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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社会学与人类学 / cultural-relativism

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主张在文化背景中理解信仰与实践;较强的版本还认为,道德判断的正当性取决于文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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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组相关的研究取向,主张结合信仰、价值观和实践获得意义的文化背景来理解它们。在人类学中,它主要指一种方法论立场:研究陌生的生活方式时,应从其自身的历史、社会关系和概念范畴入手,而不是立即以观察者的标准加以评判。在伦理学中,较强的版本认为,道德判断只有相对于特定的文化框架才具有效力或正当性。这些立场彼此相关,但并不相同:在背景中理解某种实践,并不必然意味着赞同它,也不必然意味着否认跨文化批评的可能性。

主要含义

这一术语涵盖数种主张,不应将它们混为一谈。

描述性文化相对主义

描述性主张认为,不同社会在信仰、分类方式和社会规范上存在显著差异。有关婚姻、对亲属的义务、宗教活动、财产以及得体行为的期待,可能因社会环境而异。

这些差异是实证研究的对象。但它们并不能证明各种文化在所有方面都不相同,也不能证明同一社会的成员意见完全一致,或人类不存在共同关切。看似不同的实践可能发挥相近的作用,而表面相似的实践则可能承载不同的意义。

方法论文化相对主义

方法论相对主义要求研究者暂缓过早评价,先弄清人们做什么、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与其生活的其他方面有何联系。这一点在民族志中尤为重要,因为民族志的解释有赖于持续深入地接触地方知识和日常活动。

例如,要充分理解与婚姻相关的财物转移,就不能预先假定其意义与商业购买相同。它的意义可能取决于亲属关系、继承、互惠义务以及家庭之间的关系。结合背景开展调查,并不预先断定这种安排是否出于自愿、是否公平或是否有害;它要明确的是,在评估这些问题之前,必须先了解哪些情况。

这种取向反对民族中心主义,即把自身群体的惯例视为评价其他群体的天然标准或优越标准。

道德相对主义与认识论相对主义

道德文化相对主义将道德判断的效力或正当性与文化标准联系起来。它是道德相对主义的一种形式;后者是一个范围更广的哲学范畴,还包括以个人或其他框架而非文化为参照的立场。

通常可以区分:

  • 元伦理学相对主义:关注道德判断的地位、真假或正当性。
  • 规范性相对主义:提出有关行为的规则,例如,一社会有义务不将自身标准强加于另一社会。

认识论版本则将相对性扩展到知识标准或理性证成的标准。这比人类学中常见的“人们以不同方式对经验进行分类”这一观察更进一步。例如,研究某个共同体对疾病的解释,并不要求承认所有因果解释都具有同等充分的依据。

仅凭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在逻辑上既不能推出道德相对主义,也不能推出认识论相对主义。

历史发展

文化相对主义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文化人类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发展与对某类理论的批评密切相关:这类理论将各个社会排列在单一的进化阶梯上,并通常将欧洲工业社会置于最高阶段。

弗朗茨·博厄斯质疑对文化发展所作的宏大重构,强调有必要研究具体的历史过程。他认为,相似的实践可能源于不同的历史,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赋予它们相同的意义,或将它们置于某个普遍发展序列中的相同位置。他的研究取向与历史特殊论相联系,为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博厄斯的学生沿着不同方向发展了这些论点。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1934年)中,将各种文化呈现为由价值观与实践构成的独特组合。梅尔维尔·J.赫斯科维茨后来更明确地阐述了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文化学习在塑造判断方面的作用。他们的著作使“熟悉的惯例未必具有普遍性,也未必是自然形成的”这一观点得到广泛传播。

相对主义论证也质疑了将行为和成就的差异视为生物血统之固定结果的解释。不过,文化相对主义并未成为一套单一且获得一致接受的学说。人类学家始终对其道德含义、特定文化的内在一致性,以及比较性解释仍有多大可能等问题存在分歧。

研究方法与解释

在实际研究中,文化相对主义与其说是一套公式,不如说是一种解释时应遵循的准则。

采用参与观察的研究者,会考察言论和行动如何嵌入日常关系。学习当地语言,能够揭示那些在直接译为研究者所用词汇时容易消失的区分。例如,要描述一项仪式,可能需要关注哪些人参与、参与者认为它能实现什么,以及其意义如何随具体场合而变化。

与此相关的另一项区分,是参与者自身使用的范畴与研究者使用的分析范畴之间的区别。当地人的解释是不可或缺的证据,但未必能穷尽对社会过程的说明。人们可能对某种实践的意义意见不一,掌握的信息可能并不完整,也可能向不同听众作出不同解释。

与深描相关的解释取向同样强调,行动的意义取决于背景。同一个肢体动作可以表达尊重、嘲弄或敌意,也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刻意传达的意思。因此,描述不能仅仅停留在记录外在行为上。

文化相对主义并不禁止比较。它要求比较时避免预先假定表面相似的制度完全相同,也不要将某一社会的概念范畴当作适用于所有其他社会的中立框架。

人权与文化多样性

文化相对主义与人权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争论领域。普遍人权框架认为,人无论归属于何种文化,都享有权利。强式道德相对主义则质疑,这类标准能否拥有独立于特定传统的权威。

1947年,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期间,美国人类学会提交了一份声明。声明强调尊重文化差异,并质疑一份以特定文化假设为基础的宣言能否普遍适用。这份声明成为人类学与权利之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但它并未在学科内部确立长久的共识。

其中涉及几个不同的问题:

  • **解释:**在不同环境中如何理解和表达权利。
  • **证成:**共同享有的权利是否需要单一的哲学基础。
  • **实施:**制度如何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保护权利。
  • **权威:**谁能够正当地声称自己代表某种文化发言。

尊重文化差异未必与普遍权利不相容。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指出,不得以文化多样性为由侵犯国际保障的人权,也不得限制其范围。

相关争论还区分了保护共同体的文化生活与赋予其领导者不受限制的权力。以“传统”名义提出的主张,可能受到其他成员的质疑,包括改革者以及那些自身经历较少得到公众重视的人。

批评与概念局限

文化并非同质的单元

一项核心异议涉及文化概念本身。社会内部存在与世代、职业、宗教归属、政治立场及其他社会位置相关的差异。亚文化、迁移和文化传播,进一步使“各文化世界彼此分离、内部一致”的图景变得复杂。

如果道德权威建立在某种文化的标准之上,那么该文化内部的分歧就会引出一个难题:究竟以谁的标准为准?正式规则、多数人的意见、日常实践与少数群体的解释可能彼此不同。

分歧并不能证明真理具有相对性

文化差异表明,人们持有不同的判断。但这些差异本身并不能证明,不存在能够获得跨文化证成的判断。反过来,跨文化的一致意见也不能自动确立道德真理。所观察到的信念与得到证成的结论之间有何关系,需要进一步的哲学论证。

行为上的差异也可能反映了处境或对事实的认识不同,而非根本价值观彼此不相容。

宽容并非必然结论

相对主义常与宽容联系在一起,但二者在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如果每一种道德义务都相对于当地标准而定,那么就不能仅凭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宽容义务,来否定一个不宽容社会的标准。

相反,可以通过有关自由、人可能犯错、共存或平等地位的独立论证来为宽容辩护。研究中方法论上的审慎克制,也不同于普遍接受一切行为的义务。

文化权威可能掩盖权力关系

将某种实践呈现为具有文化权威的做法,可能掩盖强制、影响力不平等或现实中存在的异议。受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影响的批评者,既考察外来概念范畴的强加,也考察以文化本真性为由压制内部批评的做法。

因此,背景分析也包括调查:由谁来界定传统,传统服务于谁的利益,以及人们如何质疑或改变传统。内部改革运动的存在,也对那些将批评描绘为必然来自文化外部的说法构成挑战。

适用范围与当代运用

文化相对主义在人类学、教育、博物馆阐释和跨文化交流中仍具有影响力。它在方法论上的贡献,是使陌生的信仰变得可以理解,而不将陌生本身视为不理性或低劣的证据。

它不同于多元文化主义,后者关注在同一社会中如何承认并容纳文化差异。它也不同于简单的主观主义:一种将道德视为相对于个人偏好的立场,未必会将道德视为相对于文化。

当代对文化相对主义的运用,既包括“先理解、后判断”这一有限要求,也包括“不可能存在独立于文化的标准”等更强的主张。明确所指的是哪一种主张至关重要,因为一种站得住脚的背景化解释方法,本身并不能确立一套完整的道德理论或知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