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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偶制

单偶制指同一时间只有一名配偶或伴侣的婚姻或伴侣关系安排,与性关系的排他性及遗传亲子关系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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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偶制是一种婚姻或亲密伴侣关系形式,指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只有一名配偶或伴侣。在人类社会中,这一概念可以指法律上的限制、社会认可的关系,或伴侣之间的约定。在动物生物学中,同一术语则用于描述交配与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这些含义彼此交叠,却不能互换:只有一名得到认可的伴侣,并不一定意味着双方终身相伴、性关系具有排他性,或仅与该伴侣繁衍后代。

单偶制对家庭生活的组织、继承、子女养育,以及伴侣之间权利和责任的分配都具有重要意义。它的普及程度和具体含义因社会和历史时期而异。理解单偶制,需要区分正式规则与实际行为,考察宗教和法律制度如何规范伴侣关系,并将对人类制度的解释与对配对形成的生物学解释区分开来。

定义与主要形式

“单配偶制”(monogamy)一词源于希腊语中意为“单一”和“婚姻”的词根。在狭义的婚姻层面上,它与多配偶制相对,后者指同时承认多位配偶的制度。一夫多妻制指一名男子与多名女子结婚;一妻多夫制则指一名女子与多名男子结婚。在当代用法中,单配偶制也适用于未婚伴侣和同性伴侣关系。其界定原则是同一时间只有一位伴侣,而非某种特定的性别组合。

通常需要区分几个不同的维度。婚姻单配偶制指在某一时间只有一位获得法律或社会认可的配偶。社会性单配偶制指结成受到认可的伴侣关系,通常涉及共同居住、共享资源或共同承担育儿责任。性单配偶制指在特定时期内,仅与该伴侣发生性行为。遗传单配偶制主要用于生物学研究,指被归属于一对伴侣的后代,在遗传上均为双方共同所生。一段关系可能符合其中一种定义,却不符合其他定义。

终身单配偶制指伴侣关系一直维持到其中一方去世,不过某些宗教或历史语境下的用法还对再婚施加额外限制。序列单配偶制指先后建立而非同时维持多段排他性伴侣关系。因此,一个人在离婚后再婚,即使一生中有过多位配偶,仍可能符合单配偶婚姻制度的要求。不同的研究问题需要采用不同的观察单位:当前的伴侣关系、完整的生育史,或历次依法登记的婚姻。

单配偶制也不同于独身、禁欲或仅仅处于未婚状态。后几者描述的是某些关系或活动的缺失,而不是一对伴侣之间关系的组织方式。同样,同居指的是一种居住安排,而非排他性规则。同居伴侣可能只与彼此发生性关系,而分居的配偶也可能维持排他性的婚姻。核心家庭同样不等于单配偶制:前者描述家庭的构成形式,后者则描述伴侣关系的数量或排他性。

还需要区分关系约定与实际行为。排他性关系中可能存在未被披露的违约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关系不再以单配偶的预期为基础。反过来,伴侣双方可能仅维持一段合法婚姻,却明确同意彼此另有性关系或恋爱关系。这类安排属于共识性非单配偶关系,而非性单配偶制,即使其婚姻在法律上仍属单配偶婚姻。因此,严谨的分析应明确指出,“单配偶制”所指的是法律身份、关系约定、观察到的行为模式,还是生殖结果。

跨文化分布与人类学证据

跨文化研究区分一个社会允许的婚姻形式与其成员实际缔结的婚姻。许多在历史上被归类为允许一夫多妻的社会,实际上仍存在大量一夫一妻婚姻。维持多个家庭可能需要相当多的资源,而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继承规则和个人偏好,都会限制人们拥有多位配偶的机会。因此,将一个社会描述为一夫多妻社会,并不意味着其中大多数男性都有多位妻子,也不意味着大多数女性必然生活在一夫多妻家庭中。

乔治·彼得·默多克编制的《民族志图集》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分期出版,此后成为人类学中颇具影响力的比较研究资料。其中一项经常被引用的统计涵盖1,231个社会,将186个归为一夫一妻制社会,453个归为允许偶见的一夫多妻现象的社会,588个归为一夫多妻现象较为普遍的社会,另有4个归为一妻多夫制社会。这些数字描述的是经过编码分类的社会,而不是世界人口的占比。它们对应的也是各个特定的民族志观察时期,而非对当代全人类在同一时间进行的普查。

这类分类取决于何种身份被视为配偶,以及观察者认可哪些关系。一个社会可能会区分正妻与其他妻子、妾、走访伴侣或其他获得社会承认的关系。殖民行政当局有时会用欧洲法律术语来转述这些类别,从而掩盖当地原有的差异。因此,亲属关系研究会考察居住安排、世系、财产、父母身份的认定以及仪式地位,而不会预设单一的婚姻标签足以概括整套安排。

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变化。早期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往往依赖旅行者的报告或传教士的记述。后来的民族志研究,包括长期的参与观察,对家庭组织,以及明文规则与日常实践之间的差异,作出了更为详尽的描述。当代研究者还会使用调查、家谱、婚姻登记册和纵向追踪记录。每种资料都有局限:登记册会遗漏未登记的结合关系,调查依赖受访者如实披露,而家谱记录所确认的可能是社会承认的亲子关系,而非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

比较研究的证据并不支持一种普遍适用的历史演进路径,即从杂交到群婚,再到多配偶制,最终发展为一夫一妻制。一些19世纪的理论家曾提出这类演进序列,但如今它们并不被视为对人类历史的普遍性重建。婚姻制度可以朝不同方向变化,不同安排也可能在同一政治共同体内并存。文化、生计方式、财富分配、宗教权威和国家规制都会影响伴侣关系的组织方式。人类学的核心发现是多样性:制度上是否允许、实际有多普遍,以及排他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必须分别考察。

一夫一妻制度的历史发展

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往往意味着只承认一名合法配偶,而不是对双方施加同等的性行为限制。在古希腊,公民婚姻可以确立合法继承人,但男性同时也可能与被奴役者、妾或性工作者发生关系。在雅典,公民身份和继承权使婚姻的法律地位尤为重要。这些制度说明,婚姻身份的排他性不应被视为男女享有同等性自由或承担同等性义务的证据。

罗马法同样通常只承认同一时间存在一段有效婚姻。婚姻的成立取决于法定资格和缔结婚姻的意愿,而离婚则可在不断变化的法律与社会条件下进行。蓄妾与婚姻有所区别,对被奴役者的性支配则存在于奴隶制这一不平等制度之中。因此,罗马婚姻中的一夫一妻制与某些社会安排并存,后者并不要求现代意义上的双方性关系排他性。这种婚姻制度的意义,部分在于界定合法的家庭关系及其所产生的后果。

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机构日益影响婚姻法。教会当局逐步制定了有关婚姻合意、禁婚亲等、婚姻永久性及子女身份的规则。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要求公开预告拟缔结的婚姻;特伦托公会议于1563年颁布的《Tametsi》法令,则在其公布施行的地区对婚姻的有效性提出了形式要件。这些措施针对的是秘密婚姻及婚姻结合的公开承认问题;它们并非在一个此前普遍实行多配偶制的欧洲创立了一夫一妻制。

东亚的历史沿着不同的制度路径发展。在帝制中国,正妻的地位不同于妾,两者在继承和家庭等级秩序中的地位也不相同。将这种安排简单称为一夫一妻制,会忽略获得承认的次要伴侣关系;而将每一位伴侣都称为妻子,又会掩盖法律上的区别。中国1950年的《婚姻法》明确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同时确立了婚姻自由和男女权利平等原则。这标志着婚姻在正式法律制度层面发生了变化,而不能证明社会实践立即变得整齐划一。

从18世纪到20世纪,民事婚姻法典、殖民统治、宗教改革和国家建设改变了许多地区的婚姻制度。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禁止在第一段婚姻解除之前缔结第二段婚姻,同时仍保留了夫妻之间的重大不平等。后来的改革改变了离婚、财产及配偶权力方面的规定,却不一定改变只能拥有一名配偶的规则。因此,这一历史发展包含几个部分独立的过程:限制同时存在的婚姻数量、加强登记、规范婚姻解除,以及重新界定配偶的权利。

宗教传统与诠释

宗教中关于一夫一妻制的教义,涉及的不只是配偶人数,也可能涵盖忠贞、离婚、再婚、生育、独身,以及婚外性关系在道德上的地位。无论是在同一宗教传统内部,还是在不同传统之间,经典规定与实际生活中的做法都存在差异。宗教的婚姻规则也可能不同于适用于同一人群的民事法律,因此,一段婚姻在宗教团体看来是否有效,与它是否得到国家承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在基督教中,一夫一妻制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婚姻规范。《新约》中的相关经文,包括《福音书》中耶稣对婚姻的论述,以及保罗关于配偶义务的教导,都影响了基督教对婚姻的诠释。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法将已经存在的有效婚姻关系视为另行结婚的障碍。教会法区分离婚与婚姻无效宣告,后者认定的是有效婚姻从未成立。东正教会允许在特定情形下经教会程序离婚和再婚,而新教各传统对于准许离婚和再婚的理由及程序则有不同规定。

犹太教的圣经叙事和法律文献中包含多配偶婚姻,但犹太人的实际做法随地区和时代而变化。约在11世纪初,一项与拉比革顺相关的禁令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社群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这项禁令起初并非适用于所有犹太人的普遍规则,一夫多妻制在其他一些社群中仍然延续。这些差异表明,社群规章、地方法律和人口迁移可以重塑婚姻习俗,而不必在整个宗教传统中同时发生统一的转变。

在伊斯兰教中,《古兰经》允许男子在满足公平要求的条件下最多娶四位妻子,同时规定,若担心无法公平相待,就只应娶一位。伊斯兰法围绕婚姻契约、扶养义务和配偶权利制定了详细规则。现代各国的法律差异很大:突尼斯1956年颁布的《个人身份法》禁止多配偶婚姻,而其他一些司法管辖区则在不同条件下允许这类婚姻。法律上的许可不应被误认为普遍的实际做法;生活在实行一夫一妻民事婚姻制度之下的穆斯林,也受该制度婚姻规则的约束。

印度教传统在历史上存在多样的婚姻习俗,包括精英阶层的一夫多妻制。印度1955年颁布的《印度教婚姻法》规定,受该法管辖者结婚时,不得已有仍在世的配偶。佛教通常将婚姻视为在家人的制度,而非由一套普遍适用的婚姻法所规范的圣礼;因此,国家法律和习惯规范在婚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这些传统,不能简单地用“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的对立来解释一夫一妻制。宗教诠释、立法与地方社会实践相互作用,有时彼此强化,有时则提出不同的要求。

法律规制与人权

在法律实行单偶制的制度下,已有有效婚姻关系的人通常不具备再次缔结婚姻的资格。媒体评男子同日与不同女子办婚宴和百日宴:以“进步”为幌子行封建之实所涉及的重婚,是指在先前的婚姻仍具有法律效力时再次结婚的行为或罪行,其具体定义和例外因司法管辖区而异。这与通奸不同:通奸涉及性行为,而非婚姻身份。即使第二次婚礼所缔结的婚姻无效,举行该婚礼仍可能产生法律后果;而隐瞒的婚外情本身并不构成重婚。

婚姻通常因一方死亡或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解除而终止;仅仅分居未必能消除再婚的法律障碍。婚姻撤销处理的是婚姻的有效性问题,而非仅仅终止一段原本有效的婚姻关系,但其法律依据和效力各不相同。登记制度有助于确定婚姻状况,但登记并非婚姻有效的唯一可能依据。一些司法管辖区承认习惯婚姻或未经登记的婚姻,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结婚资格,并非查阅单一登记簿那么简单。

跨境案件是国际私法的重要议题。一个在国内禁止多配偶婚姻的国家,仍可能需要确定在其他地方合法缔结的婚姻会产生哪些后果。这些问题可能涉及继承、扶养、移民、养老金或子女身份。为提供有限保护而承认某段婚姻,并不必然意味着允许居民在当地缔结多配偶婚姻。法院和立法机关会区分对婚姻身份整体有效性的认定,与对现有家庭关系所产生的特定权利的认定。

单偶制在法律上也与配偶的性别属于不同问题。一个司法管辖区可以承认同性婚姻,同时继续禁止一个人同时拥有多段婚姻。反过来,规定婚姻双方必须为异性,本身并不能说明是否允许拥有多位配偶。各法律制度分别规定哪些人可以结婚、配偶人数、同意与年龄要求,以及婚姻缔结和解除的程序。将这些维度分开处理,可以避免把两人组成的婚姻结构与限定配偶性别的婚姻定义混为一谈。

国际人权文书尤其强调婚姻中的自由同意和平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3条确认结婚的权利,并要求配偶双方的权利和责任平等。人权事务委员会在2000年通过的第28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一夫多妻制侵犯妇女的尊严,与婚姻平等不相容,因此应予废除。这是该条约监督机构的立场,并不表明各国法律已经统一。法律争论还涉及改革对现有配偶和子女的影响,尤其是在婚姻不再获得承认可能导致其失去扶养或继承方面的保障时。

人口、资源与家庭组织

一夫一妻制会影响伴侣关系的分布,但其人口学后果取决于人口结构。在一个由100名男性和100名女性组成的简化人口中,如果20名男性各娶两名女性,那么就有40名女性与这20名男性结成配偶关系,其余80名男性和60名女性则不在这些婚姻关系之内。这一算例说明,同时拥有多位妻子的一夫多妻制如何使配偶集中于少数人。现实人口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年龄差异、死亡、迁移、未婚成年人以及再婚都会改变潜在伴侣群体的构成。

因此,人口学研究会区分人口的总体性别比与特定年龄和婚姻状况人群的性别比。人口快速增长可能与婚配年龄差异相互作用:规模相对较大的年轻女性队列,可能与规模较小、年龄较大的男性队列通婚。迁移则可能造成不同类型的失衡。一夫一妻制并不保证每个人都能找到伴侣,而男女数量均衡也不意味着人们能够在居住地、年龄、偏好或法律资格等方面彼此匹配。

家庭经济学研究伴侣如何整合收入、分配劳动以及对子女进行投入。加里·贝克尔的《家庭论》(1981年)推动了婚姻、专业化分工和家庭生产等经济模型的形式化。此后的研究则强调了议价能力以及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一夫一妻制住户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共享资源,也可能各自保持财务独立;仅凭配偶数量,无法判断由谁掌控财产、承担无偿照护劳动,或享有共同收入带来的收益。

有观点认为,持久的伴侣关系有助于协调父母对子女的长期投入,这是此类关系的一项优势。人类儿童需要依赖他人多年,多位照护者持续而可预期的投入,有助于保障其生活所需和日常照护。然而,照护并不限于配偶双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其他亲属以及社区成员都可能作出重要贡献。一对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夫妇可能生活在扩展家庭之中,而儿童的日常照护也可能由父母所在住户以外的人参与。因此,伴侣关系结构与照护结构必须分别衡量。

也有学者提出,由社会强制推行的一夫一妻制能够减少对配偶的争夺,或限制生育机会向富裕男性集中。这类主张很难检验,因为婚姻制度往往与财产法、教育、国家权力以及女性的经济机会一同变化。一夫一妻制与某些社会结果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不足以单独确定因果关系。同样,也不能仅凭一夫一妻制推断总和生育率的高低:缔结伴侣关系的年龄、避孕、儿童死亡率、分居或分手,以及期望的家庭规模,都有影响。要进行可靠的比较,就必须关注这些相互作用的人口与制度条件。

配偶联结、排他性与伴侣关系研究

配偶联结是两个人之间相对持久的社会性依恋,但它并不等同于婚姻证书或排他性约定。人类的伴侣关系可以包含感情、依恋、性吸引、日常事务上的合作以及共同认同,各种成分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依恋理论最初源于约翰·鲍尔比和玛丽·安斯沃思对早期照护关系的研究,后来也为成人恋爱依恋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概念关注的是人们寻求亲近与安全感的模式,并非要证明每个人都会建立同一种伴侣关系。

伴侣关系研究将承诺、满意度以及现有关系之外可供选择的对象或生活方式区分开来。卡里尔·鲁斯布尔特自1980年起提出并发展的投入模型,从满意度、投入以及当事人感知到的替代选择三个方面解释关系承诺。投入可以包括共同财产、共同的朋友、日常生活习惯或照护责任。这一框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段关系可能在双方不满意的情况下仍然持续,也可能在感情尚存时结束。它并不假定法律上的一夫一妻制、情感依恋与关系质量必然同步增强或减弱。

排他性也是一种社会期待,需要由伴侣双方理解和协商。两人可能同意维持性关系的排他性,却对网络互动、与前任的联系,或情感亲密的友谊存在分歧。因此,不忠研究取决于如何定义不忠:研究可能衡量的是关系之外的性交、其他性接触、情感投入,或违反伴侣双方约定的行为。如果这些类别不同,研究结果便无法直接比较。隐瞒行为、回顾性记忆以及社会赞许倾向,也使相关估算更加复杂。

比较单偶关系与双方知情同意的非单偶关系时,研究面临很大的方法学局限。参与者往往通过不同的招募途径进入研究,而且人们是自行选择关系安排,而非被随机分配到某种关系中。群体之间在年龄、性取向、社会支持或披露意愿上的差异,都可能影响结果。关系满意度、嫉妒和稳定性也需要分别衡量。样本平均结果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某种安排会给每个人或每对伴侣带来相同的结果。

性健康分析同样区分关系标签与实际的暴露模式。只有在相关条件得到满足时,包括考虑伴侣双方已有的感染状况和实际行为,双方仅与彼此发生性接触才能防止新的性传播感染经由其他性伴侣传入。因此,仅凭“已婚”或“单偶”这样的标签,并不能从生物学角度衡量风险。更广泛地说,社会对单偶关系的期待,并不等于人们确实遵守这一要求的证据。研究伴侣关系的组织形式时,必须考虑双方明示的约定、观察到的行为、自我报告的可靠性以及周围的社会规范,而不能将其中任何一项视为对关系的完整描述。

动物行为与演化研究中的单偶制

在动物研究中,单偶制描述的是一种交配制度或社会制度,而非婚姻制度。社会性单偶制动物会形成相对持久的雌雄配对关系,有时共同占有领地、共用巢穴或共同照料后代。遗传单偶制的定义则更为严格,指繁殖完全发生在配对双方之间。利用脱氧核糖核酸变异进行的分子亲子鉴定表明,许多表面上具有排他性的社会配对,其后代的生父实际上是配对之外的个体。这一区分极大地改变了鸟类交配制度的研究。

社会性单偶制在鸟类中十分普遍,在哺乳动物中却不常见。传统估计认为,约90%的鸟类物种实行社会性单偶制,但这一比例取决于所采用的定义和已有的观察资料。哺乳动物的估计比例低得多:按较严格的分类标准,通常约为3%至5%;而某些对成对生活采用较宽泛定义的分类,得出的比例则更高。这些比较以物种为单位,并非指动物个体所占的比例,也不应被视为对遗传层面配偶忠诚度的测量。即便在同一物种内部,配对模式也可能因种群和环境而异。

多种演化解释分别探讨了成对生活可能出现的不同条件。如果双亲照料能大幅提高后代的存活率,那么留在伴侣身边,可能比寻找更多配偶获得更高的繁殖成功率。另一种情况是,雌性个体的分布十分分散,使雄性难以独占多只雌性。针对某些特定演化谱系,研究者还提出了配偶守卫和防止杀婴等解释。这些假说不能互相替代,也没有任何单一机制能够解释所有实行社会性单偶制的物种。比较研究利用生态数据和演化亲缘关系,检验这些机制各自的相对重要性。

草原田鼠已成为研究伴侣偏好和亲近行为的重要模式动物。实验表明,催产素、加压素以及与奖赏有关的神经通路,参与了配偶联结的某些过程。研究结果受到性别、发育经历、受体分布及实验设计等因素的影响。有研究发现,缺乏功能性催产素受体的草原田鼠仍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伴侣依恋和亲代照料行为,这进一步挑战了将某一种不可或缺的“联结激素”视为关键的简单解释。生物的依恋源于多个系统的相互作用,而非某一种化学物质的单独开关作用。

将动物研究结果应用于人类时,还需要作出进一步区分。共同的依恋机制或许有助于阐明人类社会行为的某些方面,但动物的成对生活并不能证明某种人类婚姻规则的起源或正当性。人类伴侣关系涉及语言、明确约定、继承、法律、宗教权威,以及通过文化传承的期待。演化解释也会区分某一性状可能具有的历史功能及其当下的社会意义。因此,其他物种存在配偶联结的证据,既不能证明人类普遍具有终身排他的性关系,也无法解释婚姻制度在历史上的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