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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生物 / biological-anthropology

生物人类学

生物人类学研究人类进化、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学特征、行为、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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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人类学将人类作为生物有机体加以研究,涵盖人类的进化起源、当今的多样性、发育、行为,以及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关系。它既探究人类谱系的悠久历史,也研究当今塑造人类生活的各种过程。其研究证据包括牙齿化石、考古出土的人骨、基因组、激素测量数据、对现生灵长类动物的观察,以及营养和生长记录。

这一领域将进化生物学与人类学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广泛研究联系起来。其核心前提是,脱离社会关系、习得行为、技术和环境,就无法充分理解人类的生物学特征。食物生产、迁徙、不平等和医疗实践都可能影响人体的生物学状况,而遗传特征和发育过程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类行为的可能范围。

这门学科过去被称为体质人类学,如今已不再侧重主要依据身体测量进行分类,而是转向从进化、生态以及生物与文化相互作用的角度作出解释。其主要领域包括人类进化研究、灵长类学、人类种群生物学、骨骼研究和法医鉴定。在这些领域中,研究者区分对种群层面规律的解释与对个体的判断,并将人类生物学证据的收集与解读视为既涉及科学、也涉及伦理的活动。

历史发展与学科转型

生物人类学的兴起以比较解剖学、博物学和医学为基础,也源于欧洲人与世界各地人群的接触。18世纪,博物学家将人类与其他生物一同分类,同时也提出了人类内部的划分。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的《论人类的自然变异》于1775年首次出版,在关于人类变异的讨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布卢门巴赫主张全人类具有共同起源,他的分类仍促成了一些类别的确立;后来,人们赋予这些类别的界限分明程度与生物学上的固定性,超出了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

19世纪,博物馆和学术团体收集了大量人类骨骼、头骨及人体测量数据。保罗·布罗卡于1859年创立巴黎人类学会,并推动解剖测量的标准化。同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随后又于1871年出版《人类的由来》。演化论提供了一个通过共同祖先来理解人类的框架,不再将人类视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根本隔绝的存在。然而,许多研究者仍然以种族等级观念解释解剖差异,一些人类学藏品的收集也涉及殖民暴力、侵扰墓葬和不平等交换。

20世纪初,研究者日益质疑固定不变的种族类型划分。弗朗茨·博厄斯对移民及其后代的研究,挑战了将颅形视为恒定不变的祖源标志的假设,不过,具体研究结果所显示的变化幅度及其解释,后来仍存在争议。阿莱什·赫德利奇卡等人也继续推进解剖学研究;他于1918年参与创办了《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此后,遗传学与现代演化综合理论的发展,将研究重点转向种群、遗传和演化机制,而非理想化的种族类型。

舍伍德·沃什伯恩于1951年发表的《新体质人类学》一文,阐明了以演化过程、功能解剖学和比较研究为核心的研究纲领。后续发展包括长期的灵长类野外研究、放射性同位素测年、分子人类学,以及生物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研究。成立于1930年的美国体质人类学会于2021年更名为美国生物人类学会。这一变化反映了更为宽广的学科定位,不过,这两个名称在国际上仍都有人使用。学科的机构归属也各不相同:在一些国家,生物人类学主要设于人类学系;在另一些国家,它则与人类生物学、解剖学、考古学或演化生物学有更直接的交叉。

演化原理与生物文化解释

生物人类学通过人类与其他生物共有的机制来解释人类特征。当可遗传变异影响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繁殖成功率时,自然选择就会改变这些变异的频率。遗传漂变通过随机作用引起变化,在小种群中尤其明显。基因流使遗传变异在种群之间流动,而突变则产生新的遗传变异。这些过程共同发挥作用,并非相互排斥的解释。一个种群的历史可能包括迁徙、种群规模缩减,以及作用于特定性状的选择;这些过程各自会在其生物变异中留下不同的模式。

演化解释必须区分某一性状当前的用途与促成其起源的历史过程。某种特征可能源于选择、发育约束、祖先遗传,或与另一性状的相关关系。系统发育学分析有助于研究者识别共同祖先关系,并区分同源特征与独立演化形成的相似特征。例如,人类与黑猩猩拥有许多从共同祖先那里继承的特征;现存的这两个物种都不是对方的祖先。因此,比较时必须考虑演化关系,而不能把现存物种视为演化阶梯上依次排列的阶段。

文化增添了一个重要维度,因为通过学习习得的实践会改变生物学过程发生的条件。在基因—文化协同演化中,文化变化与遗传变化跨世代相互影响。成年后仍能持续产生乳糖酶,就是一个得到充分研究的例子。乳畜业创造了一种环境,使消化乳糖的能力可能成为优势;在若干牧业人群中,与这种能力有关的不同调控变异的频率因此上升。这种关系在各地并不完全相同:乳品加工方式、食物供应状况、疾病环境和种群历史也都发挥了作用。

与之相关的生态位构建概念,关注的是生物对自身环境的改造。人类的烹饪、灌溉、聚落建设和卫生措施,会改变饮食、病原体接触情况以及生存模式。生物文化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思路,将制度、经济关系和日常实践与生理及遗传一并考察。它并不假定,所有呈现社会分布规律的生物学结果都是遗传演化的产物。营养匮乏可以在个体的一生中影响其生长,而造成匮乏的条件则可能通过社会过程延续数代。因此,解释需要明确时间尺度、机制和分析层次:跨世代的演化变化、个体一生中的发育反应,以及短期生理调节,回答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

化石与人类演化的重建

研究者依据化石、考古证据、地质背景以及与现生生物的比较,重建人类演化的历程。研究者通常用“人族成员”(hominin)指人类谱系与通向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谱系分化之后,人类谱系中的成员。这次分化通常被认为发生在约六百万至八百万年前,但具体估计取决于对化石的解读和分子研究所采用的假设。乍得沙赫人(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图根原人(Orrorin tugenensis)和地猿属(Ardipithecus)等早期候选类群,体现了依据不完整遗存判定亲缘关系的困难。研究者通过多种解剖特征的组合来评估它们的演化位置,而非依赖任何单一的决定性标志。

习惯性直立行走的形成,早于后来人类所特有的大脑。南方古猿类既具有双足行走的证据,也保留了与攀爬有关的特征。坦桑尼亚莱托利约366万年前的足迹,为双足行走提供了直接证据;而距今318万年、被称为“露西”的部分骨骼,则展示了阿法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的解剖结构。骨盆形态、股骨结构、足部解剖结构,以及头骨相对于脊柱的位置,分别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证据。现生类人猿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完整呈现这些已灭绝种群的运动方式。

人属(Homo)的出现与分化涉及牙齿、身体比例、运动方式、技术和脑容量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并非同时发生。埃塞俄比亚莱迪—盖拉鲁出土的下颌骨年代约为280万年前,是目前归入人属的最早化石之一。此后,直立人(Homo erectus)及其近缘类型广泛分布于非洲和欧亚大陆;格鲁吉亚德马尼西的化石记录了约180万年前一次早期走出非洲的扩散。考古记录同样无法用简单的线性进程来概括:肯尼亚洛美奎发现的石器可追溯至约330万年前,比目前已确认的人属化石更早。

目前,智人(Homo sapiens)的起源被理解为一个发生于非洲、涉及多个具有地理结构的种群的演化过程,而非源于某个已获确证的单一起源地。摩洛哥杰贝尔伊鲁德出土的化石年代约为31.5万年前,其面部特征与近现代人类相似,脑颅形态却有所不同。后来的扩散使不同人群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发生接触,遗传证据表明他们之间曾有杂交。由于化石仅保存了过去多样性的零星片段,物种界限及祖先与后代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争议。因此,研究者会将标本的年代和解剖学描述,与关于其演化位置、较易随新证据而修订的假说区分开来。

灵长类动物学与比较行为研究

灵长类动物学研究现生及已灭绝灵长类动物的生物学、行为、生态与演化。人类属于灵长目,这一类群还包括狐猴、懒猴、眼镜猴、猴类及其他猿类。比较研究考察的特征包括具有抓握能力的四肢末端、特化的视觉、相对较大的脑、漫长的发育期,以及灵活多变的社会行为。这些特征在不同物种之间差异很大。这种多样性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因为它使研究者能够在不同的生态与演化背景下,检验有关食性、运动方式、繁殖和社会组织的假说。

长期野外研究改变了灵长类动物社会的研究面貌。简·古道尔于1960年开始在贡贝研究黑猩猩,戴安·福西于1967年建立卡里索凯研究中心,研究山地大猩猩,比鲁特·加尔迪卡斯则于1971年开始在婆罗洲长期研究红毛猩猩。她们的工作是野外灵长类动物学在非洲、亚洲、马达加斯加和美洲广泛拓展的一部分。长期观察揭示了短期考察无法捕捉的个体生活史、关系变化、工具使用以及行为传统。对日本猕猴和许多其他物种的研究同样表明,识别个体并跨世代追踪群体具有重要价值。

对灵长类动物社会系统的分析,会结合食物分布、捕食风险、交配机会、亲缘关系和竞争等因素。黑猩猩通常生活在社群中,社群成员会分成较小的群体,之后再重新聚合,这种模式称为裂合式组织。许多狒狒种群生活在相对稳定的群体中,而红毛猩猩的社会组织通常更为分散。这些描述只是研究的起点,而非固定不变的规则:同一物种内部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野外研究方法包括系统性的行为取样、种群统计监测、非侵入性遗传取样,以及测定粪便或尿液中的激素。通过这些方法,研究者能够将观察到的互动与繁殖结果及生理状态联系起来。

与其他灵长类动物进行比较,可以帮助识别可能起作用的演化压力,却不能直接描绘人类祖先的面貌。自与人类的共同祖先分化以来,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各自经历了独立的演化历程。相似之处可能源于共同祖先遗留下来的特征,也可能是在相似环境下产生的趋同反应,或两者兼而有之。人类的语言、累积性技术和制度也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因此,当代灵长类动物学在开展比较研究时,会明确考虑演化距离与生态背景。保护已成为这一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栖息地丧失、狩猎、传染病和野生动物贸易威胁着许多研究种群,而研究活动本身也可能干扰动物,或使它们接触到人类携带的病原体。

分子证据、群体历史与古DNA

分子人类学通过脱氧核糖核酸、蛋白质及其他生物分子的遗传变异,探究人类群体之间的亲缘关系。早期研究利用血型和蛋白质差异;后来的研究则考察线粒体DNA、Y染色体变异,以及遍布基因组的大量标记。由于基因组不同部分的遗传方式各不相同,据此重建的历史未必一致。线粒体DNA沿单一母系谱系传递,而大多数核DNA则通过众多发生重组的祖先谱系遗传。因此,不能将依据单个基因座构建的谱系视为一个群体的完整历史。

群体遗传学为解读这些模式提供了模型。研究者据此估计亲缘关系、群体分化、迁徙、有效群体大小的变化以及遗传混合。有效群体大小是基于模型衡量遗传漂变强度的指标,并不等同于某一时刻实际存活的人数。同样,遗传聚类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采样涉及哪些群体和遗传标记。统计模型可能用简化的祖源成分来概括复杂的历史;这些成分是分析中构建的概念,未必对应具有特定名称的民族、语言或考古学文化。

古DNA使直接研究过去的群体成为可能。从古老骨骼和牙齿中提取的DNA往往含量稀少、片段破碎、存在化学损伤,并混有微生物或现代人类的DNA。因此,专门的实验室操作程序和基于计算方法的真实性鉴定至关重要。2010年,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草图表明,如今非洲以外许多群体的祖先曾获得尼安德特人的遗传贡献。对丹尼索瓦洞穴出土材料的遗传分析还识别出了此前未知的古人类群体——丹尼索瓦人。此后的发现揭示,古代群体之间曾反复发生交流互动,人类历史并非完全由彼此孤立的分支构成。

古基因组也改变了人们对农业扩张、牧民迁徙以及区域人口更替的解释。将古基因组与考古背景、年代框架、同位素证据及历史语言学相结合,而非用它取代这些资料,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采样的地理分布仍不均衡,一方面是因为DNA的保存状况随温度、湿度和埋藏条件而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获取馆藏材料和使用实验室的机会并不均等。遗传上的连续性不能证明文化上的连续性,遗传变化也不能确证某种特定的语言或社会身份。对这些证据的解读还涉及当今仍然存在的社群;这些社群的历史及其与祖先遗骸的关系,不能仅仅归结为遗传相似性。

人类生物变异与种族分类的局限

人类的生物变异存在于多个层次:个体之间、家庭内部、地方种群之间,以及广阔的地理区域之间。各种性状的分布并不遵循同一种模式。皮肤色素沉着、血型频率、身体比例以及特定遗传变异,各有不同的历史和环境关联。许多地理变异呈渐变分布,形成渐变群,而不是将人类划分为少数几个界限分明的自然类群。迁徙与通婚不断将不同种群联系起来,而局部隔离和种群数量、结构的变化,有时也会在较短的地理距离内形成独特的变异模式。

遗传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大部分遗传变异存在于种群内部,而非仅存在于广泛的地理群体之间。这一发现并不意味着地理祖源不具有生物学上的参考价值。借助足够多的遗传标记,研究人员往往能够以参考样本为依据,推断个体祖源的某些方面。然而,能够通过统计方法对抽样个体进行分类,并不能证明存在固定的种族界限。分类结果取决于比较尺度、抽样设计、历史上的迁徙以及所要回答的问题。亲缘关系密切的种群,在一项分析中可能可以区分,而在另一项纳入亲缘关系更远的种群进行比较的分析中,则可能被归为一组。

种族是一种在历史和社会过程中形成的分类体系,而不是将人类划分为离散的演化亚种的可靠方式。种族类别的内涵与界限因国家和时代而异。美国体质人类学会于2019年发表的关于种族与种族主义的声明强调,传统种族类别无法准确反映人类生物变异的结构。与此同时,种族主义可以通过环境危害暴露的不平等、歧视、物质匮乏以及获得医疗服务的差异,影响人的生物学状况。因此,一个类别即使不代表独立的生物谱系,也可能产生重大的社会和生物学后果。

人类学家区分祖源、身份认同与社会赋予的种族归属,因为这些概念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祖源涉及谱系关系和种群历史;身份认同涉及归属感与自我理解;种族分类则涉及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类别。任何一个概念都无法完全由另外两个推断出来。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用宽泛的种族标签代替具体的遗传变异或环境暴露,可能掩盖相关机制。更有解释力的做法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直接识别致因因素,同时承认,要记录歧视和结果上的不平等,仍可能需要使用社会类别。作出这一区分,有助于分析具有一定规律的差异,同时避免把种群平均值转化为对每个个体的假定。

环境适应与生理灵活性

人类群体生活的环境多种多样,从热带森林到沙漠、极地地区和高山高原,不一而足。人类应对这些环境条件的方式涉及多种过程。当可遗传的变异提高了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繁殖成功率时,遗传层面的适应便会在世代更替中发生。表型可塑性使同一种基因型在不同的发育条件下产生不同的表型结果。环境驯化是指个体在接触变化中的环境时发生的生理调整,而行为和技术则可以减少环境暴露本身。衣着、住所、食物储存和社会合作往往会改变人类所承受的选择压力,而不只是对生物适应的补充。

高海拔人群体现了这些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较低的气压使可利用的氧气减少,给氧气运输和生殖带来挑战。迁居高海拔地区的人可能出现通气、血液生理及其他功能方面的变化,但长期居住于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并非都呈现相同的模式。青藏高原、安第斯山脉和埃塞俄比亚高地的居民表现出不同的生理特征组合。在藏族人群中,EPAS1 基因附近的变异与高海拔适应有关;其中一个受到选择作用的基因组区域,其历史与丹尼索瓦人相关祖源存在联系。这一例子将现代人的生理特征与自然选择及古代人群间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

皮肤色素沉着是环境条件有助于解释地理差异的另一个例子。黑色素影响皮肤抵御紫外线辐射的能力,而紫外线照射也有助于维生素D的合成。色素沉着通过多种遗传途径演化而来,因此,相似的肤色并不一定意味着总体祖源关系特别接近。肤色的地理分布无法用一个在各地以相同方式发挥作用的选择因素来解释。迁徙、饮食、衣着、行为和人群历史,都会改变遗传性色素沉着与环境暴露之间的关系。人们如今居住的地方,也可能与其祖先生活的环境大不相同。

其他研究则考察体温调节、水分平衡、体型和能量消耗。平均身体比例有时符合基于气候作出的预期,但饮食、发育、人口史以及测量方式的选择,使简单的规律变得复杂。文化的缓冲作用尤其重要:供暖、空调、住房和工作安排都会改变人体所处的冷热条件。因此,人类学家不会把某个人群视为已经完美适应环境,也不会将每一种差异都描述为适应性反应。选择涉及权衡,环境也在变化;一种特征在某些条件下具有优势,在另一些条件下却可能带来代价。要证明某种特征属于适应,不能只靠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而需要更多证据;理想情况下,应综合生理机制、遗传模式、环境测量,以及对繁殖或生存所产生影响的证据。

生长、发育与人类生活史

人类的生长从出生前的发育开始,贯穿婴儿期、儿童期、青春期和成年期。生物人类学家通过身体测量、牙齿发育、骨骼成熟度和纵向观察,研究生长时序与速度的差异。牙齿与骨骼指标的成熟速度并不完全一致,也无法仅凭某一项身体特征直接判断实际年龄。生长受到遗传变异、营养、感染、内分泌调节、劳动负荷以及心理社会条件的影响。因此,对于人群间的差异,需要从发育和环境角度加以解释,而不能假定体型只是由祖先传承下来的固定特征。

生活史理论研究生物如何在生长、维持、繁殖和照料后代之间分配时间与资源。人类的显著特点包括较长的依赖期、对学习的大量投入,以及代际之间广泛的食物供给与互助。与其他类人猿相比,人类不仅成熟较慢,而且能够同时抚育多个仍需照料的子女。相关解释强调,食物生产、合作、脑发育,以及父亲、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及其他照料者的支持共同发挥作用。任何单一的比较或模型,都无法解释人类生殖与发育时序的全部差异。

发育研究考察生命早期的条件如何影响后来的生理状况。胎儿期的营养、母亲的健康状况、感染和儿童期的生活境遇,都可能影响生长轨迹与代谢调节。包括DNA甲基化变化在内的表观遗传学机制可以参与基因活性的调节,但发现某种变化与环境相关,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具有因果关系的表观遗传途径。观察到的变化也未必会持续多个世代。研究者会区分两类情况:一类是胎儿或其发育中的生殖细胞受到直接暴露所产生的效应;另一类则是关于这些效应能够遗传至未直接暴露世代的主张,后者需要更严格的证据支持。

人群研究还记录了长期趋势变化,即不同时期平均身高、成熟年龄或其他特征的改变。这类变化可能发生得过于迅速,无法主要用遗传演化来解释。它们表明,发育能够对生活条件的改变作出响应,同时也揭示出平均值可能掩盖显著的不平等。衰老研究将生命历程视角延伸至骨量流失、生殖衰老、功能能力和寿命。骨骼衰老与生理衰老并不相同,二者也都不能与儿童期或老年期等社会分类完全对应。这些分类的时间界限与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制度,而生物学变化也会影响个人能够从事的活动。

行为、繁殖与社会关系

人类行为生态学研究行为与生态条件、资源可获得性及繁殖结果之间的关系。它利用模型,针对觅食、居住、合作和亲代投入等活动提出可供检验的预期。例如,最优觅食模型可以在对资源收益和搜寻成本作出特定假设的前提下,预测人们的选择。如果预测未能得到验证,可能揭示出模型遗漏的因素,例如风险、分享义务、技能习得或文化偏好。这类模型是分析工具,并不意味着人们会有意识地计算演化适合度,或总是采取最优行为。

生殖研究考察成熟、伴侣关系建立、生育及亲代照料的时间安排。人类的生殖结果受到生理状况、生计方式、家庭组织、继承制度、避孕措施及社会制度的影响。因此,区分生殖能力与实际生育水平至关重要。激素测量有助于研究生殖功能,但解读测量结果时,必须结合采样时间、生殖状态、营养状况及检测方法的性能。群体层面的关联既不能确定个人的动机,也不意味着某种社会安排在生物学上是不可避免的。

合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重点,因为人类经常交换资源,并向母亲与子女关系之外的人提供帮助。演化方面的解释包括亲缘选择、互惠、互利,以及涉及声誉或伙伴选择的过程。文化规范和制度能够使合作在远大于小型面对面群体的规模上保持稳定。研究者结合观察、实验、历史证据及跨文化比较来评估这些机制。实验中呈现的行为可能受到情境设定、熟悉程度和当地社会期望的强烈影响,因此,不能将某一受试群体的结果直接推广到全人类。

关于性别与行为的研究,会区分与生殖有关的解剖结构和生理特征,以及由社会塑造的角色与身份认同。生物学差异可能影响某些性状的分布,但这些分布通常彼此重叠,而性状的发育也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进行比较时,还必须避免将当代采集狩猎人群视为自古未变的远古人类代表。所有现存社会都有迁徙、交流、政治互动和技术变迁的历史。演化解释在明确具体机制、考虑竞争性解释,并使用能够区分这些解释的证据时,最具说服力。如果只是为当今的做法赋予看似合理的祖先适应优势,却缺乏独立检验,这类解释的说服力就较弱。

骨骼生物学与生物考古学

生物考古学研究考古背景下的人类遗骸,以探究过去人们的生活、死亡及其社会状况。其解释有赖于骨骼与埋葬背景、遗物、聚落证据、年代及区域历史之间的关系。骨骼可以保留有关生长、损伤、疾病、迁徙流动和活动的证据,但并不是个人经历的完整记录。许多疾病不会在骨骼上留下痕迹,软组织通常已不复存在,保存状况也千差万别。从墓地中发现的个体也可能只代表过去某个群体的一部分。

年龄估计在不同生命阶段依据不同的指标。对于儿童,发育中的牙齿和骨骼能够提供较有参考价值的证据;而成年人的骨骼衰老存在个体差异,因此年龄估计通常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成年骨骼的性别估计通常依据骨盆和颅骨形态,或借助分子证据,其可靠性取决于保存状况和所用方法。未成年个体的骨骼形态在这方面通常能提供的信息较少。对生理性别的评估本身并不能确定一个人的社会性别;后者需要结合背景证据加以判断,而且可能始终无法确定。

骨骼通过生长和重塑,对力学负荷、损伤及代谢状况作出反应。研究人员通过考察长骨的几何形态、关节变化、骨折及其他特征,探究活动与健康状况。然而,某一处肌肉附着点或某种关节状况,很少能够明确指向单一职业。不同活动可能产生相似的模式,而年龄、体型、疾病和个体差异也会影响骨骼。与根据单一特征推定详细的个人生活史相比,多条证据相互印证时,解释会更为有力,例如骨骼不对称性、工具组合、埋葬背景及历史文献记录彼此吻合的情况。

解释中的一个核心难题是骨学悖论,由詹姆斯·伍德及其同事在1992年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中提出。骨骼病变可能表明,个体在患病后存活了足够长的时间,使骨骼发生变化;而迅速死亡的人则可能没有任何骨骼病变。因此,可见病变较多,并不一定意味着总体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差。死亡的选择性、个体脆弱性差异和人口学状况,使不同墓葬人群之间的比较变得复杂。生物考古学通过明确的抽样模型、背景分析,以及审慎区分观察到的病变与推断出的疾病负担,来应对这些问题。研究也日益关注暴力、照护、残障和不平等,但并不预设仅凭骨骼证据就能揭示行为动机或社会身份。

饮食、疾病与生活方式的变迁

研究者通过牙齿、骨骼化学成分、食物残留物、动植物遗存以及考古发现的技术手段,探究人类的饮食史。牙齿形态和微观磨耗可以揭示食物加工方式及咀嚼时的力学要求,但磨耗也会受到非食物颗粒和行为的影响。牙结石可以保存植物、蛋白质和微生物的痕迹,但保存状况与污染会增加鉴定的难度。这些证据来源能够相互补充:在适当条件下,牙结石中检出的某种食物可以证明个体曾接触或食用它,却不一定能说明它在整体饮食中所占的比例。

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提供有关食物来源及人群在不同地域间迁移的证据。碳同位素比值有助于区分采用不同光合作用途径的植物性食物对饮食的贡献,尤其是C3植物与C4植物。氮同位素比值通常与营养级有关,但也会随环境条件、施肥方式和生理过程而变化。骨骼中的胶原蛋白与牙釉质所记录的物质来源和生命时期各不相同。因此,研究者需要掌握当地生态环境的基线数据,并了解组织形成过程,而不能把某个同位素数值直接视为某种特定食物的标签。

农业的采用改变了饮食、聚落形态、劳动负荷,以及人类、驯养动物与病原体之间的接触。这些变化并未带来普遍一致的健康发展轨迹。与此前的人群相比,一些早期农业人群的龋齿、生长障碍或某些感染性疾病有所增加;其他健康结果则因地区、作物体系、社会组织和历史时期而异。定居生活和更高的人口密度可能有利于某些感染的传播,而食物储藏和作物种植则既可能改变食物保障程度,也可能改变人群面对作物歉收时的脆弱性。这些过程发生的时间和规模在世界各地并不相同。

古病理学利用骨骼变化、影像学、分子证据和背景资料,研究过去人群中的疾病与损伤。古代病原体DNA已被用于确认鼠疫等感染,并帮助重建病原体谱系的变化,但检出病原体并不能揭示症状或传播的所有方面。当代生物文化研究同样将疾病分布模式与住房、工作、营养、人口流动和社会不平等联系起来。它对公共卫生的贡献,在于解释暴露风险与易感性为何分布不均。演化视角可以揭示历史上的权衡取舍或环境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现代疾病都只是与某种单一、统一的祖先生活方式不相适应的结果。

测量、推断与法医应用

生物人类学将野外观察与实验室测量、统计推断相结合。传统工具包括人体测量、骨骼测量、发掘和行为记录;较新的方法则包括计算机断层扫描、三维表面扫描、蛋白质组学和高通量DNA测序。几何形态测量学利用解剖标志点或表面的坐标分析形状,使研究者能够比较仅凭少数线性距离无法充分反映的形态模式。这些技术拓展了可用证据的范围,但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无需再对取样、标志点定义、保存状况和比较群体作出判断。

年代测定方法将生物学证据与历史过程联系起来。放射性碳测年尤其适用于其实用测年范围内的有机材料;在有利条件下,这一范围通常可追溯至约五万年前。年代更久远的材料可能需要采用其他形式的放射性测年、地层学方法、古地磁证据,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周围沉积物的测定年代并不必然就是化石的确切年代,化学污染也可能影响直接测量的结果。可靠的年代框架应明确区分实际接受测年的对象、将其与生物材料联系起来所依据的假设,以及年代估计所伴随的不确定性。

推断同样需要重视误差。少量化石样本未必能代表某个已灭绝种群的变异范围,对同一个体进行多次测量,也不等同于对多个相互独立的个体进行观察。研究者运用统计学量化不确定性、比较假设并评估关联,但仅有统计显著性并不能证明某种关联具有生物学意义,也不能确立因果关系。研究的可重复性有赖于记录操作过程、验证方法,并在伦理和法律义务允许的情况下开放数据。包括机器学习在内的预测工具,需要在独立样本上进行检验,还须审视其训练数据是否能够代表工具所应用的人群。

法医人类学将骨骼分析及相关方法应用于司法和人道主义调查。从业人员可协助定位和收取遗骸、区分人类与非人类材料、估计年龄及其他生物学特征、分析创伤,并为身份鉴定提供依据。身份鉴定通常需要综合牙科记录、DNA、医疗记录和相关情境等证据,而非仅凭生物学特征概况。死亡时间的估计尤其依赖具体情境,因为遗体分解会受到温度、湿度、昆虫和食腐动物能否接触遗体、埋葬条件及其他变量的影响。在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事件以及对过去暴力事件的调查中,相关工作还要求完整记录证据保管链、采用经过验证的程序,并审慎说明证据的局限。

研究伦理、馆藏与社群决定权

生物人类学研究的材料与信息往往仍与个人、家庭和社群紧密相连。因此,研究者的伦理义务并不止于具备专业能力或依法获得材料与信息。涉及在世参与者的研究,需要取得适当的知情同意、关注风险,并保护敏感信息。遗传和健康数据可能揭示未直接参与研究的亲属或社群的信息。因此,数据隐私保护不只是删除姓名:将基因组、地理和家谱信息结合起来,有时仍可重新识别相关人员的身份,或使数据被用于原始研究目的之外的用途。

人类骨骼馆藏涉及特殊的历史责任。许多机构收藏的人类遗骸未经本人或相关方同意便被获取,其来源包括殖民时期的采集、盗墓、机构拘禁,以及对边缘化人群的不平等待遇。相关记录可能并不完整,而合法持有本身也不足以解决伦理问题。研究者和博物馆越来越重视调查馆藏来源史、与相关社群协商,并重新考虑特定材料是否应当被研究、展出、保留或归还。这些过程可能涉及科研使用需求、机构义务、宗教实践,以及后裔或具有文化关联的群体所享有的决定权之间的矛盾。

在美国,1990年颁布的《美洲原住民墓葬保护与归还法》对联邦机构及接受联邦资助的机构所持有的某些美洲原住民遗骸、随葬品、神圣物品和文化传承物品作出了相关规定。其他国家采用不同的法律框架,跨国归还则可能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从遗骸中可能获取的科学信息,并不天然比归还诉求更重要,也不能决定谁应当有权批准研究。合作可以包括让社群参与确定研究问题、选择方法、解释结果,以及制定保存和未来使用的条件。

破坏性技术使这些问题尤为具体。从牙齿中取样以提取古DNA,或切取骨骼进行同位素分析,都会消耗可能具有文化意义的材料,而数字记录无法简单地替代这些材料。因此,合乎伦理的研究需要考虑:研究问题是否足以证明取样的合理性,是否存在破坏性更小的方法,以及谁有权作出决定。数字模型和基因组序列同样需要治理,因为复制信息并不会消除其与个人或社群之间的联系。关于二次使用、成果发表、数据访问和利益分配的协议,越来越多地成为研究设计本身的一部分,而不再被视为分析开始后才处理的行政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