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型可塑性是指同一基因型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产生不同可观察特征的能力。这些特征统称为表型,涵盖解剖结构、生理、行为、发育以及繁殖时机。例如,植物叶片形状随光照条件而变化,水生动物在捕食者诱导下产生防御性状,以及生物随季节温度变化而进行生理调节,都属于表型可塑性的表现。可塑性描述的是依赖环境的响应;它本身并不意味着这种响应是有益的。
这一概念将遗传学、生态学和发育生物学联系起来,因为生物遗传的不仅是固定的性状,还包括能够对周围环境作出响应的发育系统。有些响应可在几分钟内发生,而且能够逆转;另一些则在发育早期形成,并持续终生。环境的影响还可通过亲代提供的资源、传递的信号或其他机制跨代延续。
可塑性对于理解生物如何在多变的环境中生存、生物学差异如何产生,以及种群如何响应环境变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可塑性的研究既区分环境引起的改变与遗传分化,也考察两者在进化过程中如何相互作用。核心问题包括:产生不同表型的机制、环境信息的可靠性、响应能力的益处与局限,以及可塑性在何种情形下会促进或制约进化变化。
定义、范围与概念边界
表型可塑性关注的是同一基因型在不同环境中的表型表达差异。环境差异可能涉及温度、食物供应、光照、种群密度、捕食者、病原体或社会条件。由此引发的响应既可能影响单个可测量的性状,例如叶片厚度,也可能影响一组相互协调的性状,例如与某种季节型相关的形态、生理和行为。因此,可塑性是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属性,而非一类独立的可见特征。
可塑性并不要求遗传的脱氧核糖核酸序列发生改变。遗传上相同的种群中,个体若在不同条件下发育,也可能表现出显著的表型差异。反过来,两个遗传上不同的种群也可能彼此相似,因为它们对环境的响应抵消了遗传差异。在利用表型的相似或分化来推断演化关系或局部适应时,这一区别尤为重要。仅凭相似或差异,都无法确定其背后遗传与环境各自的贡献。
一些含义更狭窄的术语用于区分不同形式的可塑性。驯化通常指在受控条件下,生物针对某一特定环境因子作出的生理调整;而气候适应则常指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自然条件下作出的调整。不同学科的用法有所差异。表型灵活性通常专指个体自身发生的可逆变化,例如鸟类消化器官的季节性调整。发育可塑性一般关注环境对发育轨迹的影响,包括在敏感期过后难以逆转或无法逆转的变化。
当环境条件诱导产生的是截然不同的替代表型,而非连续的变异范围时,这种响应称为多型现象。常见例子包括许多昆虫的季节型,以及社会性昆虫中的繁殖品级和工虫品级。多型现象在概念上不同于遗传多态性:前者强调受环境影响而形成的不同发育形式,后者则关注由遗传决定的不同变异类型同时存在的现象。在真实生物体中,遗传变异与环境诱导可能共同影响最终发育出哪一种形式,因此,在描述整个系统时,这些类别并不总是相互排斥的。
可塑性还必须与随机的发育变异,以及种群组成的演化变化区分开来。即使处于高度一致的条件下,遗传上相同的生物个体也可能因随机过程而产生差异;这种变异不一定是环境诱导的响应。同样,平均体型逐代增大,可能是因为选择有利于体型较大的基因型,而非个体通过可塑性变化长得更大。环境损伤、生长受限和应激反应都可纳入广义可塑性的范畴,但不应因此就将它们视为适应性调整。
反应规范与基因型与环境交互作用
可塑性通常用反应规范表示,即某一基因型在指定环境范围内产生的一组表型。对于数量性状,可以写为
其中, 是基因型 所表现的表型, 表示环境条件。反应规范不一定是一条直线。它可能呈曲线状,包含阈值,达到平台,也可能在某个发育开关被激活时发生突变。
一种简单的线性近似为
其中, 表示所选环境参照点上的性状值, 表示对环境的敏感性。两种基因型的平均表型可以不同,但反应规范彼此平行;它们也可能在环境敏感性上存在差异。后一种情况构成基因型与环境交互作用。反应规范相交,意味着不同基因型的表型值排序会随环境而改变:某种基因型在食物充足时产生的个体最大,但在食物受限时,产生的个体可能相对较小。
对于平衡实验,一种常用的统计表示为
这里, 为总体均值, 为基因型 的效应, 为环境 的效应, 为二者的交互作用, 为残差变异。这种分解是一种模型,并不意味着生物学过程可以拆分为彼此独立的组成部分。如何解释这一模型,取决于实验设计、所选的环境范围,以及测量表型时采用的尺度。对响应变量进行变换,可能改变交互作用在分析中呈现的大小或形式。
可塑性的存在并不以可塑性具有可检测的遗传变异为前提。所有被采样的基因型都可能表现出几乎相同的环境响应。反过来,反应规范斜率之间的变异则为自然选择提供了作用的基础。选择可以改变性状的平均值、对环境信号的敏感性、转换阈值,或某种响应能够保持有效的环境范围。如果只估计整个种群的平均响应,就可能掩盖这些不同的可能性。
反应规范还具有多维性,并且依赖于个体此前的经历。在食物供应充足和不足时,生长对温度的响应可能不同;而发育早期经历的温度,也可能改变个体对后续环境条件的响应。在两种实验室环境中测得的曲线,只反映了这一更广阔响应曲面的一小部分。此外,如果某些基因型与环境的组合导致个体在测量前大量死亡,那么根据存活成体估计的反应规范也可能出现偏差。因此,要描述某种性状的可塑性强或弱,就必须明确具体的性状、所比较的环境差异、发育阶段和种群。
细胞与发育机制
当环境条件影响生物过程时,可塑性反应便开始发生。有时,这种影响是直接的:温度改变反应速率,营养物质的可获得性则限制生长。在其他情况下,生物体通过受体感知信号,并将其转化为协调一致的反应。例如,与捕食者有关的化学物质可以在攻击发生之前启动某条发育途径。区分线索与资源十分重要:线索提供有关环境条件的信息,而资源提供物质或能量,不过,同一种环境因素也可能兼具这两种作用。
基因表达的变化是许多可塑性反应的核心。环境信号激活调控通路,改变转录因子的活性,并改变哪些基因被转录。这可以改变酶、结构蛋白、受体或转运蛋白的丰度。RNA的不同加工方式、蛋白质修饰的差异以及蛋白质降解的变化,则提供了更多层次的调控。因此,可塑性并不一定依赖一套专门的“可塑性基因”;它往往源于感知、调控、代谢和发育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激素协调不同组织的反应。在昆虫中,保幼激素和蜕皮甾类激素有助于将营养与季节信息同生长、变态及不同的发育结果整合起来。在植物中,相互作用的激素通路调控着植物对遮阴、缺水和机械扰动的反应。由于同一信号可以影响多个器官,一种性状发生可塑性变化时,通常也伴随着其他多种性状的变化。这种协调可能有利,但当不同环境挑战要求作出彼此冲突的反应时,也会带来制约。
表观遗传学机制可以帮助建立或维持由环境诱导的状态。染色质组织方式、组蛋白修饰和DNA甲基化的变化,可以在不改变DNA序列的情况下影响转录。然而,表观遗传变化并不等同于表型可塑性。许多可塑性反应通过短暂的信号传导和蛋白质活性变化实现,而观察到的甲基化差异可能是发育改变的结果,而非原因。要证实表观遗传机制的作用,需要有证据将环境暴露、分子变化及其产生的表型联系起来。
发育网络能够将连续变化的输入转化为离散的结果。如果营养或激素信号在敏感期内越过某个阈值,生物体就可能进入某条发育途径,而非另一条。即使最初的信号消失,反馈作用仍可使由此形成的状态保持稳定。另一些网络则能缓冲环境扰动,使生物体在条件变化时仍产生相对恒定的表型。这种稳健性称为渠化。可塑性与渠化并非在所有生物学层次上都简单对立:例如,维持稳定的体温,可能需要循环、代谢和行为发生广泛的可塑性变化。
时机、可逆性与跨代效应
可塑性的生物学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生的时机。行为变化可以在几秒内发生,酶含量的调整可能需要数小时或数天,而结构重塑则可能需要数周。发育响应可能只在特定的生命阶段才能发生。在某项发育决定已经完成之后才接收到的环境信号,可能几乎不起作用,即使同样的信号在更早时本可引发强烈响应。因此,环境变化速度与响应所需时间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决定可塑性能否使生物与当前条件相适应。
可逆响应与不可逆响应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当个体反复遇到截然不同的环境时,可逆调节很有用,例如热生理特征随季节发生的变化。如果生命早期经历的条件能够可靠地预测后续条件,不可逆的发育响应就能高效地塑造出特化表型。然而,如果环境发生意料之外的变化,特化反而会成为负担。诱导形成的防御结构可能在捕食者消失后依然存在,或者发育期的条件可能使个体形成不适合取食成年期可获得食物的摄食器官。
有些响应取决于累积的环境暴露,而非某一时刻的条件。植物和动物能够整合一段时间内的温度、日长或资源状况信息,从而降低对短暂异常作出响应的可能性。先前的暴露还可能改变之后的敏感性,形成生理记忆或滞后效应:即使当前环境相同,也会因到达这一环境的历程不同而产生不同表型。这些效应意味着,仅以当前条件为依据的反应规范,可能不足以描述生物的实际响应。
环境效应可以通过母体效应或其他亲代影响延伸至后代。卵的大小、储存的营养物质、激素、抗体、种子中的营养供给以及亲代抚育,都可能改变后代的发育。在水蚤属(Daphnia)中,母体所处的条件能够影响后代的大小和防御性状。在植物中,种子成熟时所处的环境能够影响其休眠和萌发。这些效应可能传递有用的信息,但也可能只是反映亲代受到的资源限制,而非预先作出的适应性调整。
跨代表型可塑性描述的是由环境诱导、跨世代表现出来的效应,不过,对于必须涉及哪些世代,不同定义的规定并不一致。区分经遗传传递的调控与直接暴露尤为重要。妊娠哺乳动物接触某种环境因素时,发育中的胎儿及胎儿的生殖细胞都可能受到暴露;仅凭下一代出现某种效应,并不能证明该效应经由未暴露的谱系传递。持续性效应也可能源于共同环境、微生物群或营养供给。要证实适应性的跨代表型可塑性,就必须证明亲代环境改变了后代表型,而且这种改变能够提高后代在相关环境条件下的表现。
植物的可塑性
植物通过不断形成根、茎、叶和生殖结构来持续生长,因此表现出广泛的可塑性。模块化的发育方式使同一个体的不同部位能够接触并响应各不相同的局部环境条件。根可以在养分丰富的斑块中大量增生,叶则可以适应所在位置的光照。对于环境恶化时无法整体迁移的生物而言,这种对局部环境的响应能力尤为重要。不过,各部位的局部响应仍会通过物质运输、激素信号以及器官间对资源的竞争而得到整合。
植物对光的响应体现了几种不同的机制。在强光下发育的叶片,其厚度、解剖结构以及对光合装置的资源投入,通常与遮阴条件下发育的叶片不同,但具体响应因物种而异。一些植物还可以通过光谱组成的变化感知邻近植被。叶片对红光的吸收强于对远红光的吸收,因此,经植被反射或透射的光,其红光与远红光之比往往较低。光敏色素受体感知到这种变化后,可诱导避荫反应,包括茎或叶柄伸长、分枝模式改变以及开花时间变化。这些响应可以在出现严重遮阴之前就开始。
水分可利用性既能引起快速的生理响应,也会对发育产生较长期的影响。气孔关闭可减少水分流失,但也限制了二氧化碳的进入,从而在节水与光合作用之间形成权衡。长期来看,水分受限可以改变叶片扩展、根系生长、维管组织发育以及生物量分配。干旱条件下较大的根冠比,并不一定说明植物采取了主动调控的分配策略:这也可能是因为根和地上部分的生长对环境的敏感程度不同,或因为较小的植株遵循不同的发育轨迹。因此,进行比较时需要考虑植株大小和生长阶段。
一些植物在水生环境和空气环境中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叶形,这种现象称为异形叶性。沉水叶可能细裂,而气生叶则可能更宽阔、结构更坚固。这些差异会影响气体交换、受到的水流阻力以及获取光照的能力。环境通过发育和激素途径影响叶形,而由此产生的形态只能在相应器官发育期间形成。成熟叶片未必能够重塑自身的解剖结构,转变为另一种形态。
生殖的季节性调控是另一个重要例子。对于需要春化作用的植物,长时间的低温处理能够使其随后具备开花能力,或加快开花。在冬性一年生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中,低温可以使开花抑制因子 FLOWERING LOCUS C 受到稳定抑制,有助于防止植株在冬季结束前开花。这一状态随后会在生殖过程中重置。不同农业品种对春化的需求存在遗传差异,表明遗传变异和环境响应如何共同决定作物的种植时序。因此,植物的可塑性不仅涉及资源获取,也涉及生活史中重大转变的发生时机。
动物的诱导性防御、季节型与行为
捕食者诱导的防御,是环境信息能够改变动物发育的最鲜明例证之一。溞属(Daphnia)的水蚤能感知与捕食者及捕食活动有关的化学信号。依水蚤种类和捕食者的不同,其反应包括形成头盔状结构、延长棘刺或长出颈齿。在蚤状溞(Daphnia pulex)中,与幽蚊属(Chaoborus)幼虫有关的信号可在幼体发育期间诱导颈齿形成。这种反应取决于特定的发育阶段和环境背景,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的防御性转变。
防御是否有效,取决于捕食者的摄食机制。某种结构若能妨碍一种捕食者操控或吞食猎物,却未必能有效抵御另一种捕食者。防御也可能伴随生长减慢、繁殖推迟或资源分配改变。捕食者信号还可诱导行为变化,例如减少活动,或转移到更安全但生产力较低的栖息地。因此,仅测量防御结构的大小,并不能确定其总体收益;还必须在相关捕食者、食物和竞争者的组合条件下评估存活与繁殖情况。
季节性多型现象展示了环境信号如何协调不同成体形态的形成。在蝴蝶 Bicyclus anynana 中,发育期间的温度会影响翅膀斑纹,包括翅腹面眼斑的显著程度。湿季型和旱季型之间的差异,与它们同捕食者的相互作用及季节性生态条件有关。温度在此充当发育信号,而不是仅在成虫羽化后改变色素的化学性质。这类系统还表明,不同性状可以具有不同的敏感期,因此,个体的最终表型反映了其发育过程中依次经历的各种条件。
社会性昆虫体现了群体内受环境影响的发育分化。在蜜蜂中,幼虫营养在蜂王与工蜂的分化中起核心作用,并与内分泌及基因调控过程相互作用。蜂王和工蜂虽然可能由相同类型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却在生殖器官结构、行为、寿命及其他性状上存在差异。不过,社会性昆虫的品级决定机制差异很大。群体状况、幼虫日龄、社会信号和遗传差异可能以不同组合发挥作用,因此,不能用单一的营养因素解释所有物种的品级分化。
行为往往是动物可塑性中变化最快的部分。学习通过经验改变反应,而神经可塑性则涵盖神经系统组织方式或功能的变化。随着条件改变,动物可能调整觅食选择、迁徙决策或社会行为。行为调整还会改变身体其他部分所经历的环境:选择阴凉处、庇护所或不同水深,无须立即进行生理重塑,就能改变所处的温度条件。因此,行为既是一种可塑的表型,也是一种改变其他性状随后所受选择作用的机制。由此,在自然环境中测得的表观生理耐受性,既可能反映内在能力,也可能反映主动选择栖息地的结果。
适应价值、信息与进化限制
当诱导产生的表型在其表达的环境中,相较于其他相关的响应方式提高了适合度(生物学)时,这种可塑性就具有适应性。要证实这一点,仅仅表明某个性状朝着看似有利的方向变化还不够。某种防御结构或许能减少捕食,却也可能带来足以抵消这一收益的繁殖代价。反过来,胁迫下生长减缓可能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损伤,也可能是适应性的资源分配调整,或者两者兼有。对适应性的检验需要比较存活和繁殖表现,并在实验设计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区分这些可能性。
环境的可预测性对可塑性的进化至关重要。线索必须能够提供有关表型发挥功能时重要环境条件的信息。在一个地区,季初的温度可能可靠地预示之后的食物供应情况,而在另一个地区则未必如此。如果从感知线索到表型表达之间相隔很久,即使最初准确的线索也可能变得过时。因此,选择不仅作用于响应能力,还作用于何时收集信息、使用哪些信号,以及这些信号对发育产生多大影响。
可塑性的收益必须与其代价和局限区分开来。从严格的比较意义上说,可塑性的代价是指拥有响应能力本身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而非表达某种特定表型的代价。维持感觉系统或调控机制可能产生此类代价,但很难通过实验将其单独分离出来。相比之下,产生诱导性防御所消耗的能量属于该表型的代价。可塑性的局限包括响应速度不足、发育过程不可逆、信息不完整,以及在超出某一环境范围后无法产生合适的表型。
遗传相关可能制约响应方式的进化。如果同一条调控通路控制着生长、繁殖和防御,那么有利于增强防御的选择也可能改变性成熟过程或繁殖力。不同的环境挑战可能提出彼此冲突的要求:植物减少水分流失可能会限制碳的获取,而动物躲避捕食者可能会减少食物摄入。可塑性能够改变这些权衡在不同环境中的分配方式,却无法消除物理和生理上的约束。
当线索不可靠时,选择可能有利于其他策略。生物可以在没有明显可见变化的情况下耐受广泛的环境条件,产生多种类型的后代,或将繁殖分散在不同时间进行。风险分散策略能够减少不可预测条件下繁殖成功的波动,即使以牺牲特定环境中的平均表现为代价,也可能提高谱系长期存续的机会。它不同于预测性可塑性,因为它不必让每个个体的表型都与预测的环境相匹配。这些策略并不相互排斥:一个种群可以同时结合依赖线索的调整、多样化的后代产生方式,以及相对稳健的核心功能。
研究历史与发育反应的演化
对环境诱导变异的研究早于现代遗传学。博物学家早已认识到,营养、气候和栽培条件能够改变生物体,但要将这些影响与遗传差异区分开来,则需要开展受控育种和实验饲养。1909 年,理查德·沃尔特雷克通过对溞属(Daphnia)变异的研究,提出了反应规范的概念。这一观点改变了人们看待基因型的方式:基因型并非规定某一种固定的表型,而是具有一系列特定的潜在发育结果。
在二十世纪,植物实验使环境反应与遗传分化之间的区别变得尤为清晰。约特·图雷松在 20 世纪 20 年代通过比较来自不同生境的植物,发展了生态型概念。此后,延斯·克劳森、戴维·凯克和威廉·海西利用遗传组成相同的植物重复材料,在环境条件不同的地点开展栽培实验,以研究加利福尼亚州环境梯度上的适应。这些研究表明,环境引起的改变与遗传分化可以在同一物种内并存,而不是相互竞争、必须二选一的解释。
康拉德·哈尔·沃丁顿的实验将发育反应直接纳入了演化理论。在 1953 年的一篇论文中,他报告了针对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翅横脉缺失表型开展的选择实验。起初,这种表型由蛹期发育过程中的热处理诱导产生;经过反复选择后,部分果蝇即使未接受这种处理,也会出现该表型。沃丁顿将这一过程称为遗传同化。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诱导的改变被直接复制进了 DNA,而是说,选择改变了种群的遗传组成,使原本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出现的表型,在没有最初诱导条件的情况下也能表达。
遗传同化是遗传调适的一种特殊情况;后者指新性状或改变后的性状出现后,其表型的调控或表达方式发生演化性改变。遗传调适可以增强表型对环境的依赖,改变反应阈值,降低代价,或使表型表达变得更为组成性,即更少依赖外界诱导。学习或发育的灵活性能够改变后续选择这一更广泛的可能性,也与詹姆斯·马克·鲍德温于 1896 年提出的观点有关。这些概念在适用范围和机制上各不相同,不应将其视为可互换的名称,用来泛指环境对演化的任何影响。
现代演化发育生物学利用发育遗传学、比较证据和实验演化来研究这些过程。可塑性可以使先前未表达的变异显现出来,接受选择;可以帮助生物在新环境中初步存活;也可以缓冲环境差异对生物体的影响,从而减弱选择。因此,可塑性究竟会加快还是减慢遗传演化,取决于具体的生物系统。要证明可塑性在演化历史上先于某个演化形成的性状出现,仅仅在现生近缘类群中发现可由环境诱导产生的相似性状还不够;还需要有关祖先反应、遗传变异以及演化变化先后顺序的证据。
实验设计与定量推断
检验可塑性的基本方法,是将可比的遗传材料置于不同环境中,并测量由此产生的表型。克隆生物、近交系以及通过扦插获得的植物重复个体尤其有用,因为它们能让同一基因型出现在多个处理组中。如果无法获得这些材料,则可采用同胞分组设计,将同胞个体分配到不同条件下。由于同胞个体通常并非遗传上完全相同,基于家系的实验所估计的量会有所不同,因此需要留意亲缘关系、亲本效应和共同的早期环境。
同质园实验将来自不同来源种群的生物置于相同条件下培育。如果差异持续存在,可以为差异具有可遗传成分提供支持,但仅经过一代,亲本环境或亲本资源供给的影响仍可能保留。在可行的情况下,让生物在受控条件下繁衍多代,有助于区分这些影响。相互移植实验则将来自不同种群的生物相互移入对方的环境。本地种群表现优于外来种群的证据,可以支持局部适应的存在;而每个种群在不同地点表现出的变化,则揭示了其对环境的响应能力。这两种模式可以同时出现。
处理必须有独立重复。如果许多个体分别置于一台高温培养箱和一台低温培养箱中,这些个体并不能构成温度处理的独立重复:培养箱本身特有的效应仍与温度效应相混杂。实验单位必须与独立分配处理的层级相对应。随机化、区组设计以及对相关环境变量的测量,都有助于减少混杂。对于受体型大小或发育阶段强烈影响的性状,分析必须区分形态比例的可塑性变化与生长差异所造成的常规后果。
重复测量有助于区分个体自身的调整与种群组成的变化。一个种群看似变得更耐热,可能是因为敏感个体死亡,而不是存活个体发生了驯化。同样,平均繁殖日期的改变可能源于个体自身的变化、个体更替、遗传变化,或多个过程同时发生。将长期数据与个体身份、系谱或基因组信息关联起来,可以更直接地考察这些因素各自的贡献,不过,基于观察数据的归因仍容易受到未测量环境变异的影响。
分子测量可以补充机制层面的细节,但不能取代生物个体层面的检验。RNA测序可以识别对环境作出响应的转录本,而生理测定则能揭示功能表现的变化。通过实验操纵候选通路,可以检验这些通路是否导致某一表型。然而,要证实可塑性具有适应性,研究必须将这些机制与具有生态相关性的条件下的功能表现及繁殖结果联系起来。对研究报告的可塑性指数也需谨慎解读:根据最大值和最小值计算的数值,取决于所取样的环境范围、测量尺度和处理数量。附有不确定性估计的反应规范估计,通常比单一的汇总指数保留更多信息。
环境变化、农业与保护
可塑性是生物短期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机制。生物无需等待跨世代的遗传变化,就能调整季节性活动的时间、行为、生长和生理状态。然而,存在可塑性反应,并不意味着这种反应足以维持种群存续。温度耐受能力的变化幅度可能很小,完成驯化所需的时间可能超过极端事件所允许的时间,而变化后的环境条件也可能超出这种反应演化时所处的环境范围。生物对平均环境条件的反应,也可能不同于对短暂极端条件的反应。
季节性活动时间的变化体现了生态关系的重要性。开花、昆虫羽化、迁徙和繁殖,可能分别响应温度、日长及资源可用性的不同组合。如果相互作用的物种以不同速率改变活动时间,消费者的活动时间就可能与其资源出现的时间脱节。这类错配并非必然发生,其对种群动态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但它们说明,孤立地评估单个物种的可塑性,可能会忽略重要影响。即使某种反应能够准确追随当地温度的变化,也仍可能无法追随受另一种环境信号支配的食物来源。
在农业中,不同基因型对环境的反应不同,是作物在不同地点和年份表现各异的基础。育种试验会在多种环境下测量产量、开花时间、对病害的反应及品质,以筛选出在多种环境中表现稳定的品种,或适合特定条件的品种。反应幅度更大并不总是更好。一种作物若在有利条件下产量很高,却在干旱条件下歉收,那么在多变的环境中,它可能不如最高产量较低、但表现更可靠的作物实用。产量稳定性可以来自生理可塑性、胁迫耐受能力、发育时序,或这些机制的共同作用。
可塑性也使生态恢复与保护实验的结果更难解释。生物被转移到不同生境后表现不佳,可能源于遗传上的不匹配、对新环境的适应不足、先前的发育经历,或环境条件超出了已测试的范围。反过来,初期表现良好,也可能依赖于亲代提供的资源或暂时性的可塑性调整,而非种群能够持续增长。因此,生物多样性研究会将个体表现与新个体补充、繁殖及跨世代存续区分开来。可塑性反应能够影响所有这些层面,却不能保证在每个层面都产生相同的结果。
胁迫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仍是一项重大挑战。变暖、降雨变化、营养富集、污染物以及物种相互作用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同一组调控通路。在单一因素下测得的反应,可能在另一因素存在时减弱、逆转或增强。因此,纳入可塑性的模型需要有关环境线索可靠性、反应速度、生理极限、遗传变异以及对种群动态影响的信息。尚待解决的尤其重要的问题包括:在历史上没有相近先例的环境条件下,这些特性会如何共同作用;以及在受控条件下测得的反应,如何推及复杂生态群落中的种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