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主义是一种政治取向,主张优先保障被视为本国本土成员者的地位,并将某些移民、少数群体或外来影响描绘为对本国集体认同的威胁。在历史研究中,这一术语尤其与美国的反移民运动有关。在比较政治学中,它也用于描述其他地方的一些思想和组织;它们力图使国家主要成为某个被认定为本土的民族共同体的专属领域。这里的“本土”是一种政治界定:其依据可能是血统、宗教、语言、出生地或所宣称的文化传承,而不一定指某一地域最早的居民。
本土主义影响了移民限制、公民身份的界定、宗教冲突、政党竞争,以及获得就业机会和公共福利的资格。其具体形态因国家和历史时期而有显著差异。要理解本土主义,就需要区分对国家的归属感与排斥他者的倾向,考察既有人口与外来者是如何被界定的,并辨明这些区分通过哪些制度产生实际影响。这一政治含义不同于心理学和认识论中的“先天论”(英文同为 nativism);在这两个领域,该词指有关先天心智能力或先天知识的理论。
定义与界限
本土主义将有关正当成员资格的主张与有关危险的主张结合起来:一个国家首先属于其既有的民族人口,而某种被描绘为外来的事物则威胁着这些人口或其生活方式。政治学家卡斯·穆德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定义:本土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认为国家应当仅由本土群体的成员居住,非本土的人或观念从根本上威胁着同质化的民族国家。在历史语境中,这个词的用法往往更宽泛,也涵盖那些寻求给予既有居民优先待遇、但并不要求驱逐所有外来出身者的运动。这两种用法都将本土归属与外来威胁之间的对立置于核心位置。
本土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密切,但二者并不简单等同。民族主义赋予民族在政治合法性和集体认同中的核心地位;它可以支持独立、文化保护或共同的公民身份,而不必将移民视为本质上危险的人群。本土主义则以排他方式界定民族成员资格。它不同于民族中心主义,后者指的是从特定文化群体的立场出发作出判断;也不同于仇外心理,后者指的是对外国人或被视为外来者的人抱有敌意或反感。一项政治纲领可以将本土主义的优待原则制度化,而不要求每一位支持者都在个人层面对移民表现出敌意。
本土主义也与种族主义有所重叠,但两者仍可区分。有些运动以所谓的生物学种族类别来界定民族归属;另一些则强调宗教、语言、世代相传的习俗,或与公共价值观的相容性。这些标准可以共同发挥作用。宗教或文化层面的描述可能将固定特征强加于整个人口群体,包括在该国出生的公民。反过来说,在特定法律情境下基于公民身份给予优先待遇,也不自动构成本土主义。判断时需要考察的是:作出区分的理由是什么,哪些人被排除在外,以及他们的外来属性是否被视为永久不变或具有威胁。
因此,“本土”的含义取决于相互关系,而非不言自明。移民的后代可能声称自己对国家拥有排他性的归属权,却否认后来者拥有同样的权利。一个在本地出生的宗教少数群体可能被描绘为外来者,而一个在国外出生、但拥有受青睐血统的人,却可能被接纳为民族的一员。政治上的本土主义不应与原住民族的地位或权利诉求混为一谈;原住民族的权利可以源于他们更早在当地居住的事实、历史上遭受的剥夺,以及与国家之间独特的政治关系。
同样,并非每一项限制移民的提议都能证明本土主义的存在。政府出于行政、经济、人道主义和安全等原因管理移民入境。要判断一项提议是否属于本土主义,就必须考察它是否将本土人口优先和外来者构成威胁作为其基本原则,而不能仅凭移民人数目标来推断其意识形态。
美国本土主义的兴起
尽管对外来者的敌意早于现代国家出现,但作为英语世界中的政治概念,本土主义在19世纪的美国发展得尤为强劲。移民规模扩大、选举竞争以及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使其形成了鲜明的组织形态。1790年的《归化法》将归化资格限定为“自由白人”,表明国民资格早已存在种族界限。1798年,在美国与革命时期的法国发生冲突之际,联邦立法将归化所需的居住年限从五年延长至十四年,并授权对外国人采取措施。这些措施产生于特定的党派斗争和国际危机,而非后来群众性的本土主义运动,但它们在外国出身、政治忠诚与国民资格之间建立了持久的联系。
自1830年代起,爱尔兰和德国移民不断增加,使天主教机构与以新教为主导的公共文化之间的冲突日益显著。反天主教活动人士声称,效忠教皇与共和制度下的独立自主格格不入。围绕教育的争议尤为重要,因为公立学校普遍采用新教的宗教礼拜和《圣经》诵读活动。天主教徒对这些做法提出异议,却可能被反对者描绘成对美国制度的攻击,而非对宗教平等的诉求。1834年,暴徒摧毁了马萨诸塞州查尔斯敦的乌尔苏拉会修道院;1844年,费城的反天主教暴力事件造成人员死亡,多座教堂遭到破坏。
本土主义在政治上最突出的表现是美国人党,该党通常与“无所知运动”联系在一起。它起源于秘密组织;成员在被问及自身活动时,总是声称一无所知,这个广为人知的名称便由此而来。1850年代,该党主张限制移民和天主教徒的政治影响力,具体措施包括延长归化年限,以及优先由本土出生者担任公职。1856年,该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获得了约21.5%的普选票,并在马里兰州胜出。该党的迅速崛起表明,本土主义可以成为一股重要的选举力量,而不只是局限于街头煽动。
它的衰落也说明了其他政治分歧的重要性。1850年代,围绕奴隶制的冲突使这场运动分裂,并重塑了全国政党竞争的格局。本土主义并未消失,但承载它的政治组织未能解决日益主导政治的南北地区分歧。此后,反天主教活动又在其他团体中重新出现,其中包括1887年成立的美国保护协会。
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于1955年出版的《异乡客》,成为研究1860至1925年美国本土主义的奠基性著作。海厄姆将反天主教主义、种族观念以及对外国激进主义的恐惧视为彼此有别却又相互作用的传统,并加以考察。他的研究视角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认识:本土主义并非单一且一成不变的偏见;随着人们对所谓国家威胁的解释不同,不同群体都可能成为针对的对象。
移民限制与公民身份的种族化
美国本土主义通过对入境和归化的限制,获得了持久的制度化体现。在太平洋沿岸,反对华人移民的主张将经济诉求、种族排斥,以及华人居民无法成为国民共同体成员的论断结合在一起。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固然重要,但这场运动也得到了政界人士和各类组织的支持,他们将华人在美国定居本身描绘成不可取之事。1875年的《佩奇法案》限制了若干类别移民的入境,其执行方式尤其严厉地限制了中国女性移民。1882年的《排华法案》暂停接纳华工移民,并禁止中国移民归化入籍。
这些限制与入境、归化和出生公民权之间的法律区分并行存在。在1898年的“美国诉黄金德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一名在美国出生、父母为在美定居华人的男子,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具有美国公民身份。因此,被排除在移民或归化资格之外,并不必然否定其在美国境内出生的子女依据宪法享有的公民身份。这些规则的并存表明,不能仅凭移民法来理解本土主义:谁能成为国家共同体的一员,也是在宪法解释和诉讼中不断争论的问题。
20世纪初,限制移民者日益将矛头指向来自南欧、东欧以及亚洲的移民。他们的论点援引了优生学、种族分类、对工业劳动力的忧虑,以及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恐惧。1917年的《移民法》设立了读写能力测试和亚洲禁入区。1921年的《紧急配额法》以1910年人口普查记录的外国出生人口为依据,按国籍设置移民配额。1924年的《移民法》最初采用了更低的配额比例,并以更早的1890年人口普查为基准,从而使在美国定居历史较长的国籍群体占据优势。该法还将不具备入籍资格的外国人排除在外;在当时以种族为依据的归化规则下,这实际上也终止了日本移民赴美的途径。
司法判决进一步强化了归化入籍的种族界限。在1922年的“小泽诉美国案”中,最高法院驳回了一名日本移民以白人身份申请入籍的主张。在1923年的“美国诉巴加特·辛格·辛德案”中,法院同样驳回了一名印度申请人的主张,依据的是所谓对白人身份的通常理解,而没有接受人类学上的分类。这些判决暴露了种族类别的不稳定性,却又赋予其影响深远的法律效力。
这一制度框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排华规定于1943年被废除,但移民仍受到严格限制。1952年的《移民与国籍法》取消了归化入籍的种族限制,同时保留了按民族来源分配配额的制度。1965年通过的修正案废除了这一配额制度,转而更加重视家庭关系和职业资质。这些变化改变了移民筛选的法律结构,却没有消除围绕移民、文化归属或国家认同的政治争议。
欧洲政治中的本土主义
欧洲本土主义的发展有着不同于美国的历史背景,包括相互竞争的民族运动、帝国统治、宗教分歧以及国界变迁。反犹主义常常将犹太人描绘为外来者,即便他们已在当地世代居住,或正式拥有公民身份。这种排斥不能简单归结为反对新移民:其前提往往是否认某个少数群体有任何融入本国的可能。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法,便是通过基于血统的分类,以法律手段剥夺平等成员资格的极端例子。不过,要解释纳粹政权的种族意识形态和种族灭绝政策,不能仅仅依靠本土主义这一范畴。
1945年后,劳工招募与非殖民化改变了西欧各国的人口构成。西德于1961年与土耳其签订劳工招募协定;法国接收了来自南欧和北非的移民;英国则接收了来自加勒比地区、南亚以及前帝国其他地区的移民。许多计划最初设想招募的只是临时劳工,但随着这些人定居并组建家庭,成员归属问题也成为长期议题。因此,政治冲突不再局限于应允许多少劳工入境,还延伸到他们的子女、宗教、语言和机构是否属于本国共同体。
自20世纪后期起,被学者归类为本土主义的政党在多个国家日益受到关注。法国国民阵线成立于1972年,丹麦人民党成立于1995年,荷兰自由党成立于2006年。这些政党的纲领和发展轨迹各不相同,其立场也会随时间变化。比较研究着眼于反复出现的共同主题,而不预设这些政党在组织上具有同一性:本国人优先、限制移民、反对多元文化政策,以及将某些少数群体描绘为与本国文化格格不入。在许多情况下,围绕伊斯兰教的争论,与此前有关国籍和劳工移民的关切一样,成为重要议题。
欧洲一体化又增添了一层制度背景。欧洲联盟保障其公民的迁徙和居留权,而申根区参与国通常取消彼此边境上的常规检查。这些安排将欧盟公民的跨境流动与其他国家公民的移民活动区分开来。当超国家机构被描绘为妨碍本土人口掌控成员资格时,反对一体化的立场就可能与本土主义交织。然而,对一体化的批评也可能出于经济、宪制或民主方面的理由,而不以本土主义为前提。
英国2016年举行的英国脱欧公投说明了作出这一区分的必要性。移民与自由流动是公投宣传中的突出议题,但支持脱欧也涉及主权、政党认同、经济预期和制度偏好。不能仅凭公投结果,就将全体选民或所有主权论述归为本土主义。分析应当考察的是有关外来者的具体主张、国民成员资格的界限,以及为维护这些界限而提出的政策。
地方归属、非殖民化与国内迁移
在欧洲和北美以外,本土主义诉求往往产生于殖民边界、发展不平衡、人口迁移以及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争议的相互作用。“本地人”可能指被认为扎根于某一地方的人群,而非整个国家的多数人口。因此,相互竞争的双方可能拥有相同的国籍。分析的关键在于:一方是否以世代相承的归属为依据主张优先权,以及新来者是否被描绘成对既有人群构成集体威胁。拥有外国国籍并不是必要条件。
学者用“土地之子”政治一词,指称那些要求被认定为某一地区原住居民的人群在就业、土地、教育或公职方面享有优先权的运动。例如,印度的湿婆军党成立于1966年,最初围绕马拉地语居民在孟买的就业和影响力诉求展开动员;孟买当时的英文名称为 Bombay,现为 Mumbai。该党早期的运动包括反对来自印度其他地区的移民。这一案例说明,语言和地域界限如何在同一国家内部构成排斥的基础,也说明了为什么全国层面的国际移民统计可能遗漏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本土主义动员形式。
在非洲部分地区,土著性诉求——即因出身而归属于某一特定地方的主张——影响了选举和土地争端。这类诉求可能以祖籍村落、父母出身,或某一社群据称比另一社群更早定居于此为依据。20世纪90年代,在科特迪瓦,与“科特迪瓦性”(ivoirité)相关的争论同国籍、参选资格,以及与邻国存在联系的人群的地位交织在一起。这些分类之所以变得重要,部分源于此前的劳工迁移和政治竞争的变化。如果仅将由此产生的冲突视为界限固定的族群之间亘古不变的对立,就会掩盖那些使出身具有政治意义的制度与历史变迁。
经济优惠政策同样需要审慎解读。马来西亚于1971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将减贫目标与经济参与结构的重组相结合,尤其着眼于土著群体。可以从族群优惠以及有历史依据的归属诉求角度考察此类政策,但不应自动将其与反移民运动归为一类。政策宣示的目的、法律分类、受益群体及其殖民历史背景都很重要。对于旨在保护濒危语言或纠正土地等被剥夺状况的政策,也应保持同样的审慎。
因此,不能仅凭用语就对争取民族自决以及被殖民人群或原住民族权利的运动作出归类。无论是争取解放的事业,还是排斥他人的事业,都可能诉诸土地、祖先或文化存续。一个有用的区分标准,是其所主张的政治关系:防止被剥夺、在国家内部平等参与、领土自治,还是让被划为外来者的人永久处于从属地位。具体运动可能兼有不同诉求,因此,与其给整个民族或地区的事业贴上单一标签,不如关注其纲领与实践,这样更有助于理解。
对支持与动员的解释
研究区分了两类因素:一类使本土主义诉求具有吸引力,另一类则是将这些诉求转化为政治行动的组织。经济层面的解释强调围绕工资、就业、住房、公共服务和福利展开的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可能带来不确定性,而某个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则可能使特定服务承受压力。然而,移民的经济影响因行业、时期、技能构成和政策环境而异。因此,声称移民造成了某个社会问题,本身并不能证明事实确实如此;某地出现不利后果,也不足以确立“外来者威胁国家”这一更宽泛的意识形态结论。
政治态度不仅受个人物质利益影响,也会回应人们所感知的集体处境。即使自身工作并不直接面临移民竞争,人们仍可能根据他们所认为的移民对国家文化或经济的影响来评价移民。因此,研究区分了个人的经济不安全感、对国家前景的判断,以及对文化变迁的看法。这些维度可能相互强化,却不能相互替代。受教育程度、职业、年龄、居住地和既有政治认同,都可能与相关态度存在关联,但没有任何单一变量能够提供充分解释。
社会心理学的相关见解涉及群体边界、地位和威胁。社会认同理论考察对某一群体的认同如何影响人们对群体内外成员的比较。着眼于威胁的研究取向区分了物质层面的关切,例如资源竞争,以及围绕宗教、语言或习俗的象征层面的关切。这种区分是分析上的:公共论辩往往将两者结合起来。当政治领袖或新闻报道反复将移民与安全问题或文化衰落联系起来时,国家归属感也可能变得更加突出。这些机制有助于解释态度上的差异,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作出相同反应。
不同人群之间的接触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但其作用取决于具体条件。群际接触理论指出了持续互动能够减少偏见的条件,尤其是参与者地位平等、具有共同目标并得到制度支持的情形。仅仅居住在同一地区,并不能保证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居住隔离、工作场所中的不平等,或围绕稀缺资源的冲突,所带来的体验可能不同于学校或志愿团体中的合作。因此,一个社区的移民人口比例本身,既不能揭示接触的质量,也不能据此预测人们会作出一致的政治反应。
组织和政治竞争补全了这一解释。政党、竞选团体和媒体行动者选择议题,指认所谓的威胁,并提出政策,为不满提供表达渠道。选举规则影响着专门围绕此类议题组织起来的政党能否获得代表席位,或既有政党是否会吸纳其诉求。研究还区分了本土主义与民粹主义;后者将道德意义上界定的人民与被视为腐败的精英对立起来。当精英被指责偏袒外来者时,两者可以结合,但民粹主义的主张不一定以血统来界定人民,本土主义的纲领也不一定反对精英。
政策工具与法律约束
本土主义目标可以在成员资格形成的不同阶段融入政策。入境规则决定谁可以进入;居留规则决定谁可以留下;归化规则规定如何取得公民身份;社会政策则在居民之间分配权利和资源。语言要求、国籍优待、家庭团聚限制、驱逐出境权或就业限制,在不同制度中可能服务于不同目的。因此,必须结合具体背景评估每一项措施。判断其性质,不仅要看它的限制性效果,还要看它划分了哪些类别、以何种理由作为依据,以及它与更广泛的本土人口优先方案有何关系。
公民身份法尤为重要,因为它能使世代相承的归属关系在法律上长期延续。出生地主义将公民身份与出生地联系起来,而血统主义则依据亲子关系传递公民身份;许多制度兼具两者的要素。这两项原则本身都不必然具有本土主义性质。出生地规则可能设有例外,血统规则也可能与较易取得公民身份的归化制度并行。然而,严格限制归化,同时以血统界定成员资格,可能使在本地出生的移民后代无法获得完整的公民身份。反过来,面向有共同祖源的海外人口的优惠归化政策,可能接纳从未在该国生活过的人,却将长期居民排除在外。
一种相关的政策模式是福利沙文主义:既支持社会福利供给,又主张通过限制措施,将福利保留给受到优待的国民群体。在分析上,这与反对福利支出本身有所区别。有关提案可能区分公民与非公民、新近入境者与定居已久的居民,或按文化标准界定的本土人口与其他人。其后果取决于缴费要求、居住年限、互惠协议以及所涉及的福利项目。由于福利制度本就包含各种资格规则,仅有居住条件并不足以证明其背后的理由是本土主义。
法律限制来自国内宪法、立法和国际义务。人权标准保护许多不以公民身份为前提的利益,但某些政治权利和入境权利仅限本国国民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载有关于平等、宗教自由和程序保障的规定。在欧洲,《欧洲人权公约》能够约束影响家庭生活的措施,并禁止某些歧视性待遇。不过,各国在移民事务上仍保有相当大的权力,适用的保障也因法律身份和个案情况而异。
难民保护涉及一套独立的法律框架。不驱回原则限制将人遣返至其面临特定形式严重伤害的地方;其适用范围和例外因相关法律文书而异。国内法院也可以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程序是否公正,以及是否符合宪法。由此产生的争议,并不只是国家不受限制的管控与个人不受限制的流动之间的较量。它们涉及边境管理权、个人身份、平等待遇和可依法强制履行的义务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往往发生在不同法院和机构各有不同权限的制度之中。
研究方法与阐释争论
历史学家通过组织档案、报纸、宣传册、竞选活动、立法、司法判决,以及有关暴力或日常排斥的记述来研究本土主义。这些资料反映了不同层面的活动。政党纲领记载的是官方立场,未必体现每一位选民的动机;报纸上的宣传活动记录的是公共言论,未必意味着全体民众都接受这些言论。法律档案或许能格外精确地揭示排斥现象,却较少反映非正式的做法。因此,历史解释需要将政治语言与制度、社会条件及可明确辨认的行动联系起来,而不能认为敌意言论本身就足以解释一切。
比较政治研究采用政党宣言、专家评估、问卷调查、访谈、实验和选举数据。这些方法各自测量的对象并不相同。有关理想移民规模的问题,可能反映政策偏好,却不足以证明受访者相信本国应归本土人所有。有关血统、宗教,或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的”本国人的问题,更接近于测量群体成员资格的边界,但这些问题在不同国家的含义有所不同。受访者对移民、外国人和公民等词语的理解也可能并不一致。要进行有效比较,就必须关注措辞、翻译、国家制度,以及特定群体在历史上的意义。
因果推断还面临其他困难。移民与排斥性政党所获支持之间存在统计关联,并不能证明这种支持仅由移民带来。移民可能选择在有就业机会的地方定居,年轻人口可能迁离衰退地区,而政党也可能有选择地在容易接受其主张的地区开展竞选。研究者利用纵向数据、调查实验和自然实验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每种研究设计都有局限。针对某一次移民潮、某个地方或某种选举制度得出的结论,未必能够直接适用于其他情境。
区分个人态度与总体选举结果同样重要。一个选区即使内部意见多元,仍可能以很高的得票率支持某个政党;选民也可能出于与移民无关的原因支持该党。政治言论的变化也可能独立于全体选民态度的变化。大众传媒和数字传播使测量更加复杂,因为一条信息的可见度并不等于人们对它的认同,而高度活跃的参与者也未必能代表全国人口。研究必须明确说明,其试图解释的究竟是信念、表达出来的偏好、组织成员身份、投票行为,还是已付诸实施的政策。
一个持续存在的阐释争论,涉及这一范畴本身应涵盖多大范围。狭义定义可以提高比较的精确性,却可能将歧视长期定居的少数群体、而非新近移民的运动排除在外。广义定义能够涵盖这些情形,却有可能将民族主义、宗教多数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常规的公民身份区分都纳入同一个概念。因此,审慎使用这一概念,需要明确谁被界定为本土人,谁被排除在这一范畴之外,被指称的威胁是什么,以及由此产生了何种实际的优先待遇。这些问题使研究者能够比较不同运动,而不必假定它们具有相同的历史、支持群体或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