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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妾制

纳妾制是一种受社会或法律认可的亲密结合制度,有别于婚姻且往往地位较低,其形式随历史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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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妾制是一种受社会或法律认可、但有别于婚姻的亲密伴侣关系。在历史上最为人熟知的形式中,这种关系存在于一名男子与一名地位低于正妻的女子之间。该制度可以对居所、性关系的排他性、供养、子女身份及继承顺序作出规定,却不赋予女子身为妻子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妾可能是自由人、获释者、依附者或奴隶,这些身份差异从根本上影响着她们建立或脱离这种关系的能力。

英语中的“concubinage”一词涵盖了多种制度,而这些制度在各自所属的社会中并不等同。罗马的 concubinatus、中国的非正妻结合,以及古典伊斯兰法下奴隶主与女奴之间的性关系,分别属于不同的法律范畴。此外,一些现代法律体系使用与“concubinage”同源的词来指称未婚同居,并不意味着伴侣之间存在等级之分。

历史上,纳妾制将住户的组织形式与生育、财产、劳动及政治权力联系起来。因此,对这一制度的研究不仅涉及性关系,也涉及亲属关系、奴隶制、继承以及社会身份的规制。区分正式规则与实际做法至关重要:一种受认可的结合可能提供有限的保障,同时仍然极不平等;官方术语也可能掩盖其中的强迫。

定义、界限与比较研究中的用法

妾制并非一种具有普遍共同特征的单一法律安排。它的核心特征通常在于:某种结合与享有更完整社会或法律地位的婚姻之间,存在得到认可的区别。这种认可可能来自立法、法院、家庭习俗、宗教法理,或社会上的公开承认。因此,一段关系即使没有书面契约或单独举行的仪式,也可能被视为妾制关系。反过来说,一段秘密私情并不一定仅仅因为持续多年,就成为妾制关系。

妾制与多配偶制之间的关系尤其需要谨慎辨析。一个男子可能有一位正妻和数名妾,从而形成包含多名伴侣的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所有成年伴侣在法律上都是地位平等的配偶。另一些制度则主要将妾制作为婚姻的替代形式,而非与婚姻并存的关系。例如,罗马法律中的妾制通常被视为一种有别于合法婚姻的稳定结合,而不是准许已婚男子不受限制地另行建立获得法律承认的伴侣关系。因此,同一个比较性概念,既可涵盖与主要婚姻同时存在的次等结合,也可涵盖双方均未婚者之间的非婚结合。

妾制也不同于同居、卖淫和婚外情,尽管历史上这些关系之间的界限可能存在争议。同居描述的是共同生活的安排,本身并不确立从属地位。商业性行为不一定涉及持续的家庭义务。情妇可能获得财产或供养,却不具备得到认可的家庭身份。这些区分是分析性的,而非绝对的:个人可能在佣仆、奴隶、妾和配偶等身份之间转换,法律权威也会就某段关系应如何归类产生争议。

子女的身份往往比用于称呼成年人的词语更为重要。有关子女身份正当性的规则,决定了子女是否属于父亲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的世系、是否自动享有继承权,以及是否需要经过认领或取得婚生资格。有些社会限制妾所生子女的继承权;另一些社会则承认妾所生的儿子属于父系宗族。因此,母亲地位低下,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子女被排除在家庭之外。

在比较人类学和法律史研究中,使用这一术语时,若同时说明当地制度的具体情况,最能发挥其作用。相关问题包括:女子是否为自由人,是否存在正妻,当事人的同意是否具有法律意义,谁有权决定分离,以及子女将如何安置。若不作这些区分,“妾制”一词就可能使人误以为,身为奴隶的宫中女子、具有自由身份的罗马伴侣,以及现代未婚同居者,在本质上处于相同的地位。

古代近东、希腊与罗马的制度安排

古代近东的史料表明,一个家庭中可能包含地位不等的女性,但现代译文有时会模糊原有的身份分类。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区分了妻子、女奴及其他女性家庭成员。法典条文涉及妻子提供女奴以生育子女的情形、女奴生下儿子后引发的纠纷,以及父亲承认的子女应受到何种待遇。这些规定既关乎财产与家族延续,也关乎性关系;不应将其简单归结为一种统一、标准化的妾制。

《圣经》叙事同样区分妻子与通常被译为“妾”的女性。夏甲、辟拉和悉帕的故事,将奴役、生育与祖先世系的形成联系起来。希伯来语词 pilegesh 常被译为“妾”,但其确切含义因文本和时代而异。这类叙事反映了社会身份类别及其文学呈现,并非对古代家庭状况直接而客观的统计描述。它们还表明,母亲地位较低,并不妨碍其子女在谱系传统中占据重要位置。

在古希腊,相关称谓及其法律效力因城邦而异。在雅典,pallakē 与合法妻子有所区别,尽管这一称谓可以涵盖不同类型的长期性伴侣关系。公民资格的限制使这种区别尤为重要。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51/450年推行的公民法通常要求父母双方均为雅典人,子女才有资格成为公民。因此,与非公民女性保持长期关系,并不能带来与符合条件的婚姻相同的公民身份后果。文学作品中对妻子、妾和交际花的论述,体现的是精英男性的分类观念,而非对女性生活的全面描述。

在罗马法下,concubinatus 逐渐发展为一种得到认可、具有持续性,且不同于 iustum matrimonium(合法婚姻)的结合形式。身份壁垒和婚姻限制使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涉及获释女奴,或精英男性不能或不愿迎娶的伴侣的关系中。罗马婚姻本身并不以举行统一的国家仪式为成立条件,因此,两者的区别涉及法律资格、社会地位与缔结婚姻的意愿,而不只是是否举行过婚礼。

罗马妾制关系所生的子女,最初并不享有合法婚姻内所生子女的完整地位,也不会自动归入父亲的父权之下。帝国后期的立法逐步制定了有关抚养、继承及婚生化的规定。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妾制及“非婚生子女”的地位得到进一步规范。这一制度及其提供的保障,都不应与 contubernium 混为一谈;后者用于指涉及奴隶的结合关系,而奴隶不具备完整的法律资格,因此受到的限制也有所不同。

中国:家庭等级、世系与皇位继承

在帝制时期的中国,正妻与妾的区别是家庭等级秩序的一部分。正妻通常称为“妻”,通过具有礼仪与法律效力的婚姻进入夫家。“妾”在英语中通常译作 concubine,其地位低于妻。婚姻安排通过协商、财产转移以及仪式上的义务将两个家族联系起来;纳妾通常不会在两个亲族群体之间建立同等的联姻关系。

帝制时期的法律强化了这种区别,并不将男子的所有伴侣视为地位相同、可以相互替代的妻子。653年的《唐律》以及后来的明清法律,都对妻妾之别作出了规定,包括涉及身份名分的违法行为,以及试图颠覆既定等级秩序的行为。具体规则虽有变化,但其基本制度并不允许男子不受限制地将妾提升至与正妻同等的地位。家庭中的等级还影响服丧义务、称谓以及对晚辈和地位较低的家庭成员所行使的权力。

妾制与父系继嗣及延续男性世系的愿望密切相关。没有儿子的男子可能会纳妾,不过,收养也提供了获得继承人的另一条途径。妾所生的儿子可以成为父亲宗族中得到承认的成员,普通家庭的财产也往往由获得承认的诸子分割,并非一概排除妾生之子。然而,嫡庶之别仍可能影响长幼尊卑的次序、祭祀承继以及担任特定身份或职位的资格。因此,子女在法律上的家族成员身份,必须与其母亲的地位分开考察。

宫廷将这些区别扩展为复杂的等级体系。皇后与嫔妃各有正式区分的封号,而皇位继承则取决于各朝的具体规则及政治形势。地位较低的女性所生的儿子也可能成为皇帝,从而改变其母亲的地位。清朝乾隆皇帝于1735年至1796年在位,其生母原为嫔妃,后来成为崇庆皇太后。这类事例说明,母亲的身份地位可能发生变化,但并不意味着普通家庭中的妾也有类似的机会。

在宫廷之外,纳妾取决于财富、地方习俗与家庭状况。纳入并供养一位额外的伴侣需要经济资源,因此,文学作品中妻妾成群的描写,并不能可靠地反映纳妾在整个人口中的普及程度。女性可能通过家庭安排、买卖、由家内仆役转为妾,或其他依附关系进入这些家庭。交易文书与司法案件显示,她们的处境各不相同,其中也包括受到强迫的情况。妾作为母亲或家庭管理者的重要性,可能使她获得实际影响力,却不会因此消除其地位在制度上的不平等。

朝鲜、日本与东亚模式的局限

中国的制度影响了周边社会,但东亚并不存在统一的妾制。各地在身份等级、继承、婚姻和官职方面的规则,造成了显著差异。如果仅将朝鲜或日本的制度视为中国家庭制度的变体,就会掩盖这些差异,尤其是母亲的身份对子女产生的法律影响。

朝鲜王朝建立于1392年。在其统治下,理学主导的家庭秩序强化了正妻与妾之间的区分。妾所生的子女通常被归入“庶孽”范畴,受到种种限制,在精英家族中,这些限制的影响尤为深远。母亲的出身同样重要:良人女子所生的庶出子女与婢女所生的庶出子女,地位未必相同。他们担任官职和参加科举的机会可能受到限制,由此将家庭内部的等级秩序与政府组织联系起来。

这些不利待遇随着时间推移受到挑战,也有所改变。朝鲜王朝后期,请愿和改革措施为庶出后裔拓宽了部分机会,但某些限制的放宽,并不意味着社会歧视随之消失。始于1894年的甲午改革将破除世袭身份差别,作为全面改造朝鲜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家庭史不仅涉及私人性关系的安排,也与精英选拔史和法律身份史交织在一起。

在日本,贵族和武士家庭逐渐形成了正配、侧室与在显贵宅邸中供职的女性之间的区分,而这些区分又不断变化。现代英语叙述有时会用“妻”和“妾”来描述某些历史时期,容易造成误解,因为当时的家庭组织并不能完全对应于后来的民法分类。在统治家族中,生育安排与继承、居处及政治联姻密切相关。侧室之子若在相应的家族体制内获得认可,也可以成为继承人。

德川将军的内宅称为“大奥”,其中的女性各有不同的职责与等级,并不只是将军性伴侣的集合。有些女性为将军生育子女,但更多人从事管理事务和家务劳动。要理解这类制度,必须区分侍奉工作与性伴侣关系。在解读亚洲其他地区宫廷女性的形象时,也应同样谨慎。

在日本19世纪的法律转型中,妾制失去了其在早期家庭制度中享有的正式地位。1898年施行的《民法》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确立合法婚姻,同时在其他方面保留了等级森严的家族制度。这种组合表明,终止对妾的正式认可,并不会自动使夫妻享有平等权力,也不会消除影响非婚生子女的身份差别。

伊斯兰法律传统中的妾制与奴隶制

古典伊斯兰法将通过婚约确立的婚姻,与男性奴隶主在法律规定下同其拥有的女奴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加以区分。后者归入 milk al-yamīn 这一范畴讨论,通常译作“右手所拥有者”。因此,这一背景下的妾制并不只是非正式或地位较低的婚姻。它以奴隶所有权为基础,必须置于更广泛的奴隶制度中,才能理解其法律框架。

法学家针对所有权、亲属关系禁忌、既存关系以及等待期等方面设定了条件;等待期的目的之一是确定生父身份。各法学派的具体学说有所不同。古典法中同时最多拥有四名妻子的限制适用于妻子,并不以同样方式适用于女奴妾。这一区别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关穆斯林上层家庭的记述可能既提到多名妻子,又提到此外还有女奴,却不将所有这些关系都视为婚姻。

一个尤为重要的类别是 umm walad,即为主人生育了子女,且子女得到主人认领的女奴。根据广为接受的古典法学说,她的地位与其他女奴不同:出售她会受到限制,主人去世后,她便获得自由。这种关系中得到父亲认领的子女通常具有自由人身份,归属于父系,并享有继承权。因此,子女的地位可能远高于母亲受孕时的地位。

这些规则并未使双方在法律上成为平等的当事人。奴役限制了人的行动、劳动、家庭生活,以及拒绝或离开一段关系的能力。古典法的许可不能被视为当事人自由同意的证据。同样,仅凭法律类别也无法了解一名女性的全部个人经历。有些女性获得了财产、庇护、自由或政治权力,但少数人的特殊晋升并未消除所有权关系所带来的结构性依附。

奥斯曼帝国为妾制与王朝延续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史料丰富的例子。许多苏丹的生母是女奴,或曾经是女奴。在皇室内部,苏丹之母,即 valide sultan(苏丹太后),可以掌握相当大的权力。许蕾姆苏丹最初是一名女奴,后来于十六世纪成为苏莱曼一世依法迎娶的妻子。这一罕见的身份转变,体现了妾制与婚姻之间的区别。

皇室后宫也是一个庞大的居住与行政机构,其中包括女性亲属、仆役、受训人员和官员,并非只有妾侍。后宫的历史经常被充满异域情调的描绘所歪曲。随着穆斯林社会中的奴隶制走向衰落并被废除,女奴妾制的法律基础也随之瓦解;这一过程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代存在很大差异。

基督教欧洲:非婚结合、教会纪律与王朝等级

基督教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在道德和法律上对妾制的态度,却并未使这种实践立即、普遍地消失。罗马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当局沿袭了合法婚姻、稳定的非婚结合与奴役关系之间的区分。基督教教导者日益强调婚姻的排他性,并批评婚外性关系,但各地的实际做法仍然受到财产、身份和政治权力的影响。

中世纪的教会法使结合关系的定性变得尤为复杂。在拉丁教会中,双方合意逐渐成为婚姻成立的核心要件。在后来有关公开形式的规定出现之前,即使没有举行公开仪式,只要双方已表达必要的婚姻合意,也可能构成有效婚姻。因此,一名在社会上被称为妾的女子可能主张自己实际上是妻子,而法庭则必须审查婚姻承诺、证人证言、婚姻障碍,以及有关双方意愿的证据。

特伦托大公会议在1563年的《Tametsi》法令中处理了秘密婚姻问题,规定在该法令颁行的地区,婚姻必须履行指定的公开程序才属有效。这并非直接废除妾制,但有助于在受其影响的司法管辖区内更清楚地区分婚姻与其他结合关系。新教地区以及该法令未得到有效施行的地区,则实行不同的规则。因此,妾制的历史无法脱离有效婚姻认定标准的变化来理解。

神职人员蓄妾是教会纪律中一个独立的问题。在中世纪的拉丁教会中,改革运动力图要求神职人员禁绝性行为,并反对神父与伴侣共同生活的结合关系。分别于1123年和1139年举行的第一次、第二次拉特朗大公会议,是这些限制在制度上得到巩固的过程的一部分。然而,巡察记录和惩戒程序的文献表明,一些地方的神职人员仍维持着长久的伴侣关系。这些史料既记载了此类关系,也记录了教会当局为其定性并加以取缔的努力。

在欧洲统治者和贵族中,身份得到公开承认的情妇可能获赐住所、年金、头衔,或获得影响力,却不享有妻子的法律地位。她们的子女可能得到承认并获赐财产,但被排除在通常的王朝继承序列之外。君主对子女的承认与赋予其婚生地位,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其效力因政体而异。此类关系与比较研究中广义的妾制范畴有所重叠,不过历史学家往往保留“情妇”一词,因为它更贴合当时的制度。

贵庶通婚则又有所不同。在欧洲某些王朝制度中,这是一种有效婚姻,但其中身份较低的配偶及其后代不享有某些特定的王朝权利。将其称为妾制,会抹去这种关系在法律上属于婚姻的事实。这一比较说明,仅凭一方地位从属,并不足以将一段结合认定为妾制关系。

奴隶制、殖民主义与种族化的家庭

欧洲的殖民扩张催生了一些家庭,其中的性关系跨越了奴役身份、法律地位、宗教和种族分类的界限。描述这些关系时,有时会使用“纳妾”一词,但这一标签可能掩盖自由伴侣、依附于雇主的家务劳动者与被奴役女性之间的重大差异。当一方拥有另一方时,无论这段关系被描述为充满感情、共同持家还是长久稳定,支配其结构的始终是强制性的权力。

在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奴隶社会中,子女的身份往往随母亲而定。弗吉尼亚于1662年制定的法律规定,子女为奴还是自由,取决于母亲的身份;这与英国其他家庭法领域侧重父系身份的惯例恰好相反。因此,被奴役女性与自由男性或奴隶主所生的子女,仍可能处于奴隶身份。这与古典伊斯兰法的规定形成鲜明对比:按照后者,奴隶主与其女奴妾所生的子女,只要得到父亲承认,通常就是自由人。

法国的殖民法规同样将婚姻、奴役和性行为管束联系在一起。1685年最初为法属加勒比地区颁布的黑法典,载有关于婚姻、子女以及自由男性与被奴役女性之间关系的条款。具体法律后果取决于法律所规定的情形。这类立法体现了宗主国与殖民当局的目标,但其执行情况和日常实践并不一致。因此,不能将其视为殖民地家庭实际运作方式的完整写照。

荷属东印度发展出了另一种广为人知的家庭伴侣关系,通常与 nyai 一词相联系。当地女性既为欧洲男性或其他男性料理家务,也充当他们的伴侣,有时还要抚养子女,承担繁重的家庭管理职责。这些结合受到殖民地多元法律体系以及缔结获法律承认的婚姻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子女能否得到承认、财产权益能否获得保障,以及家庭能否延续,都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方的决定及所适用的法律身份类别。

在美洲部分地区,由“concubinage”衍生的词语也逐渐被用来描述自由人之间自愿形成的非婚结合。这类伴侣关系未必等同于奴隶主与被奴役者之间的关系,也未必等同于精英阶层的侧室家庭。因此,同一个殖民社会中可能并存着多种以相似用语描述的结合形式,从相对自主的共同生活关系,到基于所有权而强加的关系,不一而足。

殖民地档案尤其容易受到官员和男性家长视角下的分类方式影响。人口普查可能将一名女性列为仆役,洗礼登记簿将她记为母亲,而法庭记录则称她为妾。要还原这段关系,就必须对照这些记录,而不能假定其中任何一种称谓足以定论。即便官方记述主要从性关系的角度描述这些女性,她们的家务劳动、语言技能和中介作用,仍可能对殖民地家庭至关重要。

法律废除、一夫一妻制与现代含义

历史上妾制的瓦解涉及几项不同的变革:废除奴隶制、取消法律对次等伴侣身份的承认、重新界定婚姻,以及改革子女的法律地位。这些变革未必同时发生。一个法域可能推行一夫一妻制,却仍给予非婚生子女较低的继承权;也可能废除奴隶所有制,却并未消除依附性极强的家庭伴侣关系。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家庭制度改革冲击了嫡妻与妾之间的等级秩序。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确立了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这是婚姻家庭关系全面变革的一部分。该法的颁布并不意味着所有既有家庭都立即发生了变化;实施过程中,既涉及行政决定,也涉及因旧制度下形成的关系而产生的争议。因此,必须区分新法律规则的确立与其在社会中的实际落实。

香港的改革时间则有所不同。《婚姻制度改革条例》自1971年10月7日起确立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同时继续承认在该日期之前缔结的某些婚姻和结合关系。因此,此后的诉讼仍可能涉及与改革前家庭有关人士的继承权或家庭身份。这类诉求的延续表明,一项制度即使已经废止,仍可能在数十年间具有法律上的相关性。

现代法国法律对 concubinage 一词的使用,含义已大不相同。1999年增设的《民法典》第515-8条将其定义为一种事实结合,其特征是两名异性或同性人士以伴侣身份共同生活,且这种共同生活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这一用法并不指地位低于妻子的类似配偶身份,也不预设任何一方已有配偶。它更接近未婚同居,必须与婚姻及法国的民事互助契约相区分。

在另一些地方,这个词仍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存在。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334条通过已婚男子的特定行为来界定 concubinage(纳妾罪),包括在夫妻共同住所内供养情妇,或在符合该条规定条件的情况下与情妇在别处同居。这是对违反婚姻义务行为的法律分类,而非承认第二名伴侣具有合法的妾身份。因此,同一个词既可能指一种家庭制度,也可能指对这种制度的禁止。

当代人权法提供了另一套框架,其核心是对婚姻的自由、充分同意、性别平等以及儿童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16条涉及结婚同意及平等的婚姻权利,而《儿童权利公约》则禁止因儿童的出生情况或父母身份而产生的歧视。这些原则将旧制度往往混为一谈的问题区分开来:成年双方关系的法律性质,与其子女应享有的权利。

史料、阐释与历史量化

妾制史研究的史料包括法典、契约、诉讼记录、户籍、族谱、宗教文献、书信和实物证据。每类史料都揭示了这一制度的不同侧面。法典呈现的是立法者试图强制确立的区分,并不能说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多大程度上遵循这些区分。契约记录了交易的条款,却可能很少透露其中是否存在胁迫、女子后来的待遇,或她本人对这一安排的理解。

族谱对于追溯子女和继承关系尤其有用,但其信息往往围绕父系世系编排。族谱可能省略女性的姓名,淡化母亲身份地位的差异,或者主要因为某位女性生育了一个获得承认的儿子才将其记入。反过来说,王室和精英阶层的族谱可能保留了极为详尽的生母等级信息,而这种等级划分在普通家庭中并不常见。因此,宫廷史料看似丰富,却也带来了将精英阶层的制度误认为社会普遍实践的风险。

诉讼记录使各种冲突显现出来:某位女子究竟是妻还是妾,某个孩子是否得到承认,某项财产是否曾被许诺给予,或某次转让涉及的是自由人还是被奴役者。这类证据之所以内容丰富,恰恰是因为当事各方存在分歧。它们并不是对稳定关系的随机抽样。法律论辩还会促使当事人以符合现有法律类别和救济方式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经历。

翻译又带来了另一重问题。将 qie、pallakē、pilegesh、concubina,以及处于奴役身份的 umm walad 一概译为“妾”,可能抹去这些身份在自由程度、缔结婚姻的资格、世系归属和财产权方面的差异。保留原文术语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仍须结合相关时期和法域解释其含义。同一个术语可能在数百年间发生变化,也可能在行政用语和日常用语中具有不同含义。

进行定量估算时尤其需要谨慎。户籍可能不包括未登记的伴侣,可能按职业而非家庭身份对女性进行归类,也可能遗漏夭折的子女。精英人物的传记则过多地呈现了有能力维持多名伴侣的富裕男性。可靠的衡量需要明确所考察的人群、时间、定义和分母,例如某一地区的已婚男性中,拥有获承认之妾的人所占的比例。不能轻率地将根据某个宫廷或地区得出的数字推广到整个帝国或文明。

受女性主义、奴隶制研究和社会史影响的研究,更加重视劳动、身体自主权,以及女性为争取自由、生活供养或子女地位而作出的努力。这种研究取向并不要求将每一段关系的情感状况都视为相同,而是将情感与个人协商,同那些限制可选出路的制度性权力区分开来。一名女性成功提出申诉、拥有财产或具有政治影响力,证明的是她在特定结构中的行动,而不是这一结构平等或出于自由选择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