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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

民俗是日常行为的惯例性规范,通常靠非正式的赞许或反对来维持,而非法律或强烈的道德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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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是社会群体中约束日常行为的惯例性期待。在社会学中,民俗通常被理解为有关何种行为合乎惯例、得体或有礼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道德上必须履行的义务或法律上的要求。例如,如何问候他人、交谈时如何轮流发言、日常场合穿什么衣服,以及在公共空间中如何举止,都有相应惯例。违反这些惯例通常会引起较为温和的非正式反应,如困惑的目光、纠正、打趣或不赞同,不过具体后果取决于所处情境及相关人员。

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这一术语与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密切相关。他在1906年出版的《民俗:惯例、礼仪、习俗、道德习俗与道德的社会学意义研究》中阐述了这一概念。萨姆纳用它广泛指称各种惯常的行为方式:人们为满足实际需要而反复尝试,由此形成某些做法,再经由习惯、模仿与传统而使之确立。

在萨姆纳的论述中,惯例并不一定源于集体有意识的决定。面对反复出现的情境,人们一再作出的反应可能成为公认的行事方式,并代代相传。当这些惯例承载了关于群体福祉以及行为是非对错的判断时,它们就成为道德习俗。

后来的社会学入门教材通常在较窄的意义上使用“民俗”,将涉及利害较小的惯例与道德分量更重的规范区分开来。这种常见区分借鉴了萨姆纳的研究,但并未涵盖他最初使用这一概念时的全部含义。

基本特征

民俗既包含反复出现的做法,也包含人们通常应当遵从这种做法的期待。因此,一种行为并不会仅仅因为常见就成为民俗:只有当他人将某种个人习惯视为相关情境中应有的行为时,它才具有社会规范性。

民俗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 非正式的权威性。 民俗通常不依赖立法、官方裁决或成文规则而发挥作用。
  • 情境依赖性。 不同社区、职业、世代和社会情境中的行为期待各不相同。
  • 日常化的遵行。 人们往往遵循民俗,却不明确说出相关规则,也不有意识地思考这些规则。
  • 非正式的执行方式。 遵守或违反民俗会引起社会反应,但不一定带来法律处罚。
  • 可变性。 随着社会条件变化,熟悉的做法可能弱化、传播或被替代。

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并不涵盖文化的全部。民俗涉及人们所期待的行为,而文化还包括语言、知识、信仰、符号和物质器物。民俗也不一定古老、具有乡土性,或与民间传说有关:办公室或网络社群中新近确立的惯例,同样可以发挥民俗的作用。

与相关规范的区别

民俗与其他规范之间的界限是分析性的,而非绝对的。

概念 义务的主要依据 违反后的典型反应
民俗 习惯、便利或社交上的得体性 轻微的不赞同、纠正、尴尬
道德习俗 关于道德是非的强烈信念 严厉谴责或排斥
[[taboo 禁忌]] 强烈的禁止,往往与神圣性或深切的道德反感有关
[[law 法律]] 由法律机构认可并执行的规则

这些类别可能相互重叠。按顺序等候,在一种情境中可能只是普通惯例,在另一种情境中可能是与公平有关的强烈义务,在第三种情境中又可能是正式规定的程序。一种做法属于哪一类,取决于它的含义、义务的强度,以及执行方式。

礼仪与民俗有很大的重合,但通常更具体地指有关礼貌和得体社交表现的惯例。礼仪也可以通过明确的传授或成文规定来确立,而许多民俗始终是不言明的。

民俗还应与习惯法相区别。一种做法不会仅仅因为历史悠久、广为流行或受到社会力量的维护,就成为法律。习惯法所涉及的习惯,是在相关法律秩序中被承认为具有法律权威的习惯。

学习与执行

人们通过社会化习得民俗。儿童在家庭、学校和朋友之间,通过教导、模仿、表扬与纠正来学习民俗。成年人进入工作场所、社团或新的文化环境时,也会继续学习不熟悉的行为期待。

这种学习很大程度上是间接进行的。人们观察他人的行为,并留意偏离常规的举动引起了什么反应,由此推断应有的行为。通过内化,最初来自外部的期待可能成为习惯性的准则:人们不必有意识地对照规则,就会觉得某种行为自然、别扭、有礼或无礼。

民俗通过社会奖惩得以维持。正面反应包括认可、接纳,以及自在相处的表现;负面反应包括沉默、开玩笑、纠正或回避。这些机制是非正式社会控制的一部分。

民俗的执行未必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新来者以不熟悉的方式打招呼,可能得到谅解,而资深成员作出同样的举动,却可能受到批评。地位、人际关系以及他人对行为意图的判断,都会影响一次违规行为被如何理解。

差异与变迁

民俗不仅因社会而异,在同一社会内部也存在差异。人际距离、交谈中能否同时说话、守时、室内是否穿鞋,以及称呼方式等方面的期待,都可能随情境而变化。讨论这类例子时,必须说明其适用情境:任何一种惯例都未必适用于某个国家或文化群体的所有成员。

一种亚文化可能维持着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行为期待。例如,氛围随意的工作场所可能认为直呼名字很正常,另一个组织却可能要求在特定交往中使用头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适应多个这样的规范环境。

民俗会随着文化传播、世代更替、技术变革,以及人口迁移带来的接触而改变。数字通信催生了有关消息长度、回复时间、标点使用和群组讨论参与方式的惯例。这些惯例无需统一协调,也能逐渐确立。

变迁不一定意味着彻底替代。相互竞争的惯例可能并存,使人们无法确定究竟应遵循哪一套规则。持续偏离旧有惯例的行为也可能促使一种新做法常态化,尤其是当有影响力的参与者采用这种做法,或旧有期待已不再适合日常情境时。

社会意义与局限

民俗使日常交往更具可预期性。共同的行为期待减少了人们就每一次问候、轮流发言或公共空间使用进行协商的必要。民俗也可以传达群体成员身份:熟悉当地惯例,可能表明一个人属于这个群体。

民俗看似微不足道,并不意味着其影响总是轻微的。关于言谈、衣着或举止的不成文期待,可能使不熟悉主流惯例的人处于不利地位。即使任何一次违规都不会受到严厉惩罚,反复发生的细微评判仍可能影响一个人建立关系或获得机会。

因此,研究者会区分一项规则按惯例被赋予的重要性,与执行这项规则所产生的累积后果。在某种论述中被称为民俗的规范,对受到它约束的人而言,可能是一项分量很重的义务。

这一类别也带来了方法上的困难。研究者不能仅凭某种行为频繁出现,就推断存在相应规范;对于一种做法究竟是可选的、出于礼貌的、道德上必须的,还是已经过时的,人们也可能意见不一。民族志与参与观察有助于识别人们明确表达的期待,以及他们对违规行为的实际反应。

最后,描述一种民俗并不等于赞同它。文化相对主义为在具体情境中理解各种做法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同时避免预设观察者自身的惯例具有普遍性。一种习俗是否广泛存在、它如何得到执行,以及它是否正当,始终是彼此不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