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学中,关联性指人们如何理解、建立、维系,有时又解除被视为亲属关系或类似归属形式的联系。这一研究取向并不预设这些联系源自生物繁衍,随后才被赋予社会意义,而是考察关系如何通过喂养、共同生活、照料、记忆,以及交换物质或财物等实践而获得意义。关联性尤其与珍妮特·卡斯滕的研究,以及20世纪晚期亲属关系研究的复兴密切相关;它是一种分析取向,而非单一且得到普遍认同的理论。
概念与范围
这一概念将关注点从依据预先设定的分类判断谁算亲属,转向考察在特定情境中,人们如何成为亲属并维持亲属关系。它既涵盖通过出生和婚姻得到承认的联系,也包括通过收养、共同居住、食物滋养、仪式和持续照料而建立的联系。
其中有三个核心问题:
- 是什么使人们彼此相连? 答案可能涉及共同的祖先、血液、乳汁、食物、土地、名字、记忆或宗教信仰。
- 联系如何得到维系或发生改变? 维系关系可能需要探访、物质支持、参与典礼,或承认彼此的义务。
- 谁承认这种联系? 个人体验、共同体的认可和法律地位可能相互一致,但也未必如此。
关联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情感、亲密或自由选择的交往。关系也可能是承袭而来的、强制性的、不平等的,或充满敌意的。这个术语也不会自动涵盖一切社会联系:它的分析价值取决于研究者是否明确界定了所考察的归属形式,以及人们彼此牵连的方式。
人类学中的这一用法不同于遗传学上的亲缘性,后者涉及生物学关系,可以用数量表示。生物学联系对于关联性的人类学研究可能十分重要,但其社会意义需要加以考察,而不是预先认定。
思想背景
经典亲属关系研究
亲属关系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人类学中占据核心地位。研究者考察世系、婚姻、继承和亲属称谓体系,并经常借助谱系学绘制关系图。与结构功能主义相关的研究取向考察亲属群体如何组织权利、义务、政治权威和财产。其他取向则强调婚姻联盟与交换。
这些传统提供了重要的比较工具,但往往将生殖联系视为亲属关系的基础框架。不符合这一框架的关系,可能被归类为“真正”亲属关系的延伸,或称为“拟制亲属关系”。这类措辞可能会把生物学联系确立为评判其他关系的标准。
对生物学预设的批判
戴维·M.施奈德在《亲属关系研究批判》(1984年)中,质疑了亲属关系是一个以生殖为基础的普遍领域这一预设。他认为,人类学家常常将欧美社会关于血缘、自然和家庭的观念投射到其他社会之上。
这一批判影响深远:如果亲属关系的边界因文化而异,研究者就不能简单地从一个普遍适用的生物学定义出发,再去记录各地的变体。他们必须考察人们自己认为什么样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联性是回应这一问题的有影响力的研究取向之一。它使研究者能够探究各种联系,而无须预先判定这些联系究竟属于“生物”还是“社会”。
珍妮特·卡斯滕的贡献
卡斯滕通过在马来西亚兰卡威开展的民族志研究,发展了这一取向。她的研究强调,喂养、共享食物和共同生活能够参与构成亲属关系,而不只是表达一种出生时便已确立的关系。
她的论文《亲属关系的实质与炉火的温暖》(1995年)、专著《炉火的温暖》(1997年),以及主编的文集《关联性的文化:亲属关系研究的新取向》(2000年),推动“关联性”成为复兴后的亲属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
这些研究并未主张身体物质无关紧要,而是表明,身体、物质、家庭日常实践与社会关系可以被理解为相互构成的。
关联性的形成过程
喂养、照料与共同居住
喂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建立关系的实践,尤其是在食物滋养被认为会塑造一个人的身体实质或性情的地方。一次次共同进餐和日常照料,可能在没有公认共同祖先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持久的联系。
共同居住同样可能是关系的构成要素,而非无关紧要的附带情形。住户可以成为关系发展的场所,人们通过劳动、依赖、合作以及共同经历的积累形成关系。不过,共同居住并不总会产生亲属关系,亲属也未必共同生活。它的意义取决于当地的理解和具体的历史。
物质、祖先与身体
血液、乳汁、生殖物质以及遗传的身体特征,都可以成为表达联系的有力方式。然而,它们的意义在不同社会中并不一致。
因此,关联性取向并不是以纯粹的社会解释取代身体联系,而是追问身体过程如何得到解释,以及各种物质如何与身份、义务和归属联系起来。血亲关系与日常照料可能相互强化,也可能在张力中并存,或成为争取关系认可时相互竞争的依据。
仪式、名字与记忆
联系可以通过仪式、命名、纪念活动和财物的传承而建立或更新。追忆祖先或讲述共同的过去,可以让关系在当下得到体现,即使相关的人从未谋面。
房屋、照片、坟墓、传家宝及其他形式的物质文化,都有助于维系这些联系。它们不仅是关系的证据:它们的流转、保存或毁弃,还可能主动改变人们认定归属的方式。
因此,关联性具有时间维度。它不仅涉及当下的互动,也关乎对未来的预期和对历史的记忆。
研究应用
收养与生育安排
收养研究考察出生联系、法律上的亲子关系、照料和个人经历如何相互结合或彼此区分。它并不预设其中某一维度必然决定哪种关系才是真实的。
辅助生殖与代孕研究同样考察人们如何理解遗传贡献、妊娠、生育意愿和照料。这些案例使某些区别变得清晰可见,而在其他家庭安排中,这些区别可能并不那么明确。
人口迁移与跨距离的关系
人口迁移表明,空间上的接近既不是持久关联性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汇款、通信、探访和参与家庭决策,都可以维系跨越国界的义务。
与此同时,距离可能使照料责任和权威重新分配。提供经济支持者与承担日常照料者,在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可能有所不同。关联性取向关注参与者如何协商这些差异,而不是把家庭视为一个仅仅在空间上延伸、内部却保持不变的单位。
法律与制度认可
个人对亲属关系的理解,并不总与法律认可的类别相吻合。有关继承、移民、亲子关系和信息获取的规则,可能优先承认某些联系,同时排除其他联系。
因此,法律认可也是关联性产生实际后果的过程之一。它可以保障义务的履行和应享的权益,却不一定能创造情感上的亲近,也无法涵盖人们认为重要的全部关系。
方法论意义
关联性研究通常依靠参与观察、访谈、生活史,以及对日常实践的关注。谱系图仍然有用,但被视为局部的呈现,而不是涵盖一切有意义联系的完整关系图。
研究者可以比较人们对关系的说法与他们长期以来的实际行为。被称为近亲的人可能很少获得支持,而没有亲属关系的照料者却可能变得不可或缺。这种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言行矛盾:不同情境可能使不同的归属依据发挥作用。
关注语言同样重要。将一个当地术语直接译为“家庭”“血亲”或“朋友”,可能掩盖需要加以解释的区别。关联性取向鼓励研究这些区别,而不预设当地的类别必然具有明确边界,或其内部必然一致。
局限与争论
关联性的宽泛既是优势,也带来了困难。如果它涵盖一切有意义的社会联系,就可能变得过于模糊,无法解释亲属关系与友谊、邻里关系或政治结社之间的区别。因此,研究者需要明确说明自己所分析的实践、类别及其后果。
强调关系的建构,也可能低估关系的持久性与强制力。人们并不总能选择或舍弃祖源、承袭的义务,或公众赋予的身份。关联性不仅涉及照料,也同样可能涉及排斥、冲突和对资源的不平等控制。
最后,拒绝生物决定论,并不意味着生物过程不重要。一个核心的分析难题在于,如何解释生殖联系、身体体验、法律分类和日常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不将其中任何一项化约为其他因素。关联性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支持这类探究,而不仅仅是充当“亲属关系”一词的一个范围更广的替代说法。