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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社会学与人类学 / lewis-henry-morgan · 人物

刘易斯·亨利·摩尔根

刘易斯·亨利·摩尔根是美国人类学家,其对原住民社会、亲属称谓和社会进化的研究推动了十九世纪人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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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亨利·摩尔根(1818年11月21日—1881年12月17日)是美国律师、人类学家。他的研究推动了亲属关系比较研究的确立,使之成为人类学的重要领域。他与塞内卡人的合作促成了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系统描述了易洛魁联盟的政治与社会组织;他对世界各地亲属称谓的比较,则为探讨语言、家庭与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新问题。他还提出了一套文化进化理论,对十九世纪社会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其中的普遍进化阶段,以及对早期家庭生活的推测性重构,后来均遭到否定。

生平与思想背景

摩尔根出生于纽约州奥罗拉,1840年毕业于联合学院,随后从事律师工作。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定居。除律师事业外,商业投资也为他提供了经济条件,使他无须在大学任职便可开展研究。他还曾担任纽约州众议员和州参议员。

他对北美原住民的早期兴趣,部分源于一个借用易洛魁名称与文化意象的兄弟会组织。此后,他与原住民建立的直接联系,为其研究提供了更扎实的实证基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与伊莱·S.·帕克的合作。帕克是一位塞内卡知识分子,后来成为美国内战期间联邦军的军官,并出任美国印第安事务专员。

摩尔根所处的时代,人类学正从游记、古物研究、博物学和比较法研究等相互交叠的传统中逐渐形成。与那些几乎完全依赖已出版报告的学者不同,他将阅读、通信与直接调查结合起来。不过,他的研究仍然深受十九世纪有关进步以及所谓社会等级之观念的影响。

塞内卡研究与易洛魁社会

摩尔根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易洛魁联盟》(1851年)描述了易洛魁联盟的各项制度。该书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他与塞内卡人的交往,尤其是与帕克及其家人的关系。1847年,摩尔根被一个塞内卡氏族接纳为成员。

该书考察了政治议事会、仪式、氏族组织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它关注原住民社会的内部组织,有别于那些主要着眼于战争、外交或笼统描述习俗的著述。摩尔根认识到,易洛魁的各项制度构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政治与社会体系,而非处于没有政府的状态。

他的研究促进了民族志的发展,但其方法与后来同参与观察相联系的长期驻地田野调查有所不同。他的调查依靠走访、访谈、通信,以及与熟悉本土社会的原住民交流者持续合作。

摩尔根还支持塞内卡人反抗剥夺其土地的企图。然而,这一立场与他后来将原住民社会置于人类发展的等级模型之中并存。因此,他的著作一方面细致地肯定了原住民的制度,另一方面又包含某些预设,使这些社会在一套普遍历史框架中无法获得平等地位。

亲属关系比较研究

作为证据的亲属称谓

摩尔根最持久的贡献,是将亲属称谓作为比较研究的系统性对象。在由史密森学会出版的《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年)中,他汇集了世界许多地区的亲属称谓资料。

他的研究始于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塞内卡语亲属称谓对亲属的划分方式,与日常英语中的称谓并不相同。例如,英语使用者分别称为父亲和父亲的兄弟的亲属,在塞内卡语中可能归入同一称谓类别。这些模式表明,亲属词汇并不只是为一套固定不变、定义狭窄的生物学关系赋予不同名称。

摩尔根通过亲自询问,以及向传教士、官员和其他通信者分发问卷来搜集称谓。由此形成的比较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认识:亲属称谓遵循有组织的模式,并与更广泛的社会分类形式相联系。

“描述式”与“类分式”制度

摩尔根区分了他所谓的描述式与类分式亲属称谓制度。按照他的解释,描述式制度通过专门的称谓或称谓组合来指明亲属关系;类分式制度则将处于不同谱系位置的亲属归入共同类别。

这一区分在历史上影响深远,但并不是穷尽各种可能的现代分类。所有亲属称谓体系都会对亲属进行分类,而以同一称谓指称多种关系,并不意味着使用者无法区分相关个人或他们之间的谱系联系。

摩尔根还将亲属称谓与世系、婚姻和家庭组织联系起来。他的研究将注意力引向亲属关系的制度意义,而不是把欧洲家庭视为普遍适用的范本。后来的人类学家保留了这一比较研究课题,同时修正了他的分类,并否定了他的许多历史推论。

社会进化理论

摩尔根最著名的理论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提出,人类社会沿着一套共同的阶段序列发展。这一研究取向如今通常被称为单线文化进化论。

发展阶段与技术门槛

摩尔根使用“蒙昧”“野蛮”和“文明”这些历史性称谓,将人类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他又将前两个时期分别细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阶段。这些术语属于他十九世纪的理论框架,并不是当代对各民族进行中性分类的用语。

他将阶段转变与生计方式和技术的发展联系起来,包括捕鱼与用火、弓箭、制陶、农业或动物驯化、冶铁,以及字母文字。东西半球的部分划分标准有所不同,反映出他认识到两半球的环境资源和驯化物种存在差异。

他的论述将物质文化和生计方式的变化与社会组织的转型联系起来。这并不只是按照工具进行分类:他还考察了政府、财产、家庭关系以及集体组织的形式。

亲属组织与政治社会

《古代社会》的一个核心区分,是以人身关系为基础的组织与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组织之间的区别。摩尔根将前者称为 societas,将后者称为 civitas。

他把 gens,即一种在重要方面与氏族相近、以世系为基础的群体,视为早期社会的一项主要组织制度。他将美洲原住民的制度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制度相比较,认为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组织安排先于按地域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

这一比较促使人们将原住民社会研究与制度史的一般问题联系起来。其弱点在于,往往在缺乏充分独立历史证据的情况下,把时空相隔的制度之间的相似之处,当作它们经历了共同发展序列的证据。

家庭史的重构

摩尔根提出了一系列依次出现的家庭形式,其中包括一些假定的早期形态,认为它们先于配偶关系和一夫一妻制存在。他将某些亲属称谓解释为早期婚姻习俗的遗存,并假定产生这些称谓的社会安排消失后,称谓仍可能延续。

这些重构是他著作中推测性最强的部分之一。仅凭不同亲属共用同一称谓,并不能证明过去存在过群婚制度。后来的研究还表明,母系继嗣形式并不能证明早先曾普遍存在女性掌握政治权力的时期;世系、居住方式、权威和婚姻必须作为社会生活中不同的维度分别考察。

其他研究

摩尔根的兴趣并不限于人类制度。《美洲海狸及其工程》(1868年)通过观察和搜集证据,考察了海狸的行为、堤坝和巢屋。这体现了他对建造、合作以及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广泛兴趣。

他去世后出版的《美洲原住民的房屋与家庭生活》(1881年)研究了原住民住宅及其与集体家庭组织的关系。该书将建筑与家庭生活安排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为后来考古学及人类学持续探讨的一些问题作出了贡献。

影响与重新评价

摩尔根的著作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为《古代社会》作了大量笔记,恩格斯则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中借鉴了摩尔根的研究。恩格斯将摩尔根的论点纳入一套更广泛的解释,用以说明财产、阶级关系和国家的产生;这一解释并非只是重述摩尔根本人的立场。

在人类学界,随着学者对普遍进化序列提出质疑,摩尔根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弗朗茨·博厄斯及其他批评者强调,有必要研究具体历史和文化借用,并注意推测性比较的局限。后来的田野研究表明,技术实践、政治制度和亲属安排,并不总是按照单一发展阶梯所预测的组合共同出现。

摩尔根的模型也因民族中心主义而受到批评:十九世纪欧洲和美国的制度被当作隐含的终点,其他社会则据此被划分等级。他把当时仍然生活着的原住民当作人类过去的证据,遮蔽了这些民族自身不断变化的历史及其当代处境。

他的持久意义,与其说在于其进化阶段论的正确性,不如说在于他帮助确立的研究问题和比较证据。亲属称谓、世系群体、政治组织和居住建筑由此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现代评价也更加重视帕克及其他原住民合作者的贡献,正是他们的知识使摩尔根的研究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