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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心理学 / in-group-favoritism

内群体偏爱

内群体偏爱是指在评价或对待他人时,相较于其他群体成员,更优待自身所属社会群体成员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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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群体偏爱是指在评价、信任、帮助他人或分配资源时,相较于其他群体成员,更优待自身所属社会群体成员的倾向。这一现象主要由社会心理学研究,既可能涉及国籍、组织成员身份等既有身份,也可能涉及临时形成或任意分配的群体标签。它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外群体的敌意:优先帮助内群体成员与主动伤害外群体成员是不同的现象,两者的成因也不完全相同。

定义与范围

内群体是个人认为自己所属的群体;外群体则是被认为与该群体相区分的群体。这些边界取决于情境,并非固定不变。例如,两个人在工作场所可能分属相互竞争的部门,但在将本组织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时,又会认同自己属于同一个组织。

内群体偏爱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

  • **评价:**对内群体成员或其工作给予更积极的评价。
  • **分配:**将金钱、机会、信息或帮助优先提供给内群体成员。
  • **信任与合作:**预期同一群体的成员行事更可靠,或更可能回报他人的支持。
  • **解释:**对内群体成员的成功作出更有利的解释,或更容易为其失败开脱。
  • **记忆与注意:**选择性地注意或记住有利于本群体的信息。

这些形式并不总是同时出现。一个人可能表示对两个群体同样尊重,却将更多资源分配给自己的群体;也可能对内群体成员抱有更亲切的感情,同时并不以不公平的方式对待外群体成员。

相关概念包括民族中心主义和裙带关系:前者侧重于以自身文化的标准解释或评价其他文化,后者涉及对亲属的优待。两者都不等同于内群体偏爱。偏爱可能指向与血缘或文化无关的群体;而基于特定职责或已展现的能力提供帮助,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存在基于群体的偏见。

概念的发展

早期关于群体关系的论述探讨了群体内部的忠诚与团结如何与对外群体的疏离或敌对并存。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民俗论》(1906年)推动了内群体与外群体这一区分在社会科学中的确立。

此后的研究考察了竞争如何塑造这些关系。在穆扎费尔·谢里夫及其同事于1954年开展的“罗伯斯山洞实验”中,参加夏令营的男孩先被分成若干群体,随后被安排参与竞争。群体之间由此产生敌意;之后,需要合作才能实现共同目标的活动有助于缓和这种敌意。该研究对现实冲突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理论强调资源竞争或目标不相容的作用。

随后,亨利·塔杰费尔及其同事研究了群体间歧视是否必须以竞争或长期敌意为前提。在1971年发表的实验中,被划入相对无关紧要的类别的参与者,在分配奖励时有时也会偏爱与自己同类的匿名成员。这些研究推动了最简群体范式的确立。

这些发现表明,在某些实验条件下,即使很微弱的群体区分也能影响行为。但它们并未证明分类必然导致偏爱,也未证明所有形式的群际冲突都仅仅源于分类。

主要解释

社会认同与比较

由塔杰费尔和约翰·特纳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成员身份是个人理解和评价自我的依据之一。因此,在本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比较中占据优势,可以带来积极的集体认同感。

这一解释借鉴了社会比较理论,但将其应用于群体之间的关系。人们偏爱自己的群体,可能是因为这样能确立一种具有价值的群体差异,而不只是因为他们预期能从中获得个人物质利益。

这种联系是有条件的。认同程度、比较与自身的相关性、对地位差异正当性的看法,以及在群体之间流动的机会,都可能影响人们的反应。不能将内群体偏爱简化为一种人人皆有的、提高个人自尊的努力。

分类与群体规范

自我分类理论考察人们如何逐渐将自己和他人视为社会类别的成员。当某种身份变得突出时,人们的行为可能更强烈地受到其所感知的群体特征和群体期望的引导。

强调忠诚的社会规范可能鼓励优待内群体成员。相反,强调公正或包容的群体规范则可能限制这种优待。因此,分类并不预先决定某一种必然的行为结果。

互惠与相互依赖

人们可能预期,与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人更愿意合作。因此,对内群体成员的帮助可能反映了对互惠的预期、声誉方面的激励,或对共同关系网络的依赖。

当成员反复互动,或群体成员身份意味着共同义务时,这一解释尤为适用。通过改变匿名程度、成员身份信息是否公开以及回报他人的机会,实验有助于将这些预期与对群体本身的偏好区分开来。多种机制可能同时发挥作用。

竞争与威胁

对就业、地位、领土或其他重要资源的竞争,可能加强对内群体成员的优待。感知到群体价值观或身份受到威胁,也可能产生影响。

现实冲突理论与基于认同的解释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排斥。竞争可以增强群体认同,而认同又可以影响人们是否将某种情境理解为具有威胁性或竞争性。

研究方法与解释

最简群体实验通常将参与者划入不同类别,并要求他们在匿名接受者之间分配奖励。分配任务可以区分两种取向:使内群体获得的绝对收益最大化,以及使内群体相对于另一群体的优势最大化。在某些情境下,即使会减少内群体成员获得的绝对奖励,参与者仍会选择扩大相对优势。

其他方法包括态度问卷、合作博弈、对其他条件相当的候选人进行评价,以及针对组织决策的实地研究。内隐联想测验等测量工具评估类别与属性之间的相对联结,但不能与歧视行为的直接测量相互替代。

以下几项方法上的区分十分重要:

  • **偏爱与敌意:**给予内群体成员更多,并不表明愿意伤害外群体成员。
  • **绝对待遇与相对待遇:**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并不能说明究竟哪个群体受到的待遇发生了变化。
  • **态度与行为:**自我报告的亲近感、自动化联结与具有实际后果的决策可能并不一致。
  • **群体身份与其他信息:**熟悉程度、过往表现和预期合作程度可能与群体成员身份相伴出现,从而使因果解释更加复杂。

中性对照条件有助于区分对内群体成员的优待与对外群体成员的不利待遇。随机分配与受控比较可以增强因果推断,而实地研究则有助于评估研究发现是否适用于实验室任务之外的情境。

差异与局限

内群体偏爱既不是处处相同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其强度会随着认同程度、激励、感知到的威胁、制度规则以及群体成员身份的意义而变化。在某种情境中重要的群体区分,在另一种情境中可能毫不相关。

群体地位也会影响评价。弱势群体成员并不总是在每个维度上都给予本群体更积极的评价;他们可能认可或再现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地位判断。反过来,对群体的强烈归属感也可以与对其行为的批评并存。

内群体偏爱还可能与对内群体成员格外严厉的评价并存。黑羊效应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受到负面评价的内群体成员,会比情况相当的外群体成员受到更严厉的评判,尤其当此人威胁到群体的正面形象或违背重要期望时。

跨文化研究与发展研究记录了群体偏好在何时出现、如何表达等方面的差异。群体标签、语言、熟悉程度、当地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实验程序,都可能影响研究发现。因此,来自单一人群或任务的结果,并不能证明人类存在一种固定倾向,且其强度在各个社会中完全相同。

制度层面的后果与减少偏爱的途径

优待可能导致人们在招聘、晋升、指导、合同或非正式信息等方面获得不平等的机会。即使没有公开针对外群体成员的敌对态度,反复给予内群体成员的小幅优待,也可能使其他人的不利处境不断累积。因此,内群体偏爱与歧视有关,但并非每一种不平等结果都能证明这一特定机制的存在。

这一现象也有助于解释合作与集体行动。共同的群体成员身份可以维系相互帮助与协调一致的努力。制度层面的问题往往不在于团结本身,而在于可能伴随团结出现的排斥或不平等待遇。

关于接触假说的研究考察群际接触如何减少偏见,尤其关注涉及合作、制度支持、共同目标以及相对平等地位的情境。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则研究,将原先相互分离的群体视为一个更广泛的共同群体的一部分,是否能够减少偏见。这类效果取决于具体情境;如果更广泛的身份认同似乎会抹去人们珍视的次级群体身份,就可能遭到抵制。

这一领域研究的制度性措施包括采用标准化评价标准、减少自由裁量、开展独立审查,以及建立决策问责机制。这些措施的效果取决于实施方式,也取决于造成不平等待遇的机制。仅仅减少公开表达的偏见,并不能证明行为或结果上的差距也相应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