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是权威、机构、规则或政治秩序行使权力所具有的、得到正当论证或社会认可的权利。在政治哲学中,合法性关注的是:在什么条件下,统治在道德上是可被允许的,权威又能够要求人们服从。在社会学和政治研究中,合法性也指人们相信某种制度安排是正当的、适宜的,或理应获得支持。这些含义彼此相关,却不能互换:一个机构可能得到广泛接受,却不符合道德标准;也可能符合某种站得住脚的标准,却很少得到公众认可。
合法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权力很少能仅靠武力、物质激励或行政能力来维持。机构还依赖于人们对于谁有权决策、应当如何决策,以及哪些要求应当服从的共同预期。合法性概念最主要的适用对象是国家,但也适用于法院、国际组织、企业、专业群体及其他机构。对合法性的研究将道德上的正当性论证问题,与历史分析、制度设计,以及对接受、合作和抵抗的实证研究联系起来。
概念辨析:合法性、合法律性、权威与支持
合法性所涉及的不只是权力的持有。一个政府可能控制着领土,也能强制推行命令,却不被认为有权这样做。反过来,一个机构即使缺乏落实决策所需的资源,也可能仍保有公认的地位。因此,政治权威不同于实际控制:权威涉及对统治权利的主张,而控制涉及影响行为的实际能力。合法性所指的,正是支撑这一权利主张的正当依据或认可。
合法性与合法律性之间的区别同样重要。合法律性是指符合适用的法律体系。一项决定可能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却仍在道德上受到质疑,或遭到公众反对。反过来,挑战现行法律的运动,也可能诉诸权利、代表性,或现有当局所违背的宪政秩序,来主张自身的合法性。存在法律授权,并不能就此判定法律体系本身是否正当。不过,可预期的程序和一贯的适用方式,往往能为人们接受制度提供重要依据。
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提出的问题并不相同。规范研究追问的是,某一权威是否拥有可得到合理辩护的行使权力的资格。经验研究追问的则是,相关人群是否认可这一资格、认可程度有多高,以及为何认可。两者都不能简单地取代对方。广泛的接受并不能证明道德上的正当性,尤其是在公众观念受到排斥或支配关系塑造的情况下。同样,哲学上的正当性论证也不能证明,公民确实接受了相关制度。
合法性也不同于受欢迎程度、信任和满意度。公民可能反对某届政府的政策,同时仍认可其执政的权利。一个人可能认为某法院依法设立,却怀疑其中某位法官的能力。信任通常涉及对未来行为的预期;满意度涉及对经历或结果的评价。合法性则涉及机构的地位,以及其权威是否适当。这些概念往往相互强化,但也可能朝不同方向变化。
最后,合法性有其对象、认可主体和适用范围。同一个人可能对一场选举、一位统治者、一种宪政体制以及国家本身作出不同的评价。公民的认可可能不同于官员、少数群体、邻国或国际组织的认可。接受也可能附带条件:人们可能认为立法机关有权征税,却无权中止基本权利。因此,分析合法性时,需要明确哪些主体的认可具有意义、得到认可的是什么权威,以及这种认可的界限何在。
正当统治的历史基础
关于何为正当统治的观念,远早于现代的合法性概念。在古希腊政治思想中,为公共利益而统治与为统治者私利而统治之间的区别,是一个核心问题。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分类,部分依据的就是这一区别:当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政体以共同利益为目标时,他将其视为正当政体,并指出了与之对应的偏离形态。这并不是一种以个人平等同意为基础的合法性理论,却在统治权的正当依据与统治目的之间建立了持久的联系。
王朝传统和宗教传统将权威建立在世袭地位、神圣秩序或对更高法则的遵从之上。在帝制中国,天命观为解释一个王朝为何有权统治,以及为何可能丧失这一权利,提供了框架。世袭继承并不意味着权威完全不受条件约束:社会动乱与施政失败,都可能被理解为王朝失去上天支持的证据。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传统中,围绕教权与世俗权力各自管辖范围的争论,同样将统治者置于一种规范秩序之中,而非认为拥有武力就足以证明统治的正当性。
近代早期的理论日益将政治授权视为一个独立问题。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年)中,将主权权威解释为个人为摆脱不安全状态和暴力冲突而作出授权的结果。在他的论证中,保护与和平居于核心地位。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两篇》中,将合法政府与自然权利、同意,以及统治者和共同体之间的信托关系联系起来;该书于1689年出版,扉页标注的年份则为1690年。政府若违背所受的委托,就可能构成反抗的正当理由。
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中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人们如何既生活在集体权威之下,又保持自由?他的回答将合法的法律与公意,以及人们对平等成员组成的政治联合体的参与联系起来。这些社会契约理论在主权、代表制、财产和反抗等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它们的共同贡献在于,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不再仅仅取决于世袭身份,而是取决于如何理解个人及其结成的联合体。
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使人民主权的主张获得了制度体现,尽管政治参与的范围仍受到严格限制。此后围绕选举权、解放和殖民统治展开的斗争,对普遍主义话语与成员资格受限之间的落差提出了挑战。因此,合法性诉求的扩展,不仅涉及关于统治者的新论证,也涉及谁算作政治共同体成员的争议。当代理论继承了这一双重问题:什么使权威具有正当性,又必须承认哪些人是其中平等的参与者?
韦伯与权威的社会学解释
马克斯·韦伯将对合法性的信念置于支配问题的社会学分析的核心。他的相关研究汇集于《经济与社会》,该书于他去世后的1922年首次出版,探讨了人们为何将命令视为具有约束力,而不只是被动忍受。在韦伯的专门用语中,支配指的是某一群体服从命令的可能性。相信某种秩序具有合法性,是这种服从的重要基础之一,其他基础还包括习惯、物质利益以及其他动机。
韦伯区分了合法支配的三种理想类型: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传统型权威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既有习俗具有神圣性,而依照这些习俗有权统治的人具有应有的地位。它的运作并不单单取决于传统有多古老,还取决于世代相传的惯例与掌权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得到认可的关系。家户统治、家产制行政和世袭领主制,体现了与这一权威基础相联系的不同制度形式。
魅力型权威建立在追随者对某个人的献身与拥戴之上,他们认为此人具有非凡的神圣性、英雄气概或典范品质。这里的魅力并不只是个人吸引力或受欢迎程度,而是一种关系:追随者承认某人具有非同寻常的权威,并期待看到能够维持这种认同的证据。由于这种关系高度依赖对个人的忠诚,权力继承便成为一个结构性难题。“魅力的常规化”描述了个人权威逐渐嵌入职位、世袭继承、既定遴选程序或持久组织之中的过程。
法理型权威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制定的规则具有有效性,依照这些规则任命的官员有权在其职权范围内发布命令。服从主要指向一种非人格化的秩序,而非作为私人的任职者。官僚制具有明确划定的职权、专业训练、文书档案和等级组织,是这种权威所特有的行政形式。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官僚制都有效率,也不意味着所有依法组织起来的体制在道德上都具有正当性。
这三种类型是分析性建构,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必然依次经历的发展阶段。现实中的制度往往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君主立宪制可能保留传统象征,同时依据法律规则运作;民选领导人可能既担任正式职位,又培养人们对其个人的忠诚。韦伯的框架之所以有力,在于它区分了人们认可权威的不同依据。它的局限同样不容忽视:解释一种合法性信念,并不能证明这种信念在道德上成立。社会学解释可以说明服从为何能够持久,却不必判定这种服从是否理所应当。
道德证成与服从义务
关于正当性的规范理论考察的是,制度性机构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正当地作出并执行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进路强调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人们授权某个机构行使权力,那么这种权力的行使就可能类似于其他基于自愿而产生的义务。难点在于,如何认定政治上的同意具有实质意义。在某一地域出生、持续居住于此或使用公共服务,并不必然意味着自愿同意,尤其是在离开的代价高昂或不存在合理替代选择的情况下。同样,投票也不意味着自动授权此后出台的每一项政策。
另一些理论将正当性建立在保护基本利益和人权的基础上。按照这种观点,一个机构是否具有正当资格,部分取决于它能否保障人身安全、自由、法律保护以及开展社会合作的条件。这类理论说明了,为何即使没有获得一致授权,有效的政府治理仍可能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但它们也面临界限问题:仅凭有益的结果,未必足以证明强制人们、将其排除在决策之外或侵犯其基本权利是正当的。
约翰·罗尔斯提出了一种自由主义理论,其核心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政治权力的行使。在《政治自由主义》(1993年)中,他将合宪权力的正当行使与公民能够合理认同的原则联系起来,即使公民在宗教和道德哲学上长期存在分歧,也能认同这些原则。公共理性的理念关注的是,对宪法根本要素和基本正义等问题如何作出证成。它并不要求人们就每一项政策达成一致,但反对认为仅凭某一种存在争议的完备性学说,就能为强制性制度提供正当理由。
尤尔根·哈贝马斯尤其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年)中,将法律的正当性与民主程序联系起来:受影响的公民可以通过这些程序,参与公共判断与政治意志的形成。权利与人民自治并非仅仅是彼此竞争的价值,二者还相互构成实现的条件。与之相关的协商民主理论强调理由的交流、包容性,以及对决定提出质疑的机会。它们的核心问题不只是多数人是否获胜,而是程序能否让受法律约束的人将自己视为法律制定的参与者。
正当性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受限制的服从义务。哲学家区分了两件事:一是机构是否获准行使强制性权威,二是每个人是否负有遵守每一项法律的政治义务。具有正当性的机构也可能作出不公正的决定,而不伤害他人的义务则可能独立于国家命令而存在。公民不服从凸显了这一区别:一个人可以拒绝服从某项具体法律,同时认同更广泛的宪政框架。因此,规范性争论所关注的,是权威在何种程度、哪些领域内具有正当理由,而不只是将政府二分为完全正当或完全不正当。
民主授权、宪法限制与治理绩效
现代民主将合法性与政治平等以及公众对集体决策的控制联系起来。竞争性选举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公职人员获得授权、以非暴力方式被替换,并向公民负责。选举赋予合法性的力量,并不仅仅取决于计票。有实质意义的竞争、包容性的参选和投票资格、可靠的选举管理,以及反对派存在和活动的可能性,都是必要条件;唯有如此,选举授权才有别于仅仅为既有权力分配盖章认可的程序。
由多数作出决定,为解决政治地位平等者之间的分歧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但多数决原则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合法性问题。关于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选区划分和受保护权利的决定,会影响哪些人能够组成多数,以及多数能够决定哪些事项。长期处于少数地位的群体,可能在形式上享有投票权,却没有切实影响制度运作的机会。因此,民主合法性既涉及决策程序中的平等地位,也涉及对排斥或支配的限制。
宪法可以设立公职、分配职权,并保护权利免受日常政治的干预。法治的各项要求——例如规则公开、面向未来适用,以及限制官员的任意行为——使权力的行使更具可预见性,也更便于提出质疑。司法审查又带来了一个问题: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如何能够正当地宣告民选代表作出的决定无效?支持者强调宪法授权、权利保护以及有理据的法律判断;反对者则强调,司法解释可能取代民主选择。不同宪政体制在这方面的制度平衡各不相同。
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将与参与和代表性相关的输入合法性,同与有效解决问题相关的输出合法性区分开来。弗里茨·沙尔普夫在《欧洲治理:有效且民主?》(1999年)一书中对这一区分作出了重要阐述。后来提出的过程合法性,则将注意力引向决策过程的质量,包括透明度、问责、包容性和程序的健全性。这些类别揭示的是获得认可的不同依据,而非总能按固定比例相互替换的组成要素。
当制度以人们认为适当的方式提供安全保障、公共服务或经济稳定时,其绩效就有助于增强合法性。然而,绩效与正当依据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迅速决策可能与排斥并存;广泛参与的程序也可能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政治问责要求公职人员解释其行为并承担相应后果,从而将这些维度联系起来。因此,持久的民主合法性不能被简化为一次选举的结果或一项良好的经济指标。它关乎授权、权利、制度性约束与实际治理能力,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决策中相互协调。
社会认可、程序正义与测量
实证研究通过态度、行为和制度关系来考察合法性。戴维·伊斯顿区分了对当局及其施政结果的特定支持,以及对政治共同体或政体的弥散性支持。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1965年)中,这一区分有助于解释政治体系为何能在人们对现任领导人不满的情况下继续存续。积累起来的广泛支持,可能使人们接受对自己不利的决定,而不至于否定作出这些决定的机构。
关于程序正义的研究考察决策方式为何会影响人们的接受程度。汤姆·R.泰勒在《人们为什么服从法律》(1990年)中指出,除了对惩罚的权衡之外,人们对程序是否公正、权威是否正当的判断,也有助于解释其遵从行为。研究通常考察的程序特征包括:是否有机会表达意见、决策是否中立、是否受到尊重,以及人们是否认为当局的行为出于值得信赖的动机。这些经历能够传达出,个人是否被当作共同体中得到认可的成员,而不只是受控制的对象。
这些机制尤其适用于人们与警察、行政机关及法院打交道的情境。一个人即使败诉,只要程序显得公正且易于理解,仍可能接受法院的权威。反过来,如果程序显得武断或有辱人格,即使结果对当事人有利,也未必能带来合法性。程序公平与实质公平相互作用:持续的不平等待遇或严重的权利与资源剥夺,即使在存在正式听证程序的情况下,也可能削弱机构关于自身理应得到认可的主张。
合法性无法被直接观察,因此测量起来颇为困难。调查可能会询问某个机构是否有权作出决定、人们是否觉得自己有义务服从它,或其权威在道德上是否正当。有关信任、赞同或满意程度的问题更便于开展调查,但测量的可能是不同的概念。对行为证据的解读同样需要谨慎。遵从可能源于对惩罚的恐惧、习惯、图方便或缺乏其他选择,而非对正当权威的认可。
因果关系的解释还存在其他难题。公正待遇可能增强合法性,但原本就支持某一机构的人,也可能更倾向于正面理解该机构的行为。横截面相关性无法可靠地确定影响的方向。纵向研究、实验和跨机构比较有助于区分这些可能性,但每种方法都有局限。研究者还必须考虑翻译、政治背景,以及批评当局的自由程度不一等因素。在公开表达不同意见习以为常的环境中,与在人们认为表达异议会带来风险的环境中,同样的问卷回答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
国家之外的组织合法性
合法性也有助于解释不具备主权权威的组织如何存续和行动。大学、企业、专业团体、慈善机构和博物馆都依赖外界认可其活动的适当性。组织合法性关注组织与社会既定规范、价值观和分类体系的契合程度。即使组织符合法律要求,并在技术层面胜任其工作,合法性仍可能影响它获得资金、员工、客户、资质认证及合作的机会。
约翰·W.迈耶与布赖恩·罗温于1977年发表的论文《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探讨了组织为何采用与理性和现代性相关联的正式结构。学校或企业设立办事机构、报告制度或评估程序,部分原因可能是具有影响力的受众对此有所期待。即使这些结构对运营效率的贡献尚未得到明确证明,它们仍能帮助组织获得认可和资源。“脱耦”描述的是正式结构与日常活动之间的分离,而不是预设每一项正式承诺都是蓄意欺骗。
保罗·迪马吉奥与沃尔特·鲍威尔于1983年提出的制度同形理论,解释了同一领域内的组织为何日益趋同。强制性压力来自法律要求以及对强势组织的依赖;模仿性压力促使组织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相互效仿;规范性压力则通过专业培训和职业网络产生。这些机制有助于解释,为何面临不同地方条件的组织会广泛采用相似的治理安排、资格凭证和行政管理实践。
马克·萨奇曼在1995年的综合研究中区分了实用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实用合法性涉及受众所感知的自身利益,以及组织活动带来的益处。道德合法性涉及对组织的程序、产出或结构是否适当的判断。认知合法性则涉及可理解性和理所当然性:某种组织或活动可能变得如此熟悉,以至于人们难以想象其他替代形式。这些合法性形式可以相互重叠,也可能彼此背离。一家盈利企业可能让客户满意,却因其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受到批评。
不同受众会提出不同的期望。学生、研究人员、雇主、公共主管部门和当地社区,可能依据部分相互冲突的标准来评价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同样,当员工、监管机构和受影响的社区对决策方式提出质疑时,公司治理所涉及的就不只是满足股东。因此,组织合法性具有关系性,并非管理层只需获取便可永久拥有的资产。透明度、认证和公开承诺可能有助于赢得认可,但其效果取决于受众是否认为相关标准及其执行机构值得信赖。
国际机构与跨国权威
国际正当性关注的是,在不存在统一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权威如何获得正当依据与认可。国家、国际组织、法院和跨国监管机构行使着不同形式的影响力,往往依托相互交叠的法律安排。国际法为授权行动提供程序和标准,但法律效力与正当性仍有区别。一项措施可能在法律上获准,却因缺乏代表性或适用不一致而受到批评;一项提议也可能获得道义上的支持,却不具备既定的法律授权。
国家同意是国际机构权威的重要来源。各国可以通过条约承担义务,并设立有权解释规则或作出集体决策的机构。然而,仅凭同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各国政府代表本国民众的方式各不相同,后代公民并未亲自授权此前缔结并延续下来的承诺,而缔约国以外的人也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国际正当性提出了一个问题:国家的授权与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成立于1945年的联合国体现了正当性依据的多元性,而这些依据有时也彼此冲突。其几乎涵盖所有国家的成员构成,使其在政府间层面具有广泛地位;联合国宪章则规定了该组织的宗旨与权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但其结构并未将决策权平等分配给各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表决中的特殊地位,体现了该组织成立时达成的安排,至今仍是有关代表性与有效集体行动之争论的核心。
欧洲联盟面临的是另一种问题:当行使权威的机构既不是传统的国家政府,也不仅仅是外交会议时,应如何为其权威提供正当依据。欧盟各机构将公民代表、成员国政府代表、法律监督和专业化行政管理结合在一起。有关“民主赤字”的讨论,关注的是这些安排在多大程度上能让公众清楚了解如何通过选举实施监督,并确保公共问责。这些讨论也涉及:当政策的影响跨越国界时,应由哪一层级作出决策。
国际法院和监管机构同样面临专业能力、独立性、参与和国家授权之间的张力。法院可能以专业的法律论证和基于条约的管辖权为依托,同时面临政府或受影响群体的反对。有效提供集体性公共产品可以增强认可,但无法消除人们对影响力分配不均的担忧。国际正当性的独特难题在于,究竟以哪些人为相关公众尚无定论:以国家、公民、受影响人群或全人类为出发点,对于谁应授权并评判跨国权力这一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合法性危机、争议与制度变迁
当承认权威的既有依据普遍失效,或受到严重质疑时,就会发生合法性危机。这并不等同于某项政策不受欢迎、一次选举失利或信任的暂时下降。更深层的危机涉及的是,制度是否仍然具有作出约束性决定的资格。公民可能不再接受官方程序作为解决争端的有效途径,而相互竞争的行动者则各自声称代表政治共同体,彼此的主张互不相容。
多种机制都可能促成这种危机。官方原则与制度实际运作之间若长期存在落差,正当化主张就可能显得不可信。腐败可能使公职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法律上的不平等待遇可能削弱人们对公正无私的期待。行政失灵可能削弱以绩效为基础的正当化理由,尤其是在制度明确以自身能力作为权威依据的情况下。不过,这些情形都不会必然导致崩溃:其影响取决于公众如何理解、有哪些替代选择、组织能力如何,以及原有的支持基础有多深厚。
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1973年)考察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管理、政治决策与公众忠诚的形成之间的张力。另一种与安东尼奥·葛兰西相关的理论传统,则将霸权理解为既靠强制、也靠文化和制度层面的认同来维持的领导地位。这些研究路径使人们注意到,教育、公共话语和公民社会如何帮助政治秩序不断延续。它们也提醒人们,不应假定人们对秩序的接受是在不受资源与影响力不平等左右的情况下形成的。
然而,争议也可能维系合法性,而非摧毁它。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调查报道、公众抗议和法律挑战,都可能表明制度能够容纳分歧、纠正不当行为。当竞争各方认为程序公平,并预期今后仍有机会竞争执政权时,接受选举失利就显得尤为重要。相比之下,强制镇压可以制造表面上的秩序,却无法消除人们对掌权资格的疑虑。因此,公众的沉默并不是衡量制度是否得到接受的可靠指标。
制度变迁还带来了延续性问题。新的宪制秩序可能以民众参与、协商达成的解决方案、法律原则的恢复,或与过去不公正的决裂作为其权威依据。当各方对谁代表人民,或哪些沿袭下来的规则仍具约束力存在分歧时,这些依据就可能发生冲突。修宪程序、公共审议和独立裁决可以为处理此类争端提供公认的途径,但这些程序本身的权威也可能受到质疑。分析转型时期的合法性,必须区分权力承继在法律上的有效性、制度在实践中的巩固、制度获得的承认,以及最终形成的秩序在道德上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