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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森学会

史密森学会是美国的公共信托机构,集博物馆、科研中心、图书馆、档案馆和国家动物园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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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森学会是美国国会于1846年设立的研究与教育机构,宗旨是“增进与传播知识”。学会总部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管理着由多家博物馆、研究中心、图书馆、档案馆及国家动物园组成的机构网络。其馆藏涵盖自然标本、艺术作品、历史文物、科学仪器、照片、录音及文献档案。虽然学会最知名的建筑坐落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沿线,但其活动范围延伸至美国其他城市及世界各地的研究地点。

学会的创立源于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的一笔遗赠,而史密森本人从未到访美国。在此后的发展中,学会逐渐集多种职能于一身;在其他地方,这些职能往往分别由国家博物馆、大学、政府实验室和文化机构承担。史密森学会保存自然史与人类历史的实物及记录,开展原创性研究,举办展览,并提供面向公众的教育资源。它并非大学,通常不授予学位,但为广泛的学术培训与合作提供支持。

作为由联邦政府设立的公共信托机构,史密森学会独特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其筹资与管理方式。国会拨款支持了学会的大部分工作,私人捐赠、捐赠基金、资助款项和商业收入则提供额外资源。学会的历史也反映出人们对国家认同、科学权威、公众获取资源的机会,以及收藏和阐释其他民族文化遗产所应承担的责任等问题的观念变迁。

创立与国家级机构的发展

詹姆斯·史密森于1765年出生于英格兰,是一位矿物学家和化学家,曾发表有关矿物和化学分析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他在遗嘱中规定,如果外甥亨利·詹姆斯·亨格福德去世时没有继承人,其遗产应交给美国,用于在华盛顿建立一所以史密森命名的机构。史密森于1829年去世,亨格福德于1835年去世后,这项遗赠条款随即生效。史密森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至今仍缺乏完整的文献记载;无论是将其归因于某一桩个人恩怨,还是认为他对在美国建立研究机构已有一套完整构想,都超出了现存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

国会于1836年接受了这笔捐赠。前美国驻英国公使理查德·拉什办理了遗产接收事宜,遗产变现所得于1838年以索维林金币的形式运抵美国,按当时价值计算约为508,318美元。不过,接受遗赠并未立即解决这笔资金应如何使用的问题。提出的方案包括建立大学、天文台、图书馆和博物馆。争论既涉及如何理解史密森的遗嘱指示,也涉及联邦政府在支持知识事业方面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卸任总统后担任众议员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是主张保全这笔遗赠并将其用于指定用途的重要支持者。

1846年8月10日,詹姆斯·K·波尔克总统签署了创立该机构的法案。该法设立了理事会,规定设置秘书长一职,并授权建设用于收藏、图书馆、科学研究和公众讲座的设施。同年晚些时候,物理学家约瑟夫·亨利出任首任秘书长。亨利强调开展原创研究、出版学术成果和进行国际交流,而非仅仅建立一座大型展览博物馆。1848年出版的《史密森尼知识丛刊》第一卷收录了以法莲·G·斯奎尔和埃德温·H·戴维斯的研究著作《密西西比河谷的古代遗迹》,体现了该机构早期对出版研究成果的重视。

史密森尼大楼由小詹姆斯·伦威克设计,建于1847年至1855年间,如今通常被称为“城堡”。大楼最初兼有行政办公、科学研究、图书馆和展览等多种功能。1865年的一场大火损坏了建筑,并烧毁了重要档案和资料。同一时期,联邦政府采集的标本和物件日益集中到史密森尼学会。1838年至1842年美国探险考察队采集的藏品被移交给学会保管,有助于确立其作为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地位。亨利的继任者斯宾塞·富勒顿·贝尔德于1878年至1887年担任秘书长,在他任内,博物馆的发展步伐加快。美国国家博物馆大楼,即如今的艺术与工业大楼,于1881年开放,标志着博物馆群开始在原有城堡之外成形。

法律地位、治理与经费支持

史密森学会既不是普通的行政部门,也不是私人基金会。美国国会将其设立为美国的信托机构,其在法律上的具体待遇,部分取决于所涉及的职能和法律。创立该学会的法律及后续立法规定了它的权力、治理架构和职责。学会既接受联邦政府的支持与监督,也管理私人信托资金。这种安排使其能够接收国家藏品和国会拨款,同时也能接受捐赠,并开展由联邦预算以外的资金支持的活动。

理事会由17名成员组成:美国副总统、美国首席大法官、3名参议员、3名众议员,以及9名公民理事。国会议员理事由各自所属的议院选出,公民理事则通过国会两院联合决议任命。按照惯例,首席大法官担任理事会主席,主持理事会会议。理事会任命学会秘书长;秘书长是学会的最高行政负责人,负责统管旗下博物馆、研究机构、行政事务及全学会的政策。各下属单位设有主管,也可能设有顾问委员会,但仍属于史密森学会整体的治理体系。

学会的财务结构将联邦资金与信托资金区分开来。国会拨款用于支付薪资、建筑设施运行、安保、科研、藏品养护和基本建设项目等方面的开支。信托资金来源包括限定用途及不限定用途的捐赠、捐赠基金收益、资助款、会员费、授权许可收入、零售业务及其他经营收入。这些资金不能简单地相互替代。捐赠人可以将捐赠限定用于某一博物馆、项目或藏品购置,而拨款也可能依法只能用于指定用途。大型建设项目往往同时依靠国会拨款和大规模私人募资。

这种混合体制形成了多层交叠的问责机制。国会审查拨款,并可设立新的博物馆或规定法定义务。理事会监督学会的管理,监察长则负责审计和调查。科研工作还须遵循各学科的同行评审制度,藏品相关决策则涉及专业标准和法律要求。联邦资金供应中断可能影响学会运作,但具体影响取决于可用资源及相关活动。另一方面,私人资金可以增强学会的能力,但也要求学会审慎处理捐赠附带条件及潜在利益冲突。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在于:旗下各机构的藏品、受众、设施及资金来源各不相同,如何在这些机构之间维系一致的公共使命。

博物馆、美术馆与国家动物园

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体系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并非依照统一的建筑规划或学科布局建成。有些机构由美国国家博物馆的各部门演变而来,有些则源于私人收藏,或由国会设立,以填补现有博物馆在某些主题上的不足。通常所说的史密森学会旗下21座博物馆,包括美国拉丁裔国家博物馆和史密森美国女性历史博物馆;这两座博物馆均于2020年获准设立,在2020年代前半期仍处于筹建阶段。国家动物园通常单独计算。因此,获准设立、组织机构成立以及永久馆舍开放,是三个不同的里程碑。

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位于国家广场的馆舍于1910年开放,馆藏涵盖动物学、植物学、矿物科学、古生物学及人类学等领域。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于1964年开放,当时名为历史与技术博物馆,1980年改为现名。其藏品将政治史、军事史与交通运输、工业、家庭生活、娱乐和技术变迁联系起来。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于1946年成立,最初名为国家航空博物馆,其位于国家广场的主馆于1976年开放。该馆设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附近的史蒂文·F·乌德沃尔—哈齐中心于2003年开放,为许多常规展厅容纳不下的大型飞机和航天器提供了展示空间。

学会旗下各艺术博物馆的收藏各有其历史。史密森美国艺术博物馆与国家肖像馆共用历史悠久的专利局大楼。赫希霍恩博物馆与雕塑园于1974年开放,专注于现代与当代艺术。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由1923年开放的弗里尔美术馆和1987年开放的阿瑟·M·赛克勒美术馆组成。其他机构还包括国家非洲艺术博物馆、阿纳科斯蒂亚社区博物馆,以及位于纽约市的库珀·休伊特史密森设计博物馆。国家美术馆虽然也位于国家广场,却是独立机构,并非史密森学会旗下的博物馆。

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运营着2004年开放的华盛顿主馆,以及1994年开放的纽约乔治·古斯塔夫·海伊中心。美国非裔历史与文化国家博物馆于2003年获准设立,2016年开放。这两座博物馆借助以往组织部门未能充分涵盖的藏品和诠释视角,拓展了学会呈现历史的能力。国家动物园成立于1889年,为这一体系增添了活体收藏。其位于华盛顿的动物园和弗吉尼亚州弗朗特罗亚尔的保护设施,将面向公众的展示与动物照护、科学研究及濒危物种管理相结合。

馆藏、文献记录与保存

史密森学会的藏品与标本超过1.5亿件,不过,随着藏品的入藏、编目、调拨或重新分类,总数也会变化。自然史标本在单件藏品数量中占绝大多数。不同学科的计数方式并不统一:一批入藏品可能包含数千只昆虫,一组考古出土遗物可能包括大量残片,而档案藏品的规模则可能以箱数或排架长度(英尺)衡量,而非按件计数。因此,总数只能反映馆藏规模,不能用来直接比较不同馆藏的学术或文化意义。任何时候能够展出的,都只是全部馆藏中的一小部分。

最广为人知的藏品包括“星条旗”、莱特兄弟1903年的“飞行者”号飞机、阿波罗11号“哥伦比亚”号指令舱、希望钻石,以及1939年电影《绿野仙踪》中使用的红宝石鞋。这些藏品的意义不仅取决于实物能否留存,也有赖于相关文献记录。来源与流传记录确立一件藏品的所有权及转手历史;野外记录则说明标本采集的地点和方式。一件附有可靠地点和日期信息的鸟类剥制标本,可以为物种分布变化研究提供依据;一台附有技术图纸和企业档案的工业机器,也比单独一台机器更有助于揭示其制造和使用情况。

馆藏管理包括入藏登记、编目、清点、保管、借展与借用、安保,以及文物保护与修复。不同材质需要不同的保存环境。金属在潮湿条件下可能腐蚀;纸张和纺织品容易受到光照和化学劣化的损害;某些生物标本必须始终浸存在防腐液中;磁带和数字文件则依赖能够正常运作的读取播放系统,或需要迁移至新格式。文物保护人员通过检查和科学分析,区分原有材料与后期改动,并确定如何安全地研究或展示藏品。保护处理并不一定以让藏品焕然一新为目标:使用、修补和岁月留下的痕迹,本身就可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研究和藏品保管工作远不局限于面向公众的展厅。位于马里兰州苏特兰、于1983年启用的博物馆支援中心,提供专门的馆藏空间和实验室。同样位于苏特兰的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文化资源中心,则为馆藏养护、研究及原住民社群利用馆藏提供支持。这些设施表明,藏品保管是一项积极开展的学术工作,而不只是把物品收起来、不让人看见。研究人员检查标本、比较器物、在受控条件下采集材料样本,并修订鉴定结果。决定是否入藏或继续保留藏品时,还必须考虑合法所有权、采集许可、捐赠者设定的限制、空间、长期成本,以及机构是否有能力对所接收的藏品承担妥善照管的责任。

科学研究与野外研究网络

自约瑟夫·亨利执掌史密森学会以来,科学研究就一直是其核心工作。学会早期的气象计划招募观测员,要求他们提交标准化的天气报告,帮助证明了在不同地理位置开展观测的价值。这项计划早于1870年联邦气象部门的成立。史密森学会的科学家及其合作者还参与了勘测、标本采集,以及北美动植物分类等工作。这些活动将野外考察与集中保存的馆藏联系起来,使研究者能够跨地区、跨越较长时段比较观测结果,而非将每次考察视为孤立的行动。

史密森天体物理观测台于1890年在塞缪尔·皮尔庞特·兰利主持下成立,1955年迁至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并于1973年与哈佛大学天文台联合组建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两家天文台在协调开展大部分研究工作的同时,仍保留各自的机构身份。这一合作涵盖恒星与星系天文学、高能天体物理学、行星科学,以及观测仪器的研制与运行。该观测台负责运营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科学中心,表明史密森学会的研究远不止于博物馆藏品,还延伸至空间观测和大型科学合作项目。

位于巴拿马的史密森热带研究所研究热带生物及其环境。其机构渊源之一,是1923年在巴罗科罗拉多岛设立的研究站;该岛形成于巴拿马运河修建期间加通湖的蓄水。当地的长期森林监测帮助研究人员探究树木的生长、死亡、繁殖及物种共存。ForestGEO网络将世界各地的大型森林研究样地联系起来,通过重复测量考察生态变化。热带研究还涉及动物行为、海洋系统、演化以及环境变化史。1965年在马里兰州成立的史密森环境研究中心,则通过研究沿海流域、湿地、养分流动、入侵物种以及人类对切萨皮克湾生态系统的影响,与上述工作形成互补。

基于馆藏的科学研究与野外研究相辅相成。历史标本能够揭示物种过去的分布,为遗传分析提供材料,或记录现代监测开始之前的环境状况。当代采样则提供了解读这些历史记录所需的背景信息。史密森学会的科学家研究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地质学、人类起源等众多课题,并经常与大学、政府机构及国际伙伴合作。国家动物园与保护生物学研究所在动物繁殖、遗传学、疾病及种群管理等领域开展研究。它在黑足鼬种群恢复中发挥的作用,体现了某些濒危物种保护项目需要将圈养繁殖、科学研究以及与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的合作结合起来。

图书馆、档案馆与数字资源获取

史密森学会的研究基础设施包括分布于各博物馆和科研单位的图书馆与档案馆。史密森图书馆与档案馆于2020年由图书馆系统和史密森学会档案馆合并而成,既支持专业研究,也负责保存机构档案。其图书馆馆藏包括科学专著、展览图录、工商文献、珍本书籍及其他出版物。学会档案馆保存着记录史密森自身活动的资料,包括行政档案、照片、田野调查记录和科学家的文稿。这些资源使史密森不仅成为研究广阔世界的资料宝库,其本身也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其他主要档案项目则各自保有鲜明的主题特色。美国艺术档案馆成立于1954年,1970年并入史密森学会,收藏与美国视觉艺术有关的艺术家文稿、书信、照片、商业档案和口述历史。拉尔夫·林兹勒民俗生活档案与藏品部通过录音、影片、照片和田野笔记,记录各类文化表达传统。这些馆藏保存了文化活动中仅凭成品实物无法充分呈现的层面。结合艺术家的书信来解读一幅画,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理解;而要理解一段表演录音,则可能需要了解表演者、观众、所用语言及其社会背景。

数字化扩大了资源的可获取范围,但所涉及的工作远不止拍照或扫描。实用的数字馆藏需要可靠的元数据、稳定的标识符、权利信息、质量控制,以及能够长期保存文件的系统。2020年,史密森开放获取计划以知识共享零许可协议(CC0)发布了约280万项数字馆藏资源,允许不受限制地再利用,此后又陆续增添了更多资料。这项计划涵盖符合条件的图像和数据,并不意味着史密森的所有馆藏都自动进入公有领域。部分藏品仍可能因著作权、隐私、合同义务、文化敏感性或其他问题而受到限制。即便没有著作权限制,如何呈现和再利用文化资料,也仍可能涉及伦理问题。

数字项目还创造了新的参与和分析方式。史密森转录中心于2013年启动,让志愿者能够转录和校核手写文献及藏品标签,将难以检索的图像转化为可用的文本。三维成像有助于细致考察物件的表面和形状,其中也包括无法安全运输的物件。数字馆藏记录还为生物多样性遗产图书馆和生命百科全书等研究工具提供资料。不过,数字替代品并不能与原件等同看待。质地、化学成分、内部结构、尺度等特性可能需要直接检验,而编目不完整则可能导致馆藏中的某些部分在网上远比其他部分容易被发现。

教育、展览与公众项目

史密森学会的教育工作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展览、演示、出版物、表演和学习资源。史密森学会位于华盛顿的大多数博物馆以及国家动物园均免费开放,体现了由联邦政府资助的馆藏应向公众广泛开放的原则。不过,免费入场并不能消除所有障碍:旅行费用、分时段预约入场要求、语言、无障碍条件,以及对博物馆环境的熟悉程度,仍可能影响公众的参与。因此,学会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受众,而非仅仅依靠公众到访国家广场。

展览是依据经过选择的证据构建的论述。策展人决定纳入哪些展品、如何分组、提供哪些背景,以及如何区分已有定论的研究成果与尚存疑问之处。设计师、教育人员、文物保护人员和无障碍专家共同参与,确定如何以安全、易于理解的方式传达这些论述。例如,飞机展览既可以介绍工程技术,也可以探讨制造、军事用途、乘客体验和环境影响。自然史展览则可以从单件标本延伸到跨越地质年代的演变过程。展品说明和互动内容难免有所简化,但其准确性取决于能否保留重要区别,而不只是减少信息量。

史密森学会巡回展览服务处成立于1952年,将展览送往华盛顿以外的场馆。史密森学会联属计划创立于1996年,致力于支持学会与独立博物馆及文化组织建立长期关系。联属机构并非史密森学会的分支,仍保留各自的治理体系,但双方的合作可涵盖藏品出借、专业交流和教育活动。史密森学会之友成立于1965年,提供面向公众的课程、讲座、表演及其他活动。史密森科学教育中心于1985年由学会与美国国家科学院合作创立,最初名为国家科学资源中心,致力于科学教学材料和教育体系方面的工作。这些项目将博物馆的专业知识与教育相结合,但并未使学会成为传统学校或授予学位的大学。

史密森民俗节于1967年首次举办,通过演示、音乐、饮食习俗、手工艺和讨论,呈现活态文化传统。其理念强调传统实践者本身就是知识的来源,将公众活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联系起来。史密森民俗唱片公司于1987年在收购摩西·阿施创办的民俗唱片公司后成立,保存并发行来自多种音乐及口述传统的录音。包括史密森学习实验室在内的在线平台,让教师和其他用户能够组织整理数字资源,从而拓展馆藏在教育中的应用。无障碍工作涵盖字幕、口述影像、触觉材料、无障碍设计,以及针对不同感官和学习需求调整的活动。

原住民族藏品、归还与收藏伦理

史密森学会的藏品是在不断变化的法律和政治环境下汇集起来的。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收藏活动,往往发生在殖民扩张、军事冲突、强迫迁徙以及谈判地位不平等的背景之下。对于与原住民族有关的藏品而言,这些背景尤为重要,包括人类遗骸、随葬品、神圣物品,以及对某一社群的集体认同具有核心意义的物品。博物馆合法持有某件物品,本身并不能说明该物品的取得是否经过真正有效的同意,也不能说明继续保有该物品在伦理上是否正当。

1989年《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设立了这座博物馆,并规定了史密森学会在归还美国原住民遗骸和随葬品方面的责任。1996年的修正案扩大了这一法律框架的适用范围,将神圣物品和文化传承物品等其他类别纳入其中。1990年颁布的美国原住民墓葬保护与遣返法适用于美国许多其他博物馆和联邦机构,但史密森学会遵循的是专门适用于自身的法律条款。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两者的相关程序和机构责任完全相同。

归还工作涉及确认馆藏物品、调查收藏历史、与相关社群协商、评估证据以及安排归还事宜。相关证据可能包括地理来源、文献记录、口述历史、亲缘关系及社群知识。博物馆目录中的描述未必具有定论性:其中可能反映了过时的分类、误解,或是在相关人群未参与的情况下记录的信息。因此,协商既可能改变归属决定,也可能改变藏品的基础描述。协商还可能影响藏品的开放与使用政策,因为在某种情境下适合公开展出的物品,在另一种情境下可能受到宗教或社群规范的限制。

基于伦理的归还不限于美国原住民归还法律所涵盖的类别。2022年,史密森学会通过了一项适用于全机构的伦理归还政策,允许在仅凭合法所有权不足以解决伦理问题时,视具体情况采取共同管理或归还措施。同年,国立非洲艺术博物馆将29件贝宁青铜器的所有权移交给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与古迹委员会,其中9件以借展形式留在馆内。这些物品与1897年英军进攻贝宁城,以及此后王室和仪式用品的流散有关。此类案例区分了几项有时被混为一谈的决定:法律所有权的转移、实物归还、继续展出,以及经协商达成的借展安排。在确定如何负责任地保管藏品时,这些案例也将传统知识以及与藏品来源社群的关系,置于与来源文献记录同等重要的位置。

国家形象的呈现、争议与机构变革

史密森尼学会收藏着具有全国性重要意义的藏品,并获得联邦政府资助,因此,其展览也可能成为争论美国应如何被呈现的场所。博物馆必须在各种可能的主题与阐释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而学者、捐助者、政府官员、社区组织和参观者对这些选择的理解可能各不相同。作为国家级机构,它还面临一种结构性张力:既要呈现共同的公民认同参照,又要记录冲突、排斥现象以及相互对立的历史经历。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展览的文字表述,也涉及藏品征集的优先次序、人员配置、顾问参与,以及各博物馆之间的资源分配。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拟举办的“埃诺拉·盖伊号”飞机展览,成为这类争议的一个突出案例。这架飞机曾于1945年8月6日搭载投向广岛的原子弹。为纪念战争结束五十周年而制定的展览计划引发了争论,争论焦点在于如何平衡军事背景、美国人的战时经历、日本的人员伤亡,以及围绕此次轰炸的历史争议。批评拟议展览方案的人士中,包括退伍军人组织和国会议员。1995年,博物馆取消了原定规模较大的展览,仅展出飞机的前机身,并配以较为有限的说明。这一事件成为探讨公众史学,以及博物馆学术研究在何种现实条件下得以面向全国观众传播的重要案例。

机构变革也体现在新博物馆的设立上:这些博物馆专门呈现以往藏品和展厅未能充分展现的历史。非裔美国人历史与文化国家博物馆的建立,源于持续数十年的倡议,并于2003年获得国会授权。2020年,致力于拉丁裔历史和女性历史的博物馆获准设立,同样使机构承担起超越临时展览的长期承诺。建立这类博物馆需要征集藏品、筹措资金、培养工作人员、开展研究、规划馆址,并与现有部门协调。新博物馆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博物馆可以免除呈现这些历史的责任;相反,它们增添了新的专业研究中心,也为历史阐释提供了不同的可能。

长期保管与维护还带来另一类压力。大型历史建筑需要维护、现代化改造、消防保护、环境控制,以及无障碍通行条件的改善。科研与藏品库房设施既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科研要求,也要应对极端天气和基础设施老化带来的风险。因此,博物馆翻修可能不仅涉及建筑结构修缮,还需要暂时闭馆、迁移藏品和重新设计展厅。围绕这些投入所作的决策,将史密森尼学会广为人知的公共职能与那些不太为公众所见的职责联系起来:保存标本、维系档案、维护科学仪器、记录藏品入藏情况,并确保藏品在有利于长期保存的条件下,仍可供未来研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