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配偶制是一种婚姻形式,指一个人同时拥有不止一名配偶。其主要形式是一夫多妻制,即一名男子拥有多名妻子,以及一妻多夫制,即一名女子拥有多名丈夫。这一术语也可涵盖被称为群婚的安排,不过,多名男子与多名女子相互承认为配偶的持久制度相对罕见,也难以找到确切的文献记录。一段关系是否算作婚姻,取决于所适用的法律、宗教或习俗框架;国家的承认与社群的认可并不总是一致。
历史上,许多社会都存在过多配偶制,但允许缔结多配偶婚姻,从来不意味着这些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必然会这样做。多配偶制的组织方式因财产制度、宗教规范、农业生产、政治权威和代际关系而异。因此,它既是一种家庭组织形式,也是法律、人口研究以及平等问题讨论所关注的对象。要理解多配偶制,必须区分正式规则与实际做法,也要区分家庭整体所处的地位与各成员可能不同的利益。
形式与概念边界
多配偶制的核心特征是多段婚姻关系同时存续。在配偶去世或离婚依法生效后再婚,本身并不属于多配偶制。先后缔结多段婚姻的情况通常称为连续单偶制。反过来说,多段婚姻同时存续,也不要求配偶们住在同一住所:多配偶家庭可以分居数处,通过共同的配偶、共有财产或公认的扶养义务维系联系。
一夫多妻制是文献记载最为广泛的形式。人类学家将其区分为诸妻互为姐妹的姐妹共夫制,以及诸妻并非姐妹的非姐妹共夫制。这些安排可能使配偶之间及其亲属之间形成不同的关系,不过,姐妹未必相互合作,没有亲属关系的妻子之间也未必相互竞争。有些社会区分先娶的妻子与后娶的妻子;另一些社会则承认妻子们在形式上地位平等,同时允许她们在居所、财富或影响力方面存在差异。妻子的数量可能受到宗教法、国家法律、资源条件或习俗规范的限制。
一妻多夫制同样可以分为兄弟共妻制和非兄弟共妻制,前者由兄弟共享一位妻子,后者的丈夫之间则并非兄弟。有些制度将多配偶婚姻与灵活的居住安排或家庭成员的相继变动结合起来。这些差异十分重要,因为仅凭“多夫家庭”这样的标签,并不能确定土地归谁所有、谁从事农业劳动、谁掌握权力,或子女归属于哪一世系。亲属关系规则可以不以生物学上的父子关系为依据,独立确认社会意义上的亲子关系。
多配偶制不同于纳妾制,后者中获得承认的伴侣通常具有不同于配偶的身份。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历史上并非固定不变,尤其是在不同类别的伴侣享有不同继承权或礼仪权利的社会中。多配偶制也不同于多边恋;后者是当代用语,指各方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维持多重亲密关系,不一定涉及婚姻。婚外关系或拥有多个性伴侣,都不自动构成多配偶制。同居在社会层面可能与婚姻相似,但在法律上仍与婚姻有别。
在法律用语中,媒体评男子同日与不同女子办婚宴和百日宴:以“进步”为幌子行封建之实通常指在先前婚姻仍依法存续时另行结婚的犯罪行为。它并不是一个可以泛指所有多配偶家庭的通用法律术语。该罪的构成要件因司法管辖区而异:有些要求举行名义上的结婚仪式,另一些则涵盖更广泛的类婚姻结合。因此,即使国家只承认其中一段婚姻,人类学家仍可能将某个家庭归类为多配偶家庭;而即使没有形成稳定的多配偶家庭,刑事法院也可能审查第二次结婚仪式。
历史制度及其变迁
多配偶婚姻曾出现在政治和经济结构迥异的社会中。在古代近东的部分地区,富有的男子可以拥有多名妻子,或与婚姻地位不等的女性维持关系。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文献记载了有关子女、继承、扶养及次等婚姻关系的规定,但这些记载并不足以证明所有家庭都实行多配偶制。由于供养多名家属需要相当的资源,规模较大的多配偶家庭往往尤其集中于统治者和富裕家族之中。
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情况体现了婚姻与其他性关系或家庭制度之间的区别。在古希腊,合法婚姻通常以一名妻子为核心,不过各城邦和社群的习俗有所不同,男子也可能与女奴或其他伴侣发生关系。罗马法同样只承认同一时间内存在一桩合法婚姻。妾的存在以及与奴隶制相伴的性剥削,并不意味着罗马婚姻在法律上属于多配偶制度。在比较不同社会时,厘清这些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各社会对配偶、受扶养者和奴隶的身份界定并不相同。
中国帝制时期的家庭组织也不能简单概括为不受限制的多配偶婚姻。其规范模式通常区分一名正妻与若干妾,妾的地位并不与正妻平等。子女的身份地位由家族规范和法律规则决定,而非一概按照“婚生”与“非婚生”后代来划分。因此,精英家庭中可能存在多段生育伴侣关系,却并不承认其中每名女性都享有平等的妻子地位。中国1950年《婚姻法》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原则,并禁止重婚、纳妾。
在许多非洲社会,一夫多妻制是宗族组织、农业生产和政治结盟的一部分。统治者的婚姻可以联结不同社群,并确立对劳动力或贡赋的索取权;普通家庭则受到自身资源供给能力和履行婚姻义务能力的限制。殖民当局有时承认习惯法婚姻,同时限制人们缔结民事婚姻,由此形成了相互重叠的法律体系。传教机构经常倡导一夫一妻制,但改宗、习惯法义务和既有家庭关系使制度转变变得复杂,而非一种制度立即取代另一种制度。
19世纪的北美提供了一个文献记录尤为详尽的案例。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部分成员实行多配偶婚姻,教会于1852年公开承认了这一做法。联邦政府通过立法加以反对,包括1862年的《莫里尔反重婚法》和1882年的《埃德蒙兹法》。1890年,教会会长伍德拉夫发布了一份后来被称为《宣言》的声明,开启了教会正式放弃多配偶婚姻的进程;1904年的另一份声明进一步强化了不得再缔结多配偶婚姻的禁令。此后,一些独立的基要主义运动仍保留了这一做法。这些运动的组织不应与当代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混为一谈,后者禁止多配偶婚姻。
一夫多妻制的经济组织与解释
人类学对一夫多妻制的解释,着重考察婚姻如何将生产、财产、生育和政治关系联系起来。在某些农业体系中,成年女性承担大量耕作劳动,并管理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家庭生活单元。增加一段婚姻可能提高家庭的生产能力,但也会带来提供土地、住房、牲畜或其他资源的义务。妻子的劳动具有经济意义,并不意味着她能支配劳动所得;大家庭表面上的富足,也可能掩盖成员之间的不平等。
聘礼是新郎或其亲属在缔结婚姻时向新娘亲属转移的财物,可能影响缔结多配偶婚姻的机会。在要求提供大量聘礼的地方,年长或富有的男性可能更有条件增娶妻子。拥有的牲畜、继承的财产、工资收入或所任公职,都可能影响这种能力。不能一概将聘礼等同于购买女性:其含义和法律后果因社会而异,也可能在更广泛的亲属群体之间确立义务。不过,在某些环境下,返还聘礼的要求可能使分居或解除婚姻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经济模型有时从资源获取机会不平等的角度解释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阈值”模型认为,在特定条件下,与他人共享一位资源丰富的配偶,可能比嫁给资源少得多的配偶带来更大的物质利益。这是一种分析模型,并不能证明每个参与者都能不受限制地权衡得失,或都能从中受益。该模型的适用性取决于对资源分配、个人自主权、继承以及配偶之间相对议价能力的假设。
延续世系和建立联姻关系的考量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婚姻可以联结家庭、建立支持网络,并产生获得社会承认的后代。没有存活子女的家庭可能安排另一段婚姻,但不能简单地认定不育的原因在于妻子,多配偶婚姻也不是各社会应对无子女状况的普遍方式。在某些制度下,后娶的妻子加入已有的家庭;在另一些制度下,她则建立独立的家庭生活单元,其子女在财产与继承方面仍保有有别于其他妻子子女的权利关系。
没有任何单一的经济解释能够说明一夫多妻制在世界各地的分布。许多以一夫一妻制为绝对主流的社会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而一些物质财富分化程度有限的社会却允许多配偶婚姻。社会规范、国家规制、宗教信仰,以及其他家庭形式是否可供选择,都会影响人们能否将资源转化为更多婚姻。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可能使维持多个独立家庭的成本更高,而外出务工所得则可能使一些男性有能力供养这些家庭。因此,经济发展并不会带来单一一致或不可避免的婚姻结果。
一妻多夫制与家庭的维系
在民族志记录中,一妻多夫制不如一夫多妻制常见,但它并非局限于某一民族或地区的单一制度。最为人熟知的形式见于西藏及邻近的喜马拉雅地区,包括尼泊尔和印度北部的部分地区。在兄弟共妻制中,兄弟数人共娶一位妻子,通常共同维持家庭经济。这类安排与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宗教独身制度,以及其他组织家庭财产的方式并存。
一种核心解释是,这种制度有助于保持家产完整、不被分割。如果每个兄弟各自娶妻并独立成家,农地就可能不断分割,形成越来越小的地块。共同的婚姻关系可以使兄弟留在同一个生产单位中,集中他们的劳动力,并维持对土地、牲畜和房屋的共同权利。在农业生产必须依靠多种类型的土地,或需要农牧劳动相互配合才能维持生计的地方,这一机制尤其重要。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一妻多夫家庭都很富裕,也不意味着仅凭环境资源匮乏就能解释一妻多夫制的形成。
这种家庭安排还可以让家庭成员分赴不同地点劳动。一位丈夫可能从事贸易、受雇劳动或季节性放牧,另一位则留在家中田地附近。共同承担婚姻和财产方面的责任,可以使家庭在成员长期外出期间继续运转。包括梅尔文·C. 戈尔茨坦对西藏社区的研究在内,民族志研究探讨了这类安排如何将婚姻与继承及家产的代际延续联系起来。这些安排的运作依赖于特定制度,而不只是适婚男女的人数。
兄弟共妻制也涉及权威与归属问题。兄长可能凭长幼次序享有权威,但实际的决策方式各不相同。子女可能承认不止一位社会意义上的父亲,同时在日常称谓中按年龄或角色区分这些兄弟。生物学上的父子关系不一定是确定家庭或世系群体成员身份的主要依据。这体现了遗传亲缘关系与社会确立的世系之间更广泛的区别。
当财产法、学校教育、兵役、人口迁移和受雇就业改变了兄弟共同生活的利弊权衡时,这种习俗也可能发生变化。弟弟可能退出既有的婚姻关系,家庭也可能因冲突或经济机会的变化而分家。因此,不应将一妻多夫制视为喜马拉雅地区各人群普遍共有、亘古不变的适应方式。也不应自动将母系社会或实行灵活走访式伴侣关系的社区归为一妻多夫制:母系继嗣、居住方式、性关系和婚姻是不同的分析维度。
宗教传统与诠释
各宗教传统对多配偶婚姻的经文论述以及规范这类婚姻的制度各不相同。经文记载某位先祖有多名妻子,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求后世信徒实行多配偶婚姻。经文诠释、宗教群体的权威以及国家立法都会影响实际做法。此外,宗教上的许可不等于普遍实行:某种婚姻形式即使在一个宗教传统中得到允许,在其信徒中也可能并不常见。
在伊斯兰教中,《古兰经》4:3允许男子最多娶四名女子,但将这一许可与公正相待的要求相联系,并指示男子若担心自己无法做到公正,就只娶一人。《古兰经》4:129则论及在妻子之间做到完全平等的困难。在伊斯兰法学的讨论中,扶养、时间分配等可强制履行的义务,与无法仅凭命令就使之均等的感情有所区分。对于婚姻契约中的限制、法院许可、告知要求以及现有妻子可寻求的救济,不同法学派和当代司法管辖区有着不同规定。
《希伯来圣经》记载了雅各、大卫和所罗门等人物的多配偶婚姻。后世的犹太社群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限制。十一世纪初前后,一项与拉贝努·革顺有关的禁令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而其他犹太社群的习俗和限制则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因此,无论是依据圣经叙事将犹太教一概描述为实行多配偶制,还是认定所有犹太社群都在同一时期采用了相同规则,都是不准确的。
大多数主流基督教传统都将婚姻认定为一夫一妻制。其教义通过对圣经段落的诠释、教会制度的发展,以及与罗马法和后世欧洲法律的互动而逐渐形成。教会法将先前已有效成立且仍然存续的婚姻关系视为缔结另一段婚姻的障碍。历史上,广义的基督教世界中曾出现推行多配偶婚姻的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整体接受这种婚姻形式。十九世纪后期圣徒的案例体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宗教发展,而非基督教普遍适用的婚姻规则。
印度教传统在历史上包含多种婚姻形式,受到地域、社会地位和法律习俗的影响。印度1955年《印度教婚姻法》规定,结婚时双方均不得有仍在世的配偶,从而为受该法管辖的婚姻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因此,仅凭宗教归属,并不能确定一个人在法律上是否有资格缔结多配偶婚姻。同样,也不能仅凭教义就认定佛教社群在历史上实行过某一种统一的婚姻制度,因为婚姻通常由地方社会和法律制度规范,而非由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佛教婚姻法来规定。
在各宗教传统中,相关争论涉及谁有权诠释传承下来的规则、伦理理想与法律许可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规管宗教所认可婚姻的权力。对当事人而言,宗教上的正当性可能十分重要,但具体家庭的经济组织方式、征求同意的做法及其法律地位,仍需分别考察。
分布、人口特征与测量
一夫多妻制在地理分布上较为集中,但并非任何一个大陆或宗教所独有。这种制度在西非和中非的部分地区尤为普遍,也见于非洲其他地区以及亚洲和中东的部分地区。在同一国家内,其普遍程度可能因地区、城乡居住地、经济地位、年龄和社群而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允许多配偶制”这样的国家层面标签,描述的是法律上的可能性,而不意味着全国人口都有相同的婚姻经历。
跨文化数据库通常根据是否允许一夫多妻,或是否将其视为习俗,对社会进行分类。这类分类支持了这样一种观察:在有历史记载的社会中,许多社会都允许一夫多妻。但这并不能证明,全世界大多数婚姻都是多配偶婚姻。在比较研究的样本中,一个小型社群和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国家,都可能各被算作一个社会。允许一夫多妻,也可能与实际生活中以一夫一妻为主的情况并存,因为再娶需要具备相应资源,或只在特定情形下发生。
人口学测量必须区分几种不同的分母。已婚男性中拥有多名妻子者的比例,并不等于已婚女性中与他人共事一夫者的比例。如果十名男子各有两名妻子,就会涉及二十名女子,因此,即便在同一人口群体中,按性别计算的比例也会不同。对生活在多配偶家庭中的全部人口进行估算时,还会计入子女和其他亲属,而且估算结果取决于是否将分居两地的配偶算作同一住户的成员。
人口普查或住户调查的数据,可能遗漏跨越多个住所的婚姻关系。一名男子可能只申报一个住户,而他的另一名妻子则被列为另一个住户的户主;受访者也可能隐瞒受到社会污名化或法律禁止的婚姻。反过来,调查中的某一类别也可能纳入不符合民事婚姻认定条件的习俗婚姻。要进行可靠的比较,就必须明确定义、统一提问方式,并留意信息究竟来自男性、女性,还是住户代表。
结婚年龄有助于解释:即使总人口中女性并未大幅多于男性,一夫多妻制仍能延续。如果男性通常比女性晚婚,他们就可能从更年轻的出生队列中寻找伴侣;而在人口增长的社会中,这些队列的人数也更多。丧偶、再婚以及不同性别的迁移情况,也会影响婚姻市场。这些机制都不意味着一夫多妻制必须以女性总人数多于男性为前提。对于一夫多妻制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联,同样需要谨慎看待:每名男子的妻子数量、每名女子的生育子女数,以及一个社群的出生总数,是不同的指标,受到生育间隔、婚姻持续时间、分居状况和生育偏好等因素的影响。
家庭组织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多配偶婚姻不一定构成单一的住户。在某些环境中,各位妻子拥有各自的住所、炊事安排、预算和农田。在另一些环境中,共夫的妻子们住在同一院落,共同照料子女或分担生产劳动。丈夫可能轮流在各处住所居住,也可能以一处为主要住所,或按照宗教或习俗规定分配时间。这些安排决定了共夫妻子之间日常互动的频繁程度,以及家庭资源的使用如何受到监督。
共夫妻子之间可能相互合作,也可能相互竞争,或两者兼有。共同照料子女和分担劳动可能减轻某些负担,但在金钱、住房、感情或教育支持方面分配不均,则可能引发冲突。资历较深的妻子可能在家务或仪式事务上享有权威,但新娶的妻子也可能更容易获得丈夫当前的收入。将和睦或嫉妒视为这种婚姻必然具有的特征,会掩盖财产权、个人关系、居住安排,以及缔结后续婚姻时的具体情境所具有的重要性。
子女的地位取决于世系归属、继承和抚养的安排。有些家庭将财产直接分给每个子女;另一些家庭则按各位妻子所属的家庭单元分配份额。在通过母亲分配资源的情况下,共夫妻子之间的差异可能延续到下一代。子女也可能受益于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及更广泛的亲属网络所提供的支持。不能仅凭父亲有一位还是多位妻子,就推断子女的生活状况和发展结果。
对同意问题也需要作出同样细致的区分。同意最初的婚姻,并不必然意味着同意配偶日后再次结婚;在形式上知晓后续婚姻,也不等于能够不受限制地拒绝接受。有些婚姻契约允许就增娶或增嫁配偶订立条件,一些法律制度则规定了离婚事由或经济补救措施。这些安排在实践中的价值,取决于当事人能否获取信息、获得收入、取得证明文件,以及获得可执行的裁决。童婚和胁迫是另外的问题,既可能出现在一夫一妻制环境中,也可能出现在多配偶制环境中,不应将其视为多配偶制本身的界定性特征。
关于家庭成员福祉的研究发现,在某些人群中,一夫多妻婚姻与衡量冲突、物质匮乏或心理困扰的多项指标存在关联。这些发现取决于具体情境,其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普遍的因果效应。进入多配偶婚姻的家庭,可能原本就在财富、年龄、既往婚史或面临不安全处境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同样,对相互支持的多配偶家庭的描述,也不足以证明所有参与者都享有平等的协商能力。分析时必须区分当事人报告的经历、可观察到的生活条件,以及每位配偶可以选择的法律途径。
法律规制与跨境承认
各法律体系从几个不同层面处理多配偶婚姻:个人是否可以缔结此类婚姻、既有婚姻是否有效、主持或缔结此类婚姻是否构成犯罪,以及配偶与子女由此享有哪些权利。一国可能禁止缔结新的多配偶婚姻,同时承认在其他地方合法缔结的婚姻所产生的某些法律后果。法律也可能区分民事婚姻与受习惯法或宗教属人法管辖的婚姻。
一些国家在实行一夫一妻民事婚姻制度的同时,也承认允许一夫多妻的婚姻。南非1998年《习惯婚姻承认法》承认符合条件的习惯婚姻,并对其法律后果及财产后果作出规定。已处于习惯婚姻中的丈夫若希望再缔结一段习惯婚姻,该法要求其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批准一份规范未来夫妻财产制度的书面合同。这类规制表明,承认此类婚姻,并不意味着不再设置保护既有权益的要求。
另一些司法管辖区则通过立法限制宗教所允许的一夫多妻制。突尼斯1956年《个人身份法》禁止多配偶婚姻。摩洛哥2004年《家庭法》将此类婚姻置于司法管控之下,要求具备特殊正当理由,并拥有足以供养所涉家庭的经济能力;该法也承认,妻子在婚姻合同中约定丈夫不得另行结婚的条款具有法律意义。这些不同做法说明,不能将“伊斯兰婚姻法”视为当代各国统一适用的一套规则。
在美国,最高法院于1879年在“雷诺兹诉美国案”中,驳回了基于宗教自由提出的异议,维持了依据联邦反重婚法作出的有罪判决。不过,现代法律规制仍区分法律上的婚姻与不同类型的私人行为及同居关系。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于2011年就一项法律咨询案作出裁决,维持了《刑法》中禁止多配偶婚姻规定的核心内容,同时阐明了其解释与适用界限。相关宪法问题取决于具体法律的措辞、其涵盖的行为,以及所涉及的权利和政府目标。
跨境案件属于国际私法的范畴。法院可能不允许在本国境内缔结多配偶婚姻,却仍会审理在国外缔结的婚姻所涉及的扶养、继承或其他后果。即使某一法律部门承认部分家庭义务,移民规则也可能不准许额外的配偶入境。为某一目的承认婚姻,并不必然意味着为所有目的都承认该婚姻。
禁令也会带来过渡性问题。宣告额外的婚姻无效,并不能消除子女的需求、经济依赖关系,或双方在关系存续期间对所取得财产作出的贡献。因此,法律体系可能通过扶养规则、财产救济或儿童保护措施来处理这些问题,而不必确认每一段当事人所主张的婚姻均为有效。区分禁止某种制度与保护生活于该制度中的人,是家庭法实际运作的关键。
人权争论与研究局限
国际上关于多配偶制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一夫多妻制,因为这种形式普遍得多,而且通常允许男性拥有多名配偶,却不允许女性如此。因此,核心关切不仅在于配偶人数,还在于婚姻中法律权利与行为能力的不平等。性别平等方面的问题包括:配偶在选择伴侣、结束婚姻、支配财产、继承财产以及参与影响家庭生活的决策等方面,是否享有同等权利。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2000年通过的第28号一般性意见中,将多配偶制认定为不符合结婚权方面的平等待遇原则,并呼吁废除这一制度。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同样反对多配偶婚姻,包括在1994年的第21号一般性建议中表达了这一立场。这些意见是国际条约监督机构作出的解释,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已制定相同的禁令。各国在国内承担的义务、执行安排及法律后果,仍须分别考察。
相关争论还涉及成年人的同意、宗教实践、文化认可与结社自由。支持承认多配偶关系的人有时认为,将其定为犯罪可能使家庭成员不敢寻求援助或依法主张经济权益。反对者则强调针对不同性别设置的规则、受限的选择,以及在现有制度内确保平等待遇的困难。这些论点涉及不同的法律安排;承认婚姻效力、取消刑事处罚以及将特定经济保障扩展至相关人员,并不是同一种政策。
实证评估面临重大的方法论障碍。许多研究依赖观察性调查或聚焦特定地方的民族志,而非能够分离出因果效应的研究设计。如果一夫多妻家庭中,年龄较大、较富裕、较贫困、居住在农村或受迁移影响的家庭所占比例偏高,比较结果就可能失真。一个家庭的婚姻形式也可能随时间改变:最初的一夫一妻婚姻可能转变为一夫多妻婚姻,多配偶家庭后来也可能分开生活。在某一时点开展的调查,可能既无法捕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也无法了解这种转变的原因。
不同方法能够揭示不同方面。访谈可以记录配偶如何理解公平、义务与归属感,纵向调查则能追踪资源和子女境况的变化。法律记录可以揭示纠纷,但其中进入有关机关处理程序的关系所占比例偏高,因而不具充分代表性。家庭层面的平均数据可能掩盖妻子之间的不平等,而仅从户主处获取的叙述,也可能忽略其他家庭成员的经历。
另一项局限在于术语所指对象的可比性。对正式登记的同夫诸妻的研究、对未登记宗教婚姻的研究,以及对各自居住的伴侣的研究,可能使用相同的名称,却描述了差异显著的人群。研究若明确说明婚姻形式、法律背景、居住模式、参与者的选取方式以及所衡量的结果,而不是将不同社会中的多配偶制一概视为同一种暴露因素,其结论才更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