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权是指最高政治权力属于人民,公共机构的正当权力源自人民这一原则。它否认君主、王朝或特权阶层天然享有统治权。在现代宪法学中,这一原则通常体现为如下宣示: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通过代议机构、直接参与或两者结合的方式行使权力。
这一原则关注的是政治权力的来源,而非规定一套完整的政体。它可以为民选立法机关、制宪会议、公民投票及其他制度安排提供依据,但其本身并不能确定谁属于“人民”、应如何确认人民的意愿,或多数人的权力受到哪些限制。因此,它的历史与民主、立宪政体、争取政治参与资格的斗争,以及围绕政治共同体疆域界限的争议交织在一起。在19世纪的美国历史中,“人民主权”还获得了一种较为狭义的含义:允许联邦领地的定居者自行决定是否准许奴隶制存在。
含义与概念辨析
人民主权将两种并不必然重合的观念结合起来:一是公共权力存在最终来源,二是这种权力归属于作为集体的人民。主权通常指一个政治秩序内部的最高权力,或相对于其他政治秩序的独立地位。人民主权所回答的,是关于这种权力的一个特定问题:政府可以以谁的名义、最终经由谁的授权来统治?其典型回答是,公职人员凭借源自人民的权力施政,而不是凭借独立于人民授权的个人统治资格。
这一学说有别于政府日常行使职权的活动。宪法可以确认人民享有主权,同时将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分别交由不同机构承担。官员行使的因而是宪定权力,即由宪法秩序设立并加以限制的权力。相比之下,人民的制宪权涉及人民建立或更替这一秩序的权力。这一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何政府可以受到法律限制,却不意味着人民从属于外部统治者。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区分真正可归属于人民的行为与仅仅声称代表人民的主张?
人民主权并不等同于多数决。当人们的偏好不一致时,多数表决是作出集体决定的一种程序。但这并不能证明,任何场合下的任何多数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宪法可以要求修宪须经特定多数通过,可以在不同机构之间分配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也可以将普通立法与奠定制度基础的决定区分开来。选举获胜通常只是授权胜选者在特定期限内行使特定权力,并不意味着将政治共同体的所有权移交给获胜政党。
人民主权也不等同于议会主权。在以阿尔伯特·文·戴雪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法学论述中,议会拥有最高立法权,而选民则对议会的人员构成施加政治影响。因此,一个制度可以承认人民是政府最终的政治基础,同时将议会视为法律上最高的立法机关。其他宪政制度则将立法机关置于更高位阶的宪法之下,并由法院保障宪法的实施。
还需区分人民主权与国民主权。在法国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学说表述中,国民主权属于由公共机构代表的、持久而抽象的国民整体;人民主权则强调构成政治共同体的公民。这一区别与围绕代表的授权、投票和直接参与展开的争论密切相关。现实中的宪法往往兼用这两套表述。例如,法国1958年宪法第三条规定,国民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和全民公决来行使。此类表述清楚地说明,主权归谁所有,与主权通过何种制度形式行使,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民主革命之前的思想发展
人民主权的思想史源自多种传统,而非某一次独创。古代民主实践、罗马法中的表述、中世纪的团体观念以及近代早期的同意理论,都为后来以民众授权来论证统治正当性提供了依据。这些传统在一些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这里所说的人民究竟包括哪些人,权威能否永久转让,以及反抗统治者是否合法。
在古代雅典,公民群体通过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行使广泛的权力。然而,妇女、奴隶和定居当地的外邦人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因此,雅典的实践既体现了集体自治,也表明享有权力的公民群体与人人都能参与政治之间存在历史性的距离。罗马法则传下了另一套思想素材。查士丁尼《学说汇纂》保存的一段文字,以人民通过一项法律将自身权力授予皇帝来解释皇权的来源。后世的阐释者对此存在争议:这种转让究竟是彻底且不可撤销的,还是共同体仍保有某种根本权威。
中世纪欧洲的政治思想和教会思想中,也包含同意、团体代表以及共同体在确立统治者时所起作用等观念。这些观念并不一定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性质。代表权可能属于等级、城市、教士或其他由法律界定的团体,而非地位平等的公民个人。统治者为共同体的利益而存在这一主张,可以与君主制和等级秩序并存。这些观念的部分意义在于,它们使政治权威成为一种不能仅凭掌握武力就获得正当性、而需要另行论证的事物。
现代主权概念在让·博丹于1576年出版的《国家六论》中得到了重要发展。博丹将主权界定为国家内部绝对而永久的权力。他并未认为主权必然采取人民统治的形式,但他的论述推动人们确立了一个问题:最高权威究竟归于何处。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的《利维坦》中,以个人授权主权者代表自己行事来解释政治权威。他的论证支持强大的主权者,并严格限制臣民不再服从的权利。因此,个人的授权并不必然意味着持续的民主控制。
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两篇》中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该书于1689年出版,扉页标注的出版年份则为1690年。政治社会以同意为基础,多数决定使共同体能够采取行动,而政府受托掌握权力,以实现公共目的。当统治者从根本上背弃这一委托时,共同体可以建立新政府。洛克的论述并非一套主张全体成年人普遍享有投票权的纲领,但他对共同体及其政府所作的区分,对后来的宪政论证产生了重要影响。
让-雅克·卢梭在1762年的《社会契约论》中,将人民主权置于核心地位。在卢梭看来,主权属于全体公民组成的集体,既不可转让,也不能由他人代表。主权体现为公意,其指向是共同利益,而不只是个人偏好的总和。政府负责执行法律,却不拥有主权。他对主权立法与行政执行所作的区分,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民主思想,同时也留下了持久的争议:如何在不压制异议的前提下确定共同利益。
革命宣言与宪法基础
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使人民主权从政治争论的议题转变为宪法权威的明确基础。两场革命都没有立即实现全民政治参与,其制度安排也各不相同。它们的共同意义在于,将政治制度视为人民的创设,而人民有权授权政府并改变政府。
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指出,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政府损害了其应当实现的目标,人民便有权改变或废除它。1787年起草的美国宪法以“我们人民”开篇,将宪法的制定确立于一个集体性的政治主体,而非统治者之间的条约。宪法第七条规定,由各州召开的制宪批准会议批准宪法,而不是仅由各州现有的立法机关批准。这一程序以制度形式体现了日常政府权力与建立宪法体制的权力之间的区别。
由此形成的制度框架并未将人民主权等同于多数人的直接支配。最初的宪法既设有民选的众议院,也规定参议员由各州立法机关选出,总统通过选举人团选出,联邦法官则在行为端正的情况下持续任职。宪法的批准本身也是逐州进行的。这些安排反映了对代议制、联邦联合、机构独立性以及权力集中可能带来的危险的考量。同时,它们也未能解决作为单一整体的美国人民与各州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法国,1789年8月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一切主权的本原根本上在于国民,任何团体或个人都不得行使并非明确来自国民的权力。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主张,国民先于宪法制度而存在,并拥有建立宪法制度的权力。这种表述有助于论证国民议会超越三级会议既有程序行事的正当性。此后,法国大革命催生了对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的不同制度构想,从代议制宪政政府到更直接的人民干预形式,不一而足。
1791年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并在政治上区分了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具有民主性质的1793年宪法宣告主权属于人民,但并未正式施行。这些历史事例表明,宣告权力属于人民,并不意味着选举资格、代表制度、紧急权力或行政机关的组织方式等问题就此得到解决。
后来的宪法在不同背景下采用了类似的表述。印度宪法于1949年通过、1950年生效,以“我们,印度人民”开篇。日本宪法于1946年颁布、1947年生效,宣告主权属于人民。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二十条规定,一切国家权力来自人民。这些文本将公共权力与人民的授权联系起来,同时又将这种权力置于各自不同的代议制度、权利体系和宪法限制之中。它们共同采用的语言,并不能抹去各国宪制秩序在建立过程或运行方式上的差异。
界定人民:公民身份、选举权与排斥
人民主权要求说明哪些人构成了人民。答案不能简单地是“所有投票的人”,因为确定选民范围的规则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运用。一个领土内的全体人口也未必与其公民群体重合。儿童、非公民居民、侨居国外的公民以及被剥夺投票资格的人,都揭示了人口、政治共同体成员以及获授权作出特定决定的选民群体之间的区别。
历史上,人民当家作主的宣言往往与广泛的排斥现象并存。一些国家虽以人民的权威为依据,却通过财产资格、种族限制、基于性别的投票规则和殖民地身份来限制政治参与。在美国建国初期,投票资格主要由各州法律规定,而宪政体制则容许奴隶制存在。1870年批准的第十五修正案禁止因种族、肤色或曾受奴役而剥夺或限制投票权。然而,它未能阻止后来通过歧视性行政措施、暴力以及形式上间接的限制来压制黑人投票的做法。
选举权的扩大改变了人民主权的实际含义。新西兰于1893年赋予妇女议会选举投票权。美国于1920年通过第十九修正案,禁止基于性别剥夺投票权;法国则于1944年赋予妇女投票权。瑞士于1971年在联邦层面实行妇女选举权,而内阿彭策尔州仍然存在的排斥妇女投票的规定,则在1990年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终结。这些变化并非创立了权力源于人民的原则,却极大地改变了能够参与行使这一权力的人员范围。
公民身份仍是界定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核心法律机制。全国性选举的投票资格通常与公民身份挂钩,不过,一些地方选举制度也允许居民基于居住资格参与。侨居国外的公民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保留投票权,具体条件因国家而异。最低投票年龄也将充分的政治参与资格与其他形式的成员资格区分开来。这些安排表明,“人民”是一个由法律组织起来的共同体,其范围不止于在某次选举中实际投票的个人。
更深层的问题是边界问题:谁有权确定一个将实行自治的共同体的成员范围和领土范围?公民投票本身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谁获准投票,以及选择了哪一个地理单元作为投票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投票可能得出一种答案,而在某个地区内投票则可能得出另一种答案。在涉及分离、殖民地独立以及原住民族地位的争议中,这一问题尤为明显。
人民主权也不同于声称人民具有单一且一致的认同或利益。政治共同体内部存在宗教、语言、地域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差异。现代宪政体制通常将平等的成员资格落实为公民身份平等、不受歧视和政治参与的规则,而非要求人们在每一个实质性问题上都达成一致。实践中的问题在于,共同的决策框架如何容纳分歧,同时又不把长期处于少数地位的群体视为享有主权的人民之外的人。
行使人民权力的制度
人民主权通过将公众参与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决策的制度付诸实践。没有任何程序能够不经中介,直接呈现一种浑然一体的人民意志。选举规则划定选区,选票上的选项组织选民的选择,政治组织遴选候选人,法律程序则确定一项决定何时成为最终决定。因此,制度设计塑造着人民权力的表达方式,而不只是记录某种早已完整成形的偏好。
在代议制民主中,公民通过选举授权公职人员,通常也可以在随后的选举中将其替换。代议制度使庞大的人口能够通过持续运作的机构进行治理,而不必为每项决定都集会。它与人民主权的关系取决于实质性的选举竞争、政治自由和问责机制。代表的职责可以被理解为,为公共利益作出独立判断,而不是遵从选民具有约束力的指示。这种自由委任观念有别于命令委任:在后者之下,代表必须服从具体指示,偏离指示便可能被罢免。
选举制度影响着授权的形式。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与比例代表制将地理上集中的支持转化为席位的方式往往不同。选区边界、得票门槛和席位分配都可能改变选票转化为立法权力的方式。因此,执政党即使未获得全部所投选票的过半数,也可能合法拥有议会多数席位。人民主权本身并不指定某一种普遍必须采用的选举办法,但它使选举平等与有效代表之间的关系成为核心宪法议题。
直接民主提供了额外的机制。公民投票将某个问题交由选民表决;公民创制允许提案通过规定程序列入选票;罢免选举则允许选民决定公职人员是否应在正常任期届满前离职。瑞士将代议机构与广泛的公民投票和公民创制程序相结合。瑞士联邦宪法修正案须同时获得参与投票者的过半数支持和过半数州的同意。这种双重多数规则说明,人民直接决策可以与对地域单位的保护并存。
然而,直接投票仍须就问题措辞、竞选活动条件、投票率规则和法律效力作出决定。公民投票可以具有约束力,也可以仅具咨询性质。它可能让选民在明确列出的选项之间作出清晰选择,也可能把几个有争议的议题压缩为一个问题。反复投票、后续立法行动和司法解释也会影响结果的落实。因此,票数结果并不能消除对法律框架的需要;这一框架须规范投票如何发起,以及投票会产生何种后果。
其他参与式安排可以补充选举,但其本身未必行使主权权力。协商民主强调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并交流理由。通过抽签产生的公民大会可以审议提案并提出修改建议,而参与式预算则允许居民影响指定的支出决策。爱尔兰于2016年成立的公民大会,为2018年堕胎问题公民投票之前的筹备过程提供了建议。这类机构将审议与最终的法律授权区分开来:具有代表性的样本群体可以协助拟定选项,而选民全体或立法机关仍保有正式的决定权。
宪法限制、权利与制宪权
人民主权与宪政主义的关系带来了一个始终存在的难题:如果宪法限制了民选多数所能采取的行动,人民又如何能够拥有主权?一种回答区分了人民的根本性授权与政府的日常决策。依照这一理解,宪法限制体现的是一种更为持久的自治框架,而非强加于人民的外部权威。另一种回答则强调,要确保人人享有平等的政治能动性,就必须保障某些权利,不容一时的多数将其剥夺。
保障政治竞争的权利与人民主权有着尤为直接的联系。表达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参与政治的机会,使公民能够批评官员、组织替代性的政治力量,并对公共决策提出异议。如果多数能够永久压制反对者的声音,或阻止他们竞逐公职,那么此后的决策就很难再被视为由平等成员构成的人民持续表达意志的结果。因此,宪法对这些自由的保护能够支撑人民自治,而不只是对其加以限制。
然而,司法审查也带来了一种张力,因为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可能会宣告民选代表制定的措施无效。支持者认为,法院是在执行宪法、保护权利,并维护使民主授权保持实质意义的条件。批评者则质疑,存在争议的宪法裁判是否将过多权力从公民和立法机关转移到了司法机构手中。仅仅把法院描述为民主或不民主,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宪政体制中,法院的权力、法官的任命方式、管辖范围以及法院与修宪程序的关系各不相同。
宪法修正程序为协调人民权威与法律连续性提供了一种机制。这类程序允许根本性变革,同时要求达成比普通立法更广泛的共识。《美国宪法》第五条规定的通常程序,要求修正案由国会两院各以三分之二多数提出,并经四分之三的州批准;该条还规定了通过制宪会议提出修正案的途径。这一程序将全国性机构与以州为单位的批准相结合,而不是采用一次全国投票。其他国家的宪法则要求举行公民投票、由议会多次作出决定,或获得立法机关的特别多数支持。
一些宪政体制对修宪设有实质性限制。德国《基本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特定的根本原则,包括第一条和第二十条确立的原则,不得通过修宪加以改变。在印度,最高法院于1973年在凯萨瓦南达·巴拉蒂诉喀拉拉邦案中确立,议会的修宪权不包括摧毁宪法基本结构的权力。这些安排区分了法律授予的修宪权与不受限制地取代现行宪法秩序的权力。
原始制宪权的概念超出了通常的修宪范畴,但要将其行使制度化,却很难避免悖论。如果制宪权完全不受现行法律约束,相互竞争的各方就可能都声称自己代表了制宪权。如果制宪权完全受现行修宪规则控制,它又似乎与宪定权力无从区分。制宪会议、制宪议会选举、公众咨询以及批准表决,都可以为授权的存在提供依据,但没有任何单一程序能够消除所有争议。核心问题在于参与是否具有包容性、参与是否自由、授权是否明确,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能否保留持续实行政治自治的能力。
联邦制、民族自决与国际权威
当权力分布于不同地域,或通过国际机构行使时,人民主权就变得更加复杂。在单一制的宪法理论中,一个整体的人民可以授权建立中央体制,再由中央向各地区授予权力。在联邦制下,宪法将权力划分给联邦政府和各组成单位。由此形成的秩序,可以依据联邦全体人民、各组成单位的人民,或同时依据两者来论证其正当性。
联邦机构通过不同的代表形式体现这种多元性。立法机关的一个议院可以按人口比例代表公民,另一个议院则以不同的方式代表各组成单位。宪法修正案可能须同时获得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批准。这些安排并不必然否定人民主权;它们明确了集体授权通过不止一个政治共同体来实现。不过,当全国多数与地区多数声称拥有彼此冲突的授权时,这些安排也可能引发冲突。
民族自决将人民的权威与各民族的国际地位联系起来。《联合国宪章》承认各民族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共同的第一条规定,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凭借这一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二十世纪的非殖民化进程赋予了这一原则重要的制度性作用。
民族自决并不等于每个地区都享有不受限制的分离权。国际法也保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而且对殖民地领土的法律处理方式,与对许多国内领土争端的处理方式不同。在1998年的《魁北克分离问题咨询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认定,根据加拿大宪法,魁北克不能单方面分离。法院同时认为,如果在一个明确的问题上,有明确的多数支持分离,就会使相关各方产生就宪法变更进行谈判的相互义务。该咨询意见将民主视为与联邦制、宪政主义、法治和少数群体保护共同发挥作用的原则。
国际合作带来了另一类问题。政府可以缔结约束未来政策的条约,接受国际裁判,或将特定权力移交给共同机构。这些做法在民主层面的正当性,通常以国内宪法程序的授权和持续运作的政治问责机制为基础。欧洲联盟体现了一种多层级安排:公民在欧洲议会中获得直接代表,成员国则通过代表其政府的机构参与其中。至于责任和民主监督应如何在这些层级之间分配,仍然存在分歧。
对外承诺不会自动消灭人民主权,正如国内宪法限制也不会自动消灭人民主权一样。关键问题在于所授予权力的范围、授权作出和变更承诺的程序,以及受影响的公民追究决策者责任的机会。反过来,仅仅援引人民主权,本身也不能取消既有的法律义务。国内宪法权威、国际法律责任,以及关于民主正当性的政治主张,在相互联系但又彼此有别的层面上发挥作用。
人民主权与美国领地的奴隶制
在美国历史上,“人民主权”也指19世纪一项涉及联邦领地奴隶制问题的具体政策。其支持者主张,不由国会直接决定奴隶制的存废,而是将这一问题交由领地的白人定居者,通过领地政府或建州前的制宪程序来决定。这一用法借用了地方自治的理念,但它所针对的是一场特定的宪法争议和地区冲突,而非政治权力的一般来源问题。
1848年美国从墨西哥获得大片领土后,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紧迫。1846年提出的《威尔莫特但书》试图禁止在从墨西哥获得的领土上实行奴隶制,但未能成为法律。参议员刘易斯·卡斯在1847年12月的“致尼科尔森信”中提出以领地人民主权作为替代方案,并在1848年的总统竞选中积极倡导这一做法。该提议似乎提供了一条出路,使国会不必直接作出会导致南北双方选民分裂的决定。
这一方案看似简单,却掩盖了一个关键的模糊之处:领地居民究竟可以在什么时候作出决定?一些人认为,人民主权允许领地立法机关在建州前排除奴隶制。另一些人则主张,奴隶主可以将被奴役者带入联邦领地,只有在制定州宪法时才能禁止奴隶制。这两种立场有着实质性差异。作出决定的时机会影响移民定居、财产权主张、政治组织,以及在选民正式采取行动之前奴隶制扎根当地的可能性。
与1850年妥协案相关的领地安排设立了犹他领地和新墨西哥领地,国会并未禁止当地实行奴隶制。随后,参议员斯蒂芬·A. 道格拉斯将人民主权确立为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核心原则。该法设立了堪萨斯领地和内布拉斯加领地,并宣布《密苏里妥协案》中的限制条款不再有效。此前的限制条款规定,除密苏里外,路易斯安那购地范围内北纬 以北的地区原则上禁止奴隶制。重新开启这一问题的争论并未化解地区冲突,反而使其加剧。
在堪萨斯,支持和反对奴隶制的定居者相互角逐,试图决定该领地的政治未来。选举舞弊、相互对立的政府、恐吓和武装暴力引发了被称为“流血的堪萨斯”的冲突。围绕支持奴隶制的《莱康普顿宪法》展开的争论,进一步暴露了各方对于何种表达才算有效体现定居者意愿的分歧。堪萨斯最终于1861年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这场领地斗争表明,当参与者对选举的合法性、领地机构的权限以及所涉权利存在争议时,依靠投票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冲突。
最高法院在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中裁定,国会无权禁止领地内的奴隶制,使这项政策面临更大困境。然而,在1858年的林肯—道格拉斯辩论中,道格拉斯仍主张,如果没有地方性法规的支持,奴隶制在实践中便无法存续,这一立场被称为“弗里波特主义”。领地人民主权学说由此与有关国会权力、地方立法及奴隶主所声称权利的相互冲突的宪法主张纠缠在一起。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那些获准作出决定的“人民”,并不包括自身自由正被他人决定的受奴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