平等待遇辩护。他参与公共讨论时,始终区分研究能够证实的结论与政治运动假科学之名提出的主张。测量身体形态或描述文化差异,并不能为判定人的价值高低提供科学依据。
1906年,应W. E. B. 杜波依斯之邀,他在亚特兰大大学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他对非洲历史与文化成就的论述,驳斥了将非洲描绘为一片未曾经历重要历史发展的大陆的说法。这次活动将人类学对种族等级观念的批判,与非裔美国知识界挑战种族隔离制度基本前提的努力联系起来。博厄斯的参与并未消除双方学术志业之间的差异,却标志着他将自身研究理念运用于公共事务的一次重要实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博厄斯批评民族主义,以及战时对学术交流的限制。在美国,对德国机构和个人的猜疑日益加剧,他的德国背景也使他的公共处境变得复杂。他反对让学术服从于对国家的忠诚,这与他捍卫国际科学合作的一贯立场相吻合。在他看来,国籍或出身都不足以作为判断学者研究成果是否成立的依据。
1919年12月,他在《国家》杂志上发表了《充当间谍的科学家》。这封公开信谴责以科学工作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的做法,认为此类行为破坏了田野研究赖以开展的信任。信中虽未点名相关人士,但其起因是围绕美国研究人员战时在中美洲活动的争议。同月稍晚,美国人类学会正式对他予以谴责。2005年,该学会撤销了这一谴责。
此事后来在有关研究伦理学、军事介入,以及人类学家对研究对象所在社群负有何种义务的讨论中,被反复提及。博厄斯当时直接关切的并不只是职业声誉。如果人们有理由怀疑某位调查者在秘密为外国政府效力,其他研究者也可能因此难以进入当地开展研究,并失去当地人的信任。这场争议暴露出一种分歧:究竟应当优先为国家服务,还是优先维护学术探究的独立性。
20世纪30年代,博厄斯反对德国的纳粹主义和种族迫害,并支持援助流亡学者的行动。他在著述中驳斥了各民族具有统一生物学特性的主张。《种族、语言与文化》(1940年)收录了他学术生涯不同时期的论文,集中呈现了他用以区分这些范畴、反对在政治上滥用它们的诸多论证。
晚年工作、批判性重评与持续影响
博厄斯退休后仍活跃于学术领域。《原始人的心智》于1938年推出修订版,《种族、语言与文化》则汇集了他关于体质变异、语言学、历史和文化分析的研究。在种族学说占据欧洲政治核心地位的时期,这些出版物展现了他研究纲领的广度。1942年12月21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午餐聚会期间于纽约去世。
将博厄斯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反映了他在学科建制和思想上的非凡影响力,却也可能遮蔽这门学科的其他根基。美国人类学的发展同样得益于政府研究、原住民思想传统、博物馆收藏、考古学,以及更早的语言学研究。它还依赖许多合作者,而这些人的姓名远不如大学教授那样受到重视。完全以博厄斯为中心的传记叙述,有可能重现学术功劳分配中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也曾助成他的权威地位。
后世人类学家对其历史研究方法的某些方面提出了质疑。关注社会体系的学者认为,重建文化特征的传播过程,并不足以解释各种制度如何相互配合运作。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则批评,博厄斯学派的民族志往往对资本主义、殖民统治和大尺度的权力关系关注不足。这些批评对博厄斯及其学生的适用程度并不相同;他们实际著述的多样性,远非单一标签所能概括。
另一项相关的重新评估涉及抢救人类学,即致力于记录那些被认为正在殖民压力下消失的文化实践。博厄斯的记录保存了具有长久价值的语言、叙事和仪式知识。然而,将注意力集中于据称正在消逝的过去,也可能使原住民的适应、政治行动和当代生活未能得到充分呈现。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因为一份有助于文化传承的记录,仍可能体现出其记录对象并不认同的预设。
关于合作的研究,使亨特、德洛里亚及其他原住民贡献者的作用更加清晰。他们的工作涉及筛选、诠释、翻译和说明,而非仅仅提供原始资料。因此,作者身份问题也与知识产权、对限制传播的知识所拥有的决定权,以及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责任相联系。同一批馆藏在支持历史研究的同时,也可能引发关于查阅权限、所有权和恰当用途的争议。
博厄斯留下的记录,至今仍用于语言研究、文化教育,以及对博物馆藏品来源与流传记录的调查。这些用途取决于具体材料的获取情境,也取决于相关社群的决定权。当这些实际问题与他在方法论上的坚持相交汇时,他留下的影响尤为鲜明:各种分类都必须接受证据的检验,而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异,不能用先天能力存在高低等级的假定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