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中心主义是以自身文化的预设和标准理解、评价其他群体的倾向,往往将这些标准视为自然、普遍适用或更为优越的标准。它既可能表现为明确宣称自身文化优越,也可能体现于日常判断之中,例如把不熟悉的习俗误认为不理性、不道德或发展不足的表现。民族中心主义是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既涉及人们如何理解文化差异,也涉及人们如何对与这些差异相关的群体划分高下。
定义与范围
民族中心主义的根本特征,并不只是对某个共同体的归属感,而是将该共同体特有的观念提升为普遍标准。例如,认定某种熟悉的家庭组织方式是唯一正常的家庭生活形式,就是把特定文化情境下形成的期待,变成了评判其他社会的准则。
民族中心主义判断通常包含以下几个要素:
- **文化中心性:**以自身群体的视角作为理解其他群体的默认视角。
- **自然化:**将后天习得的习俗视为不言自明的事物,而非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产物。
- **等级化评价:**将差异解释为低劣、落后或道德缺陷的证据。
- **选择性解释:**在未充分关注当地意义或具体情境的情况下,对不熟悉的行为作出解释。
这些要素不一定同时出现。一个人可能在无意中假定自己熟悉的习俗具有普遍性,却并不明确认同自身群体更为优越。反过来,一种意识形态也可能在对文化差异有相当了解的同时,系统地将各种文化分出高下。
尽管这个术语含有与族群或民族相关的词根,其使用范围却不限于族群性。民族中心主义视角可以围绕国家、宗教、语言或其他由文化界定的共同体展开。个人也可能同时认同多个相互交叠的群体,因此,作为参照的文化基准会随情境而变化。
历史发展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在《民俗论》(1906年)中,对民族中心主义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阐述。他所描述的是这样一种视角:以自身群体为参照中心,并据此评价其他群体。他的论述将群体内部的忠诚和自豪感,与对外部群体的判断联系起来。
这个术语所指的问题,早在上述阐述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对陌生族群的记述,往往依据观察者自身的宗教信念、政治制度或文明行为标准对其进行分类。在19世纪的欧洲和北美人类学中,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进化论框架,按照假定的发展阶段排列各个社会,并且常常将观察者自身的社会置于最高阶段。
弗朗茨·博厄斯及与其研究取向相关的学者,对笼统的文化等级划分提出质疑,强调历史背景、语言和细致调查的重要性。文化相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替代性方法:应当首先在赋予某种习俗以意义的文化环境中理解它,而不是立即用外部的预设加以衡量。
这一转变并未使民族中心主义从学术研究中消失,而是使观察者使用的范畴、比较方法及其关于普遍性的主张,成为不断受到审视的对象。
社会与心理过程
习得文化中的默认标准
通过社会化,人们形成了对礼貌、清洁、权威、恰当情绪和可接受行为的期待。由于这些期待指导着日常生活,人们往往难以意识到,它们其实是后天习得的惯例。
当人们把这些社会规范应用于其惯常情境之外,却不考察它们在那里是否具有相同意义时,就可能产生民族中心主义。例如,直接的目光接触在一种情境中可能表示专注,在另一种情境中却可能表示不敬。错误不在于注意到差异,而在于假定只有一种解释在所有场合都成立。
群体认同与比较
社会认同理论研究群体成员身份如何影响人们对自身和他人的理解。通过比较内群体与外群体,并作出有利于内群体的判断,可以强化积极的集体认同。
内群体偏爱与民族中心主义有关,但二者并不相同。偏爱熟悉的群体成员,不一定涉及文化标准,也不一定意味着认为外部群体低人一等。同样,依恋自身文化也不必然意味着敌视其他文化。因此,研究者会区分对内群体的积极认同与对外群体的贬低,而不是假定二者总是同步增强。
解释与威胁感知
人们可能通过对整个群体的简化假设,来解释不熟悉的习俗。当人们注意到支持既有判断的例子,却忽视反例时,确认偏误就可能强化这些假设。
竞争、不安全感以及感知到的集体认同威胁,可能加剧排斥性的群体比较。这些因素的影响取决于政治环境、制度以及群体边界的界定方式。仅有文化差异,并不能断定敌意或冲突必然随之产生。
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民族主义**关注民族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可能涉及对集体认同、主权或自决的主张。民族主义可以包含民族中心主义观念,但两者不能互换:民族中心主义不一定追求某种民族政治目标,而民族认同也不必然意味着宣称自身文化优越。
**种族主义**围绕种族类别及其等级构建信念、实践或制度。民族中心主义则以文化参照和群体标准为核心。当文化差异被视为经过种族化归类的人群所固有的属性时,两者便会重叠,但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完全涵盖另一个。
**仇外心理**是对被视为外来者的人所抱有的恐惧、敌意或厌恶。民族中心主义可以助长仇外心理,但也可能在不存在恐惧或明显敌意的情况下出现。
文化偏好本身并不构成民族中心主义。喜爱熟悉的食物、使用传承语言或保留地方传统,不一定意味着认为其他选择低人一等。
跨文化批评也不必然是民族中心主义。批评可以建立在证据或经过明确论证的伦理原则之上,而不是源于对熟悉习俗未经反思的偏爱。一项判断是否属于民族中心主义,取决于其推理和预设,而不只是取决于它是否作出了负面评价。
表现与应用
日常交往
民族中心主义会影响人们对服饰、食物、婚姻、育儿方式和宗教仪式的判断,也会影响交流:交谈中的沉默、情绪表达或称谓方式上的差异,可能被误解为品格缺陷,而不是惯例上的差异。
同样的过程也会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做法可能被视为不带特定文化色彩,而少数群体的做法却被标记为不同寻常或需要解释。
研究与知识
在研究中,如果假定源自某一人群的范畴足以恰当地描述所有人群,就会出现民族中心主义。例如,一项研究可能以适合某种环境的方式界定亲属关系或成就,却忽略其他环境中的重要区别。
民族志和参与观察能够揭示外部观察者不易察觉的意义。但这些方法不会自动消除偏见:研究者仍然需要在翻译、分类、解释和呈现方式上作出选择。
跨文化比较需要关注:表面上对应的术语、问题或行为,实际上是否指向可比较的现象。不能仅仅因为措辞经过翻译,就假定在一种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测量工具在另一种环境中仍具有相同意义。
制度与公共生活
在教育中,民族中心主义会影响哪些历史、语言和文学传统被置于中心,哪些则被视为边缘。在博物馆中,它会影响藏品的分类方式,以及与藏品相关的共同体的视角是否得到呈现。
民族中心主义预设也曾成为为殖民统治辩护的理由之一,尤其体现为这样一种主张:某些族群的文化低劣,因此必须受到统治或改造。后殖民主义研究考察的是,在正式的殖民统治结束后,这类等级关系如何仍然延续于再现和知识生产之中。
在商业领域,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更具体地指向人们对购买外国制造的产品是否恰当或合乎道德所持的看法。它不同于单纯基于价格、质量或熟悉程度形成的偏好。
测量与局限
研究者通过态度问卷、访谈、实验、观察和公共话语分析来研究民族中心主义。测量内容可能包括对文化优越性的感知、对外部群体的态度,或是否愿意承认不熟悉的习俗具有正当性。
研究中反复出现的几个方法论问题包括:
- **概念重叠:**问卷可能将民族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威权态度或偏见混在一起,而不是测量一个界定清晰、相对独立的构念。
- **跨文化可比性:**经过翻译的问题可能带有不同的含义或社会意涵。
- **自我呈现:**受访者可能避免表达他们认为不为社会所接受的观点。
- **情境依赖性:**对某一外群体的态度,可能与对另一外群体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 **分析层次:**不应将个人态度、制度惯例和公共意识形态视为等同的证据。
文化本身具有内部多样性,也会随历史而变化。将整个社会描述为奉行民族中心主义,可能掩盖其成员之间的分歧,并再次强化文化是同质性单元的假定。
文化相对主义与伦理争论
方法论上的文化相对主义主张,在评价习俗之前,先将其置于具体情境中加以理解。这不一定意味着道德相对主义;后者是一种更广泛的立场,认为道德判断在特定文化框架之外不具有有效性。
这一区分在涉及人权的争论中尤为重要。结合文化背景作出的解释,可以阐明一种习俗的意义、支持者及其形成过程,但并不能由此证明该习俗在伦理上正当。反过来,诉诸普遍原则也不意味着无需考察选择性适用、权力不平等或事实误解等问题。
关于文化真实性的主张,也会引出究竟应以谁的视角为准的问题。政府、共同体领袖、异议者以及群体中处境不同的成员,可能对同一种习俗给出相互冲突的解释。把某一种权威说法当作整个文化的声音,可能掩盖这些差异,而不是纠正民族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